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扬与俄苏文学（上）
内容提要：俄苏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作家的文学意识和中国文学的精神气质，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和规约模式的建构。周扬是中俄文学之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崇拜苏联和苏联文学，认同和接受苏联文学所提供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经验。根据丰富而可靠的材料，分析周扬对苏联和苏联文学的全面接受和绝对认同的随顺态度，分析他在理解和阐释“生活”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重要概念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分析他的尼采主义气质、两种声音及教条主义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总结经验和教训，也有助于我们形成自觉而成熟的文学意识，从而更加理性地处理与世界别国的文学关系。
关键词： 周扬 苏联文学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教条主义
文学是关于人类生活的个性化和诗性化的精神现象学。它是发生在个体内心特殊的精神事件。个性是文学的生命之源。没有个性，就不会产生有生命力和普遍影响力的文学。
文风的变化和文学的发展，虽然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决定性的推动力量，却是来自文学内部，来自那些具有独立个体人格的先知先觉的作家和批评家。非文学和非个性的外部力量也许会影响作家的文化立场和生活方式，但是，很难从根本上推动文学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文风革新，就是著名的“古文运动”。作为这个文学变革运动的倡导者，作为改变了自己时代文学风气的非凡人物，韩愈就像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的那样：“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之，复归于正……”1韩愈的“匹夫”之“一言”凭什么成为人们服膺的“天下法”？因为它是不恃非文学和非个性的外部之力，而是靠文学内部的个体的精神力量；因为它不是用权力和威势压服人，而是用道理和事实说服人。
果戈理是俄罗斯文学史上韩愈式的领袖人物。只是，他不张旗帜，不喊口号，唯以作品来示人轨范。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文学可以自豪的唯一学派”的“领袖”2，甚至视之为“俄罗斯散文文学之父”3。果戈理靠着自己的个体力量和个人经验，改变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气质，帮助俄罗斯文学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老路，转向现实主义的新途。他教会俄罗斯作家关注底层“小人物”，培养了他们反讽的智慧和勇气；他将温柔的同情与严肃的批判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将诗性化的抒情与客观性的描写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然而，在社会剧变时代的特殊情势下，文学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很有可能并不是那些寻常意义上的个体身份的文学领袖，而是那些拥有巨大权力和很高地位的非个体身份的特殊人物。周扬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多重非个体身份的特殊人物。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左翼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观念体系和制度模式的主要确立者。周扬在文学上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他的非个体化的政治身份，而不是他的个体化的文学身份。他是一个非个体身份的发话者，而不是个体身份的对话者。他没有在自己与作家和艺术家之间建立积极的对话关系，也没有在自己的文学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维持和谐而平衡的关系。
周扬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既多情，又无情——他的无情，既表现在对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猛厉的批判上，也表现在对第一任妻子吴淑媛薄情的态度上4；他既坚强，又脆弱——他是那样喜欢流泪，简直到了叫人“我见犹怜”的程度；他身上既有温文尔雅的书生气，又有使人望之俨然的官僚气。在张光年的记忆里，周扬“每天就知道工作，热心工作，要么就批评人。他用人，但不知道关心人，不理解别人的心理”5。正常情况下，他言语喁喁，尚不失读书人的气质，一旦风云突变，进入斗争状态，他的玉面生威，他的霹雳手段，就会使人不寒而栗。看看他1942年所写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看看他1958年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你就会知道手执钢鞭的周扬有多么厉害。
著名诗人和学者曾卓在访谈中这样评价作为理论家的周扬：“政治斗争麻痹了他的真正审美能力。作为一个理论家来评价，他的许多文章现在看，只有史料价值，从中来了解文学斗争的发展。但基本上没有艺术的建树，也没有丰富世界文学理论。何况有些文章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不光彩的。”6平心而论，周扬算得上天分颇高的学者和批评家，也曾写过很有分量的文章。他的《我们需要新的美学》，虽与梁实秋和朱光潜论辩，但态度谦虚，论述缜密，尚不失学者之风范；《现实主义与民主主义》一文，幅制虽短，但强调作者之权利，反对外来之束缚，提倡“说直话的文学”，亦颇有独到之观点；他评论曹禺的《雷雨》和《日出》，能贴着作品说话，能理解作者的苦心，甚至罕见地为作家“描写社会中的黑暗的消极的现象”7的权利辩护。但是，他的那些发令性质的报告和声讨性质的讲话，时过境迁，回头再看，确实让人难免有点难堪。周扬也翻译文学作品，也写批评文章，但是，无论他的文学翻译，还是他的文学批评，都不足以使他成为韩愈和果戈理那样的文学领袖。他是被动的阐释者，而不是主动的建构者。他并没有为自己的时代提供具有原创性的文学思想——一种具有普遍而持久的影响力的文学思想。
文学是改造社会的工具，也是革命斗争的利器。周扬接受那种充满自信和激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他试图用外国文学来改造中国文学，最终用改造后的文学来服务中国的政治革命。在关注和输入世界文学的最初两年，他至少写了三篇文章介绍美国文学的论文和“近讯”。然而，从1931年到1942年的十多年间，除了《巴西文学概观》和《从比兰台罗说到文学上的悲观主义》，周扬的几乎所有精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俄苏文学——尤其是具有示范意义的苏维埃文学——的介绍和宣传上。从1933年到1936年底，译介苏联文学，扩大苏联文学的影响力，就是周扬文学工作的主要内容。
1930年，尤利乌斯·伏契克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今天的莫斯科是世界的真正中心。人类未来全部历史的最初几章都是在这里产生的。”8对于那些充满革命热情的文学工作者来说，莫斯科也是世界文学的“真正中心”，而苏联则是一切进步文学精神上的祖国。周扬热忱地崇拜苏联，热忱地崇拜苏联文化和苏联文学。1950年代初，他对儿子周艾若说：“有两个东西你要崇拜，迷信。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毛主席。”9迷信化的崇拜意味着丧失原则的屈从，意味着失去方向的盲从。谁若将绝对化的崇拜当作自己的基本信条，那么，他就有可能放弃理性的分析态度，就有可能不加判断地接受来自崇拜对象的任何东西。对苏联绝对性质的崇拜和迷信，决定了周扬在接受苏联文学的时候，不可能有冷静的理性意识，也不可能有分析的批判态度。他只能是权威的文学观念的被动阐释者，而不可能成为新的文学观念的主动建构者。
周扬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致祝词的时候，就曾这样表达了对苏联文学的感激之情和高度评价：“苏联的文学，是人类最先进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这种文学给了全体进步人类以光和热，以温暖和力量，因而很自然地赢得了人们的衷心喜爱和崇高敬意。”10在周扬的理解中，中国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就是“众星”与“北辰”的关系。他引用《论语》中的话，以一种“至矣极矣，蔑以加矣”的语气，来赞美苏联文学：“苏联文学已经成为整个世界进步文学运动的核心。中国有句古语：‘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可以用来恰当地形容苏联文学与世界各国进步文学的关系。”11这个貌似雅致的形容，其实并不得体，也不恰当，甚至压根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拟于不伦的形容，将中国文学严重地矮化和边缘化，又将苏联文学过度地神圣化和中心化；因为，就文学的主体地位和文化的独立性地位来看，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学是平等的，亦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之间根本不是以哪个国家的文学为绝对“核心”而“众星拱之”的关系。
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周扬还向苏联文学界提供了这样一个足以令人诧愕的数据：“建国五年来，苏联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的就有六百余种，有的书每种销数一百万册以上。”12这其中固然有《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金蔷薇》（内部发行）等为数不多的伟大作品和优秀作品，但绝大多数属于缺乏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三流作品。谁若认真而大量地阅读了1950年代译成中文的苏联文学作品，谁就会知道其中有多少淡乎寡味的平庸之作，谁就会知道我们在苏联文学翻译上曾经多么盲目和荒率。
虽然周扬也曾翻译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虽然他也曾阅读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批评著作，但是，这些伟大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文学意识，并没有赋予他别样的文学气质。他全盘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思想，却并未留意到其中的“生活”概念的复杂性，也未曾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理论的核心理念提出质疑和批判。
