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几年前一个冬日的下午，母亲打来电话，让我下班后回乡下老家一趟。我问是不是有事，母亲说，你回来再说。我一听电话那头母亲显得有些庄重的语气，就知道指定有她老人家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遂推了一个几个朋友小聚的晚餐约定，驱车出城，回了乡下老家。

到家之后，看到弟弟也被母亲叫了回来，兄弟俩对视一眼，就知道这事不小，心里不免些许忐忑。母亲已做好了几个菜，居然还炖了一只鸡。都说喜欢妈妈的味道，我和弟弟也不例外，而母亲做的家常土鸡钵，是我们兄弟俩几十年的最爱，虽然我们已各自成立家庭二十多年，但老母亲一手独特的厨艺，是已经刻在我们的味蕾深处，也流在我们骨血里了的。我们像往常回来一样吃饭说话，别无二致。至于什么事，老人家不说，我们也不问，保持两代人之间一种多年的默契。母亲虽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但在生活中，却一直是一个颇有些仪式感的人。泥土、锄头与灶台，只是佝偻了她的身体，老去了她的容颜，老人家骨子里的小姿和矜持，其实一点也没有在岁月里枯萎和凋零。此时母子之间的心照不宣，不过是在等待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当年，我婚后拆户分家时，就是这种感觉。

吃完饭，洗了碗筷，擦了锅台，母亲净了手，一声不吭地走进堂屋，在中间的藤制沙发上端端正正坐下来。平素我们晚上回来，吃完饭一般都是随意地陪着二老在外面走走，顺便就把天聊了。父亲见状，朝我们一努嘴，我和弟弟会意，噤了声，也赶紧亦步亦趋随着母亲来到堂屋，一左一右挨着她坐了下来，等待老人家发话。气氛已拉到这个点上，老人家不发话都不行了。果然，母亲显然也感受到了气氛的顶点，朝坐在一旁的父亲瞟了一眼，没有说一句啰嗦话，开口就显得仪式感十足：今天把你们两兄弟叫回来，是商量我和你爸爸买墓地的事情！

大事，确实是大事。人来世上，所历万事万物，但般般桩桩，哪一件能大得过生死？一个人的出生可以说是一次无可选择的被动，而可以预见的死亡，有些方面是可以主动选择和安排的。几千年来，国人之待生死，总把死看得比生大，帝王将相如此，达官显贵如此，贩夫走卒如此，布衣百姓亦如此。母亲言毕收声，我的脑袋瓜里咯噔一下，全身血液轰的一下子就燃烧起来，眼眶也蓦然热了起来。

这一天，终究还是无可避免的到来了。

二

印象里，母亲是一个对死亡很忌讳的人。甚至可以说，母亲是一个怕死的人。湘西北农村地区有人去世后在家说鼓书的习俗，叫鼓盆歌，也有称湘北大鼓的，故事性和表演性很强，特别是一些有名气的鼓书艺人，会把这种“白喜事”场合变成一个欢乐剧场，往往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赶去听书。但母亲就很少赶这样的热闹。她认为一个人不管多大年龄去世，总归是件悲伤的事情，而活着的人以此为乐，是对逝者的不尊重。那一年，老家不远曾发生一起弑母命案，周边几乎所有人都跑去看稀奇且津津乐道，唯有母亲没去围观，还独自到土地庙给土地神敬了三柱香。母亲的这种忌讳，也扩展到对动物死亡的态度。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杀过鸡，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杀鸡都是父亲的事，而母亲在抓鸡的时候，嘴中总会念叨有词：鸡儿鸡儿你莫怪，你本是人间一碗菜。那时候生活在农村，每年腊月间宰年猪，母亲必不会站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她说见不得血，也听不得牲畜绝命的哀嚎。甚至是剖鱼这样的事，母亲也甚少上手。

