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晏杰雄（主持人语）：本期读书会研读刘庆邦最新长篇小说《花灯调》，这部作品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攀登，是一种思想高度与艺术高度的双向奔赴，意味着不仅要有反映时代真实性的现实主义品格，也要求有超出平均数的艺术品格。首先，这是一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作品，是刘庆邦亲赴贵州高海拔贫困山区定点深入生活的成果。小说讲述了驻村第一女书记带领高远村村民攻坚克难实现脱贫目标的动人故事，采用细腻的写实文笔，不仅描绘了亲历的农村贫困现实，揭示农民传统因袭性格，也写出了以扶贫干部为代表的新时代踔厉奋进精神。与此同时，这部小说也体现了刘庆邦自觉的艺术经营效果，调动了一位资深小说名家多年积累的艺术经验，并结合新时代现实做了文体上的新探索，如塑造了第一书记向家明、转业军人周志刚等一批时代新人形象，在宏大叙事框架中加入了普通人的儿女情长、日常生活素材与地方文化风俗书写，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现实主义艺术传统。我们着重讨论作家如何处理同时代现实经验、塑造有血有肉的时代新人以及创造现实主义小说新境界。

丁梓杨：实笔现真实 微笔写大事

《花灯调》通过一个驻村书记帮助村子脱贫致富的故事，串联起村落中的各色人物、各个层面和中国社会脱贫攻坚时期的场景，是对历史与时代的忠实记录。《花灯调》以真实笔触再现了脱贫攻坚历史一隅，读者透过这一隅，能够感受到脱贫攻坚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以及其深刻意义，可谓实笔现真实，微笔写大事。

在后记中，刘庆邦明确表示他“想写一部记录新农村现状的长篇小说”，并且在写小说之前，作者就设想“最好能找到一位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驻村第一书记，以第一书记为主线，就可以把整部小说带动起来”。小说主人公向家明及脱贫攻坚阵地高远村，现实中都有具体可考的原型，他们分别取材于谢佳清和芝麻镇竹元村。真实取材的基础上，刘庆邦在叙事过程中丝毫不见夸大，他细腻真实地写出了脱贫攻坚中驻村第一书记面临的困难。

向家明作为主人公，是全文的灵魂和核心。她符合我们通常对英雄人物的定义，她在国家脱贫攻坚事业中冲锋陷阵，勇于负责，多次患病仍坚守岗位，并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向家明具有英雄的价值与意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者，这样的英雄人物，作者却将她塑造得平民化、生活化，没有将“高大全”的光环简单加在她头上。尽管是在脱贫攻坚这个巨大的历史课题之下，但她更处于生活化的场景中，她需要平衡各种社会关系，需要调节开展工作中与村民的矛盾，需要为了签合同逼迫自己喝酒，这是符合日常大众生活的，是合乎世俗人情的。作者笔下的向家明不再具有绝对优势的社会地位，形象也不再高大完美，但这样的人物才更真实，也更能表现出真实的历史和多数人的历史。

向家明在高远村艰苦奋斗，带领村民完成脱贫致富的任务具有超越个体的民族性意义。“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作者清晰认识到了文学作品中英雄形象的特殊审美功能，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新时代英雄的独特形象。向家明是全国五十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的缩影，通过描写向家明，以小见大地反映国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历史进程。

宋涛：心灵奥德赛与境界的升华

《花灯调》中的向家明形象，正是对王国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的生动诠释，她的人生轨迹清晰地展现了这三种境界的层层递进与紧密相连。小说中，人物不是模式化的扶贫干部，而是充满矛盾、复杂多面的立体人物，三境界的层级输出彰显作者精湛的人物塑造技艺。向家明既有坚定信念和使命感，也有生活压力和困扰，这种复杂性使她贴近现实，容易引发读者强烈共鸣和情感认同。

