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奇乾的地方
一
迟子建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多次提到一个叫奇乾的地方：“罗林斯基住在珠儿干屯，那里是俄商聚集的地方。”“他告诉我们，在原来的珠儿干，也就是现在的乌启罗夫，日本人成立了‘满洲畜产株式会社’，以后交换猎品，都要去那里。”“依莲娜在激流乡上完初中后，又去乌启罗夫，也就是现在的奇乾上了高中。她是从奇乾考入大学的，是我们这支以放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部落所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从“珠儿干”到“乌启罗夫”再到“奇乾”，迟子建把这个小村屯名称的变迁史表述得很清楚。
奇乾并非迟子建笔下的文学虚构，而是确有其地。它深藏于大兴安岭北坡的原始森林深处，坐落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与俄罗斯隔河相望，遥远而闭塞。即使现在村村通公路，从额尔古纳市区到奇乾也有三百五十多公里，从通铁路的莫尔道嘎镇到奇乾仍有二百五十多公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莫尔道嘎镇到奇乾，要驾车在沙石搓板路上奔波一整天，这还得说是好天好路，假如冬天遇上“冰包”，夏天遇上囊囊陷穴的路面，便无法计算到达的时间了。沙石搓板路修筑的年代并不久远，森警前辈曾向我描述他们骑马或赶马爬犁向奇乾挺进时的千难万险，我自己也有过亲身体验。奇乾似乎就是要用这种路途的遥远和跋涉的艰辛，来向世人昭示它的隐秘和神奇。
奇乾与它相邻的安格林及吉勒部，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驻防的地点，直到现在，奇乾森林消防中队的荣誉室里还写着我的名字。我一直记得那位俄罗斯老太太把奇乾称作“乌启罗夫”时的语气与表情——原来奇乾在历史上还有别称，随后我听到村里的很多老人都在说“乌启罗夫”。但那时的我还不能理解这些老人在说“乌启罗夫”时，内心怀着一种怎样的情感。
二
奇乾很小，但它的历史却很长。
“在那个夜晚，依芙琳姑姑告诉我，河流的左岸曾经是我们的领地，那里是我们的故乡，我们曾是那里的主人……拉穆湖周围，是挺拔的高山，我们的祖先——一个梳着长辫子的鄂温克人，就居住在那里。”每次读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这段话，我仿佛置身于她们对话的现场，看依芙琳坐在我熟悉的奇乾村西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头顶灿烂的星河，一边深情地望着左岸，一边哀哀戚戚地诉说。
“依芙琳姑姑”讲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鄂温克人原本世代在额尔古纳河左岸的贝加尔湖（拉穆湖）西北勒拿河流域的“雅库特”一带游猎，十七世纪中叶，他们被迫来到右岸。这是鄂温克人的第一次大迁徙，他们跨过奔涌的额尔古纳河，落脚在右岸的“珠儿干”及其周边的地区。自此，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就在这里的山峦、草原、河流间，以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演绎着一段段爱恨情仇的传奇。
在珠儿干的对岸，有一个叫“乌启罗夫”的村屯。十月革命后，五十多户俄民从乌启罗夫迁到珠儿干，这些俄民还把老家的村名带了过来，无所顾忌地称他们的新驻地为乌启罗夫，以此表达对故土的眷恋与怀念。伴随俄民后裔数量的不断增加，“珠儿干”这个名字就很少使用了。可当我了解到鄂温克人从左岸迁徙到右岸的历史后，不由得暗自猜想：鄂温克先民在“乌启罗夫”——这个被俄民改了名字的小村屯，对左岸那个原本属于他们的“雅库特”，该是怎样一种情思？珠儿干的土著又有着怎样的失落？“依芙琳姑姑”的话，印证了我几十年前的思绪并非无稽。
作为游牧民族，鄂温克人居无定所，珠儿干慢慢成了俄民的家园。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在漠河、珠儿干、乌玛沿线开设金矿，大量淘金人、伐木人、商人、女人从各地涌来，俄国的军人、百姓也跨过额尔古纳河，在右岸沿线掘金掠木。一时间，珠儿干这个仅一平方公里的小村屯住了上万人。俄国人与中国人开始通婚，华俄后裔的数量不断增加，俄国的民风民俗以及他们信奉的宗教也在这里传播开来。珠儿干还是俄商的中转地，他们运来各类生活用品，与淘金人、伐木人、猎民以货易货。
日寇侵华后，在珠儿干附近建起“关东军栖林训练营”（简称“东大营”），对中国人进行野蛮的“奴化”；设立了“满洲畜产株式会社”，不仅掠夺黄金、木材，还四处搜刮猎民的珍贵猎品。伪满时期的珠儿干，一度改称“吉日木图”，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我没找到确切的解释；自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便很少有人使用“吉日木图”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口稀少的鄂温克族，1957年在珠儿干成立了奇乾鄂温克民族乡，1965年，鄂温克人集体搬迁至贝尔茨河流域的敖鲁古雅，开启崭新的生活。现如今，鄂温克先民从额尔古纳河左岸迁徙到右岸，落脚珠儿干的事，已成了一个久远的历史传说。
尽管鄂温克人与奇乾告别，一部分老俄民也迁回左岸，很多华俄后裔却在奇乾深深扎下根，奇乾变成一个以华俄混血为主的六七十户人家的村屯。1989年，经民政部批准，华俄后裔终于有了正式的称谓——俄罗斯族。