母亲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基本上算共和国同龄人。外公外婆都是大字不识半个的传统农民，先后生了四个女儿，没有儿子，母亲最小，所以小名叫“多妹”。从这个小名就知道母亲生下来后显然不受外公外婆待见——那时的中国农村，家里没有男丁是一件挺让人抬不起头的事。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实行全民文化扫盲，而且提倡男女平等，这样母亲小时候得以念过五六年书，她自己说是到高小毕业，而且念书成绩很好，这在那个年代已经算知识分子了，这也许就是她骨子里一直有着点小资的根源。我的三个姨母在旧社会出生长大，都没有上过学堂，那时母亲整个家族也没有入仕从商的人，外公外婆的认知也不可能给母亲带来小资的土壤和氛围。

湘西北农村人说话是比较粗放，特别是那个年代，说话更是口无遮拦，平素聊天或是骂人，总绕不开关于和“死”沾边的语言，哪怕父母和子女说话也一样，这是大部分人的一种口头禅，大家一般也就见怪不怪。两个人不管是责怪还是表示亲昵，总会说“你要死了吧”，老婆骂老公睡懒觉不干活就说“就会挺尸”，不孝子女骂年老体衰干不了农活的父母，或者没良心的儿媳妇骂公婆会说“只晓得赏路（过去死刑犯临刑前吃的最后一顿断头饭）”，乡坊干仗出口必有“遭枪打的”，谁干了缺德事会被诅咒“遭雷劈的”，父母责骂孩子也常常开口就说“砍脑壳的”。要是两个人结了梁子发生骂战，那对不起，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绝五代的”“剁八块的”“点天灯的”等更狠的话都会脱口而出，什么话最戳对方心窝子就说什么。中国乡村几千年，就是在这种百无禁忌的吵吵闹闹骂骂咧咧中，一路快意恩仇走过来的。

但母亲平时说话，在农村这种对于“死文化”已经习以为常的语境中，她就会巧妙而自然的规避这类字眼和意思。可以说，“死”这个字眼，成了母亲的一个隐言。比如别人说某人死了，母亲就会说“走了”或是“过了”。还比如我们兄弟俩小时候什么事情老学不会，亦或考试成绩老上不去，别的家长一定会骂孩子“蠢得要死”母亲则会用“蠢得像猪”来替代。她自己不说与死相关的话，自然打小就告诫她的两个儿子也不要说这种伤人的话。小时候我们有时无意间说了带“死”意思的话，比如天气炎热会说“热死了”，吃饭吃撑了会说“胀死了”等，母亲就会提醒我们要说“热坏了”“胀坏了”，还要我们连拍三次嘴巴说“呸呸呸”。我们依母亲的改了口并拍了嘴巴后，也会嘲笑她的迷信，说她怕死。而母亲每每也并不恼，还表扬我们听话。但要是在过年或者什么重要的日子说了这样的话，母亲那就会毫不客气的责骂我们，并要求我们给神灵道歉。正因为母亲打小在这方面对我们耳提面命，我和弟弟多年以来说话都还比较得体，很少有出言不逊的时候。

母亲这样做，自有一套她朴素的唯心主义理论。在她的认知里，一个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是对家人还是对他人，说出以死为咒的语言，都是一种粗鄙而恶毒的行径，至少不是一种善良的行为。她说人活世间，要积德行善，而语言的平和委婉也是一种善行，同样也是积德。头顶三尺有神灵，世上每个人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神灵都会记录在册，以作为将来过奈何桥时转世的依据。人只有在阳世间积攒了足够多的善德，死后才能在另一个世间不受苦累。

