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小时候我生活在一所中学里，中学的校门在一个高坡上，每天一放学，校门拉开，成百辆自行车如开闸放水般涌出。飞轮大作，车铃脆响，常有毛头小子“大撒把”地在车河里招摇，场景令人终生难忘。

因我家住在校园里，每天放学，步行穿过田径场就回了家，车铃与飞轮的声音只在耳畔，或许是对“外面世界”过分向往之故，车铃与飞轮的声音是我格外留意的。那时我便发现，如果自行车刚刚上过油，飞轮空转的“滋滋”声就会近乎圆润，而如果年久失修，转动的声音就十分干涩。遇到这种声音，我便会幻想把家里的缝纫机油壶带上，趁其不备，“嘟”上那么几滴。

那时自行车的车铃只有两种，一种为半圆形，发出的声音是“咔哒咔哒”的，另一种为圆形，能连贯发出清脆的响声。这些圆润的、连贯的、清脆的响声是我少年生活的背景音乐。我曾想，有朝一日工作挣了钱，第一件事便是买一辆锃亮的自行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还没有上学，天天在街上与小伙伴们瞎跑。突然有一天，邻居有个叫小易的孩子激动地拉着我回家，说你姐在胡同里骑车。我有两个姐，大姐长我六岁，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一米六高，比我矮一头。可从我记事时，她似乎就有这么高，在我眼里完全是一个巨人。那条胡同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旁，五六十米长，住十来户人家。大姐梳着两条长辫子，穿一件绿方格的外套，正在神情肃穆地“遛车”。

当时，学习骑自行车有严格的流程，第一是学会“遛车”，就是一只脚站在脚蹬上，与车一起滑行。遛车后，个儿高的“上大梁”，个子不够的，就“掏裆”。这个“掏裆”相当有难度，现在回想起来堪比杂技——左腿支撑身体，基本呈蹲状，右腿“掏进裆”里，跟划船差不多，一个劲儿地忙活。关键是，蹬车是圆形运动，一条腿做圆周运动，另一条腿也要跟着起伏，这条腿还支撑整个身体。一旦掌握这个技术，将来骑车就毫无问题，这约等于武将的“蹬里藏身”。在当年并不少见，几个小孩儿一人一车，全都“掏着裆”，技术好的，车往外斜，“走”得飞快。

在报社工作时，我的领导经常向我形容某位已经成名的商界人士儿时的场景，他说这人小时候是个大个子，他的父亲是支援“小三线”的，全家去了北镇。某天，他“掏”着一辆“大金鹿”的“裆”，从北镇“掏”回了青岛。他也曾在一家著名企业当领导，他们年年都有合唱比赛，每年都会向我的领导借裤子——当时报社合唱团做了一套白色的演出服，许多单位搞活动都来借——他是个仔细人，每次还裤子时不仅洗得干干净净，连裤线都直直地立在那儿，只是有时裤脚处还残存着别针。每次我都会暗自想象一番他从北镇“掏裆”回青岛的景象。

大姐在胡同遛车，其实就是初学自行车。她的速度相当快，却也相当坎坷。我家买的是一辆“小金鹿”，它的特点是有脚上的倒闸，虽然能够适应起伏的山路，但是遛起车来大为不便，大姐那天累得够呛。而我早早把我的三轮小车骑出来——其实后半程主要是我在飙车。

这辆“小金鹿”归大姐，直到我们全家搬到中学校园里住。大姐的教室近在咫尺，不必再骑车，而那时我与二姐还在上小学，这辆车就归了二姐。二姐比我大两岁，非常上学，我妈形容这场景为“苍蝇驮着一个大蚂蚱”。某天，二姐不慎骑车摔倒，我也受连累倒在路边大哭，二姐忍住疼痛，一面安抚我，另一面还要说服我为她保密——如果此事被爸妈知道，他们就不再允许她骑车。

以二姐的智商，她一秒钟就判断清楚形势。她从兜里掏出五分钱的纸币说：“张彤，你摔跤这件事儿回家别说，说了咱就不能骑车了，只能爸爸来送我们，你就得坐大梁上，难不难受呢？”

五分钱的纸币放着绿莹莹的光，我可以用它买五个乒乓球那么大的米糖，这让我瞬间觉得屁股也不疼了。我说姐你说得对，这事儿不能说。

二

时间也是快，不久这辆“小金鹿”就不再时髦，因为它终究不是主流产品。一般的26车是没有前杠的，方便穿裙子的女士上下，被称为“坤车”，女士专用；而男人骑的自行车，大多是28加重的，有的还有两根大梁，像装甲车一般。相比之下，“坤车”仿佛没必要把车闸搞这么隆重。加上这辆车骑得久了，各个零件开始松动，这让它变成一辆迎风就哗哗响的破车。琼瑶有一本小说叫《人在天涯》，里面的男主角叫志远，他在罗马便开了一辆“小破车”。当时琼瑶的小说刚开始风行，我们也把这辆“小金鹿”称为——小破车。

