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马国馨
可喜又可恨，发小马国馨。
可喜，是收到他2023年9月的新书《南礼士路的回忆——我的设计生涯》，大16开，近74万字，476页，图文并茂，既是他一生事业的翔实记录，也是近六十年来中国建筑设计发展的一大见证。可恨的是，此书比砖头还大还沉，让我不知该怎么翻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形成了要么倚读要么卧读的习惯，如今不改旧习，他这书我无论倚读还是卧读都不可能，必须正襟危坐放桌面上翻阅才行，噫，你我都八十有余，何折磨我如此？而且，我前些时递赠他的《也曾隔窗窥新月》《觅》两书，他都告诉我到手后不忍释卷，甚至卧读时困乏后书落床下，我的书他可轻松浏览，他的书我却不能轻省翻阅，可我又实在想至少把书里丰富的图片先睹为快，最后只得离枕头、弃沙发，老老实实坐到桌子前，真是悻悻！
2024年4月19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其记者对我的整版采访《追求美，但不要追求完美》，我通过短信把版面传给了他，顺便把4月17日《文艺报》的一个整版采访也传给他，他立即淡淡地回应：“你的图像很不清，我在电子版上看了，看起来现在社会很需要新的鸡汤，你的《恕》就被记者发现了，我最近也来了两版，一是一周前的《北青》，一是今天的《科学报》。可能读书日快到了，各地都在发。”我回以“巧了，有趣”。他更其淡然：“各报都要来配合读书日来个专版。”什么叫“荣宠不惊”，此之谓也。
4月23日《天津日报》又刊出《今晚报》编辑朱孝兵对我的大半版评论《刘心武：方块字寄深情》，并且这两家报纸连续两天刊出几乎半版的我将于4月27日，作为“海河文化讲堂”嘉宾开讲《〈红楼梦〉中的小人物》的海报，我把版面传给他，告诉他“也要去天津”。为什么说“也要”？因为他3月底刚去了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以出他的新书为契机，给他搞了个《马国馨：我的设计生涯》大型展览，重点展示天津大学出版社历年来为他出版的22种建筑文化图书。他给我传来过相关图片，我回应两个字：“辉煌”。
其实不是我“也要去天津”，而是他“又要去天津”，他告诉我：“我26日下午五点到天津，住利顺德饭店，27日上午开会，下午回京。”我27日自中午就不得闲，下午到梅地亚大剧院讲座，就回应他“缘悭一面”，他回应“从未用过这个词”，他用没用过，我们都是擦肩而过。
我问他开的什么会，他告知是“文化遗产发布会，十周年了，纪念一下。天津近现代建筑遗产很多，在遗产保护上也很有成就，与上海的做法也各有千秋，所以文物学会和建筑学会联合召开。”我问：“你好像是个什么主席。此类名头罗列起来至少十几个吧？”他答：“过去有些，现在早已淡出，只是去站台，可是主办方为我出书尽了不少力，有点抹不开面子。”又告“我现在是别人说破天也不离京，主要是在外面睡不好觉，另外也是家里面一切都适应了……”这是不是有些个骄娇二气？他也确实骄傲得起。他1965年自清华分配到北京建筑设计院，就再没换过单位，而北京建筑设计院也一直稳定在南礼士路，所以他回顾自己设计生涯的著作就叫《南礼士路的回忆》，1989年落成并由亚运会使用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是他设计作品中最具光彩的，也奠定了他在建筑界的地位。1997年他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时年五十五岁，其余的头衔职位，如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之类，都不必列举了。除了还没得到国际上的普利兹克奖，国内建筑界的种种奖项拿到手软。他对自己设计生涯的总结，见于此大厚本专著最后的一首诗，其中点睛的两句是“境由心造常忘岁，不随仰俯自伐柯”。
