重建少年对“自己的文学”的信心
少年时期，是儿童向成人的过渡阶段，是身体发育，心灵也要跟随适调的阶段，也是一个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阶段，在这一阶段，海量信息以各种方式触及少年，在整合与内化中形塑着其人格和行为处事的原则。在知识网络化、信息碎片化的当下，如何用文学和阅读的力量帮助孩子安然度过这一阶段，绝非易事。其中，少年文学如何参与，又面临着哪些机遇与危机？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当代少儿文学创作与研究国际论坛暨《全国优秀作文选》四十周年刊庆活动上，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就此展开热议。
将成长看成自己的基本命题
上世纪80年代初，作家曹文轩就反对将主题较为深入的儿童文学作品冠以“成人化”的标签。他曾提出过一个口号，指出当时的儿童文学不能忘记中学阶段这一块广阔的“贫民区”。针对这一阶段的创作，便是少年文学。在曹文轩看来，少年小说虽与成长小说在定义上有一定区别，但成长应当被少年小说视作自己的基本性质——好的少年小说、有深度的少年小说，应将成长看成自己的基本命题。
“少年小说或曰成长小说的出现与格局的形成，表明了儿童文学对一定年龄儿童成长的关注，这种作品与这一年龄阶段儿童的认知能力、审美能力与心理等契合。阅读这样的作品，对于他们的成长无疑有很重要的意义。”曹文轩表示，当许多儿童进入少年期，会发现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本是一片没有太大动静的心田，忽然在一场春雨之后，变得生机盎然。“然而这片心田生长出来的并不都是一样的东西。它们是互相排斥的，倾轧、冲突，无休止地发生着。当然，这其中总有一股新鲜、向上的力量，在各种混乱的力量中企图直线向前。”与这一时期复杂的心理状态对应的文学作品，不会向着曾经不言自明的“儿童文学”靠拢，而是要“远远地甩开它，走自己的路，吃自己的饭”。
“作为个人所处的现实世界，和作为个体的自我，是成长小说的两个要素。”评论家陈香说，“成长小说所呈现的，既是个体的经历和变动，更是个体激烈的内心冲突与细微的情感、精神变化。”她提出，“改变”是成长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词，也构成了作品的叙事维度。同时，“成长”是一个“寻找”的过程，成长小说中的成长需要彰显一种更为稳定的价值观，提供一种“度过磨难和冲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的动力。当对近十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成长小说进行研读时，陈香发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具代表性的成长小说中，少年面对的窘迫往往是外在现实的困扰，近十年来，成长主题则从外界的压迫困扰，转化为“主体性”生成的过程。同时，与当年作品中更多展现作家成长记忆与经验的回望性书写相比，如今的成长小说与现实主义书写拥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
“少年小说叙事的主要目标是一种进步性的解放。其中，成功的少年小说必须描绘年轻人对个性化的渴望，和对自由地掌控生活、表达自我的渴望。”英国评论家凯伦·蔻茨表示。
娱乐环境下，如何恢复对文字的信念
曹文轩曾经提出的“贫民区”，在经历了儿童文学黄金十年的发展后，是否已经“脱贫”？这一点，学界并未给出确凿定论。但当跨入21世纪后，我们面对着少年文学创作领域中另一层意义上的贫乏。2018年，评论家李东华曾经在《少年文学的缺失意味着什么》一文中表示，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的版图上，少年文学的缺失与其说是一种“丢失”，更可能是一种“退却”。随着儿童文学的读者成长为“准成人”，他们自身知识、情感、经验的丰富与发展，理应倒逼作家升级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自己及作品的文学性，并深入读者的精神世界。事实情况是，无论是市场，还是作家、评论家，对少年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所承载的内容，尤其是对写作对象在这个时代具体、新鲜的生活，都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和探寻。
本次论坛上，评论家李利芳印证了李东华之前的判断：一直以来，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界对当下少年文学发展整体水平持不满意、不理想的判断。“少年写作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少年写作与少年文学几乎没有融合度。功利性教育背景下，文学在少年精神成长中的重要作用被严重忽视，所有这些问题似乎愈演愈烈，而我们却一直找不到有效的解决路径与举措。”
她提出的“功利性教育”，也导致了作家陆梅谈及的这样一种情况：“客观上，课业和升学的压力几乎挤占一切，少年文学的‘理想读者’似乎不再阅读”。身处网络时代，每个人都被扑面而来的信息所填满、所颠覆、所改变、所困住。网生代的孩子倘若在学习之余能有自己的碎片时间，也多被游戏、动漫、密室逃脱等各种迭代更新的二次元世界所吸引。“当媒介生态、阅读形态、娱乐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时，身处这一历史转折中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审美、文学和生活之间的关系，都被互联网和新媒体全面改写。”陆梅说。
