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建校七十周年了，这是一所学校走过的漫长岁月，而对每一个学生来说，虽然在学校度过的日子甚为短促，但是，我们对自己的母校也总有着漫长的记忆。

我是1972年2月进入交大附中的，那时我还不到14岁，许多年过去了，可摇曳的芦苇、高高的白杨和墨绿的松柏却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的确，那时候，校园周遭广袤而开阔，只有农田和河流，所以，视线可以越过红色的楼墙，直达远方。我觉得自己的胸怀和眼界，正是在这里，在这样的时刻被塑造了的。

在我成为作家之后，常会被问到文学之梦始于何时，我总是回答，始于交大附中。如果不是在这里遇到学校图书馆的毛友谅老师，我就不会读到屠格涅夫的《木木》、卡洛·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等儿童文学名著，就不会悄悄地在心底点燃起文学的梦想；如果不是在这里遇到教语文课的林树逵老师，就不会有严格的写作训练。我至今保留着在校期间的作文簿，那上面满是林老师用红色墨水留下的勾画和评语，甚至都超过了我写的作文字数，这让我不能不认认真真地写好每一篇作文。进校不久，我就被吸收进了学校的写作组，这使我有了更多阅读的渴望，也有了更多练笔的机会。

那是197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25周年，学校发起了征文活动，准备出一本学生作文选《礼花》。出乎意料的是，在那时盛行或是充满火药味或是充斥假大空文风的背景下，由师生共同组成的编辑组居然明确征文样式为小说、散文和诗歌，并强调作品的文学性。当时在校的73至76届的学生踊跃投稿，我当然也跃跃欲试，不仅三种样式全面开花，还增写了一篇散文诗，同样得到了认可。在写作中，我和其他学生一样，都注重抒发真情实感，注重对真实生活的描写和对内心世界的刻画。虽说那么多年过去了，可征文中的一些作品现在读来还是那样亲切和自然。说起来，这真像是一场小小的“文学运动”，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口号式文章的熏蒸下，得以呼吸到文学的清新和纯净。这真是那个凝重黯淡时代中的一簇绚丽的礼花啊。

征文活动从当年的2月份开始，9月初截稿。暑假期间，学校组织学生骨干们去崇明跃进农场进行学习和锻炼，这次活动对大家来说很是新鲜，有军训，有劳动，有研讨，一时间士气大振。返回市区时，大家决定放弃坐车，从跃进农场步行到南门港。那天晚上，我们急行军整整一夜，徒步数十公里，一路高歌，在晨曦初露时分到达码头。不料，忽然来了台风，所有船只停航，我们只能暂避到附近的崇明中学。带队的陈德良老师给学校发了一份电报：“因风船停，在南门。安排已妥，很好。风后首班船回。”此事过后，大家依然非常兴奋，编辑组索性决定在征文中增加这一内容，于是，《礼花》中便有了一个“跃进”专辑。9月份一开学，应征稿已堆成小山，编辑们日夜选稿，随后又亲自赶刻蜡纸。此时，不少人提出应该要有像模像样的封面，学校很支持，拨出专款铅印了红底黑字的封面，庄重而典雅。《礼花》在国庆节时顺利“绽放”，给校园增添了许多的喜气。

翻开《礼花》，看着自己写的小说《配角》、散文《农场的早晨》、诗歌《月下谈心》、散文诗《星夜飞兵》，我感觉有一种力量在托举着我，让我得以放飞文学的理想，而这个力量就是交大附中给予我的。后来，我得到过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诸多文学奖项，我心里总会浮现出母校的身影，尤其是校园里那一棵棵曾为我们遮挡过不少风雨、陪伴我们成长的参天大树。

有意思的是，2008年，我接受我所在单位上海广播电视台交给我的任务，拍摄一部描写中学生生活的故事片《男生贾里新传》，作为制片人，我在考虑拍摄地点时，蓦然想到了崇明中学。顿时，多年前那一幕星夜行军、青春高扬的情景又闪现在我眼前。那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崇明中学率领大队人马拍片。我很有底气，因为我藉此仿佛重新回到了交大附中校园，重新回到了远去的纯真年月，而那不正是这部电影所需要的底色吗？倚在南门港的大堤上，看云卷云舒，听江涛拍岸，我为片中的主题曲《再一次荡起双桨》写下了这样的歌词：“窗外的蝉声吱吱鸣响，好像是在为回忆歌唱，书签牢牢地夹住了时光，那所有的路上你我一起飞翔。”这部影片荣获第十三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在中央电视台直播的颁奖典礼上，当我接过金灿灿的奖杯时，我想，这是我回报母校的最好的礼物了。

上海交大附中走过了七十年漫长而辉煌的路程，而作为学生的我们，对母校则始终有着漫长而深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