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杜，海外作家，著有非虚构故事集《人间漂流》，小说发表于各文学期刊。

1

据说是十年来最冷的一夜。天气预报从两周前就大张旗鼓，没完没了。他莫名其妙想起那个古老的寓言：为什么是无辜的羊被狼咬死？为什么不是撒谎的孩子？

关掉公寓的灯，他站在黑暗中看向窗外：树枝被风摇得来回晃动，像放大的海藻，在昏暗的海底摇摆。

手机响了，妻子的微信，“睡了么？”

“不想睡，睡也睡不了几个小时，不如不睡。”

“那倒也是，”妻子发来一个拥抱的表情，“等你来我这边再睡吧。”

他回了一个拥抱。

“晚上多穿点，芝加哥已经零下二十度了，风又大，温度还会往下掉。”

“天气预报都报了。”

“家里温度你打算设成多少？”

“不知道，”他皱眉，这种问题难免让人烦燥，“65度吧。”

“不用那么高，60就行。”

“60？我要在你那儿待一个星期呢。”

“咱们那单元上下左右都是美国人，他们平时都调到70度，咱家跟着躺平就是了。”

“嗯。”

“爱你。”妻子发来一个笑脸。

“爱你。”他也回笑脸。

“飞机上带点吃的，天冷，容易饿。”

“好。”

手机倒扣在桌子上，他继续站在黑暗里，看着窗外海藻一般摇摆的树枝。

2

飞机上确实容易饿。屁股坐在云层里，时速上千公里，当然会饿了，跟冷不冷没关系，所以要带点实在的，比如肉丸子。并非从头做起，哪有那个本事和时间？是超市买的冻肉丸子，微波解冻两三分钟，最好蒙上一张餐巾纸，不然它们会在微波炉里炸得粉碎。

之前飞芝加哥去看妻子，他试过这款肉丸子，热好装在封口袋里，居然封出了水分，看着黏糊糊的不想吃，所以这次放油锅里小火慢煎。他看着丸子在锅里滋滋作响，慢慢变色，慢慢变脆，忽然想念起在国内读大学时坐的夜车，绿皮，硬座，两瓶矿泉水，一包军用压缩饼干，索尼随身听，一股脑儿塞进帆布双肩包，撑到天明足矣。肉丸煎到微黑，闻着有点香味——分辨不出是煎煳了还是丸子本身的香味——也就差不多了。尝了一个，滚烫，品不出咸淡。打开窗子，十年来最凛冽的寒风让丸子们迅速冷却。又在封口袋里放了面巾纸，吸取水分，兼去油腻。美国厨房里的油烟机都是废物，不想家里被油烟独占一个礼拜，再次打开窗子，请寒风进来扫荡一遍，才开始准备行李。

Samsonite（新秀丽）行李箱，蓝色的硬壳布满了划痕，拉杆上还拴着美联航的行李签，妻子一直坚持留着，说这样好辨认，他听着好笑：十年前的旧款箱子，早就绝版了，想认的话根本用不着行李签。内衣、内裤、加州甜橙、矿泉水——确切说是装矿泉水的塑料瓶，因为不允许液体过安检，他又不想买里面卖的饮料。加州甜橙的确来自加州，是那边的朋友听说妻子在做化疗，特意寄过来的。可朋友不知道化疗是在芝加哥做的，而且已经做完了。不是芝加哥那边的化疗有多厉害，是妻子在芝加哥才有全额报销的医疗保险，所以大病临头，反倒两地分居。凉透的肉丸子其实很咸，他扒开一个甜橙，多汁、清爽，普照加州的阳光以糖分的形式封存在果肉中。电动牙刷的充电器太占地方，还是带手动的算了，大不了牙龈发炎再回来看牙医呗。口罩是必须要带的。化疗太伤免疫系统，鬼知道机场会有什么病毒？可不想传染给妻子。

决定带两双鞋。一双是Cole Haan（歌涵），那种有鞋带的休闲鞋，过安检时脱穿都不方便，就用沃尔玛塑料袋包起来。到这个年龄出门，多件行李就多份尴尬，尤其是被安检人员打开时里面还塞着沃尔玛的塑料袋。另一双鞋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没有鞋带，平时散步用的，尽管跟腿上的运动裤看着不搭，还是穿上了。不为别的，就图方便。无所谓，美国人不也都穿得邋遢随便？何况是后半夜的机场，谁会在乎一个男人穿啥鞋？