在这种“功利性教育”的压力下，李利芳也认为，如果提供给青少年的文学作品本身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与情感共鸣度，就很难与电子文化产品积极抗衡。她表示，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可以分为文学内外两方面：“从文学内部来看，深耕少年文学创作的作家群体没有形成气候，少年文学种类、主题、题材都不够丰富，复杂性叙事与文学思想深度探索不深入，少年文学缺少名家名作；从文学外部来看，少年学业压力与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了文学阅读，少年文学发展缺失有利的生态环境。”李利芳指出，如果这种情况长期持续，文学追赶少年生活变迁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在狭义的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作为过渡带的少年文学就会越来越萎缩。“这样一种断裂性的现状只能迫使少年人去寻找其他即时娱乐的替代品来满足精神需求，由此少年文学从阅读到创作传承都会面临一系列典型问题。”
“也许真正困难的，是在整个媒介环境、教育环境、娱乐环境下，怎样让少年们重新恢复对文字的信念，重新建立他们对‘自己的文学’的信心。”陆梅说。她表示，这个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难题，也是对包括她在内的作家的考验，“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和更优秀的写作者，都有一个基础信念——写下去，直面困难，直面鲜活复杂的世界。这个‘直面’的第一步，是走向少年们，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心灵。”
“少年写作”所带来的启示
还有一种可能，则如陆梅所期待的——作为同龄人的代言人，总会有一些少年写作的孩子，会不拘于一次元、二次元，以文字的力量来构建一个更多元、更深阔的新宇宙，比如郁秀的《花季雨季》、蒋方舟的《正在发育》、韩寒《三重门》……当我们将对少年写作的期待投注向少年群体时，是否会找到一些更为在场的声音？
视频发言中，凯伦·蔻茨和美国评论家莎拉·施韦贝尔不约而同提到了来自S.E.欣顿的《追逐金色的少年》。欣顿15岁就写出了这本小说，18岁时小说出版问世，获得了许多同龄读者的青睐，也成为青少年文学的经典之作。谈到这本由青少年所写、关于青少年、为青少年而写的书时，作者曾告诫成年作家：如果你不自己来说，那就不要说，因为说出来的就是假的。青少年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就是他们讨厌任何虚假的东西。莎拉援引学者迈克·卡登的话表示，在这个基于年龄段的文类中，成人为模仿真实的青少年声音而创作的小说本质上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其中所谓的“青少年声音”不可能是真实的。
矛盾的是，即使青少年才华横溢，但在商业出版领域也会遇到很大障碍，他们创作的图书更可能给人“稚嫩”和“业余”的感觉，而不是“真实”。所以即使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追逐金色的少年》所取得的成功依旧十分罕见。“尽管他们的创作前景不太明朗，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青少年正在越来越普遍地成为此类小说的共同创作者，出版商也正在探索一个介于青少年和成人之间的新的细分领域，这些书籍的作者多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以自己的青少年经历为基础写作。”对此，凯伦则进一步分析为“青少年自白写作”：“一方面，自白者试图揭露自己的所思所为，另一方面，他们试图表达自己遭遇的经历，想要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并期待他者回应、理解和共鸣。”她同时表示，21世纪的科技进步和社会表达方式的变化，重新激活了青少年小说从性别、阶级、种族、家庭角色、制度等议题中寻求突围的书写。
“从未成年人的整个年龄段来看，少年时期是独立创作文学可行性最强的时期。”李利芳表示。她提出，少年在学科知识储备，文学理解与表达能力，认知、情感、思想发展等方面，都处于一个迅猛的上升期，且青春期身心剧烈变化带来的表达冲动，都使得少年写作能够成为一种少年表征自我、实现自我价值、自然记录少年情感与少年生活的原生态文学资源。
回到国内领域，这种“新鲜”的声音其实早已出现。在评论家徐妍的观察中，20世纪末，由《萌芽》杂志社策划的“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催生了青少年文学创作的热潮。当时许多青少年写作者以反叛的方式表达自我，试图以亚文化的立场来表达自身。徐妍认为，作为21世纪以来中国文坛一个特别的写作现象，青少年写作自此步入繁荣发展的阶段，并发展出依靠于青春图书市场的“粉丝文化”。在韩寒、郭敬明等成为青少年亚文化写作、时尚写作的领军人物的同时，张悦然等作家则突围出了一条纯文学写作的路径，在创作手法、文学观念上结合文学史上主流的现代主义，文化观念融合了青少年所推崇的亚文化。数年后，当青少年写作在图书市场陷入危机时，纯文学青少年写作慢慢“突围”：笛安、徐璐、七堇年虽然在小说中注入了青春文学的时尚要素，但始终坚持纯文学品格；周嘉宁、颜歌、蒋峰、郑小驴、霍艳等无论如何在先锋、写实、玄幻、悬疑的小说样式中变化，都不逾越纯文学底线；文珍、甫跃辉、张怡微等学院派青年作家更是后来居上。“纯文学青年作家的种种努力，都在表明：不死的纯文学在大时代中往往置之死地而后生。”徐妍说。
其实在谈论青少年的同龄写作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写作能力本就是青少年整体知识结构和审美理念的体现，这些素质除了言传身教，最主要的培养渠道就是范围广、质量高的阅读。那么当这一议题回归到更为广泛的创作群体，又会给成年作家带来怎样的启示？
“少年实际阅读的文学口径更宽，广泛涉及面向成人的文学与网络文学，它鲜明地标识出少年的自主审美判断与潜在的审美能力，可以成为成人专门为少年创作文学时的美学参考，对于确立少年文学的评价标准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李利芳说。她表示，这提醒了成人作家的少年文学创作要与少年写作建立起鲜活的对话关系。同时，这也提醒了儿童文学学界要将少年写作、少年阅读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重视其在深入认识理解新时代少年、推进少年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实践与理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