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流层读书会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发起，通常以一部作品为楔子，围绕某一主题由此放开说去，不限于单一的作品本身。一般讨论成果会整理发表于公众号“送你一朵花戴”，公众号后续会开放评论区留言功能。对流层是大气层的最底层，其中生成的每一阵风、每一滴雨都与大地上的人们息息相关，一如文学。

何平：

我们本次读书会来阅读贾平凹的新作《河山传》，自1984年贾平凹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起，他就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城乡发展变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纵然是时代前进的顺流，但与此同时，镗镗鞳鞳的洪涛洗刷后是否还存有遗留下的问题呢？我们明显发现，贾平凹这次的作品相较于之前，无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贾平凹想在这部小说中为我们留下什么？这幅城乡地图是否内含着文化基因最深层的变异呢？现在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1. 外部结构与内部空间

贾赫：贾平凹的很多小说都可见浓厚的史传传统，拿《河山传》来说，洗河的“河”和罗山的“山”合为河山，不可为山河，而是河围绕着山，流淌过山，“传”既是为他们立传，也包含着小说中每一位出现的人物。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非常多，作家的厉害之处在于着墨不多，却能用寥寥几笔勾画出一个个丰满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

宋毅菲：是的，贾平凹没有选择从内一点点涨大，而是如泼墨般，让我们的视线随着不同人事物移动，直到最后汇集成一幅大的城乡地图。每个出场人物都是活在地图上的“这一个”，在貌似散漫随意的结构中，将笔触自由地伸向生活的每一处角落，不以逻辑因果连缀，甚至某些事件略显游离，但这样的结构恰恰是生活的原生态。

余朦：我认为这种行文结构能支撑起小说内部更多空间的可能性，在空间意义上，贾平凹选取的视角比之前的《废都》和《秦腔》要更宽，《河山传》写秦岭和关中，从崖底村到西安城再到双鼓坳的别墅花房子，范围看似从宽到窄，但层次纵深愈加复杂。贾平凹对“花房子”的塑造及对它的隐喻设置是个很有解读空间的话题。对此，我想使用福柯的“异托邦”概念，其内涵可分置为二——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异托邦总是预设了一个开放与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独自隔离开，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渗入。

前者正是花房子的特殊性所在，严格说来，它是罗山兰久奎等一众商业精英和政治掮客谈论生意门路、吃酒喝茶的集散地，别墅是底层人士不可想象或者说难以接触的现代化建筑，但它同时也是罗山的父亲罗草回归农民身份的重要场域。贾平凹在访谈中提及花房子在故事结构上的作用，其中一点是为了体现罗山和其父的农民意识，其实这种农民思维是受上一代影响而延续下来的。罗山的父亲罗草来到花房子，有一天突然说要种地，大家虽然不认同却也给安置了一块地让他忙活，至此说起二十四节气，什么节气种什么庄稼云云如数家珍，而农民出身的洗河才不去菜地，坚决强调“自己是城里人”。面对同样一片田，罗草的确是营心了，在别墅中归园田居，而洗河却以此提醒自己是与农民不同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两代人对城与乡截然不同的但同样复杂的心态。

后者正可以对应花房子几次与外界的链接。重点有两次，一次是水灾，一次是村民闹事。两者一是天意，另一个是民意，似乎都是不可抗之力在推动人和人的命运，即使是后者，也携带着集体的无意识去撞击乌托邦似的花房子。花房子是小说中的实体，它有着现实的肌理，与村民发生联系，与地方产生关系，也就不得不受到外力的挤压而变形。直到文章的最后，“花房子往西三里地的龙爪沟，罗闻涛和老板李铭义联合要建造康养山庄，正在炸崖”，就像是又一座花房子的诞生，很容易让人们回想起花房子建造的伊始，实际侵占的村里的土地，尽管是罗山兰久奎两人真心买下来的，这种占据是挤压也是丰富，很难进行价值上的二元判断。花房子正如“异托邦”的概念所说，预设了开放和封闭的系统，开放了一个特定圈子得以加入的环境，容纳他者则需要明确的制度。

如果用两个词概括，花房子在我看来正处于凝固和流淌并存的时刻。凝固在于成为了村民眼中的乌托邦，象征着财富权力地位与机遇，洗河在其中实现了他未曾想象的财富道路。流淌则在于它所占据的空间集合了异托邦的特质，不断敞开和封闭的系统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现实的面貌，这也是花房子在文中犹如红楼梦“大观园”一般的意义所在。

2. 变调的城乡观念

宋毅菲：掩卷之后我最直接的感受，便是在文本讲述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脉络里，洗河罗山两名主人公几乎没有性格的变化或思想的成长，也没有命运的沉沦。不是进城的一部分，不是返乡的一部分，不是守城的一部分，在洗河和罗山身上，我们看不到乡村内在本质的生殖隔离，对此我们不能说乡村的伦理观念顽固、侵蚀力强，而是在作者的笔下，两者天生一体。他很少痴情于哭天抢地、其苦无边的受难过程，其叙事甚至可以说远离充满苦难焦虑的情感冲击力。城乡文化的差异冲突存在吗？存在，甚至白森森地挤满字里行间，让人无法忽视，这也是情节推进的重要线索之一。但我们却很难读出这些差异给乡下人带来的磨难，可见作者在试图超越城乡二元的叙事模式，弱化外在事件的矛盾冲突，着力于在波澜不惊的日常叙事中探寻普遍存在的人性价值和道德尊严。