不是没有体面的外套，嫌机场脏，不想穿而已。机场也不见得真有多脏，而是里面那些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地方都不免费。上了飞机道理也一样，那些坐头等舱的有谁会嫌脏吗？十年来最冷的一夜，芝加哥更是风大，犹豫半天，还是选了那件阿迪达斯棉服，厚得鼓鼓囊囊，套身上跟头熊一样。

公寓温度设成60度，熄灯，锁门，拖着行李走到电梯口，又折回来，不放心，或者是强迫症，打开行李最后一遍翻检。整整齐齐的内衣内裤——妻子临去芝加哥前就给他叠好的——像豆腐一样整块搬进了行李箱。结果在自己的内裤之间，翻到一条妻子的内裤，蕾丝边，绛紫色，什么意思？是要提醒他时时刻刻想念她？

他拍了照，微信发给妻子，带着一个问号。

“忘在你那边了，”妻子回了一张汗脸，“应该是化疗之前的最后一条。”

医生说化疗的药物会残留在体液中，所以请避免不必要的肢体接触。他觉得还好，反倒是妻子执行得坚决彻底，不许亲吻，只有蜻蜓点水的拥抱。至于别的，整个疗程想都别想。

3

公寓一楼大厅，有WiFi，有圆桌圆椅，有免费咖啡，还有彻夜不关的壁挂电视。他接上一杯卡布奇诺，奶泡破灭前打开笔记本电脑，默认主页是领英——那个据说已覆盖全球、会员超过八亿的职业社交平台。

在领英上，他的职业头衔是研发总监，听着有点唬人，离真正的高管其实很远。最少差十年，他自己估计，而且是顺风顺水的十年。顶着这头衔，他把自己的状态改成“寻求新的工作机会”。你并没有失业，他告诉自己，至少现在没有。公司提前三个月发的通知，离职后的补偿金和医疗保险也很到位，已经不能再够意思了。你要做的无非是调出简历，拾掇一番，贴在领英上，骑驴找马罢了。可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告诉妻子。不是不敢开口，而是没必要在这种时候开口。两口之家，能承受的太有限，单是化疗就够喝一壶了。

壁挂电视在放一部老电影——半夜三更，当然只会放这种没人看的老片子——《西雅图夜未眠》：癌症，丧妻，单身父亲，午夜电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汤姆·汉克斯与梅格·瑞恩使尽浑身解数，为本世纪二零年代的他演绎一场死亡带来的浪漫爱情。“狗屁。”他忍不住用汉语嘟囔了一声。电视底下那个白人女孩——套头衫，运动短裤，圆椅上，可能是个熬夜赶论文的大学生——回头看了他一眼。

“嗨，”领英的聊天对话框，又是那个安吉拉，“你在吗？”

“在。”

自从他升为总监，领英上就冒出许多安吉拉之类的女ID要加他。他知道都是骗子，因为她们的背景看起来太像了：2004-2008，本科；2009-2011，硕士，哈佛或哥伦比亚商学院；2011至今，资深商务总监，宝洁或雀巢公司。唯一有区别的就是她们头像照片。当然，照片也未必是真的，零几年读的本科，居然能长出二零年代的网红脸？

“你还好吧？”

安吉拉发来一张抠鼻的小黄脸，这是问候还是担心？

“谢谢，我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收到公司的离职通知后，他接受了这个安吉拉的好友请求。在这之前，他对这种好友请求不屑一顾：骗得如此拙劣且肆无忌惮，可笑。可是眼下，再过三个月，他在领英上就会从研发总监沦为求职者，反倒降下身段，和这个莫须有的安吉拉聊上了，他实在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想的。

“少了点啥？”他问。

“就是少了之前跟你聊天的感觉呀。”

好吧，就算安吉拉是骗子，至少也是个想聊出点感觉的骗子。他再一次点开安吉拉的头像，发现她的脸看着也没那么网红。也许人家真就长成这样，美颜滤镜用得过猛而已。

“之前聊的是私事，”他回了个笑脸，“好像不太适合领英哈。”

“之前光聊我了，你也不说说你自己。”

之前都聊了什么？他点开记录：她一个人在温哥华，离婚，有一个女儿，和前夫住在香港，最近交往过一个白人，很受伤。

“我？平时就是上班下班，没什么好聊的。”

“那说说你的家人啊！你有家人么？在国内还是这边？”