如果说，不谈周扬，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很多问题很难说清楚，那么，不谈俄苏文学，则周扬的文学观念体系和文学规训模式，同样很难说清楚。周扬1930年代所宣达和信奉的主要文学观念，他所选择的文学管理方式，大都来自苏联的文学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体系。周扬的文学思想，本质上就是苏联的文学思想，即以列宁主义为基本原则、以日丹诺夫主义为规训模式、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主体论为核心观念的文学思想。细致而理性地分析周扬与苏联文学的关系，既有助于我们总结过去在中俄文学交往中的经验和教训，也有助于我们在未来的文学交往和比较研究中，更加自觉地处理与世界别国的文学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开阔和成熟的世界文学意识。世界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平等而多元的文学。任何时候，都不能将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或某一时代的文学，置于其他国家、民族和时代之上。我们要将自己置于世界之怀抱，又将世界纳于自己之内心，从而达到这样的精神自觉——内不失自我和个性，外不失世界和人类。唯有处理好这“内”与“外”的关系，我们的文学才能成为同时具有民族个性和人类共性的成熟而健全的文学。
全盘接受与绝对信从
在1920年代至1960年代，苏联文学就像苏联这个国家一样，通体闪耀着令人目眩的光环，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这是一种无论在美学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显得自信而骄傲的文学。正统的苏联文学相信自己是最伟大的文学，具有无与伦比的先进性和正确性。它把生活浪漫化，把一切政治化。它是文学化的《理想国》，是政治化的《太阳城》。很多时候，它看得见黎明，却看不见暗夜；喜欢做令人陶醉的“光明梦”，却无视甚至遮蔽无边的苦难和无尽的眼泪。它用充满幻想和诗意的修辞，描写人在劳动和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超出人性极限的非凡品质，描绘充满超人色彩的道德肖像和充满乌托邦色彩的生活蓝图。
托洛茨基在1908年4月12日所写的文章中，就预言了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在彻底改造人类和改变历史方面所具有的非凡魄力和巨大力量：“我们的时代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感到遗憾！——就在于它首次为世界历史奠定了基础。它在我们的眼前把人类这个概念从人文学的凭空想象变成了历史的现实。”131925年3月10日，布哈林在题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发言中说：“我们要将最后一个厨娘提高到能够担负国家任务的水平。……再过几年我们将率领整个亚洲。”14苏联文学也有着这样的自信和抱负。它相信自己是最有征服力和影响力的文学，就像高尔基1935年3月7日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我国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15高尔基所说的“我国文学”，首先是指苏联文学。他常常将苏联文学与俄罗斯古典文学对立起来。他有时也赞美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但却更经常地怀着巨大的不满蔑视它和批判它。看看高尔基对果戈理的贬低16，看看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否定17，看看他如何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贬抑“批判现实主义”，你就会发现他总是将苏联文学置于俄罗斯古典文学之上。高尔基的这种自信而骄傲的文学态度，就是苏联主流文学的基本态度。
对于20世纪初叶的处于发轫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来讲，苏联文学传递着真理的声音，指示着正确的方向，闪耀着黎明般的光芒，是最值得中国读者阅读的文学，也是最值得中国作家师法的文学。“以俄为师”既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在政治上的道路选择，也是辛亥革命时期及后来很长阶段中国文学的道路选择。然而，由于空间的阻隔和信息闭塞等文化交流上的客观障碍，中国学者对苏联文学的了解和认知并不全面，而全盘接受的认同态度，则使人们在介绍苏联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时候，缺乏冷静的分析和客观的判断。周扬在介绍和评价苏联社会、苏联文化和苏联文学的时候，就存在这样的问题。1958年，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的报告》中，他抨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林语堂的“封建买办文化”，称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败类，一个叛徒”18；同时，他又用不切实际的夸张语言赞美苏联：“苏联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个废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的社会主义国家。豪迈的苏联人民所创造的光辉的新文化把我们人类的文明提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的高度。”19事实上，苏联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经历了曲折而艰辛的历程，其中固然有空前的巨变和非凡的成就，但也充满了挫折、失败和教训，远远没有达到“史无前例的新的高度”。
周扬于1933年发表的《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是一篇介绍苏联的政治斗争、社会改造和文学发展状况的文章。此文是根据1933年Voks上发表的则林斯基的论文改写而成的。则林斯基所采用的材料，与苏联的官方文件和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大体上是同条共贯的。周扬的这篇文章这样概括“这个时期中苏俄文学的主要的特征”：“一切古旧的‘火坑’都动摇起来了。农村变成了集体农场。知识阶级的生活不能不跟着社会主义建设一同前进；文学中的阶级斗争带着公然的不可调和的性质了。”20夸张的行文语气和强烈的主观色彩，显示着信息传递方和信息接收方共同的政治诉求和文化想象。周扬还介绍了肖洛霍夫的小说创作在主题和态度上的变化，说他不仅“选择了新的更有积极性的主题”，即表现集体化题材的主题，而且，“作者对于他的主人公的态度也变更了，社会主义的不可抵抗的胜利指示了他一条对于生活的不同的解释”21。事实上，肖洛霍夫在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他依然用人道主义的态度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复杂的人性和复杂的生活；依然以荷马史诗式的悲剧叙事，来写几乎所有人物的痛苦和不幸。正因为作者的态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正因为他坚持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被开垦的处女地》才成为可以与《静静的顿河》相提并论的伟大作品。别尔嘉耶夫说：“托尔斯泰时时处处都在描写接近大自然的生活真理，描写劳动的真理、出生和死亡的深度，并把它们与在文明里所谓的‘历史的’虚伪和不真实进行对比。”22肖洛霍夫固然没有达到托尔斯泰的思想家的高度，也不像他那样显示出哲学家的深刻，但是，他的小说却像托尔斯泰的伟大作品一样，描写了大自然的美丽和启示，描写了生活和劳动的真理，描写了生与死的欢乐与痛苦，甚至描写了历史和现实的真面目。
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有巨大的贡献，在文学方面亦有很高的修养。他固然不是无可挑剔的道德完人，但也并不像必欲将他置于死地的人所沮诽的那样一无是处。然而，周扬却不仅没有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他的公心和耐心，还接受了苏联官方对于托洛茨基的极不公正的政治审判，传播了关于他的近乎诬陷的虚假信息。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一文中，周扬这样痛快淋漓地攻诋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本人随着他后来在政治上的完全反动，他由理论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学一直发展到了谋害高尔基这无产阶级文学之最伟大的代表者这样的血腥行为。托洛茨基的名字早已和革命文学不能两立。全世界全中国一切知道了这种情形的善良的人们，革命的青年，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也都把托洛茨基及托派看成自己的仇敌了。”23事实上，托洛茨基并没有否定无产阶级文学，而是主张将它向共产主义境界的无阶级文学提升，从而最终将人的精神素质和心灵生活的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将无可比拟地更有力，更聪慧，更机敏；他的身体将更协调，其动作将更有节奏，其声音也将更有音乐感。生活方式将具有富于变动的戏剧性。中等类型的人也将达到亚里士多德、歌德和马克思的水平。在这一山脉上将耸起众多新的高峰。”24你可以批评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幼稚的甚至疯狂的关于人和文学的乌托邦想象，但是，你绝对不能诬称他的意识里有“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反动念头。至于指控托洛茨基谋害高尔基，更是近乎荒唐的陷害和污蔑，因为，这个被称为“红军之父”的人，1927年11月就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又被驱逐出苏联。纵然他主观上有此动机，客观上亦无此可能。至于“托派”一语，则与所谓“肃反”属于同一性质，完全是为了彻底肃清政敌而炮制出来的罪名。
