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红糖帖

中国的民间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白糖我真是说不上来，虽然也曾读过季羡林先生的《糖史》。我是喜欢读杂书的，记得当时还一同读了关于辣椒的一本书，才知道中国最早吃辣的省份不是四川，却是贵州，辣椒是先被外国传教士带到了贵州，在此得到了普遍种植，然后才向其他省份传播。本人嗜辣，用过的“老干妈”辣酱空瓶子放在一起可以砌一堵小墙。由于爱吃辣，所以也认定陕西那么多面食里边数油泼辣子面最好，简单刺激才是真正的大排场。饮食之道，太穿凿了反显小气。一如《红楼梦》中的那道“茄子鲞”。我在南京红学会议上吃这道菜，每人一个小碟，小碟里有一撮碎叨叨的东西，根本看不出是茄子，也吃不出茄子的味道，让人心里只觉得好不耐烦。哪如陕西的油泼辣子面，直让人吃得大汗淋漓，像是洗过了一次桑拿，算是过瘾。

因为最近想写一篇关于红糖的小说，所以查了不少关于糖的资料，纠正了自己的许多看法。比如用甘蔗做糖和用甜菜做糖这件事，以前我总认为是北方用甜菜而南方广用甘蔗，查过资料才知道，甘蔗传到中国的历史并不长，所以，在此之前吃的糖大多是用甜菜做的，由此可以想象，过去从南到北到处种着那种黑油油的甜菜。甜菜是叶子大根也大，根甚至可以长到足球大小。甜菜黑油油的叶子可以不停地打下来拿回去吃，一般是拌凉菜。把叶子先在锅里焯熟了，切碎，然后加大量的大蒜，这个菜不加大蒜不好吃，加了大蒜也就那样，说不上好吃或不好吃。总之家里如果种那么一片甜菜，其好处就在于夏天和秋天吃菜几乎不会成什么问题。甜菜这种植物，你如果不打它的叶子，它还不会好好儿地长，只有不停地打叶子，它才会不停地往大了长。煮甜菜叶子的时候，屋子里会有一种很怪的味道，不好闻也不难闻，这就是甜菜。

红糖在过去的民间有很大的用处，来了客人煮一碗红糖水的元宵，或干脆来一碗红糖水炒米，一边喝着一边说话，当然这一般是款待女客或小孩。对于男客也许就会来一碗黄酒，酒里照例也会放一些红糖。女人坐月子的时候更是离不开红糖。而直到现在我还照样喜欢吃的一种馒头，就是红糖馒头，开花的红糖大馒头一端上来就好喜庆。过去家里谁闹肚子疼，母亲总会先去倒一杯白酒，在酒里放些红糖，然后把酒点着，酒的火苖是蓝色的，红糖在酒里慢慢化掉，喝一杯这样的酒，即使在肚子不疼的情况下也不是坏事。过去的酒没有低度一说，一出厂就是六十度。好像没有谁规定白酒出厂的时候必须是六十度，但酒要是不到六十度就装瓶售卖，好像就说不下去。所谓的低度白酒是20世纪80年代才有的事。低度白酒不好喝，本人曾经喝过不到四十度的五粮液，实在是不能说好。古人有“烈酒美妇人”之说，酒不烈有什么意思？女人不漂亮有什么意思？

前不久有江西抚州的朋友给我寄来了两袋红糖，说明了是土法制造，忽然就让人觉得很亲切。在如今土法纷纷失传的情况下，特地说明是土法制造，亦说明了人们对土法的怀念和看重，这么说来，土法其实并不会失传，只这一点，就让人从心里感到欣慰。关于红糖，我正在写一篇小说，顺便想把有关红糖的事也讲一讲，毕竟我们吃红糖的历史要远远悠久于吃白糖的历史。

