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来自哪里，又会去何处。也许，在这样一条人来人往、声色喧嚣的路上，对于行色匆匆的我来说，他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号。

于是，在无数个晴好的上午，或是阴云密布的黄昏，他就一直谜一样的站着，坐着。或发呆，或沉思，更多的时候是对着他手中的话筒低声唱。

那儿是这个小城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一马路。工会、新华书店、人气最旺的超市、最高档的商场，全都集中在这条道路的十字路口周围，而他选择了人流更为密集的红绿灯附近。他常常坐在一个花坛的边沿，背后的小型广场，每一年都有大大小小的一二十场活动在此举行……

广场的后面是这个城市的工人文化宫与工会大楼，这个城市最好的少儿才艺培训中心就位于这个楼上。大楼的一层，门挨门开着多家琴行，从几百元的电子琴到十几万的钢琴，从几百元的吉它、二胡、尤克里里到上万元的古筝，样式俱全。每天，这些琴行里都会浮动着悠扬、动听的旋律。

他就在这个城市音乐最为密集的空间一角唱歌。一个高约四十厘米的黑色音响放在一个用自行车的两个轮子改成的推车上，推车上还有一个小音响，插着Ｕ盘，那里面有他的秘密武器——他熟悉的音乐伴奏，可以修饰美化他的歌声，也可以唤醒他对一些歌词的记忆。

他曾唱些什么，他在唱些什么，我一概不知道。寒来暑往，街角的他只是我所熟悉的城市风景的一部分，就像他身后的花坛一样。只是当目光掠过去，掠到他所在的空间时，或许会有多一秒的停留，仅此而已。

在一次文友的聚会中，话题由诗与远方转向了小城身边的风景。我们的话题偶然性地转向他，这仅仅因为他是我们路边的风景之一。一个朋友说起了他唱的歌，非一般的难听，嗓音沙哑，而且常常跑调。看着朋友的表情里带着几分痛苦的夸张，我只笑不言。

我想，你也许已经猜出他的身份：一个乞讨者，一个常常低着头唱歌的卖唱歌手。让我诧异的是他的听觉，超乎寻常的敏锐，总是能在嘈杂的繁多的交错的声音海洋中，极其准确地捕捉到那清脆的支愣愣投币声，他会迅速转换思维——谢谢谢谢！

我一直以为他是觉得自己其貌不扬才常常低着头，觉得自己的职业不光彩才常常闭目发呆，直到有一天我才发觉我一直是错的。

那天我因为一件不如意的事，心情格外失落，脚步也越发沉重与缓慢。等走到那个街角时，疲惫像一块铅拴住了我，于是我就停下了脚步，也就第一次让目光在他那里做长久的停留。他确实其貌不扬，矮，是他外形的硬伤，绝不会超过一米五。胖，又加重了他身体比例的失衡。也许是缺少运动，脸上的肉呈向外辐射状撑开，很饱满，也很有喜感。腹部的肉鼓起来，将一件贴身的衣服撑得一丝缝隙也不留。头上的板寸发型，不知何故剃得平平整整方方正正，显得整个人像个鼓鼓囊囊的圆柱。

我停留在那个路口时，他正在唱“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过”，说实话，他的唱功确实无法给个好评，大多时候歌词的旋律被他唱得七扭八歪。越是这样，越在这一刻引起了我的好奇，一首歌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开始了与他的一次对话。

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我想知道他来自哪里，为什么总在这个路口唱歌。

空气里仍然是乱糟糟的杂音，以致于显得我的问题绵软而多余。

只是瞬间，他却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飘向他的问题。他伸出手，摸向音箱，拧小了音量，开始回答。只是一句，只是当他说完他就住在附近的闸河路时，我猛地吃了一惊，像有什么尖锐的利物倏地穿空而来刺中了我。坐在我面前的他，抬起了头——他的左眼微眯，右眼却努力地向上翻，深深的双眼皮努力向上拧，有一层厚厚的白膜严严实实地覆盖住原本黑白分明的眼球，白膜上交杂错乱着一些细小的血丝……像那……

我的一颗心被一条绳子拴着从悬崖边向下扔，速度快之又快，前所未有。他每说一句话，眼睛便会不由自主地上翻，那层厚厚的白膜便像一个球一样鼓起来。一时之间我难以坦然面对他的双眼，或者面对他的那张脸。每一次的目视，都让我有近乎想逃离的冲动。

那一刻我又点庆幸他看不到我有点“狰狞”的表情。他自顾自说着，不是我以为的住着自家的小院，或是那种狭小的老房子，他住在离唱歌地点不远的一个旅馆里，住宿费一天十元，每天收入的二十多块钱，除去住宿，正好用来吃饭。我很冲动地问他都是怎么吃饭，他咧了咧嘴——买着吃。

就在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牙齿特别整齐，像刚剥开皮的糯玉米，整齐白净，只不过比玉米粒细而瘦长一些。他每句话都带着笑意，有着流水的轻快与自然，也许是一种习惯的职业态度，也许是天性的乐观。