关于高尔基之死，俄罗斯著名的高尔基研究权威巴拉诺夫经过对大量的资料和细节的分析，得出了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投毒谋杀的结论。人格化的死神按照设定好的节奏向高尔基步步逼近。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非正常死亡；1935年5月18日，“马克西姆·高尔基号”客机在莫斯科郊外上空遇难，“机组成员和乘客全部遇难”25；“有理由断定，独一无二的多发动机客机的坠毁是……旨在反对高尔基所采取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一种手段，是经过精心策划的”26。1935年9月，高尔基对他从前的助手什卡帕说：“好像给困起来一样，寸步难行！”271936年，死亡的巨大轮盘，终于吱吱嘎嘎地转到了高尔基面前。某氏派人送来一只精美的糖果盒：“高尔基素来热情好客。这一回，他慷慨地把糖果分送给两位在其身边工作的护理员，自己也吃了几粒。一小时后，三人开始胃痛，痛得撕心裂肺，又过了一个小时，三人一起死亡。立即做了解剖。结果？不出我们最坏所料，三人均因中毒身亡。”28事实上，早在1936年，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尔基文献资料室主任巴拉霍夫就反对高尔基“自然死亡”的观点；他“从诺曼底收集并分析了大量说明30年代的社会氛围、高尔基所处的创作环境与政治环境，以及斯大林与高尔基在发展文化的路线上日益加深的分歧等资料”。29高尔基是苏联作家的保护人。他解救过很多陷入困境甚至死地的优秀作家。现在，这个苏联文学之父不明不白地死了，苏联作家的巴托罗缪之夜随之降临了。1937年，克格勃开始对苏联作家展开大规模杀戮：“据不完全统计，当年牺牲的作家达1000人。”30直接指挥谋杀高尔基和杀戮大批作家的人，就是口含天宪的克格勃领导人雅戈达。当此时也，亡命天涯的托洛茨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形容他是“像虫子一样软弱无力的白卫小丑”31——自顾尚且不暇，哪有机会算计跟他并无多大利害冲突的高尔基，哪有机会从容不迫地剥夺成百上千苏联作家的生命。周扬信之不疑的托洛茨基的“血腥行为”，纯属嫁祸于人的无稽之谈。
周扬甚至接受了日丹诺夫式的文学管理模式和文学批判模式。日丹诺夫是苏联主流文学订货和生产的总监，也是苏联文学界大批判模式的第一执行官。他在批评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等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和粗暴作风，给那些像他一样掌握着知识界和文学界生杀予夺大权的管理者带了一个很坏的头。他的嘴里飞溅着刀片一样锋利的恶言詈辞。他诬称左琴科是“下流家伙”“文学流氓”和“非苏维埃作家”32。他不仅把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贬得一钱不值——“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能给我们的青年带来什么教益呢？除了害处，什么也没有”33，还用近乎粗鄙的语言攻击她的人格，说她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34。在规模巨大的公共空间，发表如此缺乏教养的言论，这不仅会对人们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行为造成消极的影响，而且还会导致语言本身的污染和败坏。王蒙在《全知全能的神话》中说：“日丹诺夫不论主观上怎样自吹自擂自高自大，他带来的是苏联文学的空前浩劫，是扼杀文艺生机与苏联各族人民生机的空前灾难。”35苏联文学所遭受的“空前浩劫”，苏联各族人民所承受的“空前灾难”，日丹诺夫确实与有力焉，确实难辞其咎，但“不论主观上怎样自吹自擂自高自大”，客观上亦绝非他一人所能“带来”。文徵明《满江红》词云：“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36非虚语耳，良有以也。
然而，周扬不仅全然没有意识到日丹诺夫的问题，反而欣赏他杀伐决断的魄力和做派。张光年回忆说：“记得1952年文艺整风时，在文联党组扩大会议上乔木做动员报告，我和周扬坐在一起，他悄悄地对我说：‘你看乔木的报告还有点日丹诺夫的味道哩！’他的语气是赞赏的。在文艺观点上，他俩是很接近的。”37在一篇先后发表于苏联的《旗帜》杂志和此间的《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周扬高度评价“日丹诺夫同志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演”，视之为“最丰富和最有价值的经验，给予了我们以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指南”38。事实上，日丹诺夫“所建构起来的文艺规约模式和‘大批判’模式，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实践，给那些‘以俄为师’的国家起了很坏的示范作用，造成了世界性的恶劣影响。中国就是日丹诺夫主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的那些简单而狭隘的文学理念，那些由上层主导的胡天胡地的‘大批判’运动模式，都清晰可见地烙着日丹诺夫主义的纹章”39。假若周扬能够理性地审视日丹诺夫，审视他的充满诋毁和谩骂的“大批判”，他就不会对他的那种“味道”表示欣赏，而中国的作家所感受的温暖和关怀，也许就会多一些，所承受的无端的打击和严重的伤害，也许就会少一些。
从延安时期开始，周扬主持过多次对作家的“抢救运动”和批判运动，也伤害过不少人。延安“抢救运动”期间，周扬是鲁迅艺术学院的院长，而“鲁艺”则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据说，鲁艺大约有80％以上的人被打成了‘特务’，有的系到最后只有两个人不是‘特务’了。1943年5月23日，周扬笑着对别人说，他过去是特务学校校长，现在是反省院院长。他还在大会上宣称，一定要把抢救运动搞下去，就是搞到剩我一个人也要搞下去；就是鲁艺全是特务，就我一个人是共产党员，我也能战胜你们！”40难怪一位“挨过整的老延安”提起周扬在主席台上的“派”，“就破口大骂”41；“……经历坎坷的老作家舒群，谈起周扬的风度，就气不打一处来。”421957年，唐达成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写了一篇7000字的长文，题目叫作《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关于写新英雄人物与周扬同志商榷》，质疑周扬的写英雄可以不写“非本质的缺点”的观点，不意竟惹怒了周扬。他给唐达成戴了一顶很沉重、很可怕的政治帽子：“唐达成拿资产阶级的语言向党进攻。”43周扬可能忘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他自己心仪的批评家；他可能忘了，他曾写过多篇介绍此人文学思想的文章，从而使“生活”成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直到晚年，张光年还对周扬身上的“日丹诺夫”式的态度和作风，耿耿于怀，深表不满：“他太缺少友情，在历次运动中，有些情况本来可以较早地对我们这样的人有所提醒，但他没有。他对上面的东西，无论对的错的，太忠实了，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且雷厉风行地执行。别人要是有点情绪，他就发火。没有友谊，缺乏同志式的温暖。”44周扬原本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然而，在日丹诺夫们的影响下，他的性格逐渐发生了“异化”，对自己同志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无情。
周扬对苏联文化信息的全盘接受，以及对这些信息的盲目信从和错误传播，还典型地表现在对夏里亚宾的抨击和批判上。
夏里亚宾（即周扬文章中的“夏里宾”；1873—1938）是享誉世界的伟大的歌唱艺术家，被誉为“世界低音之王”。1909年，英国青年哈里斯在巴黎听了夏里亚宾的“歌喉”，称赞他“展示了俄罗斯的灵魂。热烈、光明、忘我！”45事实上，夏里亚宾还是一个天赋很高的作家。他的《面罩与心灵——剧场生活四十年》，叙述畅达，描写传神，充满生动的细节，使人读来毫无倦意，无疑是第一流的传记文学作品。
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间，夏里亚宾先后在哈尔滨、上海、北京和天津四大城市举行独唱音乐会，受到广大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引起了中国文化界的巨大轰动。施蛰存曾撰文高度评价他，称之为“为了人类的艺术家”。然而，周扬观察的角度和评价的尺度，不在他的艺术成就，而在他的政治行为。他知道影响巨大的夏里亚宾出走事件，也知道此事在苏联引发的剧烈反应和猛烈批判。早在1933年，他就怀着同仇敌忾的义愤，写了一篇题为《夏里宾与高尔基》的短文，一边反驳施蛰存的观点，一边对夏里亚宾大加挞伐。他从一篇显然是来自苏联的关于夏里亚宾的文章中，概括出了这样的“论旨”：夏里亚宾是一个“卑鄙，贪婪，欺骗的，侍奉贵族的歌伶”46。这里的每一个形容词和修饰语，都是忮刻而无根的，显示着关于夏里亚宾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对夏里亚宾严重的人格攻诋。
1922年，夏里亚宾离开俄罗斯到法国定居。他的去彼取此，洵然有情可原，完全用不着过度反应。然而，苏联的文化界却连年累月地声讨他，媒体则连篇累牍地攻讦他。1927年6月30日的《赤色报》这样对夏里亚宾的名字进行道德审判：“夏里亚宾的名字将成为绝对的道德堕落的同义词，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为了金钱从本国人民一方逃向本国人民死敌一方的人。”47在1927年7月2日的《真理报》上，则发表了一篇题为《开朗的性格》的尖酸刻薄的讽刺文章；此文的作者科利佐夫给夏里亚宾画了这样一幅人格图谱和道德肖像：
夏里亚宾在苏维埃时代未能成为他理应成为的人：做一个艺术和剧场的一切大门都向他敞开的平常的演员。他，这只十普特重的嘶声啼叫的小鸟儿，在俄国平原上感到烦闷。并非这只小鸟儿没有食吃。它啄的食物可真不少。我们亲眼见到一些师团，一些大厂，从自己微薄的配给中匀出整马车整卡车的面粉、原粮、布匹，付给这只小鸟儿，作为听它啼叫的快乐的报酬。小鸟儿毫不客气，大口啄食，但是，俄国观众的模样，他的破旧的托尔斯泰式短衫，脏鞋，叫夏里亚宾恶心。他希望台下坐着另一类观众——身穿黑色燕尾服、前胸浆得硬挺挺的男士，皮肤细嫩珠光宝气的女人。48
在这里，你看不到对人和事实的最起码的尊重，看不到作者最起码的文化教养；在这里，几乎所有关于夏里亚宾的信息都是虚假的，几乎所有对夏里亚宾的批评都充满了恶意的诋毁。这不是文质彬彬的批评和对话，而是流里流气的撒泼和骂街。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人的去留，本是一件极为寻常的事情，本是一个寻常到几乎不值得讨论的话题。但是，对于一个特殊的社会来讲，留下才是忠诚，出走即是背叛。夏里亚宾的出走让那些爱憎分明的苏联人愤怒，也让崇拜和支持苏联的周扬愤怒。所以，周扬对夏里亚宾的批评，也像科利佐夫一样尖锐而不留情面：
革命后，夏里宾之所以肯和工人们往来，甚至不惜赞美新兴势力者，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生活的保障和安全。工人们却老老实实地相信夏里宾是他们的艺术家，宁肯节衣缩食，来供给这位艺术家的不能餍足的需要。但他们是受骗了。夏里宾终于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口实，一溜烟地离开了他的祖国，永远回到他所侍奉的贵族的怀抱中去了。49
如果略加对照，你就会发现，周扬的《夏里宾与高尔基》所采用的关于夏里亚宾的关键信息，所提供的定谳性质的基本结论，几乎全都来自科利佐夫的文章《开朗的性格》；你就会发现，他们——科利佐夫和周扬——所采择的思维方式和批判逻辑，也是高度一致的。只不过科利佐夫的风格是戏谑的、挖苦的，充满了对夏里亚宾人格上的侮辱，而周扬的批评则是严厉的、谴责的，充满了对夏里亚宾道德上的挞伐。尽管周扬改变了《真理报》所载文章的近乎轻薄的行文语气，改变了那种近乎辱骂的修辞方式，但是，他对夏里亚宾的批评，仍然充满了人云亦云的不实之词，仍然充满了原情定过的诛心之论。