鄙乡的早点有一种红糖饼，吃这种饼的时候，一不小心会把自己给烫着，滚烫的红糖汁一路顺着手腕流到胳膊上可不是什么好事，但人们还是爱吃。冬天的早上，一张红糖饼加一碗白米粥，就一点小咸菜，真好。

刻印记

小时候常去的地方是刻印社，地点在鄙人所住小城的西街的西边，两间的小门脸，七八个人总是伏在那里刻。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可看的只是那些放在玻璃柜台里边的章料。那时候还有牙章，上边的图案刻得实在是好。还有寿山、昌化的石头也摆了不少在那里。说到刻印，确实也没什么好说，小时候学习刻印也只找老城砖，用锯条把它锯成一小块一小块。老城砖很细腻。想起那一次和冯其庸先生上方山的往事。鄙人所居住的小城的“大古董”就在这方山之上，冯太后便葬在那里。北魏的老墓砖很大很重，近一尺半长，很厚，我只扛了一块，冯先生手里拿了小半块。我走在冯先生的前边，只听他在后边说这个砖好，一是可以做砚，二是可以用来刻印。至于怎么做砚，冯先生在后边是说了又说，大略可记的是：用醋煮，煮多次，再晒，然后好像还要用米汁去煮。他那边说，我这边听，不知不觉人已经下得山来，回头再朝山上看，却看到满山坡的好高粱，彤红的一片。北魏大墓的古砖距今一千五六百年，以石击之做金石声，其声清越。

小时候刻印学会了写反字，至今想写反字大略还可以写成。小时候刻印有什么可说？确实没什么好说，只不过是在老城砖做的章料上刻了磨、磨了刻，如此而已。磨的时候最好要有个小水盆在旁边，砖料湿了好刻也好磨。白石老人的诗句里有什么“水成灾”的句子，想不起是他的什么诗了，就是写他自己学习刻印的事，想必他也是刻了磨、磨了刻，在水里蘸蘸然后看看，再继续刻。

我把自己刻的砖头印拿给朱老师看，朱老师只看一眼，说你这不行，你不读《说文解字》不行。我读到《说文解字》已是很多年以后的事，至于知道“刻印当从汉印入”，已是对治印不感兴趣的时候了。过去刻的印还有两盒子放在那里，那些印对我却没什么用，起码是后来的草虫、山水画上都没有用过。

关于刻印，忽然还想说一说的是，这门手艺也许也面临着衰落的前景，因为电脑的普遍使用，手刻字的情形现在已经不多了。电脑刻会章，这没什么好说，而艺术家的章或人们用来把玩儿的那种闲章也要统统收由电脑来刻，前景真是让人不能乐观。过去的名画做伪，最大的难事是印章不好做，民间的画工中本来就有技法超人者，画几笔齐白石、张大千不在话下，但印章却是个大问题，仿名家的伪作经常是被人从印章上看破的。而现在电脑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你是什么章，它都能给你刻出来，所以有人说现在买大名家的画全靠你的运气，花多少钱不说，很难拿得准你手里的那张画是不是赝品。但伪作就是伪作，下笔、用墨用色、运笔的快慢和力度的撑握，不可能和原作一样，即使是画家本人出来临一张自己的画作，也不可能完全一样。电脑的出现是好事，也是坏事。鄙人现在没事到处走走，照例是逢庙必进，即使是不进香也要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看，或双手合十拜一下，算是打招呼，一如你进了别人的家总不能一语不发，脱了鞋子就上炕。但鄙人去庙里，除了十分老的碑还会看看，那些新近立的碑是向来不看的，因为它们几乎都是电脑所刻，拙劣异常。在日本也是这样，到处是电脑刻的东西。过去的刻字之美，过去的刀法之美，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有人对我说，许多民间的小刻字店现在也都这样，你要什么体，他从印谱上先找好，然后就放在电脑上刻。这对于一般人而言无所谓，但对于书画家来讲却不可以。而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仔细想想，亦想不出怎么对答。就好像有人在那里一边拉屎一边捧着个碗吃饭，你对他说这样不可以，他要反问你一句为什么不可以，仔细想想，你亦是想不出怎么回答。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标准。