《人在天涯》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书里的人物虽然困顿，却已去罗马开上汽车，所以对于琼瑶小说里的人物，当时的我们多半是羡慕——羡慕他们的富有与精彩。我们县城里的轿车数都数得过来，牌子也熟悉得很。那时的小城还没有公交车，自行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除了代步，还用来去粮店买米面、运送体积较小的家具等。

当时许多大小城市都是差不多的情形，我记得在《读者文摘》上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位台北作家写的北京印象，其中一句至今记得，大意是北京城一到上下班时间，自行车便成了河，其场景与二十年前的台北一模一样。

那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北京街头景象也的确如此——许多人穿着中山装，骑着自行车，前筐放着蔬菜，上班用的人造革皮包挂在车把上。我的父母都是数学教师，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树立远大理想，要当一名科学家。爸爸有时会拿着报纸与妈妈讨论外面的世界。而幼年的我，在幻想自己未来的生活时，最常出现在脑海中的景象，就是骑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混迹于茫茫的车河中，车把上挂着人造革的包，里面装着论文，头发长且乱，戴着黑边眼镜，夏天穿半袖的衬衣，冬天穿绿色的军大衣。其中，自行车是重要的生活道具。

1995年，我第一次去了北京。其时，长安街上已经见不到自行车的长龙，代之以黄色的“面的”。我住在同学小叶家，小叶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父亲是一个系的主任，在我眼里是科学家无疑。不过他衣着朴素，每餐都与我们一起喝几块钱一瓶的会稽山花雕。清华园距离天安门、故宫挺远，但我们一起出去玩也是骑自行车。

那时我们刚刚结束毕业实习，小叶确定毕业后要到公主坟附近的科技日报社工作，其时北京的地铁只有两条线，坐公交车能把人挤成照片，所以他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仍然是辆山地车。

科技日报社有一个门在柳林馆路上，与中央电视台的西门相对，我刚做记者时经常到中央电视台去采访，尤其在春节前，每年都要去“春晚”探班。探班是个苦差事，因为晚会的彩排一排就是七八个小时，采访后往往饥肠辘辘。

我常在探班采访后的第二天去找小叶喝二锅头，吃涮羊肉。那种白色扁瓶的二锅头，北京人称为“小二”，每人两枚不在话下。喝完酒后，我打车回酒店，小叶骑着自行车就走了，我很羡慕他到哪儿都能骑车。我毕业分配到了青岛，青岛是座山城，老城区道路起伏大，而且没有自行车道，骑不了自行车。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好几辆自行车，却无法实现童年的理想。

或许童年的理想迟早都要破灭。我不仅没有骑上自行车，也没有当成科学家。大学时改学了文科，臆想中的自行车、人造革包以及里面的论文、黑边眼镜统统都没有进入我的生活。生活的花园里全是岔路，现实中我们只能选择一条，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像博尔赫斯那样，让所有的结局都出现在自己的故事里。

三

关于自行车的一切犹如细沙，灌满了我的少年时代。车铃、车蹬、车胎、车链、车轴、辐条、气门芯，凡与自行车有关的东西，差不多个个都有故事，比如自行车的外胎常被用来做鞋底。那时候许多人家会做千层底的布鞋，但布底的鞋不能防水，于是便有人将旧车胎剪成鞋底，粘在布鞋的底上。这种鞋防水耐磨还防震，我不知是谁的发明，却总觉得智慧。某次我在教室打扫卫生，看到地板上清清楚楚的车轮印痕，大为奇怪：谁会把自行车扛上教学楼，在教室里骑呢？过了好久我才明白，印痕原来是车胎鞋底的“杰作”。

自行车的内胎充气后可以做游泳圈，虽然它很细，但浮力也够大。我还见过小孩子把车胎绾成双层，套在身上，在水湾里扑腾，幸好孩子瘦小，否则这形象可太滑稽了——如同米其林轮胎上的那个小怪物。

大学毕业前夕，同学们曾组织过一次露天烧烤，地点在西湖边的“曲苑风荷”。烧烤前要租炉买炭选场地，更重要的是还要提前串肉腌制。我们几个人在东山弄的市场里转了半天，买了许多五花肉切成小块，又到市场附近的一个修自行车的店买了数把辐条，一行人再浩浩荡荡地回宿舍串肉。那是1996年的早春，距离我们毕业离校还有两三个月，留存下来的照片里，同学们个个手持辐条，意气风发。