安吉拉不止一次问过他的家人。他一直避而不答。坐在电视下的白人女孩摘掉套头衫的帽子，露出一头实实在在的金发。

“在纽约这边，”他回得字斟句酌，“就我自己。”

“一个人的话，”安吉拉发来拥抱的表情，“小心别冻着，全美大降温，今天是最冷的一天。”

白人女孩戴上耳麦，一边哼着歌，一边抖着金发和露在短裤外的腿。他被安吉拉这句问候击中了，手指颤抖，字打得飞快，一鼓作气承认了一切：已婚，80后，尚未入籍，面临失业，妻子做完化疗要动手术，今晚飞午夜航班去芝加哥陪她。

“所以你们是异地？”安吉拉问。

“我们是被动异地，她的医疗保险在芝加哥那边。”

“真心不容易。”

“我是带着愧疚跟你聊天的，懂吗？”他一口气干掉卡布奇诺，在咖啡因的刺激下越发亢奋，“咱俩就聊到这儿吧！好像多年前在国内坐夜车，对面坐一个女孩，聊得很开心，也确实有点心动，可第二天早上到站，就下车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你太可爱了，也想得太多啦！等你太太康复，带她来温哥华，我请你们吃饭。”

“谢谢你安吉拉，”他发过去一个拥抱，“我是认真的，谢谢你。”

“别客气，”安吉拉回一个拥抱，“我其实也有个问题想请教。”

“说。”

“是那种很私人的东西，不太想在领英上问。”

“没事，说吧。”

“我看你在领英上的简介，好像是一个医生，而且跟女生健康相关，是吗？”

“我做的是早期药物研发，没做过临床，顶多算半个妇科医生，纯理论的那半个。”

“是这样的，”她发来一张红红的羞脸，“最近有些分泌物，去医院也没检出什么异常。”

“什么样的？”他手指不抖了，心开始抖，“是白的吗？”

“偏透明。”

“有异味吗？”

“没有啦。”

“不用担心，生理现象而已。”

“谢谢你，半个妇科医生，”那边发来龇牙的笑脸，“那我就放心啦。”

冲动。不期而至，不可抗拒。他霍然而起，想去洗手间，却一脚踢到了自己的行李箱。白人女孩高高翘起一条腿，晃动着脚踝，像他小时看电视转播的水上芭蕾。猛然想起行李箱里还塞着妻子的内裤——那条绛紫色略显老气的女式内裤。

他到底没去洗手间。老老实实坐下来，对着那张疑似网红脸深吸一口气，删除了聊天记录，拖黑了安吉拉。

4

对着静音的壁挂电视，他坚持看完《西雅图夜未眠》的结尾，心怀一种古怪的感动。当汤姆·汉克斯和梅格·瑞恩站在帝国大厦上彼此凝视时，他的手机响了，是用优步APP订的出租车，还有五分钟就过来了，一部红色的什么车，一个名字以A开头的什么司机，络腮胡子厚得跟贴上去似的。

电视下的白人女孩睡着了。他拖起行李箱，最后看一眼那铺满圆桌的金发，穿过大厅，来到一楼正面的玻璃门前。

门外的黑夜反衬着门内的灯光，玻璃上映出他那套阿迪达斯棉服，他臃肿，疲惫，像一头在冬眠期间患上失眠的熊。点开优步APP的地图，发现来接他的车居然开去公寓后门了。

“我在前门，”他给那个司机打电话，“调头开回来！”

“你说什么？”

司机的英语口音很重，他听着很吃力。

“我说我在前门，你听不懂吗？”

“我说我在后门，”司机的嗓门和脾气都不小，“你听不懂吗？”

“你听着，”他越发恼了，却不敢吼，怕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一走了之，自己就会错过航班，“要么我去后门找你，要么——”

背后传来高跟鞋敲在瓷砖上的声音，然后是笑声，夹杂着说话声，他回过头，两个女孩正手挽手向玻璃门这边走来，脸上戴着嘉年华舞会的彩绘面具，一个是眼角泣血的皇后，另一个是蝴蝶与豹的结合体，看着比领英上的安吉拉更夸张更虚幻。真实的反倒是她们穿的羽绒服，轻薄贴身的那种——他看不清牌子，就算看清也未必认识是什么牌子——刚过膝盖，露出笔直光滑的小腿，脚上是透明的高跟水晶鞋。她们裹着一身酒气向这边走来，他目瞪口呆，猜测羽绒服里面应该是露背裙，她们可能刚参加完派对，那种他没见过只是听说过的疯狂派对。