记潘家园

北京潘家园，估计以前是谁的那么一个园子，也不知道它经过了什么样的周折与变化，才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气旺炽的所在。有一个名词叫作“地摊儿文化”，我以为这个词唯有潘家园当得起。地摊儿到处可见，但一旦上升到“文化”二字，我想别处就会担当不起。星期六、日去潘家园，涌动的人流会把你一下子卷进去，不单有古玩，潘家园几乎是什么都有，整个潘家园被包围在浓浓的文化气息之中，你很难找出一个词来概括潘家园。以前除了去潘家园淘自己喜欢的小古董，还可以买蝈蝈、金铃子、油葫芦，买八哥、大鹦鹉，只不过后来卖虫卖鸟的都搬去了十里河花鸟市场，但也不远。

我总觉着，潘家园对我而言是个学校，我在那里学到了不少在学校里根本就学不到的东西。其实一个人从小到大可以有许多个学校，只要能学到东西的地方我以为就可以叫作学校。说到潘家园，那时候我几乎是每个星期六、日都会一早就赶过去，去了也没别的，就是看，不停地看，用北京话说就是“练眼”。有几回，在一进门的时候还碰到了西川，“练眼来了？”我对他说。“对，练眼来了。”西川笑眯眯地说。那时候冯其庸先生也是潘家园的常客，有一次我在冯先生家看到了两块长条形的汉代琴状古砖，真是让人喜欢极了，放在茶台上不长不方大小正合适，可真好，他又不舍得匀给我一块，就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潘家园找那个摊儿，估计还有。”那时候冯先生住通县工业开发区，说走就走，我们便马上坐了车去。到了潘家园，他在前边走，我在后边紧跟。冯先生的毛式发型加上简便干净的中山装，我的小黑眼镜和紧紧跟随其后的步子，不一会儿就引来不少人的注意，有人在后边跟着要让我们照顾生意。那一次，我给冯先生买了一对五十厘米多高的铁狮子，明知它是新的，但看重它仿得实在是太好，我便买来送冯先生。冯先生把它放在院子里的正房门口，真是好看极了。

“还在这里。”我每次去了还会拍拍铁狮子的头说。

“当然还在这里。”冯先生也说。

冯先生的院子里，蜡梅正在开，很香。

“你去看看蜡梅。”冯先生对我说。冯先生家里的蜡梅种在院子里的东北角，黄灿灿的。

进客厅的过道上，两盆梅花一红一白也正在开。

冯先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冯先生写字画画儿写文章的那张大案子可真大，案子背后的书架上一半是书，一半是从潘家园淘来的古物，整个书架上满满当当。我对冯先生说可千万别闹地震，阿弥陀佛。

潘家园的真东西不少，但假东西也很多，真真假假，就看你的眼力怎么样。地摊上的瓷器、玉器和青铜杂项多到让人看不过来。逛潘家园，我特别喜欢到那些冷摊上去看。冷摊大多是临时性摆的摊儿，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东西出现。我在冷摊上淘到的两只萨珊王朝的大银碗和天蓝色带柄琉璃杯，就是极为少见的西域古物，后来捐给了博物馆。还有一个波斯银魁斗，这件魁斗原来只是波斯的一只小银碗，下边没有圈足，碗里有缠绕的植物纹，可能是当年不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所以工匠又给它加了一个鸟首形鎏金手柄。一加上这个手柄，这件器皿就很难保持平衡，放在那里总是朝着一边倾斜。这个从潘家园淘到的宝物，现在大同市博物馆。到潘家园，最有意思的还是淘旧书和老唱片。潘家园的旧书都在最南边那块儿地方，后来又搬到了靠北边的棚子下边。有一次，我在旧书摊儿上看到了杨朔先生的一本手稿，一指厚的那么一大本钢笔写的手稿，当时要六千元，但我翻来看去还是没舍得买。记得那是写抗美援朝的一篇报告文学手稿，上边有许多涂涂改改的地方，现在想想，不买有些后悔，那毕竟是杨朔先生的手稿。在潘家园的地摊儿上我还看到过冰心先生不知写给谁的信，小字写得真是好。