辐条的末端是弯的，呈烟斗状，而前端有螺纹，可以拧上一个螺帽，辐条的“小烟斗”钩在车轮中间的装置上，这个装置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作“花鼓”，大概是因为它的形状像花鼓戏里的那种鼓。辐条的另一端插在自行车的钢圈里，螺帽从钢圈的外面固定好。一个车轮总得有几十根辐条，它们以螺帽的松紧来调节长短。如果长短不适，车轮不在一个平面上，自行车就很难骑，这种情况叫作“龙弯”，多半是因撞击造成。“龙弯”就得去修理一下，这个修理的过程称之“拿龙”。“龙弯”与“拿龙”的“龙”，源自车轮在地上轧出的轨迹，因为此时车轮歪了，车辙就不再是一条直线，曲里拐弯像一条龙。“拿龙”一词，形象而有力，很快就被引申。马志明的相声名段《纠纷》里，王德成的自行车轧了丁文原的脚，两人发生口角。互相攻击时，便有一句“我给你‘拿拿龙’”。“拿龙”是个手艺活儿，在修车一行里是结合力量与技术的混合工作，因此很快被人民群众活学活用。给自行车“拿龙”是调整螺丝的紧张度，而给人“拿龙”要怎么拿？想必这更是一门手艺。

自行车的很多零件会被拿来做玩具，最不起眼的气门芯也不例外。那时候家家都备有气门芯，这不仅因为气门芯用的时间长了会粘掉，必须定期更换，还因为“拔气门芯”是最简单的恶作剧，谁都难免被人拔过一两次气门芯。一根完整的气门芯大约有一尺长，将一端打个节，另一端装上一个用完的圆珠笔芯，就是一支“水枪”。

“水枪”需要把圆珠笔芯的小圆珠用针顶出来，然后再把笔头装回去。灌水的方法也很简单，用氯霉素眼药水的小瓶子吸满水，对准圆珠笔芯用力压进去，气门芯就像香肠一样胀起来，整条变得沉甸甸，挂在脖子上，一条“高压水龙”一样的水枪就制作完成了。这支水枪的射程相当可观，可以从教室的第一排射到最后一排，战况激烈时，一个组的作业都会掉颜色。

许多年后我经常回想这支水枪的构造，气门芯、圆球笔芯、眼药水瓶的口径像是严格设计过的，严丝合缝，完美无瑕，这真的只是一种巧合吗？我觉得神秘极了。

最能体现“自行车浑身都是宝”的，应该还是车链条。链条是一节一节的，每节像小型望远镜一样，俗称“一花”。一花一花的链条截开，可以制作真正的武器——“洋火枪”。我至今对这复杂的工艺记忆犹新：废旧的自行车链条平放在砖地上，找一根铁钉，对准链条的连接处，用锤子猛击，链条应声而解，反复几下，就卸下了几“花”完整的链条。将链条在铁丝枪架上串成一串，再用皮筋勒起来，一个洋火枪的雏形便制成了，而这个皮筋，往往还是用自行车内胎环切出来的。洋火枪最有技术含量的是所谓“机头”。

“机头”也是链条加工的，把两节链条对齐后，找到一个自行车辐条的螺帽，用力敲击，两节链条便被这螺帽连接在一起。镙帽里可以倒插进一根火柴，枪架上备有枪闩和撞针，上弦后，叩击扳机，随后“咣”的一声，火柴头便爆炸了。在这令人心动的枪声之后，还伴随着淡淡的硝烟味道，能够瞬时满足一个男孩儿的战斗梦想。在我的童年里，“洋火枪”算是最复杂的手工玩具，许多家长都严格禁止孩子们玩这种枪，但我的伙伴们几乎人手一把，偶有哥哥传给弟弟的“老枪”，铁丝磨得乌黑发亮，机头泛着油光，看起来与《平原游击队》里的匣子炮差不了几分。

四

我唯一一次拥有自己的自行车是在读大学时，有一位朋友送了我一辆二手的自行车，这辆车当时市价是六七十元，是杭州常见的牌子。自从我有了这辆自行车，早晨就可以晚起五分钟，去资料室也能借硬壳的厚书不必担心重量。

