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为纪念丁玲诞辰120周年，10月12至13日“人民文学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建构暨第十七次丁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丁玲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馆、《现代中文学刊》主办，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承办。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中国作协社联部副主任丰玉波、丁玲外孙周欣、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贺桂梅，以及来自全国多个高校、科研院所及期刊媒体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王军在致辞中回顾了丁玲为中国文学做出的贡献，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丁玲重要手稿及文物的基本情况，表示现代文学馆将大力支持丁玲研究会、推进丁玲研究。丰玉波认为，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承和发展人民文学的优良传统是每个文学工作者都应认真思考的问题。周欣分享了对丁玲的点滴印象及丁玲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向主办方致以谢意。贺桂梅会长回顾了丁玲研究会的历史，指出丁玲及其文学创作突破现代文学体制的独特性，提出研讨会的主题与设想是加深丁玲文学的当代性阐释，推进丁玲文献的挖掘、整理与讨论，搭建平台吸引并培养青年研究者、促进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与会学者从丁玲文献研究的史料与方法入手，结合《丁玲散文精选》，谈到当下丁玲研究的新趋势与新发展。《丁玲传》作者李向东从新见材料、材料新解、稀见材料、难点疑点等方面，介绍了《丁玲年谱长编》的修订情况。《丁玲传》作者王增如女士表示，丁玲非常重视文艺批评与读者来信，最希望别人批评自己的作品、最怕寂静无声，这样严肃而热烈的讨论，丁玲在世一定会感到高兴和欣慰。期待更多青年学者加入丁玲研究，进一步发掘丁玲研究相关的外文资料，共同推进《丁玲年谱长编》的修订。

贺桂梅从《丁玲散文精选》的选编问题谈起，认为丁玲从小说到散文的创作转化，与其说是丁玲创作停滞的标志，毋宁说意味着丁玲突破了现代文学体制，形成了一种“实践文学”的新的写作方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何吉贤强调需要超越丁玲“例外论”的限制，深入阐释丁玲小说创作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基本问题的内在联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通过分析晚年丁玲对“伤痕文学”的态度以及丁玲自身的“伤痕”，指出丁玲在1980年代这一转型时代以自己典范性的书写证明了“伤痕文学”不止于展露“伤痕”，也可以直面历史、超越自我。中山大学教授张均认为，丁玲期望的“新人”状态是历史与个人辩证互动的一种主体形式，《杜晚香》提供的正是这种主体状态，今天需要重新召唤和激活《杜晚香》所携带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

海南大学教授刘复生在“女性社会主义革命”脉络中重新理解丁玲，提出丁玲的女性书写、“左转”、延安经历与一生的思想逻辑都与此密切相关。河北大学教授阎浩岗指出，丁玲在“红色文学史”的不同阶段都充当了题材、主题与人物塑造的开拓者角色，持续以其独有的生命体验与政治意识补充或匡正时代主流。厦门大学副教授苏永延将新中国成立初期丁玲散文语言风格概括为豪迈激昂、明朗热烈、率真细腻，阐述了这些特征与时代大潮的关系。大家谈到，丁玲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位置及其意义是非常独特的。丁玲的大众书写始终面临着个体融入大众、为其发声同时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困境，而在革命中磨练自身、克服困境的坎坷历程本身彰显出了丁玲的意义。

重读丁玲经典作品，并在全球与地方视阈下对丁玲小说的人民性与革命性进行重勘，是丁玲研究的重点之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权以“湖南丁玲”辗转求学为主线，考察清末民初湖南士绅变局，关注士绅与革命既冲突又互动的复杂关系，强调中国革命的本土自发面向。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王晓平分析了丁玲与胡风的人生道路，比较二者理解党性、人民性和主体性的异同，呈现出人民文艺构想与实践的多元图景。清华大学副教授熊鹰关注1980年代丁玲的国际复出，揭示出丁玲在冷战格局错动中反思性地讲述现代中国历史、美国形象与个人经历的努力。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董丽敏认为，《在医院中》呈现了1940年代历史转折的复杂面相、革命的内在悖论以及新的历史实践主体形成的艰难性，强调新的实践主体结构应是动态、有机且充满张力的。湖南文理学院教授佘丹清分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文学性上相较于丁玲此前创作的延续与扬弃，认为社会与政治因素的介入令小说的诞生具有组织性，小说也建立了社会阶层、人际关系与语言系统的新秩序。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罗雅琳通过分析《杜晚香》与《我们夫妇之间》的互文线索，认为《杜晚香》在既有劳模书写“不断学习”的结构的基础上，正面提出了一种新的“女劳模之德”，即女性劳动者能够从自然与女性传统中生长而无需依靠他人的启蒙。

张炼红研究员从一则有关丁玲的日文材料——竹内好的《妇女运动——丁玲走过的道路》入手，她对文章观点进行了概括：在解放区，群众与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一体的结构性关系，学习与引导其实是一回事；与此相关，真正的“翻身”与“自由”，不是从外部强加的，大众需要发挥自身无限的创造能力适应新环境、创造新秩序；知识分子只有在感受到了大众的能量之后才有所谓的“接地气”，知识分子“引导”的实质在于为大众发挥创造性创造条件，丁玲正是为了成为这种意义上的“人民作家”，选择了自我改造、脱胎换骨的道路。与会者认为，丁玲对于自我位置的自觉辨识、对于个体转化为主体的思考、对于作家的中介功能以及对于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批判性理解，呈现出了一种个体与时代最具主体性的结合方式。丁玲许多经典作品的形式分析潜能尚未穷尽，诸多定论在今天需要被重新检讨。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何吉贤在闭幕式上特别向李向东与王增如二位老师致以最为深挚的感谢，二位不断为丁玲研究提供可靠文献，为学术研究做出了无私贡献。吴晓东代表主办方致辞总结到，本次研讨会围绕丁玲研究的文献与方法、丁玲的位置和意义、全球与地方视阈下的丁玲，以及人民、革命与经典重读等话题展开讨论，具有高度的问题性、探索性、颠覆性与重构性，呈现出丁玲及丁玲研究冲击与更新现代文学学科、乃至文学概念本身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