那么，夏里亚宾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所深爱的祖国？他果真如科利佐夫所说的那样，是一只“十普特重的嘶声啼叫的小鸟儿”吗？他果真如周扬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不能餍足的需要”，而“一溜烟地离开了他的祖国，永远回到他所侍奉的贵族的怀抱中去了”吗？他果真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蝇营狗苟之徒和趋炎附势的投机主义分子吗？我们有责任抱着平恕和求真的态度，给读者提供一些别样的信息和结论。
事实上，夏里亚宾是一个情感真挚的人，一个人格高尚的艺术家。他说：“我对生活的态度是热烈的。”50他心里装着俄罗斯。他热烈地爱她。在远离俄罗斯的日子里，他常常“因想念俄罗斯的风景，俄罗斯的春天，俄罗斯的白雪，俄罗斯的湖泊和俄罗斯的森林而忧伤”51。他深刻地理解了俄罗斯的心情，感受到了她的悲伤与忧愁：“俄罗斯的忧愁是无底的。”52他爱俄罗斯人民。他同情他们的命运和遭遇，也发现了他们性格上的优点和缺点，心灵上的光明和黑暗。在他看来，俄罗斯人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东西，充满了矛盾的甚至几乎完全不相容的东西：
在俄罗斯人的心灵中与诗和美并存的还有深重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罪恶。姑且说这是全人类共有的罪恶——不宽容，嫉妒，凶狠，残酷，但我们俄罗斯人的天性就是这么奇怪，其中的一切，好的和坏的，都采取着失度的形式，浓缩到不寻常的浓度。不仅仅我们的激情和我们的冲动像是把人卷得两眼发黑的俄国暴风雪，不仅我们的忧愁很特别——有黏性，让你甩不掉；就连俄罗斯人的消沉，我要说，也有一种穿透力。我们的消沉中的那种贯穿一切的空虚感，和任何欧洲人的苦闷都不相像。这样的空虚，到夜晚大约会叫人害怕。……俄罗斯人的气质似乎不知道中间状态。他的精神状态，他的感觉总是极度紧张。……俄罗斯人天性开阔，这毫无疑问，然而在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中却有多少小肚鸡肠、吹毛求疵、争吵不休的狭隘习气啊。俄罗斯人的天性是温存的，富于同情的，然而与此同时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却有多少粗暴的残忍，折磨人的胡闹，有时这种胡闹是无目的的，似乎完全不是为了得到自身利益的。俄罗斯人的精神惊人地细腻，然而在俄罗斯的人际关系中有多少铁石般的麻木不仁，侮辱性的多疑，蛮横无理……是的，在任何事上，无论在好事还是坏事上，俄罗斯人都不知道中间状态。53
之所以不避絮烦之讥，将夏里亚宾关于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人的长长的议论，抄录在这里，是因为它包含着独到而又深刻的观点，是因为它包含着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特别重要的认识和思想。夏里亚宾的这些观点和思想，有着与别尔嘉耶夫和舍斯托夫关于俄罗斯的分析和论断一样重要的价值。任何一个渴望理解俄罗斯民族的人，都应该来逐字逐句地细读夏里亚宾的这些文字。粗暴的残忍，侮辱性的多疑，折磨人而又无目的的胡闹，这些东西，我们在俄罗斯人所发动的殖民主义战争中看到了，在日丹诺夫的大批判报告中看到了，在科利佐夫诋诬夏里亚宾的文字中看到了。我们无妨抱着自审的态度，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在最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有没有沾染上夏里亚宾所批评的这些俄罗斯习气？有没有沾染上那种冷漠的、蛮横的、疯狂的、虚无主义的习气？有没有沾染上那种“折磨人而又无目的的胡闹”的习气？
夏里亚宾是既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又具有开阔的世界视野的人。他知道俄罗斯与欧洲文明国家的文化差距。他希望俄国人能像那些文明国家的人们一样，过上体面而自在的生活。他怀着深深的同情，通过与欧洲国家的对比，揭示了俄罗斯人性格上的问题和生活上的不幸：
俄罗斯人身上有时候存在着这样一种克服不了的肉体的腼腆，使我觉得非常难过，虽然它有时也是颇为感人的。它叫人难过是因为在深层次的根子上它是我们长期的奴隶地位的反映，更准确地说，是长期的奴隶地位的积淀。我看欧洲人就非常羡慕他们——动作是多么自由，无拘无束，言谈是多么轻快！这种自由和轻快并非总是，也并非所有人都是高格调的，但我在其中毕竟感到欧洲人对自己的个性，对自己不可剥夺的尊严的某种肯定。……且看我们俄罗斯人，灵魂比风还自由，脑子里飞翔着雄鹰，心坎上夜鹰在歌唱，可是在沙龙里必定会碰翻椅子，洒出茶水，在哪里磕绊一下。让他在什么宴会上讲话，他会紧张得要死，局促不安地说不成两句话就没词了。我再说一遍，这想必是俄罗斯人在威严的目光下生活得太久了……54
读着这样的文字，你会相信它的作者是一个自私而冷漠的人吗？夏里亚宾的态度是如此真诚，心情是如此热切——他真诚地同情和怜悯自己的同胞，热切地希望他们摆脱自己内心的奴隶气质，热切地希望他们也能像欧洲国家的人们那样自由而健康地生活。
事实上，夏里亚宾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他同情弱者，也同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几乎有二十年时间我一直同情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差点认为我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55而他之所以同情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因为同情受苦受难的俄罗斯人民：“我热烈地幻想着我所见到的如此阴暗的俄国人民的生活中将射入新的光明，人们不再如此经常地哭泣，如此无谓而浑噩地受苦，如此愚昧而粗暴地酗酒取乐。于是我全心地依附了他们，和他们一道幻想着有朝一日革命将扫除不公正的制度，代之以给俄国人民造福的新制度。”56因为同情革命，他一开始并没有离开俄罗斯的想法。然而，他悲哀地发现，一切都在变化，向着与人们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人心的变化。人们爱的能力在丧失。人们的同情心在消失。仇恨和敌意在到处蔓延。在激烈而冷酷的斗争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隔膜，越来越冷淡。在革命后的日常生活里，夏里亚宾感受到了许多令他恐惧的东西：
……由于人的本性，由于性格的弱点，近来我开始感到某种难以克制的恐惧。日常交往中不见了我从年轻时就习惯了的那种亲切热忱，那种朴素的人的感情，叫我害怕。以前见到什么人，可以说几句心里话。你有痛苦——他们会跟你一起叹口气；他们有痛苦——你会对他们表示一下同情。在我当时生活的那座疯人院里，我开始发现完全看不到人心了。生活变得越来越官样化，冷淡，无情。连自己的家也不知怎么搞的正在变成“办公厅”。57
他不仅感受到了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变化，还感受到了直接的威胁。一位负责管理警察局的首长对夏里亚宾说：“你们这些演员，实在说，是应当消灭的。”58而托洛茨基，这个很有文化修养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也说过同样粗野而凶狠的话：“他曾跑进各个剧院，从顶层楼座或包厢里威胁地挥舞着拳头，以鄙夷的语调对观众说：‘大街上流着人民的鲜血，而你们，麻木不仁的资产者们，堕落到了这个地步，竟在这里听着平庸的戏子们嘴里吐给你们的低级无聊的货色’……”59这种日常性的威胁所造成的恐惧，令他心神不宁，大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他发现自己正在变成谁也不在乎的多余人：“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能做的事谁也不需要，我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它扼杀和冻结着智慧，使内心空虚，使灵魂绝望。”60这种巨大的无意义感，会让任何一个靠着创造意义世界生活的人，陷入巨大的痛苦和觖望。为了让自己有正常工作的机会，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最起码的意义，他也只能选择离开俄罗斯，到一个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夏里亚宾的财富也受到了威胁和剥夺。他的房子和小汽车都被拿走了。他被课以极重的税款。他们认为夏里亚宾是“有能力向国库缴纳五百万卢布税款的。给我送来了这几百万卢布的通知书，规定了付款期限。我费劲地计算着，我干了一辈子，也没挣到五百万。我怎么付呢？从银行取钱？但我银行里存的钱，‘人民’已经从我的账户上取走了”61。他已经变成几乎一无所有的穷人。
他不仅没有收到送给“小鸟”的“整卡车”的食物，反倒常常陷入极度的贫困和饥饿。夏里亚宾贫病交加，心灰意冷，于是产生了逃离俄罗斯的念头：
我得了一场很严重的病。感冒引起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我不能行动，躺下了。这种没工资的被迫休息还没过一个礼拜，我的物质状况就十分危急了。……家里缺少面粉、砂糖、黄油的最起码的储存。钱也没有，而且钱也不值什么钱。62
没有帮助，没有问候，没有一句平常的人的语言。我这个凡夫俗子开始觉得，如果夏里亚宾倒毙街头，有人大约会很高兴的。这个可怕的想法，空虚和冷漠，比贫困，比匮乏，比任何镇压都更加令我惊骇。那个犯罪的想法——出走，离开，就在这些日子里扎下了根。不管到哪里，反正要走。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孩子们。63
显然，夏里亚宾是被动地离开俄罗斯的。他是被冷漠和恐惧赶出俄罗斯的，是被贫穷和饥饿赶出俄罗斯的。离开自己的祖国，离开自己所爱的亲人和朋友，离开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件痛苦而悲伤的事情。所以，面对这样的事情，无论什么身份的人，如果他具备最起码的同情心，如果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夏里亚宾的处境，那么，他就不会像科利佐夫那样严厉地责备他，更不应该用编造出来的故事和刻薄的语言侮辱他。
就文化性格和生活方式来看，俄罗斯的优秀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第一流的作家和诗人，不喜欢过被束缚的定居生活。他们更向往的是在路上、在远方和在异乡的生活。他们大都是多重意义上的漂泊者。别尔嘉耶夫说：“漂泊是典型的俄罗斯现象，对于这种程度的漂泊生活西方是不熟悉的。……漂泊者寻找正义，寻找上帝之国，他追求远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和所有革命知识分子都是漂泊者。不但有身体上的漂泊者，而且还有精神上的漂泊者。漂泊就是不能满足于任何有限的东西，是对无限的东西的追求。”64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漂泊，俄罗斯哲学和文学的许多伟大著作，就不可能产生。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和屠格涅夫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漂泊中写出来的；没有在意大利、法国与德国的漂泊经历，果戈理就无法深刻地洞察俄罗斯的灵魂，也就不会写出伟大的《死魂灵》；别尔嘉耶夫几乎所有重要的著作，米尔斯基的天才著作《俄国文学史》，索尔仁尼琴的规模巨大的《红轮》，都是在异国他乡写出来的。如此说来，夏里亚宾的出走，他的漂泊异国，就是一件正常而正当的事情，也是一件应该被人们同情和理解的事情。