除此之外，在“现代性”文学的建构过程中，“劳动”也被纳入了时代语境的文学想象。在传统“劳动”审美话语的基础上，乡村改良、农民启蒙、土地改革等诸多话语资源被纳入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的“劳动”视域。而当“劳动”进入城市化进程，贾平凹对待这一行为的姿态也十分值得注意。学者彭维锋指出，当乡下人将在城市进行的劳动认为是谋生手段时，劳动的对象及其成果都是一种异质性存在，这时的城市与他们无关；但当他们将劳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城市则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河山传》中，无论是寻找打工门路的方式，还是外出送材料、采购建材、宴请宾客，都很难见到洗河的抵触、难堪，上手初期的陌生必然存在，但在作者的笔下，这无疑变成了洗河在城市下一个“明天”中的调剂。当然这也与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着墨较少有关，但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品咂出贾平凹城乡观的一角。

余朦：贾平凹的城乡观浸润在细节之中，如村民闹事这一情节，打破花房子的宁静的背后是生活的逻辑，村民们自然也必然不能提出反抗制度，反抗压迫。“要民主、要公平，还我土地”的口号力度其实并不大，他们要求的民主只是轮换指派去花房子干活的人选，给予每家每户干活和提升生活水平的机会。这一点是认知局限的同时也是村民们最为朴素的愿景，花房子在这一刻成为了城乡一体化结合的可能性方案。可以看到，贾平凹的笔触是理解与温情的，他对洗河罗山以及群像人物的褒贬温和且善意。

贾赫：是的，早在四十年前，他就在小说中提出了疑问：“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还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衍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体解或趋向实利世风的萌发呢？”他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不断地回答着这些问题，试图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河山传》中，借文丑良之口再次回答了这些问题：“以中国今日之趋势看，终有一天，要走城市化道路，农耕文明将急剧衰微，以至消亡。这是农村真正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啊……”这四十年中，他的城乡观不断发生着变化，到《河山传》已日趋成熟，城乡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是走向互利双赢的解决之道。但现实仍然是残酷的，小说中那份关于新一代农民工的现状思考，将十个例子残忍却真实地放置眼前，这些农民工中最小的李子谦十五岁，最大的西沙良也只有二十六岁，他们都风华正茂却意兴阑珊地挣扎在城市的角落里，一切都只为在城市里活着，他们发传单、打零工、当夜班网管、做赌厅暗哨、喷小广告、当理发店模特、盗墓、被包养、卖菜被欺负、收保护费进少管所，城市并没有完全接纳他们，他们能适应城市吗？是否要回乡村呢？“我不回，我慢慢能适应么。”辛酸之余似乎还带着一份期冀，温柔而真挚的希望——真正城乡融合，人人平等。

3. 野性的生命与无常之外

邱楚译：我还想谈一谈我在《河山传》中看到的野性色彩。贾平凹力图在生命的起搏中寻找暗藏的野性，一种不会随着空间的转换而被同化的能量。显然，作为罗山的属下，洗河如他所言是忠诚、能干的，这部分映射了兽的特性。这场生命的漫歌以轰轰烈烈的“社会狂欢”起，一直游离要离开的人却凭命运的巧合而真正地留下，被抹去了姓名，淹没在轰轰烈烈的流言中。洗河的经历类似于柳月，他们怀揣野心从乡村来到城市，从保姆\保安做起，最后通过婚姻关系留在城市，但洗河并没有全然地将未来绑附于爱情或婚姻之上，其自主性增强；但柳月的野性并没有从生命的本然中被挖掘和特意地点出，差别之处体现了贾平凹在“现时”下的新思考，有些已翻天覆地，有些仍一成不变，就像生命在历史长河的涌动下保留着个体的本然，它所蕴含的无限性既不断成为着个体，又不断展发出新的未来。

宋毅菲：这种生命的本然让我留意到了小说中的死亡书写，它像是短暂悬置在头顶的乌云，留下一地若有似无的潮湿痕迹。但有两簇出现在开头和结尾的乌云，却在水渍之外，汇聚了一条贯穿整个文本空间的暗河——前篇洗河父亲的死亡和后篇罗山的死亡，二者皆为意外，同时，这两位与洗河有着紧密且相似传承关系的人的离世，使得文本内外的叙述循环得以实现。洗河的父亲在城市因意外亡故，年轻的洗河从此对未知的庞然大物生出恐惧，这是他的前世；后洗河为求生机不得不来到城市，遇上有知遇之恩的罗山，罗山去世后，洗河继承了老板留下的房产，并因两家子女的结合而拥有了全新身份，彻底在城市安家，意外之外颇显命定的色彩。

贾赫：有评论认为罗山的死是十恶不赦、恶有恶报，相反，我认为小说中罗山的死是偶然，是无常，也是一种仁慈，这对他是最好的结局，贾平凹只是将这些故事完整地写给大家看，他没有影响读者去价值判断，读懂他的读者不会以简单的善恶来评价，他珍爱自己笔下的所有，虽然这些故事只是冰山的一角。

余朦：《河山传》的死亡像是一种轮回观念的表象。如小说中的“我来”即使肉身已死，但仿佛魂兮归来，重复出现在洗河的生命脉络中，分别对应洗河进西安城前后，以及负责管理花房子三个阶段。在洗河眼里，“我来”是一直存在的，它仿佛是一个提示自我存在的他者，在狗的精明和忠诚中映射出洗河自我的身份定位。或许就像贾平凹在后记中写到的：“一切生命，经过后，都是垃圾。”时间经过了一切，泥沙俱下，一切被裹挟着走来。李敬泽过去的评价，如今仍然成立：“贾平凹寻求的不是以历史解释人，而是以人的恒长的命运和故事应对变化的历史。”在这种意义上，生命的敞开正是主动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