话筒的音量只是关小了，但仍有传音效果，于是几句短短的关于他如今处境的句子也许飞进了那附近行人的耳朵。父母都已不在世，没有兄弟姐妹，如今就靠卖唱过活。

如果他的每句话都没有虚假，那在冥冥之中为他安排好的命运与人生是何等的不公道。这一场人世，一场场寒霜一次次冰雹不管不顾地去赶赴他的生命场，从不过问他的感受。这一世，我们可以不优秀，不成功，可以从来都不是那聚光灯下被人瞩目的一个，可以没有掌声与喝彩，只要我们有健康的生命，只要我们被人爱着。

谁在替他看着这世间的色彩与光明，他在被谁爱着？

我仍想知道他到底来自哪里，不是那个他暂时栖身的旅馆。“萧县孙圩子”，他很轻松地揭开谜底。萧县离小城一百余里，“孙圩子”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就像我走过的许多村庄一样，安卧在这皖北平原的深处。

我这才看见他身后的一支木棍，光滑圆溜。横穿马路，沿着专用的盲道，红灯、绿灯，红灯、绿灯，他在行走与等待中交错，他在芜杂纷乱的声音中辨别着安静。那个小旅馆有多远？他一个人拉着小车，拄着棍在黑暗中摸索，每一趟如果以步计数，该是多少？音箱怎么充电？他怎么买饭，吃饭？

谜仍然有很多。他的手掌、双肘、小腿肚处有着多处大小不一的伤痕。那些伤痕怎么来的？有撞的，有摔的，也有烫的，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黑暗世界里，他不是小说中所描写的超级英雄，只是一个常常碰壁的狗熊，伤得多了，会慢慢变得聪明。

我曾有过盲道摸索行走的体验，那是因好奇而起，可是每一次的体验难以超过半分钟，我便在巨大的难以逃脱的恐慌中急急睁开眼睛。没有一丝光的黑暗让我不安，让我无法忍受。

你在这儿有半年多了吧？听到我的问话，他那一口牙齿竟然在阳光下泛着白光：一年多了。

时间的行走如此之迅速，让我心惊。季节的轮回，磨钝了我的知觉与思维，甚至麻木了我的痛苦，原来他的歌声不知不觉已在这条路上飘了一年多。

我忘记了时间，他却记着。

再走近，他胸前的挂牌是一个残疾人证，上面除了统一的印刷字之外，贴着一张他身穿绿色Ｔ恤的照片，照片下面有手写的四个字：徐敬龙 男。

我终于知道了他的名字，知道了他来自哪里。他来自的那个村子，安葬着他的父母，除此之外，一个他完全看不到的世界，看不到的村庄，看不到的家，与他现在所寄居的旅馆，会有着怎样根本不同的意义？

他是一个人拄着棍在黑暗中漂泊到小城的。

他说，我得活着。

这四个字具有石头一样的质地与真实，是一个人与生俱有的资格。这路上行色匆匆的人，哪一个不是为了活着？

他的身旁，几米之外，有一个年已七十的老人，小小的推车摆着手工的婴儿毛线鞋、虎头鞋，手工的鞋垫。她静坐着不发一言，紫红色的帽子、灰色的口罩间露出浑浊而安然的眼睛，我想徐敬龙的歌声会无一遗漏地从她的耳旁飘过。

我离开了，沿着盲道的指向前行。盲道的两边有几个看麻衣相的男人女人，扭着头拉长着脖子用目光追逐着我的身影，也追逐着每一个从他们面前走过的人，不知道这些有未卜先知“神力”的人能不能预知徐静龙以后的命运？

我离开了那条街，转向另一条。市声喧嚣，一波一波的汽笛声、叫卖声穿过空气压向我的耳朵。就在这众声喧哗里，我又听到了徐敬龙的歌声：“遇到困难莫忧伤，风里雨里莫言苦啊，再苦再累自己扛，啊——人生就要立大志，哦——艰苦创业记心上……”

风在疾速地飞驰，带着他的歌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飞向那些行色匆匆的行人的耳朵。不管有意或无意，有那么一些瞬间，你总会像我一样听懂他那沙哑的声音在唱些什么。就像此时，我听他唱——“离开家乡爹和娘，背起行李走远方”，我仿佛和他一起想起了那远在另一个城市之外，曾经不是彻彻底底孤独的时光，想起了依靠一棍木棍摸索前行的无尽头的路……

我突然觉得那些歌词就像是为他写的。

听着听着，那歌声仿佛变成撕裂般的吼叫：“爹——娘——我还活着，我会好好活着——”

或许这是他真正想唱的。也许他一直努力地在歌声里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有色彩，有欢笑，有他日夜思念的人。

就在徐敬龙唱歌的地方，几年来陆陆续续出现过一些乞讨者，有那样几个男人或女人，常常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在来来往往的行人面前，将头如鸡啄米如捣臼般触碰到水泥地又抬起，似乎掷地有声，似乎从不嫌累。那种将自己化成尘埃一样卑微的姿态，毫无尊严的乞求眼神常常让人们厌弃。那些身影出现过又很快消失不见。

我诧异这样一条繁华的街道，城管竟会容许徐敬龙留存一年之久，这个城市貌似冷漠的行人、住户、商家，一直包容着他并不动人的声音在打扰，一直在给予他并不慷慨的活命钱……

一片梧桐叶从粗壮的树枝间飘落着地，似乎发出沙的一声，我的耳朵在一刹那捕捉到这细微的声音。那些努力活着的生命，都在这庞大的空间世界里努力地发声。我知道，风里永远有一只聆听的耳朵。

（首发于中国作家网驻站内刊《濉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