假如周扬充分地了解了夏里亚宾的情感、思想和遭遇，假如他充分地了解了他不得不出走的客观原因，假如他充分地了解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漂泊情结，了解了“漂泊”这一典型的俄罗斯现象，他也许会同情夏里亚宾内心的悲苦，也许会理解他的无奈而又决然的出走。至少，他很有可能不会全盘接受来自科利佐夫的诋毁夏里亚宾的信息，也不会像科利佐夫一样责备夏里亚宾。毕竟，推己及人的恻隐和同情是善良人性的基本倾向。
一切极端的情感和不自然的关系，都逃不过世情反复的铁则。随着斯大林的去世，中苏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不仅造成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彻底地改变了周扬对苏联文学的态度。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苏联文学抱着全面认同的态度。他开始用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苏联，并与苏联文学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苏共“二十大”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极端化的狂热崇拜，逐渐恢复到比较冷静和理性的正常状态。人们开始反思苏联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问题，反思苏联人反对“世界主义”以及高自标树的问题。1956年8月，在题为《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讲话》的报告中，周扬一反过去对苏联的“崇拜”甚至“迷信”态度，严肃而尖锐地批评起了它在文化和文学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在苏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别的东西完全看不起，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批判世界主义以后形成的一个倾向，就是苏联第一，对于其他国家的东西，差不多只有批评和反对，很少加以肯定，什么都是俄国第一，有一个时期把沙皇的侵略都说成是好的，总而言之俄国的一切都好。”65既然苏联和俄国已经不再是“第一”，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把它当作必须“拱之”的“北辰”，它也就不再是中国文学学习的唯一对象，更不是追攀的最高典范。这样，周扬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苏联的东西决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全部，这只是要学习的一部分；我们要向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要向我们的老作家学习；要向世界的文学学习。”66这简直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样的巨大转变，固然标志着中国文学对苏联文学经验的教条主义模仿的终结，但也预示着彼此之间政治对抗和文化冲突的到来。
1958年发生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是中苏两国关系走向恶化的标志。同年8月，在《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讲话中，周扬提到了批判“修正主义思想”的问题67。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苏共和赫鲁晓夫。1963年7月6日至2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旨在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会谈；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将中苏两党的政治观点分歧和意识形态冲突公之于世。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执行了十余年的向着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及对苏联艺术和文学的亦步亦趋的文化政策，随之发生了明显的调整和变化。此后，周扬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苏联无限崇拜，言必称之。从譬如北辰，到邈若山河，20世纪的中国文学，终于完成了它与苏联文学亲极反疏、热极而冷的交往历程。周扬就是参与并见证了这一历程的人。
二、“生活”：片面化的理念与简单化的阐释
生活是周扬的文学观念体系的重要概念，也是新的文学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概念。它不仅意味着文学和艺术的内容和创造力的来源，甚至，还决定着文艺的价值与合法性，因为，写谁的生活和什么样的生活，业已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从积极一面看，它强调作家关注外部生活和他者生活的责任和热情，从而有助于克服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学意识和疏离现实的文学风气；从消极一面看，它也会造成作家个性的萎缩和自我意识的丧失，造成文学和艺术的题材内容的狭窄和表现风格的单一。然而，对许多人来讲，生活却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一个无须阐释和界定的概念。这样，它就成了一个长期被严重忽略的概念。
在汉语里，“生活”一语，可谓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里，“生活”的意义很复杂，有“生存”“使活命”“恤养”“为了生存的各种活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况、境况”“生长”“家产；生计”“活儿；工作”“用品；器物”“美事；美好的时光”和“笔的别称”等十多个义项，其中最重要的义项是“生存”68。《孟子·尽心上》说：“民非水火不生活”；《汉书·萧望之传》里说：“人情，贫穷，父兄囚执。闻出财得以生活，为人子弟者将不顾死亡之患、败乱之行以赴财利，求救亲戚”；吕坤《反挽歌》诗云：“人生亦大难，安用苟生活”。上引三例，都是“生存”的意思。可见，在中国人的传统话语里，“生活”一语来自人们的心灵感受和人生经验，包含着丰富的人性内容和文化内容，散发着亲切而家常的生活气息。
然而，作为外来的美学概念和文学概念，“生活”却几乎是一个全新的词，与中国固有的“生活”概念，几无关系。这个新词既是社会学概念，也是政治性概念，还是包含着社会内容和政治内容的美学概念和文学概念。在来自俄罗斯的新的美学概念体系里，“生活”意味着强烈的时代感和充分的现实性，包含着明确或隐蔽的社会诉求和政治诉求；它本质上是集体性和整体性的生活，而不是个体性和非整体性的生活，所以，对个体来讲，它更多地意味着规约和限制，而不是自由和选择。它的扩展形态和完整意义可以用“社会生活”“现实生活”“时代生活”和“斗争生活”来表达。
虽然在俄罗斯作家和批评家的笔下，“生活”一词可谓屡见不鲜，但没有谁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赋予它以绝对的性质和本体的地位，将它升级为比文学、艺术和审美还要重要的美学范畴。正是经过他的阐释和传播，“生活”才成为社会主义文学意识形态的主宰性概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贡献，是充分地强调了现实生活对艺术的重要性；他的致命问题，是片面地强调了现实生活对艺术的先决性和优越性。他错误地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对等的平行关系，界定为一种不对等的差序关系。从世界观和宗教情感来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脱离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精神谱系，完全可以被视为苏联文学的先驱，而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价值观，则完全可以被纳入苏联文学意识形态的整体结构。
别尔嘉耶夫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是非常可怜的，充斥着他肤浅的意识。”69他的美学理论也同样充斥着肤浅的意识和错误的认知。他的大胆而任性的概括，他的片面而极端的判断，固然显示着一个青年学者的勇气和坦率，但也暴露着他思想上的幼稚和学术上的不成熟。他的有名的“美即生活”的公式，虽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现实”和“生活”，但是，它也存在明显而严重的问题。片面而极端，就是这个公式最大的问题。生活不能简单地跟美画等号，美也不能简单地跟生活划等号。就构成来讲，美并非全部来自生活，而生活也只是美的一部分，尽管它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就性质来讲，高级性质的美是对生活的创造性超越，是生活的更精致、更有诗意的艺术形态，而生活无论多么美，也只是一种自然形态和原始形态的美。美不可能都是生活，例如艺术和文学的形式美，就是艺术家和作家想象和创造的产物，是他们的想象能力、结构能力和修辞能力的体现。生活不能涵盖和代表所有的美，更不能代表那种经过艺术家和作家艰苦努力创造出来的美。美是形象和形式。没有形象和形式，就谈不到美。所以，准确地说，美是诗意地表现出来的情感、思想和生活的形象和形式。
如果说极端性和绝对性是俄罗斯性格和俄罗斯意识的一个特点，那么，无论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术著作中，还是从他的小说作品里，你都会发现俄罗斯人的这些性格特点，发现那种极端而绝对的情感和思想。就文学精神和美学意识来看，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绝对的浪漫主义者，也是一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美学理论是现实主义其表而浪漫主义其里的二元结构。表面上看，他的美学思想的全部内容都是现实主义的，而他所关注的也只是现实的生活；其实，就其本质来看，他的美学精神是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混合物。他用极端的浪漫主义的思维和表达，片面地强调了“现实”和“生活”的主宰地位，宣达了一种功利主义的美学诉求。他试图把俄罗斯文学的精神立足点，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彼岸信仰，转换到放逐了神的此岸的现实世界。别尔嘉耶夫说：“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不是因为创造方面令人喜悦的过剩而创作，而是因为渴望拯救民族、人类和整个世界，因为对非正义和人的奴役而感到忧伤和痛苦。即使当俄罗斯作家们在自己的意识里离开基督教时，俄罗斯文学的主题也是基督教的。”70然而，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意识里，爱的情感不再来自神的召唤，而是来自现实的激发。所以，不可向天国或别处寻找虚幻的安慰，只可向现实环境进行积极的斗争：“人的愿望越是切实，越是积极，那么他跟阻碍它们实现的环境的斗争，也越是坚毅有力。只有那些属于现实生活范围的事物，才能尽最大可能激发和唤起爱和憎。”71他要将自己改变现实的愿望，转化成一套功利主义的美学理论。1855年，二十七岁那年，他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在这部著作里，他试图以数学公式一样简单的理论，来解决艺术与生活、美与现实的复杂关系。1863年，三十五岁那年，在《现代人》杂志上，他发表了叙述“新人的故事”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在这部小说里，他试图以同样简单而极端的方式解决复杂的爱情冲突，以浪漫主义的方式表现了“新人”的圣人般的情感和超人般的意志。无论是他的简单化的美学思想，还是他的简单化的“新人”叙事，都应该接受冷静的审视和理性的分析。因为，它们本质上都属于不自然的、“非常态”的精神现象。