其实在奇乾这个小小的村屯，在它周边的山峦、草原、河流间，还发生过更古老、更让人为之魂牵梦萦的故事。有资料说，奇乾由通古斯语“乞颜千”的音译而来，为乞颜部落之意。据十四世纪初伊利汗国拉施特编撰的世界通史《史集》，蒙古乞颜部落被突厥打败后，逃到一个叫“额尔古涅·昆”的险峻山坡安顿下来。经专家考证，这个“额尔古涅·昆”，就是奇乾北部两公里处的珠山（俗称“小孤山”）。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不断壮大，最终走出深山老林，走向呼伦贝尔大草原、走向世界。奇乾附近发掘的半地穴遗址群可以为“额尔古涅·昆”做证，刻有“乞颜山”字样的石碑也在珠山脚下赫然矗立。“从远古走到今天”，奇乾的历史被延展得更为绵长、厚重和沧桑。
三
历史发展的衔接点，总在最恰当的时间出现。1952年，一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改编的森林警察队伍，于山花烂漫的时节骑马挎枪，风尘仆仆地走进奇乾。队伍中那些壮硕的蒙古族官兵，会不会有乞颜部落的血统？也未可知。奇乾的男女老少全部出动，敲锣打鼓欢迎这支清剿残匪、保护森林、保卫边境的武装力量。欢迎的人群和被欢迎的队伍中是否有人料到，未来的岁月，这支队伍会以对使命的忠诚，还有扎根奇乾七十年不动摇的突出贡献而闻名于世？锣鼓声尚未散尽，森警官兵就告别了简陋的中队部，匆匆奔赴山里的执勤点。森警官兵执勤的区域也是鄂温克、鄂伦春猎民游牧的区域，警民由此开启相帮相助的漫长岁月。我相信，森警官兵应该对《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许多人物的原型是非常熟悉的，不少猎民和森警官兵都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
1980年春，我在奇乾扑打森林火灾，鄂温克猎民担任向导，把我们带入阿巴河北面山高林密的火场中。那场山火扑打了十几天，猎民在各个火点之间往来穿梭，传递信息的同时，用马匹给我们运送给养，我就是在这时候结识了鄂温克猎民阿列克协。阿列克协没结过婚，为人厚道、实在，他用生硬的普通话说：“你们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保护动物也是保护我们的，我们是好朋友！”后来，阿列克协就不大回他的“乌力楞”了，他三天两头骑马到奇乾的中队部或各个执勤点，大大方方地和我们吃住在一起。他说：“我们猎民都是‘山里通’，你们要去哪儿，我给你们带路不是很好嘛。”阿列克协老了以后，在奇乾、伊克萨玛、毕拉河、温库图的森警中队轮流居住，最后是森警官兵为他送的终。
在奇乾，还有一位名叫徐家凤的男子汉，他是第一代华俄后裔，是我们森警官兵的好朋友。1979年秋，我从石灰窑火场撤回奇乾的那个下午，在徐家凤家门口碰到他。一看见我，他立刻把长满浓密汗毛的手臂伸过来，拽着我进了他家的“木刻楞”。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华俄后裔的人家，只见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把屋子照得亮亮堂堂；没有刷油漆的木地板，擦得纹理都清晰可辨；白色火墙的立面，竟描画着黄绿相间的花草；火炉子上，一只锃亮的铁皮水壶正冒着热气；窗台的水瓶中，插着鲜活的野草花；垂挂在房梁上的摇篮里，躺着熟睡的婴儿。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正坐在摇篮边，她是婴儿的曾祖母、徐家凤的母亲，见我进来，特别利索地站起来，微笑着欢迎我。她包着薄纱头巾，蓝蓝的眼睛，挺直的鼻子，白白的皮肤，对襟的粗线黄毛衣下是一件黑红格子的粗布裙。我突然感到几分拘谨、几分紧张，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位历尽沧桑的异族老人，而自己只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晚辈。徐家凤用他那爽直的东北话对我说：“第一次登门的客人可不能空着嘴走啊，怎么也得喝两杯。”我推辞道：“中队里还有事。”徐家凤面露愠色：“外道！森警和我是一家人，不管大官小官，来了都到我家喝一顿。”谈话间，他问起我的原籍，大笑着说：“你是河北，我是山东，两个省挨着，咱们是老乡。”我问他回过老家吗？这话刚一出口，我就看到了徐家凤眼神里的失落……
2002年初夏，我带着几位报社的记者去奇乾采访。奇乾的景色大变，很多人家迁走了，小学校、小卖部、卫生所、邮政所都不见踪影，一派寥落、荒芜的景象。原来政府出于保护森林资源和便利百姓生活的考虑，像安排鄂温克人集体搬迁至敖鲁古雅那样，有组织地把村民迁往额尔古纳市。奇乾的建制取消了，可徐家凤和另外几户人家却不肯离开这块生养他们的故土，老徐对我说：“还是你们森警中队够朋友，虽然兵一茬儿接一茬儿地换，可不管咋换，森警官兵都想着照顾俺们这些老邻居。”
没想到，那次与奇乾的挥手，竟是漫长的告别，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不过我从未忘记它，一直在关注它。令人倍感振奋的是，2013年，奇乾乡和奇乾村的建制重新恢复，奇乾村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被命名为“国家级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而奇乾森警中队以森林防火、民族团结等多方面的突出成就，多次受到国家的表彰，他们如同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在全国森林消防战线上高高飘扬。
听说，徐家凤已然仙逝，可他的儿子回来了，回到了那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奇乾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