“GPS把我他妈的带后门去了！”大胡子司机在电话里骂道。

“我明白，这不是你的错，”他看着两个戴面具的女孩走到跟前，心怦怦跳着，“能麻烦你开到前门吗？”

她们看了眼他身后的玻璃门外，便笑着手挽手折回去了。他拿着手机，看着她们的背影，想象她们的脸，想象她们的线条在轻薄的羽绒服里摇曳。

“算我倒霉！我现在开过来，你站在前门别走，听着了吗？”

“好，我不走。”

他挂掉电话，茫然地看着玻璃门外。除了黑夜，什么都没有。点开妻子的微信，头像换成了摆在帽子上的一束花。帽子是圆形的针织帽，感恩节他寄过去的礼物，既是一份心意，也有脱发后御寒的实效。花是百合花，上次去芝加哥亲自送给妻子，岂知大吵了一架，差点改机票提前飞回纽约。后来上网查了，说家属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化疗患者，所以家属必须要学会控制情绪，调整心态。做化疗的人又不是我，他颇为不忿，我要面对失业，我要一个人努力活着，不能生病，更不能崩溃，我的情绪谁来照顾？所以每次飞芝加哥，他总觉得自己像是哀兵出征，而且还要做出积极乐观的样子——强颜欢笑的哀兵，恐怕不比做化疗来得轻松吧？

玻璃门外停下一辆红色跑车，又扁又平，像一只折叠起来的塑料蛤蟆。虽然明知不可能，他还是纳闷优步居然推出了如此高档的出租车，下意识地向门外招手。跑车里钻出一个穿礼服的男人，戴着鼻子长长的小丑面具，配上那套敞怀不系扣的礼服，让跑车一衬，简直长身玉立。

戴长鼻面具的人站在十年来最冷的寒风中，向他这边看了一眼，点了一支烟。他点开优步APP，才看清楚自己约的那辆车是红色小丰田，名字以A开头的司机名叫阿麦迪。

两个戴面具的女孩又转回来——酒气刺激着他的神经，水晶鞋的高跟狠狠敲打着他的心——欢呼着推开玻璃门——寒风一头撞在他那身熊皮似的阿迪达斯棉服上——她们奔向那辆跑车，一男二女在黑夜里摘下面具，亲吻，拥抱，点烟。就像商量好了似的，他约的阿麦迪也来凑热闹了，开着红色小丰田，戴着一顶鸭舌帽，叽叽呱呱把他的行李搬进后备箱。那三个抱在黑夜里的人，一边抽烟，一边看着他们，三个烟头，一高两矮，明明暗暗，来回乱晃。他感到羞耻，恐慌，不敢看那些烟头，不敢看那些摘下面具的脸，更来不及感受十年来最冷的夜，钻进阿麦迪的小丰田，就往机场去了。

5

“那几个抽烟的是你朋友？”阿麦迪对着后视镜问。

“我不认识。”

他也盯着后视镜里的阿麦迪，发现这家伙下巴很光滑，厚到像贴上去的络腮胡子哪儿去了？

“你是中国人吗？”

“是。”

阿麦迪摘下鸭舌帽，头皮比下巴更光滑，“你们中国人真是有钱，我看你那公寓就挺上档次，多少钱一个月？光后门的休息厅就摆了两张乒乓球桌。”

“四千吧，住进去也就那么回事儿，”提到这栋不算便宜的公寓，他也笑了，“刚才不好意思，我怕赶不上飞机，所以电话里有点急，见谅。”

“嗨，是这扯蛋的GPS，直接把我带后门去了！”阿麦迪摸着自己的光头，像在抚摸一具真皮沙发，“但再扯蛋也强过纽约那帮出租车司机！你知道吗？我刚来纽约那次飞了四十个小时，腿都肿成救生圈了，一出机场，就过来一开出租的哥们儿，问我去哪儿，我头昏脑胀，又不会讲英语——尤其是纽约人讲的那英语，根本不是英语——就给了我姐家地址，那哥们儿直接把我和行李拉过去了，黑掉我一百多美金。现在轮到我开出租，就给自己定下规矩，绝不能像这帮纽约司机那么坑。”

“你看起来跟照片上有点不像，”他对这个喋喋不休的司机产生了一点兴趣，“我的意思是，你的大胡子呢？”