就道德精神来看，车尔尼雪夫斯基无疑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他也许不是第一流的思想家，但无疑是第一流的道德家。他像拉赫美托夫一样有着令人骇异的意志品质，却绝不像涅恰耶夫那样不择手段和冷酷无情。他的心灵纯粹而高尚。他有使徒般的利他精神。他不允许自己成为那种自私自利而善恶不分的人。因为，“只有善的行为才是清醒的；只有善良的人才是有理智的，理智的程度决定于善良的程度。如果一个人不是善良的，他就是一个不会计算的败家子，他会花费一千个卢布去购买不值钱的东西……”72此处关于善良与理智关系的论述，显得简单而绝对，与其说它具有真理价值，毋宁说它更有伦理价值。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讲，丧失道德原则，是不可接受的，而向邪恶抛媚眼，则是极其可耻的。他说：“凡是对随便什么人都要逢迎的人，除了他自己以外，就随便什么人都不会爱；凡是对一切都觉得满意的人，这个人就不会做出什么善事来，因为，对邪恶感不到痛恨，就不可能有善。要是这个人没有人去憎恶他，也就不会有人去感激他。”73这些关于善恶和爱恨的观点，也许缺乏托尔斯泰博爱的宗教精神，也许缺乏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的弥赛亚意识，但却包含着世俗意义上的道德真理。总之，无论从道德主张来看，还是从道德行为来看，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伟大人物。
然而，面对现实、艺术和文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眼界却是狭窄的，意识却是僵硬的，认知却是片面的。他从费尔巴哈那里拿来了“唯物主义”，但却丢掉了人；在他的美学理论里，只看见被抽空的“生活”，却看不见具体的人——人的情感、创造力和主体性地位，要么被悬置了起来，要么被完全忽略了。他忘记了这样一些基本的事实和重要的真理——如果没有人，就没有生活，也不会有艺术。他崇拜和抬高“生活”，却贬低审美和艺术，最终贬低了人和人的创造力。人创造生活和艺术，人高于生活和艺术，这些，才是美学应该承认的基本事实，才是文艺应该接受的基本真理。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思想始终关注改变现实。……在自己创造的激情里，俄罗斯人追求完善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完善的作品。”74现实是人的现实。生活是人的生活。改变现实和生活，是通过人来实现的，而且是为了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性，无疑是正当的，只是他将这一“俄罗斯思想”推向极端，最终造成了人与现实、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分离和对立。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第2版的序言中说：“我跟那些闭目静思的哲学家是天差地别的；为了进行思维，我需要语言，我需要感官，首先就是眼睛，我把我的思想建筑在只有借感官才能经常不断地获得的材料上面，我并不是由思想产生出对象，正相反，是由对象产生出思想；只是，这里的对象，专指在人脑以外存在着的东西。”75显然，人的感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这感受是由外在的对象激发起来的。在费尔巴哈的理解中，人的一切意识活动都来自于现实，即便是纯粹的幻想，即便是似乎神秘的宗教意识，也都是人的意识对现实的反应。他说：“宗教是人心灵之梦。但是，即使在梦中，我们也不是身处于虚无或天空之中，而是仍旧在地上，仍旧在现实之中；只是在梦中，我们不是在现实性和必然性之光辉中看到现实事物，而是在幻觉和专擅之迷人的假象中看到现实事物。”76显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属于人的唯物主义，或者说，是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他赋予宗教以人本主义的性质，甚至将上帝视为人的本质的象征：“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所以，对象所加于他的威力，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威力。”77一切都是属于人的，因为，一切都反映着人的存在，都体现着人的本质。所以，在一切对象里，人们看见的不是别的东西，而不过是自己罢了。宗教是人为了自己创造出来的、属于人的东西，上帝也不过是人为了寄托自己的情感和愿望而想象出来的：“对人来说，上帝是他的至高的感情和思想之备忘录，是一本纪念册，他把他认为最贵重的、最神圣的存在者的名称都记在上面。”78人不能没有最终目标；上帝就是认为自己设定的最终目标：“谁没有最终目标，谁就没有家乡，没有圣殿。最大的不幸，就是漫无目的。即使是只给自己设定一个平凡得很的目标的人，也至少不比不给自己设定目标的人差。……谁有一个目标，并且这目标自在地是真的和本质的，那谁就正因此而有了宗教；这宗教虽然不是神学贱民之有限意义上的宗教，然而终究——而只有这才是重要的——还是理性之意义上、真理之意义上的宗教。”79在费尔巴哈这里，无论怎样强调现实感，无论怎样强调崇高而伟大的东西，都不能忽略人这个核心和主体。在费尔巴哈这里，人始终站在位于所有事物中间的最重要的位置上，人的主体地位和至高的价值始终被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对待。
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费尔巴哈那里拿来了“现实”和“唯物主义”，却用这些东西淹没了人。费尔巴哈根据爱的原则，将宗教认为是“第一性的东西”——上帝——降低为“第二性的”，将宗教认为是“第二性的东西”——人——抬高为“第一性的东西”：“对人的爱，决不可能是派生的爱；它必须成为原本的爱。只有这样，爱才成为一种真正的、神圣的、可靠的威力。如果人的本质就是人所认为的至高本质，那么，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则，也必须是人对人的爱。”80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将人降低为“第二性的东西”，将属于人的客体的“现实生活”抬高为“第一性的东西”。他从人那里拿掉了人的“至高本质”，拿掉了“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则”，也就是拿掉了对人来讲最重要的东西——爱。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著作里，你几乎通篇找不到一个“爱”字，甚至几乎找不到关于善的情感和善的价值的表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讲，人和文学都是因为精神痛苦而存在：“痛苦不但是深刻地属于人的，它还是意识产生的唯一原因。痛苦可以救赎恶。”81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完全忽略了人的精神问题，忽略了人的精神痛苦和精神救赎。他所宣达的审美就是不动情感的、纯功利主义的行为。就这样，现实生活这个原本属于人的客体，却成了遮蔽人甚至压迫人绝对的主体。它成了新的上帝。人必须臣服于这个面孔模糊而冰冷的上帝。不是人主宰生活，而是生活主宰着人；不是人创造并赋予生活和艺术以价值，而是生活赋予人和艺术以价值。被费尔巴哈颠倒过来的，又被车尔尼雪夫斯基以“现实”和“唯物主义”的名义颠倒了回去。在费尔巴哈这里，人是充满爱的热情的主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人却成了背负着“现实”巨石的奴隶；在费尔巴哈这里，人充满了雄心壮志和巨大热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人只有一个卑微的使命——用低于现实的艺术，来再现高于人和艺术的现实生活；在费尔巴哈这里，一切都是活泼有趣的、令人兴致勃勃的，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一切都是沉闷无趣的、令人索然寡味的。他的美学理论是极端的、片面的和偏畸的，缺乏充分的和谐感、完整感和平正感。别尔嘉耶夫说：“功利主义是反人格主义的。”82这句批评皮萨列夫的话，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也是非常合适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极端性质的决定论和功利主义美学思想，是以压抑甚至剥夺人的个性为前提的，也是以人的个性的萎缩甚至毁灭为代价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内心充满了颠覆旧的思想秩序的冲动，充满了建构新的思想秩序的激情和自信，然而，无论是他的美学理论，还是他的文学作品，都缺乏充分的真实感和说服力，都给人一种夸张而不切实际的印象。他的内心充满了高尚的情感，但是，他的思想却常常显得简单而缺乏深度。他试图用绝对而简单的理论解决一切问题，然而，他不仅没有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多新的问题。雷纳·韦勒克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评价极低：“它卖弄大量定义以示治学严谨，它是一个外省后生目无余子的粗鲁表现，迄今为止世人认为伟大美妙，值得花费时间竭尽全力的一切，他都想嗤之以鼻。”83对伟大的事物嗤之以鼻，对常识和真理嗤之以鼻，这不仅跟俄罗斯人的绝对化和极端化的性格有关，也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的虚无主义倾向和末世论情结——他们不承认传统和权威，他们颠覆和破坏那些伟大东西，他们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可以终结过去的不完美的历史，并以弥赛亚的方式开启一个全新的历史。不仅如此，人们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极端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美学思想里，还可以看见“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那么，“六十年代知识分子”有着什么样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呢？