那几年，能大量看到或买到老唱片的地方好像只有潘家园。老百代公司的唱片也只要一百多块钱。我买到过一张谭老板的《洪羊洞》，但没法听，找到一部老唱机，还是沙哑得没法听。听老唱片得要老唱机，现在想要找到好一点的老唱机不容易，但潘家园有几个店专门卖这种东西，虽说贵一点，但可以淘到。

潘家园是个好地方，我曾经在那里买到不少很珍贵的旧书，其中有民国年间上海开明书局的石印本，还有延安时期印的毛泽东的白封面红字的小薄本著作，比如《论持久战》，还有不少作家题字赠送×××、×××的书也偶有放在摊儿上卖的。浩然先生签名送某某的《艳阳天》，玛拉沁夫签名送人的《在茫茫的草原上》，看到这些让人心上有点难过。我后来不怎么随便赠送别人书，也许与在潘家园买旧书的经历有关。你送他书，签了名，结果是被他拿去卖废纸，这真让人难过。

去潘家园淘旧书是一大乐趣。戴着口罩翻来翻去，潘家园好像什么都有，什么都会翻出来。有一阵子我专门找老地图，我就是在潘家园翻老地图时才知道中国的国土原来有多么大。还有一次翻一大堆旧书画，忽然翻出来一件叠得好好的整张《石门铭》，是清末原拓，当时心里好一阵乱跳，想把它打开看看，但拓片太大没地方可以把它打开，回到家，我的客厅不算小，但要完全打开还是地方不够。我知道这是捡了个不小的漏。这件《石门铭》清末原拓我后来送了搞书法的朋友。

我住在光明桥的那几年，每到星期六、日就会早早起来，先步行去吃早点，买几个荠菜包子，再要一碗武圣羊汤，吃完再往南去，南边的潘家园那边早已是人挤人。

我始终认为逛北京潘家园是一种学习，而且是比正经上学还要更为宝贵的学习。转潘家园的要诀永远是要多看少买。你最好是多看，有条件的话你最好要把东西拿起来上上手，感觉一下手里那件东西的皮壳和气韵，用民间的说法这就是“养眼”。其实真正的买家，去了潘家园也主要是看。我个人的习惯是，因为潘家园的东西实在是多，不可能一到地方就一个摊儿一个摊儿地蹲下来看。先顺着摊儿走，好像是什么也没看，但两边的摊儿都在眼里，一边走一边就记下了什么摊儿上的什么东西大约可以。就那么先把所有的摊儿都走一下，一边走一边在心里记好了，然后再在摊儿边蹲下来细细看货。在全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天还没亮就开始的“鬼市”和古董摊儿，但像北京潘家园这么大规模的古玩市场，别处好像没有。

年前我去潘家园买我习惯使用的马毛笔，想不到竟看到了卖蜡梅和梅花的，真是让人高兴。这几天年已经过了，但蜡梅还在开着。

多少年了，去潘家园逛地摊儿像是一项自己给自己安排的工作，像是不去不行，像是有瘾，去了，往往一晃就是一整天。到了中午，出西门，会到对面的烤鸭店去吃烤鸭；出北门，找一碗炒肝儿或卤煮火烧。和朋友们一起吃东西，再喝一点小酒，吃完饭，希望再去转一圈，希望潘家园里有新的物件出现，希望可以捡到大漏。最高兴的事，就是和朋友一边吃饭，一边把从摊儿上淘来的东西掏出来让大家看。记得那一次，看到龙冬淘到的一枚汉八刀的白玉蝉，可真好。