三

乡下老家麻雀湾，十年前因列入一个工业园建设而被整体拆迁。过去在我们湘西北农村，老人一般年满六十岁后，都会备上棺木存放在家，俗称“万年屋”。老家房屋征拆后，经过争取，政府曾允许各家原址保留一个存放棺木的小砖棚。父母的婚姻，带有深深的时代痕迹，那就是当年所说的“半边户”。有一段时间大兴买城镇户口之风，父亲也想给母亲农转非，以此摘掉半边户帽子，也摘去母亲一直隐隐存在的卑微感。但母亲思索再三，决定不办，她说要保住她的那份田地和山林，万一世道变了，全家还有回旋之地，她和父亲百年之后也还能有块地方埋骨葬身，不用买地求人。一语成谶，正因为母亲当年明智的坚持，不然连保留这样一个小砖棚的机会都没有。地征完后，工业园实际建设却迟迟未启动，这样小砖棚现象持续了四五年。老家房子被拆三年后，我曾偷偷回过一次我的那块生命起源之地。那个傍晚的场景，至今回想起来，都让我疼痛不已。

习习的晚风，挟着久违而熟悉的泥土清香，暖暖的斜阳，拉长着我沉重而忐忑的身影。四野无人，鸡犬不闻，我如一个熟门熟路的偷窃者，孤独的行走在那片已荒芜多年的田野上。时已初夏，正是草木蓬勃的时节，田埂和池堤已被快意恩仇的杂草和小灌木完全占领。依山的缓处，一大堆一大堆的瓦砾砖块触目惊心，那原本是一座座房子，如今却是堆堆废墟。才一千来天的日子，这些遗留的老屋场便爬满了各种藤蔓植物，一些连虎皮色笋壳都还没来得及脱落的新竹，也倔强地从这些遗弃的宅基地中破土而出。这原本就是它们的地盘，只是被人类借用多年。没想到一场工业活动的浩劫，却帮助它们收复了主权。走在这里，居然有史前之感，沧海桑田，恍若隔世。

这便是我的故园了，一个代表我童年和少年的地方，一个我曾闭着眼睛都不会迷路的地方。人便是这样，一些融入了骨子里面的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流驶，而愈加怀念。眼前这堆杂乱无章的废墟，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它和三年前那间三正两偏加小院的一家精致农村小平房联系起来：母亲总是将房子里面拾掇得整洁有序，而父亲则永远将小院装点得花香怡人。几株酸叶草的刺藤已骄傲地占领了废墟的最高地，一蔸野生的南瓜藤也在这废墟里有了自己的地盘。为了土壤里的养分和天空的阳光，屋场前那片已无人打理的柑橘林也只能与随季疯长的杂草杂木有心无力地竞争着生存的空间。废墟的一角，还留有一个极其简易的砖棚，掀开权且作门的那张黑幔，一具黑漆“万年屋”赫然眼前。

我像被神魔鬼怪施了定根法，半天动弹不得，除了一时短路的思绪，还有无法控制住泪水的狼奔豕突，以及在每一根毛细血管每一个细胞里横冲直撞的痛感。这个虽然已蒙上一层薄薄灰尘，却依然遮不住黑色带来沉重感的木匣子，将是母亲多年之后身体的归宿。我无法，也不敢想象那个一定会到来的日子，狠心舍弃了儿孙的母亲，冰冷而孤独的躺在里面的情形。那种天人相隔的锥痛，一定会百倍于我此刻已然泪流满面的痛。可是，那又必是一个客观的到来，人类繁衍生息的必经，如海浪的推涌，非人力可以阻拦。亦似山里的茅草，一岁一枯荣。这种隐忍的痛，实实的已如一个多年的顽疾，特别在父母每次生病住院时，这种痛就会加重三分。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想，当年这位先人心出此语时，定也是中年之后罢。

也就那次偷回被拆的老宅后不久，移民安置区被划为殡葬改革区，推行火葬，于是那一段时间政府派员上门给老人做思想工作，动员各家各户把棺木上交，顺便也推掉那些保留的小砖棚。农村人特别抵触火葬，因此棺木收缴工作一度难以推行，周边甚至出现过几次暴力抵抗案件。母亲碍于两个儿子都是国家公务人员，对这个并不显人性的政策比较配合，但她的“万年屋”被收走后，也还是郁郁寡欢了一阵，后来在我们说“万年屋都收走了，说明您可以长生不老了”的糊弄中，才勉强过了心理关。