那时的杭州城很小，去哪里都可以骑车，我时常骑那辆旧车去湖滨的三联书店看书。三联书店的另一个门写着“湖畔诗社旧址”。当时汪静之先生还在世，据一位老师说，汪先生就住在浙大外面的求是村附近，早几年他还会时不时遇到汪先生。我每次去三联书店都会想，汪先生会不会来这里看一看他的青春岁月？每当遇到穿着讲究些的老先生，我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三联书店有两个房间，中间是一个过厅，过厅的柜台里摆放着磁带，许多还是打口带。打口带的下面都附有一张字条，用墨蓝的钢笔字写着乐队和曲目的介绍。我听说这些纸片出于李杭育之手。当时，李杭育正在《南方周末》上开专栏，专门介绍古典音乐唱片。相关文章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名字就叫《唱片经典》。

我曾在这家书店买过许多书与唱片，至今还记得，有一回购买了文物出版社的《美的历程》和一本《宋元戏曲考》。这些书都是旧版，在库房里存放多年，平整而古旧，有一种奇特的气息。我把它们放在自行车的前筐里时，西湖上的暖风微微吹过，翻动着那些平整的书页，也翻动着我少年的某些心事。那个瞬间在我的大脑中留下一帧画面。此后多年，每到湖滨必想起彼时心境，自行车前筐与书页组合在一起的画面，在心头难以磨灭。

骑车远足是那时的一种风尚，我们的几位学长曾花一个暑假的时间沿京杭大运河骑了一遍。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但也计划骑车到海宁的盐关去看钱塘潮，可四年过去也没能付诸行动。印象里骑车最远的一次，是我们四位同学一起骑车去三分部。我们骑车从虎跑路一路飞驰，在葱茏的山林里朗声大笑，我同自行车在潮湿而又温热的气息中穿过，仿佛这样一人一车便可以到达一切远方——那年我还只有19岁。

浙大三分部，现在叫浙大之江校区，从前是之江大学。那个校园在钱塘江边的一个山坡上，与六和塔遥相对望，校园极其幽静，有建于百年前的钟楼，信电系的同学在那个校区。当时信电是最热门的专业，把这样一个系的同学放在幽静的山里，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反正我当时很羡慕他们，我想如果把我们中文系放在这个校园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吧。

这是我骑这辆自行车最远的一次经历了。此后过了一个暑假，我再返回学校时就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辆车。我拿着钥匙在车棚里挨个试，不久就招来了宿管大爷。他警惕地看着我，怀疑我要偷车，而我一辆车也没有打开，只好摇头叹气。那年月丢自行车实在太普遍，过一个暑假不知多少人的自行车就没了，而对我来说却是与具有“独立产权”的自行车诀别——至少到今天，我再没有过自己的自行车。

几年前兴起共享单车，青岛四处开设共享单车点。我自然很高兴，一有机会便扫一辆骑一程。虽然共享单车在青岛市区仅昙花一现，但在适合自行车的城市里至今仍然活跃。2017年，我回杭州参加一个培训，恰好前一天是母校120周年校庆，我便与两位同学约好一起参加系里的恳谈会，然后一起去看班主任童老师。

那是五月的一个下午，杭州已经挺热了，我走出酒店，看到花花绿绿的单车，一时难以抉择骑哪辆，最后选了一辆蓝色单车，从武林门骑到西溪校区——从前这里是杭州大学，历经四校合并成为浙大的西溪校区，校庆时许多文科院系的聚会都安排在这个校区。

就这样，我们在一个陌生的校园里参加了母校的校庆。校园虽然陌生，老师却是熟悉的，当我看到当年风华正茂的老师纷纷霜染发鬓时，不禁感慨。几位老师回忆了中文系初创以及1998年合并时的情景，有位86级的师姐回忆起当时的许多场景，比如在中文系资料室观看《日瓦戈医生》时的景象，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没有在那里看过《日瓦戈医生》，却看过《丽丽玛莲》和《天堂电影院》，那是我们本科的最后一门课。《丽丽玛莲》的音乐深深印在我脑海里，以至于前几年去欧洲时，听到一位流浪艺人用萨克斯演奏时，资料室里的场景便立即浮现出来。

恳谈会结束后，我们三位同学蹬着不同颜色的共享单车，从杭大骑到老浙大去看老师。下午的太阳亮而暖，天气好，杭州的绿色也正好，我们边骑车边闲聊，就像二十多年前一样。

说来也巧，这次与我同行的两位同学，正是当年一起骑车去三分部的同学。一晃这么些年，好像每个人脸上都被岁月胡乱画了几笔。我们汇入五颜六色的单车溪流中，我觉得一切都还好。校庆的纸袋在车筐里哗哗地响着，这也许是我二十多年前预料的一个场景，暖阳在深绿中透出来，仿佛过去二十年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