他们大都是刺猬性格的人。他们的热情似乎更高，但精神的视野似乎更狭窄，性格也显得更僵硬，情绪和思维也显得更极端。他们似乎更倾向于用绝对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们对彻底改变生活的剧烈变革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就像别尔嘉耶夫在谈到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内的“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他们不承认过剩的创造力的游戏，不承认从过剩的业余时间里产生的一切。他的现实主义是贫乏的，他们的意识是狭窄的，只集中在对他们而言唯一重要的东西上，他们是‘犹太人’，而不是‘希腊人’。”84他还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不同：“现实高于艺术，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点。但是，在这里，对现实的理解不同于处在黑格尔时期的别林斯基和巴枯宁的理解。‘现实’的概念具有革命的特征，而不是保守的特征。”85对别林斯基等人来讲，生活是一种真实而朴素的东西，是一种属于人的具体而家常的东西，是一种需要用艺术的思维和诗性的方式来把握和表现的东西；只有将它转化成既熟悉又陌生的典型，它才算具有了美学上的价值和艺术上的生命力。别林斯基和他的同时代批评家对生活与艺术关系的理解，无疑更专业，更深刻，更正确。从整体上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缺乏俄罗斯“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热情而深沉的文化气质，缺乏他们在观察和批判现实生活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态度和开阔视野，甚至缺乏他们的成熟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批评能力。
然而，周扬却全面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和文学思想。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要命题和核心概念，周扬没有质疑，只有认同；没有批评，只有信从。他在《文学与生活漫谈》中说：“关于文学与生活两者的关系，我总是把后者看得高于前者的。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的信奉者。他的‘美即生活’的有名公式包含着深刻的真理。”86他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当作绝对的真理，当作自己解决艺术问题的可靠的理论工具。
早在1935年，周扬就根据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本，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本美学著作。他根据苏联出版的英译本，将书名译为《生活与美学》。书名从来就是一种修辞手段，是暗示甚至强调作品主题的手段。这个新的书名固然显得简洁，但也进一步凸显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极端化和简单化的弊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语序列里，虽然“现实”与“生活”有时被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复合词“现实生活”，但是，它们不是一个处于同等地位的概念。就《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来看，“现实”无疑是一个大于并先于“生活”的概念。然而，在新的书名里，“现实”被虚化，而“生活”却被置于核心的位置。
1937年，周扬写了一篇题为《艺术与人生》的短文，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他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六十年代的中心人物”。他肯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高于艺术”的主张。他认同他美学上的实用主义目的论：“他要求艺术家抓住现实的本质，描写有用的主题。”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应该形象地表现生活，同时也要有它的思想，周扬视之为“关于艺术最正确的见解”：“对于八十多年前这位大思想家所发表的卓见，我们唯有惊叹。”87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家应该关心自己的同时代人所关注的问题，而且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并回答这些问题。这样的功利主义艺术观，与革命者改造世界的理想和愿望，是高度契合的。所以，周扬便极口称赞：“这是对于我们的艺术家的一个极尊贵的指示。艺术家应该和历史的发展倾向脉息相关，在他的作品来处理并且解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只有这样，‘艺术家才能成为思想家，艺术作品才有科学的意义。’”他甚至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功利主义艺术观，比别林斯基“更是前进了一步”88。事实上，比较起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缺乏别林斯基在美学分析和文学批评上的全面而良好的专业修养，缺乏他身上敏锐的感受力和客观的分析能力。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出明显而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他急于回答问题，急于向人们提供答案。他的极端功利主义艺术观典型地表现在“生活的教科书”理念上：
……艺术家的作品，特别是那种名副其实的诗人的作品，……可以配得上这个名称——“生活的教科书”，这本教科书是所有人都乐于使用的，甚至那些不知道或不喜欢其他教科书的人都乐于使用的。89
周扬激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的教科书”理论，认为他“达到了现实之教育的意义和作为‘人生教科书’的艺术之教育的意义的理解，这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源泉”90。在这略显缴绕的语句里，周扬肯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并不妥洽的理论，甚至将它与后来的社会主义文学联系起来，视之为新的现实主义的“重要的理论源泉”。无论周扬的“援古证今”的判断是否成立，就文学实践的实际情形来来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教科书”理论，的确助长了那种将文学工具化的实用主义风气，无疑是造成庸俗的功利主义文学泛滥成灾的一个原因。
诚然，一切成熟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都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内容和思想内容，因而，客观上具有教育人和匡正生活的作用。但这教育是启示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这匡正是召唤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它并不向人们提供绝对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更不会强制人们接受似乎唯一正确的答案。然而，“教科书”这三个字却意味着绝对的正确性和答案的唯一性，甚至意味着必须认同和接受的强制性。所以，将文学艺术比作“生活的教科书”，本质上是一个草率而唐突的表达；这样的张大其事的修辞，很容易使艺术家在理解生活和评价生活时，产生那种唯我独尊、真理在握的独断主义倾向，很容易使他们在面对读者时，产生虚幻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同时，它也会极大地压抑读者在阅读和阐释上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他们丧失与作者对话的热情和信心，丧失成为“积极读者”的机会，从而最终成为被动地接受作品所提供的所有信息的“消极读者”。作家当然可以说明和解释生活，也可以向读者宣达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但是，他一定要低调和克制，要用一种艺术性的对话方式来向读者说话，而不是用布道的方式向读者灌输。文学艺术并不是简单而僵硬的“生活的教科书”，而是生活的充满诗性和复杂性的启示录。
在《文学与生活漫谈》里，周扬试图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来解决“生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他对“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文学”的说法，极不认同。虽然他也借助王国维和席勒等人的观点，强调艺术与生活的辩证关系，强调作品与作家的精神关联，但是，当他的焦点转移到“生活”的时候，他就一瞬间变成了美学上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生活高于一切——它不仅高于艺术，也高于人。周扬将这一核心理念当作自己的绝对原则。所以，在他看来，无论作家和艺术家，还是其他的人，都必须向生活臣服：“即使不为写作，我们也应该使自己适应于我们所过的生活。应当有这样的决心：不要让生活迁就我，让我来迁就生活。”91那么，作家必须迁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它不是一种寻常和普遍意义上的生活，而是一种别样的特殊性质的生活，是别处的生活和他者的生活；为了“迁就”这种“生活”，作家和艺术家必须较长久地与他者生活在一起，“同他们打通了心，了解他们的一切生活习惯”92。显然，在周扬的意识里，“生活”不再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是一个锁闭性的概念；它不是艺术家和作家自己发现的多种多样的生活，而是他必须按照要求去接触、熟悉和描写的特殊形态的生活。这就要求作家必须放弃自己的个性和主体性，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特殊，那实在是很要不得的心理”93。然而，作家之所以能写出具有自己个性和独特价值的作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是有个性的特殊的人；他有自己特殊的情感和思想，有自己特殊的气质和禀赋。如果作家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生活，一味地适应外在的或他者的生活，那么，他最终就会成为平均数意义上的人，就会成为一个缩手缩脚、毫无个性的作家。显然，周扬先是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把生活与作家和艺术家对立起来，随后又根据现实的需要，限制甚至取消了作家和艺术家个性发展的空间，限制甚至取消了作家和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文学和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空间。最终的结果，就是被放大的“生活”压倒了人，也压倒了文学和艺术——作家和艺术家的个性和主体性萎缩甚至丧失了，文学和艺术的多样性和根本价值丧失了。“生活”最终成了一个羁绁作家的个性和创造力的概念。