在刘庆邦精心描绘的高远村与向家明的故事里，第一重境界的描写犹如一幅冷色调油画，深远而沉重，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绝望感渲染得淋漓尽致。作者将“高远村”的贫穷与破败比作朽烂的“破渔网”，为故事奠定沉重基调，也为向家明的未来挑战铺垫。向家明内心的挣扎与绝望被细腻呈现，这种绝望并非消极，而是基于现实的无力与迷茫。此描写展现了村庄的贫困和向家明内心的无助，为其后续第二境界中的扶贫工作埋下伏笔。

第二重境界的展开，则如同一张细腻的素描，线条虽轻，却蕴含着深深的执着与坚定，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与奉献描绘得入木三分。向家明的工作被喻为四季不败的花朵，象征着她对扶贫事业的不懈追求。向家明的形象并非单一、扁平的，而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立体人物。她既是攻坚指挥者，也是病人；她既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也有着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家庭的牵挂。在这一境界，她展现出扶贫工作者的坚定执着，为高远村带来希望。第二境界里，向家明在扶贫工作中的付出与成果，成为其进入第三境界的关键。

第三境界的描绘，宛如一幅精致的水彩画，色彩鲜艳且轻盈流转，精准捕捉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与满足。她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前两重境界所积累的坚持与付出之上。这一境界为其角色增添色彩与层次，深刻揭示了扶贫事业的意义价值。向家明的扶贫经历与人生三境界相互呼应。她将城市的前沿理念、丰富资源和创新模式引入乡村，同时注重保护和发扬乡村独特的本土文化特色，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总之，在《花灯调》中，作者凭借其精湛的文学笔法，通过向家明这一形象，构建了一个深刻且多维的文学世界。向家明在高远村的扶贫经历，不仅是对人生三境界的精彩诠释，更在文学的领域中树立了一个具有高度研究价值的典型。向家明扶贫路上的曲折与探索、迷茫与坚持，到最后的豁然开朗，这一过程的变化既展现了人性的坚韧与成长，也反映了新时代背景下扶贫工作者的伟大奉献与不懈追求。

郭昕怡：史诗叙事下的人性温情

《花灯调》是一幅记录山乡巨变的壮丽画卷，是一首反映社会发展的宏伟史诗，也是一曲婉转细腻的花灯调，细致入微地描画了驻村第一书记背后的艰辛与泪水，流露出史诗叙事下的人性温情。在《花灯调》中，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向家明的三次哭泣。这三次流泪的经历，不仅是小说情节的关键节点，更是向家明这一英雄式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流露，凸显了她身为驻村第一书记的坚韧与隐忍。

向家明的第一次哭泣发生在她刚到高远村不久的时候。当向家明为了摸清情况在村庄里四处走访时，面对高远村实至名归的贫困，她不免有些犹豫和灰心，但水窖旁“吃水不忘共产党”这七个简单的大字却让她的眼里“渐渐涌满了泪水”。这一刻的泪水，是感动的泪水，是她从党和人民的信任中汲取力量的表现，是她决定留下来帮助高远村战胜贫困的决心。回想起前辈共产党人的热血奉献，向家明的泪水落在泥泞的土地上，变成掷地有声的誓言，激励她不畏艰难地踏上改变村庄命运的道路。

第二次哭泣发生在高远村脱贫攻坚的紧要关头。向家明被确诊为子宫癌前期病变，忍不住扑进丈夫郝思清的怀里嚎啕大哭。这一刻的泪水，是无助的泪水，是她最脆弱一面的真实展现，既有她自恨于身体不能支持扶贫工作的懊丧，也有她作为一个普通人对于死亡和病痛最原始的恐惧。这次哭泣，不仅使她的英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也深刻体现了向家明作为一个扶贫攻坚干部在面对个人病痛和扶贫使命冲突时的矛盾与挣扎，使她后续面对村民隐瞒病情、保守治疗的选择更显坚守之伟岸。

第三次哭泣发生在向家明为了给高远村村民争取利益，和高粱酒厂毛经理喝酒时。不能饮酒的向家明为了毛经理一句签订种植合同的承诺，在宴席上硬着头皮喝下敬酒，难受得“脸色发白”。身体不适加上心中委屈，她的眼泪一下子“顺着眼角漉漉地往下流”。这一刻的泪水，是委屈的泪水，既有对身体状况的隐忍，也有迫于村庄未来希望而屈从的辛酸。最终，她成功为高远村争取到了种植基地合同，使得村里的高粱种植收益翻倍。这次哭泣，不仅体现了她在困境中的坚韧，更展示了她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为了村民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无私。