然而，过了心理关的母亲，却始终对那一套“火葬环保论”颇有微辞。她对任何人都说土葬比火葬环保得多，肉身装棺木，几十年后尘归尘土归土，照样栽树种田，而骨灰装水晶盒，还得弄块水泥墓地，几千年都不腐不烂，哪个更环保？我一时竟无法反驳。其实母亲哪里知道，我对麻雀湾的“突然死亡”，却比她老人家更加耿耿于怀。那个生我养我了几十年的小山村，一直被我视作生命的襁褓，它是我努力活着的动力之源。几十年来我外出念书、参军、工作，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她的怀抱的，而今却突然寿终正寝，似乎一下子就让我的肉身和灵魂都失去了安放的地方。我劝导母亲的同时，何尝也不是在劝慰自己呢？

四

母亲告诉我们买墓地的事，并不是要我们兄弟俩出钱或者出主意，她所说的商量，不过是传递给我们一个确切的信息——他们老了，老了就该做老了的决定。我说我们还是出点钱吧，母亲表示不用。父亲一个月有四千来块钱退休工资，作为失地农民，母亲当年也缴了失地保险，以至于现在一个月能拿到接近两千块钱养老补偿费，两老生活上比较节俭，手上有些存余也正常，我也就没再问他们这件事。而等我知道他们所购买墓地的进展情况以及具体地址，已是两年之后了。

那是又一年的清明节，我们来到一个政府划定的原工业园建设区散坟集中迁葬地，给逝去的亲人们挂纸点烛表达追思之后，母亲笑着说还要带我们去看一个地方——不远，走过去几分钟！当时我的心里不以为然，没想到母亲带我们穿过一个小树林带后，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副别有洞天的景象，让我有些愕然。

显然，这是一块公共墓地，上下一溜从高到低呈阶梯状立着十多排整齐的墓碑。也许是有意为凸显此处与其它散坟区相比要高贵，故用一圈柏树林带围了起来，在外面倒看不出有什么端倪，这让我想起城市里那些圈地起楼的高档住宅小区，不过一个是住活人，一个是住死人罢了。后经了解，这里的公墓和政府民政部门主导的公墓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方圆几个村划为工业园区后，政府划拨了这个名叫鸭鹅岗的小山，以解决园区范围原有老坟迁葬及今后村民去世后的坟葬问题，这也是当年征地拆迁时，政府与地方反复交涉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几千年的生死文化里，死无葬身之地往往比活无居身之所更为重要。于是这个鸭鹅岗所在村委会便从中发现了商机，为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便从中圈了一块据说风水最好的地，来满足征拆区内一部分高端村民的需要。因为价格相比民政部门主导的公墓来说便宜不少，且没有繁冗手续程序，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据说首批试水市场的八十套产品刚放出风来，便呈现出了供不应求的状态，我的父母就是首批产品定购者，相当于买的是期房。当我来到这里看到眼前一切的时候，首批公墓建设已完成，并且赶在这个清明节前全部交付客户，而二期一百套开发建设刚刚启动。母亲带我们来是看她前几天才交付的新房子的——你知道不，二期价格在一期基础上涨了百分之二十，还得找关系才买得到，划得来不？母亲偏着头捂着嘴在一边这样悄悄告诉我。彼时，旁边刚好有一拔前来看二期“期房”施工现场的人经过。看来母亲是为当初她精明的判断、眼光的敏锐以及决策的果断而发自内心的高兴。