1942年，在《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一文中，周扬声明自己认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基本命题，并肯定了他的这一美学观点：“现实之外没有真正的美，人对于美的渴望只有在现实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生活的美总是高于艺术的美，艺术不过是现实的一种苍白的、不完全的、甚至多少是片面的再现而已。”94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显然是简单而片面的。它严重地误解并夸大了“现实”。同时，它否定了美的多样性，否定了作家在艺术创造上的个性和主体性，否定了艺术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价值。事实上，人世间压根不存在纯然来自现实生活的所谓“真正的美”。因为，美是人通过复杂而艰苦的精神劳动创造出来的，美是通过想像力和判断力所把握到的东西。一切由人创造出来的美，必然是心与物交互融合的产物，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的“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的结果。就连周扬自己偶尔也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带有“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的特点，常常把艺术看成只是消极地再现现实……常常片面地强调生活而过分贬低艺术的价值”95。然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的整体性肯定和根本性认同，决定了周扬不可能对它进行彻底的质疑和批判。这样，他就不可能克服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极端功利主义倾向，也不可能摆脱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理论的绝对性和片面性的局限。
为了夸大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理论的非凡意义和重要价值，周扬甚至用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创作来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教科书”观点的影响力：“尽管他们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主主义美学观点，但是他们，而且不只他们，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使他们的作品成为了‘生活教科书’。”96这无疑是一个张大其词、不切实际的判断。因为，无论托尔斯泰，还是屠格涅夫，都没有实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他们根据自己的思想探索生活和描写生活。他们的伟大的小说作品，与其说包含着关于现实生活的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毋宁说是关于人类生活的痛苦的沉思录和深刻的启示录。他们的作品所蕴藏的东西，远比“生活教科书”更丰富，更有诗意，也更让人觉得自然和亲切。
注释：
1 苏轼：《苏轼文集》（第2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8—509页。
2 3 71 73 89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0、17、414、32、186页。
4 罗银胜：《周扬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5 6 37 44 李辉编著《与张光年谈周扬》，《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62、133、60、60页。
7 20 21 46 49 87 88 90 91 92 93 94 95 96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89、93、55、55—56、195、196、197、331、332、336、368、371、377页。
8 [捷克]尤利乌斯·伏契克：《伏契克文集》，张昌、刘辽逸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350页。
9 李辉编著《与周艾若谈周扬》，《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10 11 12 65 66 67 86周扬：《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333、332、411—412、413—414、33、325。
13 24 [俄]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239—240页。
14 [苏联]尼古拉·伊·布哈林：《布哈林文选》，黄登学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
15 [苏联]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00页。
16 [苏联]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233页。
17苏联]高尔基：《论文学》，孟昌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4—117页。
18 19周扬：《周扬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页。
22 64 69 70 74 81 82 84 85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理念》，张百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83、258、147、30、35、235、180、145、177页。
23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1页。王西彦也相信关于高尔基之死的虚假叙事，竟然忍不住在声讨胡风的文章中，发泄了一通自己虚妄的义愤：“我们知道，高尔基就是被人民公敌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用最卑鄙无耻的手段所暗杀掉的……”参见王西彦《苏联文学的“客观存在”》，《唱赞歌的时代》，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26页。
25 26 28 29 30 [俄]瓦季姆·巴拉诺夫：《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张金长、李业劻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355、380、382、427页。
27 [苏联]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上册），何宏江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页。
31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2页。
32 33 34 [苏联]日丹诺夫：《日丹诺夫论文学》，戈宝权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6、24、21页。
35王蒙：《欲读书结》，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
36文徴明：《文徴明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8页。
38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39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下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年版，第752—753页。
40何满子：《再谈周扬》，《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1期。
41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42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第2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47页。
43李辉编著《与唐达成谈周扬》，《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45 [苏联]巴夫连柯（巴甫连科）：《幸福》，草婴译，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248页。
47 48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俄]夏里亚宾：《面罩和心灵：剧场生涯四十年》，田大畏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364、363、160、302、13、15—16、148—149、160—161、165、227—228、214、209、252、230、228、229页。
68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7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页。
72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周新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83页。
75 76 77 78 79 80 [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艺术馆1984年版，第13、20、34、104、104—105、350页。
83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4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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