“胡子剪掉啦，美国人见到我这种胡子就怕，不剪拉不着客呀！APP上那照片过两天我也要换掉。”

“你是哪国人？”

“阿富汗。”

“阿富汗还在打仗吗？”

“打！啥时候不打了？”阿麦迪大笑，头皮拍得啪啪作响，“我之前在阿富汗也开车，大卡车，运送这个组织那个组织捐的那些破烂玩意儿，有一次前面的卡车被地雷炸了，我勒个去的，那司机脚丫子飞出来，掉在我的挡风玻璃上，想用雨刷往下扫，结果卡住了，这一路就是跟那脚丫子开回家的，我才下定决心一定要跑出来的。”

“你在美国有个姐姐？”

“我在这里有四个姐姐，两个在东海岸，一个在加州，一个在佛罗里达。”

“没有兄弟？”

“有，也是四个，已经死了俩，剩下俩都窝在老家呢。”阿麦迪掰着手指头，“所以女的先出来了，都是嫁出来的，你明白吗？”

“明白，”他点点头，“你自己有家吗？”

“我有四个孩子。”

“给四个孩子当爹，”他看向窗外，指向纽约市的路标正迅速倒退，“真心不容易。”

“你呢？”

“我是独生子女。”

“你们中国人都是独生子女吗？”

“我这个年龄的很多。”

他想起了爸妈：好几年没回国，感觉爸妈不在国内，而是在微信上。于是又问：

“这方面阿富汗人就跟中国人不一样，”阿麦迪的口气自信满满，“我们相信人多力量大，兄弟姐妹多了才能互相帮忙，互相借力。我要是没有姐姐，能来美国吗？我每年度假都不愁没地儿去，挨家去住去吃她们就是了。”

“你自己的家人呢？他们过来了吗？”

“我老婆孩子还在家里呢。我今年转美国籍，再给他们申请绿卡。等他们一过来，我就能躺平了。”

“为什么？”

“美国政府给孩子发钱啊！你不知道吗？一个孩子每月发一千来块，四个孩子就是四千多，等老婆过来再生几个，每月七八千，上学又全都免费，我可不就躺平了吗？”

他刚出国那几年为申请绿卡焦虑，拿到之后开心了几天，给爸妈打几个电话，也就不了了之。现在呢？只剩一身疲惫与厌倦。

“你呢？你在美国有家吗？”

他划开手机，给阿麦迪看自己和妻子在东京拍的蜜月照。

“啧啧，我还能说啥？”阿麦迪摇头叹道，“中国女人就是漂亮！”

“一样，我们看阿富汗女人也很漂亮。”

阿麦迪伸过来一只拳头，他出拳碰了一下，两个男人大笑。

“她得癌了。”机场的路标迎面而来，他敛住笑容。

“谁？”

“我老婆，就是照片上这位，刚做完化疗，头发掉光了，腿肿得比我的还粗，我要飞过去陪她做手术。”

“对不起兄弟，”阿麦迪的拳头松开变成手掌，拍了拍他的膝盖，“真让人难过。”

“知道我为啥半夜坐飞机吗？”

“因为便宜？”

“岂止是便宜，整个往返都免费！是她在网上订的，让我坐这趟午夜航班，你懂吗？”

“女人嘛，”阿麦迪笑着点头，“在财务上全世界都一样。”

“从纽约到芝加哥有八百英里，”那双水晶鞋又在脑海中晃荡，他恨不得一把握住，“我半夜三更飞这八百英里，是为了托住人生的下限——那是他妈的人生下限——你懂吗？”

“啥叫人生下限？太高大上了，我听不懂。”

“没关系，我自己也不懂。”

开进机场，车多，路堵，阿麦迪一边拍喇叭，一边嘟嘟囔囔。

“堵车总好过卡在雨刷上的脚丫子，”他在后面笑问，“不是吗？”

“我气的不是堵车，”阿麦迪鼓着眼睛，“有一回也是堵车，刚下高速，所有美国人都在等一只野雁过马路，那叫一个善良礼貌！然后呢？他们开飞机去了阿富汗，到处轰炸，我他妈气的是这个！你知道吗，等我老婆孩子过来，我们就去加拿大，那边人少，不但不堵车，给孩子发的钱也更多，所以，美国去你的吧。”

“没错，”一架飞机划过夜幕，像一只发光的大鸟，他打了个哈欠，“去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