母亲选定的墓号为三十三号，即从上往下数的第三排左起第三个。从一排排外观整齐款式一样的黑色墓碑林中穿过，每块墓碑上都刻好了主人的姓名，一般都是夫妻同碑，好多名字都是我认识的，有我的亲人，比如我的伯父伯母等，也有我的邻居，还有小学同学的父母，甚至还有一个英年早逝的儿时玩伴。我默默的在心里辨识着这些墓碑的主人，大部分都如我父母一样还是健在者，有一部分已有一个主人先行入住了。已经下葬了的墓碑上的文字都描成了红色，有的还贴上了照片，没有下葬的墓碑上的文字就没有描色。母亲对选定的墓址似乎特别满意，或者是她怕我们不满意，当她把我们带到三十三号墓前后，就开启了喋喋不休的“炫墓”模式，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一名墓地销售员。你们看，三十三号，这号是不是很好记，到时你们来给我们挂清明拜年，就不会记错找错是吧。你们前后左右再看看，后面住的是姨父姨娘，前面住的是伯伯伯娘，旁边是喜叔两个，涛爷爷两个也就隔几步路，一期只卖给拆迁区几个村，都是熟人，脾性都晓得，下去后大家都认识，一起打个麻将聊个天也还热闹，不得搞起意见，二期的就不同了，只要给钱都可以买，大部分都是城里的人，下去以后住一起哪个都不认得哪个，那有什么意思。还有一个更主要的，这里干净整洁，环境好，四周都是树，空气也好，鸟语花香，关键是没泥巴，交通也方便，以后你们带孙子来看我们，就不得像以前逢年过节上山拜祖坟遇到落雨天，深一脚浅一脚搞得满身都是泥巴，几得好。

母亲的重点其实就在这第三点。母亲虽然生活在农村，但不妨碍她一直是个极其爱干净整洁的人。那些年代里，母亲即便是下田地干活，也会把头发梳得称称头头，把裤管卷得整整齐齐，田间劳作收工回家，再晚再累，也要把水靴裤腿洗得干干净净，绝不会带一脚泥巴回家。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土砖房，地面也是土地面，但不管是怎样的农忙季节，母亲也愣是把地面打扫得随时都一尘不染。母亲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隔一段时间就将家里的家俱调整一下摆放格局，那时我读书寄校，常常某个周末回家，就发现家里各个房间的柜子箱子床铺进行了空间转换，顿时就觉得有一种新鲜感。哪怕母亲菜园子里种的辣椒茄子什么的，也是蔸蔸株株对得齐齐整整，大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也许正是她骨子里的这种洁净感，让她放弃了对火葬的偏见，选择了这个她说的“变成一坛灰”的地方。而同时，母亲还是一个从来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哪怕是自己至亲的人，哪怕是她死后，这里的干净便捷，也符合母亲这个性格。

我却无法在母亲这种近乎调侃的轻描淡写中轻松起来，不敢想像父母将来只是以一坛子灰的形式安放在这块墓碑底下，一时胸口如压了一块石头般又闷又沉。我在想，一个曾经那么忌讳死亡的人，怎么就变成了一个能面对刻着自己名字的墓碑谈笑风生的人？她好像不是在说一个与自己死亡密切相关的话题，而是在聊一件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十分有趣的事情。这当然与勇气无关，也与宗教无关。母亲其实不是一个善于聊天的人，我的印象里，在和乡坊邻居或者姊妹亲人扯白话的场合，她从来都只是配角，一般以听为主，偶尔插几句话，她今天的话确实密了些。她这辈子虽然吃过许多苦，但没有经历过生死关，还不至于把生死看淡。她不是哲学家，她甚至是一个对死亡怀有深深恐惧的普通农民，当然也不会把生死研究得那么通透。她不过是用这种故作轻松，提前让我们做好没有她和父亲后的心理准备。我能想得到，在这之前，她和父亲已经无数来过这里，一起商量选哪个墓号，墓碑上怎么刻字，甚至互相打趣猜测谁先住进去。她选择在清明节把隐藏了两年的谜底呈现在我们眼前，也许是在预演一种将来也是这样的日子，我们也拖家带口来到这个地方的场景。如果这些都不是，那么，母亲她要表达什么呢？是的，母亲一反常态，主动作为这场聊天活动的发起者和主角，她一定是在掩饰什么，或者是要给我们传递一种什么样信号。那些她隐藏的话，还有那些她不愿示人的小心思，或许只能在未来许多年后的某个傍晚，我独自一人来到这里，抚摸这块被落日余辉暖热了的石碑的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破译。