我对他是羡慕嫉妒，但，不恨。羡慕嫉妒的，还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所获得的光环，而是他的居然一帆风顺。我们是高中同学，成长的社会环境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在班上，又都是功课成绩名列前茅的，也都算多才多艺，但到1959年毕业参加完高考后，他一举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我开始几乎完全落榜，后来由于师范院校招不满额，才把我勉强录取到北京师范专科学校，这样我们就等于一个鸿鹄在天，一个泥蛙伏沼。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才算“咸鱼翻生”（此词又多写成“咸鱼翻身”，我以为不妥，已被腌渍的鱼即使翻其身子，也还是死鱼，“翻生”则是死鱼逢好时机居然又变成活生生的），圆了作家梦，通过不懈地写作，算是创造出了一点价值。我当了十三年中学教师，积累了相应素材，1977年写出、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轰动，一举成名，进入文坛。
我不仅早年高考失利，中年以后颠簸也频繁且剧烈，但马国馨呢，他却“风正一帆悬”，总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们清华建筑系学制五年，算来应该在1964年毕业分配，但又增加了到四川三线建设前沿的实习锻炼，这样，他于1965年分配到了北京建筑设计院。1966年至1968年，设计院的业务完全停顿。1969年逐步恢复业务，马国馨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为人民日报社设计一个自行车存车棚和一个男女各有一个厕坑的公共厕所。他很认真地完成了在设计院的这项处女作。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次年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这期间中国的邦交国不断增加，北京的使领馆及其他驻华机构人员越来越多。设计建造一个供外交人员使用的国际俱乐部的任务，落在了北京建筑设计院。马国馨作为院里的新生力量，理所当然地参与了设计工作，并以自己富有创意的设计方案崭露头角。
1976年毛主席逝世，党中央决定保存遗体，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从全国调来的老、中、青建筑师组成班子，担当设计任务，马国馨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代表。最后确定的方案虽然应算是集体创作，但作为基础的，是马国馨的设计方案。它坚持了毛主席本人所喜欢的平顶，整体舒展大气，借鉴了国外这类建筑的某些优点，更在细微处采纳了中国古典元素。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电视台录制了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专题片，马国馨出镜，在纪念堂现场回顾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他徘徊在廊柱下，抚摸着把大理石表面打磨成灯芯绒感觉的柱体，感慨万千。
马国馨主持设计的大型公共建筑，还有供亚运会首用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以及北京首都机场T2航站楼。他作为设计院总建筑师所指导、审批的如北京火车站西站等，就更多了。但是进入本世纪，北京的大型公共建筑如专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建造的主会场（俗称“鸟巢”）、天安门广场西南侧的国家大剧院（俗称“水蒸蛋”），以及首都机场T3航站楼、大兴国际机场，都是外国建筑设计师的作品了。马国馨曾为此向有关部门领导进言，发表自己的意见，认为外国建筑设计师的作品存在明显缺点，而未中标的本土建筑设计师的作品（不限于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其实有的比被采用的更精彩、更合理、更节省、更符合国情，也更符合一般民众的审美心理，他把进言信，收入到了自己的论文集中，留给后世参考。