小说中提到流泪的地方还远远不止这些。泪水涟涟，贯穿了向家明的扶贫驻村历程，成为她成长和蜕变的见证。这些泪水不仅展现了她在面对重重困难时的坚韧不拔和无私奉献，还突显了她在遭遇挫折时的人性脆弱与情感真实。正是这些哭泣的瞬间，将她的坚韧、勇气与责任担当交织在一起，使得她不仅是一个扶贫干部，更是一位充满人性光辉的女性。那泪水中富含温情的叙述揭示我们，新时代驻村第一书记并非是“高大全”式的刻板英雄形象，而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这些细腻的情感描写为宏大的叙事注入了温暖的力量，在广阔的时代画卷中勾勒出动人的心灵风景。

周智鹏：现实传统与浪漫传统的相互映照

作为一种根植于中国乡村现实的文学传统，乡土文学以其深刻的社会洞察和丰富的情感表达，形成了现代乡土文学的两大类型，即现实传统与浪漫传统。现实传统始于鲁迅，鲁迅通过对乡村社会和人性的深刻剖析，揭示了农村社会的种种弊端；浪漫传统以沈从文的创作为代表，其以散文化的优美笔触深情描写湘西乡村生活，字里行间透出淡远的诗意。

在《花灯调》中，刘庆邦首先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小说描绘了贵州遵义地区一个贫困村——高远村的脱贫攻坚战，展现了驻村扶贫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对他们来说，扶贫不只是经济扶贫，而是全方位的扶贫。在小说中，有一个叫王安新的留守儿童，遭遇亲情的缺位、经济的贫困，最最重要的，是失学的困境，但是在向家明等村干部的帮助下，她从一个不会说“谢谢”的木讷女孩，蜕变成了敢于在舞台上表现自己的人。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具体讲述，刘庆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村贫困的深层原因以及脱贫工作的艰难，使得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刘庆邦也延续了现代乡土文学的浪漫传统，通过对高远村日常生活的细腻描绘，展现了乡村的淳朴与美丽。如向家明带领村民种植核桃，依照核桃的生长规律，为了让第二年的收获更加丰满，第一年结出的果实需要被剪掉，向家明和村干部们剪掉了第一年的挂果，虽然略有遗憾，但是未来的曙光已经显现，未来的丰收已经被揭示，这是献给一切奋斗者最好的礼物。这种描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乡土的热爱，也传达了对乡村生活的美好愿景。无论是村民的日常劳作，还是节庆时的花灯表演，都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

新时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脱贫攻坚取得伟大胜利，乡村振兴稳步推进，乡村现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也引发乡土文学传统发生变革。高远村在脱贫攻坚战中，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村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对乡村变革的书写，对乡村振兴事业的颂扬，在中国的乡土文学传统中具有开疆拓土的意义。《花灯调》通过描写外部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展现了国家政策、现代化建设对乡村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这种现代视角的引入，使得小说在乡土文学的基础上，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叙事技巧上，《花灯调》也有独特之处。刘庆邦在创作中表现出了叙事结构的多元化和创新性。小说不仅仅是对乡村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是通过复杂的叙事结构，将多个时间、空间和人物线索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立体的乡村生活图景。以向家明这一核心人物的视角，串联起高远村脱贫攻坚过程中的种种事件和人物，展现了乡村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多元化的叙事结构，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

中南大学芙蓉读书会隶属于中南大学人文学院，由中国作协会员、博士生导师晏杰雄教授担任指导老师，成员有中文系本科生、硕士、博士、青年教师等百余人。读书会与学院所开设“新世纪小说研究”课程结合，对国内最新原创文学作品进行跟踪研读，重点研读湘版新出长篇小说，旨在提升师生文学原创能力和鉴赏能力，从文学发生机制提升基本文学素养，形成中文专业自觉和对文学现场发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