五

那个清明节之后，母亲似是解开了心头的一个结，每每回老家看望二老，发现她和我们说话的语气和神情显然是松驰了许多。这之前我们回去，总觉得老人家有稍许的拘谨感或不自在，有时还呈欲言又止的状态。很多事情还是秘密的时候，会让人产生一种压不住的诉说欲，自然也会带来一种紧张感，而一旦解密，便会让人失去探究的欲望。我们都很坦然的接受了母亲对于身后事的安排，而且都一致认为她安排得很好，想得很周到，这也许让她感到宽慰。母亲这一生，就一直活在别人对她的感觉里，她很少为自己而活着。

面对死亡这个主题，母亲是释然了，我却陷入了迷茫和纠结，我开始忌讳死亡这个词，甚至是惧怕。人过中年，越活越怕，这种怕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病，有时参加了某个同学或朋友父母的葬礼回来，这种病情就会加重。其实我应该是庆幸的，在已近半百的年纪，父母还双双健在。尽管他们的身体像两部被岁月摧残的机器，内部零件多少有些磨损、锈蚀，但毕竟骨架还立在我的眼前，声音还响在我耳边。我还能回到乡下老家，享受几十年来最可口的饭菜，也还能坦然笑对他们鸡毛蒜皮的争执。但内心里，我真的害怕这一切的美好在某一天嘎然而止。我尽量不想有那么一天，但只要一想到将来那一天的场景，我便心如刀绞，泪流满面。也就是说，我活成了母亲年轻时怕死的模样。

在很多个深夜，我在认真的想，我是个唯物论者，自以为一直是个豁达的人，什么时候却变成了一个连“死”这个字眼都不敢提的人。这个字眼也成了我的隐言。我是真的只是在害怕父母的离去吗？不，绝对不是，我只是不敢直面死亡而已。我知道，人最终都是要归去的，但在生命面前，父母就是挡在儿女和死亡中间的一堵墙。有这堵墙挡着，儿女就看不到死亡，感受不到死亡的气息，认为一切都还可能缓缓，当急风疾雨来袭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躲在墙后遮风避雨，天塌下来还有父母顶着。但一旦这堵墙倒掉之后，我们也就顺递变成了直面死亡的那堵墙，风雨就会直接侵袭泼洒在自己身上。所以很多人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我变成一个忌讳死亡的人，只是因为我不想过早的变成那堵墙，如此看来，我只是需要父母这块抵住死亡之箭射向自己的挡箭牌，说到底，我是自私的，也是胆小的。

母亲四姐妹，三姨母因癫痫病，在四十岁那年就溺水而亡，大姨母四年前去世，享年九十岁，二姨母尚还健在，今年八十九岁了，除了有较严重的帕金森症外，倒也还算得上耳聪目明。母亲今年不过七十六岁，除了有点慢性病，其它身体机能尚可。基因使然，我相信母亲应该是长寿的。湘西北地区有句俗语说：世上只有瓜连籽，哪里见得籽连瓜。到了这个年纪的母亲，早已不关心儿子单位干得怎样儿媳生意如何孙子学习成绩是否还好这些问题了，她的关注点从过去这也问那也问，转到了现在只关注一点，那就是后代的身体是否健康，不生病就是最好的事。我有时因事一段时间没回老家，母亲必会打来电话，一一询问家里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她甚至能从我说话的语气语调中判断我是否哄了她。有两次我身体确实有恙，尽管我尽量以正常语气语速和她说话，但她电话里一听就判断出了我是故意装出来的，然后在千叮嘱万叮嘱之外，还要跑去土地庙烧香上贡，口中念念有词，让神灵佑护她的后人免祛病妄灾祸。多年以前，母亲的这种疑似迷信的举动，曾被年少的我示以不屑和当面嘲笑。现如今，此举却如一股温热的水流，缓缓而无声地浸润在我柔软的心头。

（首发于中国作家网驻站内刊《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