他直到2019年才以77岁高龄正式退休，而我早在1990年后就无职赋闲，2004年就正式退休。马国馨一生顺遂，功成荣退，在同辈人中，属于翘楚了。
我的助理焦金木帮我整理旧物，找出我高中时期的一些绘画，其中有一幅是我给马国馨画的像，我传给他看，他说不像。怎么不像？说老关说眉毛就不像，老关，是他对夫人关宾蓉的昵称，我不免怼他，那时候“老关”根本没见过你，怎么能判定不像？他立刻提醒我：1959年我们不就都上了清华吗？那幅画是1958年画的，人家两位第二年就双双考入了清华同一专业，就一见钟情，毕业后都分配在北京，就结为夫妻，到后来人家的独生子结婚后，生下一对双胞胎孙儿，两个人虽然单位不同，却都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建造，如今在清华大学校友合唱团，两个人在不同声部，配合着唱同一首歌，噫，他的爱情、婚姻，家庭，也与事业一般，逢山有隧，逢江遇桥，无比顺遂，无比圆满，让我羡慕、嫉妒到，必须再无语地为他们深深祝福的程度！
高中同窗时，我们两个最能玩到一起，暑假他回济南家里，我们会通信，他给我寄来用塑料细绳扎住的小画册，里面配图写些调侃我的语句。我给他的信，会在信纸左上角先绘制出水彩画，再用钢笔写信。
记得齐白石去世后，在当年叫作苏联展览馆、现在叫作北京展览馆里面，用几个大厅，举办了展品极其丰富的纪念展。我们一起去观展，手拉着手，互相传递被震撼的心电。
那时候教室后面有与黑板等大的展览板，我们常在上面展示各自的画作。本来以为，毕业以后，他入清华，我入北大，或者还可以一起在朱自清徘徊过的荷塘边，或在塔影荡漾的未名湖畔，方便地维系我们的发小之谊……我去师专报到不久，就接到他从清华的来信，内容很简单，就是希望不要失去联系。我把那封信撕了。
那以后我用了十八年的时间，终于显示出我通过自尊、自强、自立、自主，为社会提供的价值，以及我自身的价值，都并不逊色于持有清华或北大文凭的人士。改革开放以后，我和马国馨在建筑界与文学界的跨界活动中重逢，他就像我们一直没有间断过联系一样，对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我们是上世纪四〇年后的一代，马国馨在清华建筑系的时候，还需要用鸭嘴笔、半圆仪之类工具绘图，还要用一种叫做计算尺的东西拉动着进行计算，后来全球科技突飞猛进，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步跟上，上世纪90年代后引进了电脑，那以后年轻的一代设计师开始用电脑进行设计。马国馨的这本出版于2023年9月的回顾其设计生涯的巨著，里面充满了设计图，但都是手绘的，几乎没有电脑三维图像的截图，虽如同作家手稿一般珍贵，却也意味着他已属于老派。他自己说，基本不用电脑。我提议使用电子邮箱联络，他说虽有邮箱，很少使用。我们俩至今基本上不用微信，也很少直接语音通话，基本上是使用短信沟通。这肯定令许多人瞠目结舌，怎么守旧如此？但我们自有乐趣于中，“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
想到几十年马国馨对我不弃，我曾改唐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一诗中的四个字，赠与他：“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风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以我独沉久，愧君相问频。平生自有分，况是恰同庚。”他却并无共鸣，反问我：“你怎么独沉了？”但他顺便告知我他的一个观点：“一次和建工出版社年轻编辑座谈，我说一个人除了生理生命外，第二条生命就是（寄存于）认识他、记得他的那些人的生命，第三条就是看他的思想、作品、理论的生命。书比人长寿。”马国馨设计建造的巨大作品，还有他的一系列著作特别是这本《南礼士路的回忆——我的设计生涯》，是他的第三条生命，应该可以长长久久地延续下去。
他称已经患上帕金森症，写字时手抖。他在短信中说：“一想活了八十多也够本了……你想，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就差最后一个字了，又经过抗日、民国，至今，那么多事都让咱们经过了，真是值了。”他和我都很旷达，都明白廉颇老矣，后生可畏。
我们都出生于1942年，现在无论建筑界、文学界，40后都在渐次隐退，50后大行其道，但60后、70后浪涛滚滚，80后、90后也显露头角。他说他在建筑界的活动中，开始是坐后排，后来能坐前排，再后能坐到主席台一侧，现在却会被安排在主席台中间，合影时也会站到C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芝麻开花节节高，只意味着前辈在相继离世或失智，自己现在最应该提醒自己的，就是要为年轻的建筑设计师们助力、喝彩。
他感慨地告诉我，他的恩师，清华大学建筑系原系主任吴良镛先生，目前已经进入医院ICU插管子了，但吴大师的儿子，也是他的学弟、同事吴晨主持设计的北京最高楼宇“中国尊”，已高耸云霄，标志着他们这个行业的生生不息，前景无比璀璨。
我也告诉他，自己意识到，老并不成为一种资格，前些年，我被认为是比较能跟进新事物的“潮老头”了，也能谈几句苏珊·桑塔格、赛义德，但是现在此二人也都离世二十来年，成古典了，眼下有年轻人来跟我提起马克·费舍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韩炳哲《倦怠社会》，我就茫然无知，遑论与其讨论。但小我27岁的忘年交邱华栋，他几乎每天都在发布文化界新信息，比如最近一周，我就看到他相继推介藏族作家万玛才旦遗作《松木的清香》、美国保罗·奥斯特的长篇小说《4321》、中医作家李清源的《窑变》、青年作家陈崇正的长篇小说《归潮》、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诗歌……他还发布了《从小说到sora:人类与AI创作相比，孰美？》的座谈纪要，我要跟他学习吗？在余年残生，我不再强迫自己“活到老，学到老”，他所推介的作品我没有力气去读，我只能是保持自己对写作的热爱，利用已有的储备灵感的闪动，活一天写一天，直到马国馨列出的那八个字最后一字的到来。
发小之谊最可贵的，就是能相互调侃到底。2024年4月26日晚我们都在天津，我住在津利华，他下榻在利顺德，其实离得并不远，但耄耋之年都难以挪动，就还是短信逗贫嘴，我故意这样告诉他：“活动赞助商送我一辆汽车。”还故意打出汽车符码。他就故作惊诧：“哇，什么车子啊！”也打出汽车符码。接着他打来电话，和以往一样，故意用小嗓发出阴阳怪气的声音：“马路社采访著名作家刘心武：得到一辆新汽车感想如何？可否讲述一下赠车现场的盛况？”我就故意讲述成自己殷殷期待，结果人家抱来一个大纸盒，打开后，是一辆最新型号的电动车模型……他就在那边笑起来，我也笑，后来他短信里写：“记得我俩大笑近两分钟。”我回应：“好久没有如此开心了。”他再写：“也就是你，我还敢放肆一下，别的地方都不行。”
我把27号讲座的照片传给他，他立即评论：“服装太俗，没有品味。”我穿的是一件红色唐装，是助理焦金木此前为我录制视频时特意准备的，穿此服拍摄的照片成为我的“标准照”，网络上早满天飞，喜马拉雅平台上，天津海河文化讲堂的大海报大背板上，也都用的穿此衣的形象。焦金木见马院士短信后颇为不悦，我怎么跟他说呢？我和马国馨之间的互怼互讽以及自贱自嘲，释放出我们心中多少情趣与通透啊，怎是他人能轻易觑破的？
28号马国馨已返回北京家中，但他们那个活动仍在利顺德大饭店举办，我按预定计划，28日从津利华转移到利顺德，故意站在他们那个“第九批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暨20世纪建筑遗产活化利用城市更新优秀案例研讨会”的大背板前，让焦金木给我拍了张在一侧立正的照片，传给他。他立刻短信传来打油诗：“津城演绎红迷追，云山雾沼论须眉，百年旅店再盘桓，俗人抱得车模（女）归。”利顺德开店于1863年，我带焦金木参观了其博物馆，焦金木对马院士那车模后注一“女”字颇难释怀，我却觉得今生今世，有此一发小放肆调侃，正是难得的福分，遂也立即回怼一首：“黄鹤已去登楼迟，蹭会有术一憨痴。浮生若梦休笑我，八字仅剩一字施。且喝中庭下午茶，哪管品低遭人嗤。俗人抱得车模归，眼红岂独马大师。”焦金木读了我这首笑了，说终于体会到了我们发小之谊中的甜蜜。
夕阳箫鼓中，不管我和马国馨谁先落实那“最后一字”，我们都会在静穆中感恩时代，感恩机遇，感恩我们享受到的亲情、爱情与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