北京潘家园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你时时希望有东西在那里等着你，你时时希望有东西在那里等着你让你开眼。北京潘家园是我的学校，里边有学不完的东西。

春天小记

她现在是老了，她年轻的时候还算娇小动人，她的一切都小小的，而且还带着点稚气，所以人们对她这个人的实用性就有些怀疑，也就是说，人们对她能不能过好日子有些怀疑，比如对做饭、洗衣和生孩子方面的怀疑。人们对她的这种猜测妨碍了她在最好的岁数上结婚，直到她后来成了一个不怎么出名的画家。她有过短暂的婚姻，她爱上了她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是外地人，具体是什么地方的人她又说不上来。她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有点糊里糊涂。据说她的学生也爱上了她，她和那个学生不顾一切地结了婚，但结婚后没多久，那个学生忽然就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从那之后她就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小镇子她的房子里，那房子是她的父母留给她的，算是遗赠，包括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具，她没添过什么，也没损坏过什么，只是床板坏了两块，她找人把坏了的木板换了一下。那个木匠来家里做这个活，实在是太简单的事了。木材店里有现成的木板，她跟在木匠的后面去买木板。她把床上的被子、褥子卷起来，一层棉絮，又一层棉絮，上边的网络线都烂掉了，褥面也破了，露出了洞。这些都被卷了起来，这样一来就露出了床上很少露出来的木板。那两块木板其实是糟朽了，这让她一下子就想起了父母当年的生活。他们都是普通人，父亲在小镇的齿轮厂工作，是个小技术员，母亲是高度近视眼，在小镇的一所学校里边教书，就这么回事。她长到七八岁的时候父亲给了她一张小床，从此她不再跟父母睡在那张大床上。木匠来修的这张大床，就是当年的那张大床。父亲和母亲去世后，她就又重新睡到了这张大床上，那张小床被她用来放衣服，各种的衣服，冬天的、夏天的，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小床上，用半旧的床单苫着，那半旧的床单，到了晚上往窗上一挂，就又是窗帘，这就是这个小镇的风格，一物两用，生活就这么回事。她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夜里醒来，听见了大床那边的喘息和呻吟，喘息的是父亲，呻吟的是母亲，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紧接着她就又睡着了。后来她和她的学生丈夫在床上发生了那种事情，她听见比她小九岁的学生丈夫的喘息声，那喘息声一下子让她记起了小时候的事情，这时候她也正呻吟得厉害，这让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忍不住笑了一声，她的学生丈夫其时正在她身上努力耕种，停了一下，问她笑什么？是不是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

请来修床的年轻木匠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但长得很俊秀，他几乎是一言不发地在那里干活，把木板锯成合适的大小。这时候床已经被侧翻在那里，她坐在小床的边上看着木匠把那两块糟朽了的床板一下一下敲打了下来，每敲打一声，她都会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这让木匠心里有说不出的某种感觉。她看着他把取下来的糟朽了的木板立在墙边，然后再把好木板钉到床框上去，每钉一下，她的手就会紧紧抓一下小床上的枕头，每钉一下，她的手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紧一下。年轻木匠做完事后就走了，他说这点小事不用付什么工钱，她说中午快到了，要不我请你吃中午饭，我去叫外卖？咱们可以吃孙记包子。年轻木匠说不用了，我怕我吃饭的样子吓着你。年轻木匠说这话的时候还笑了一下，他笑的样子很好看。他就那么走了，把一双手套忘在了她的家里。手套已经很旧了，是那种常见的白线手套，工人们做事都会戴的那种。那天下午，她把这双手套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然后把手套洗了一下，但这双手套已经洗不干净了，因为这是双几乎已经不能再戴的手套。她把洗过的手套又拿起来放在鼻子下，她有些后悔，因为现在她什么也闻不到了。

怎么说呢，我们有必要把她现在住的房子好好说一说。房子呢，是小镇上很老的那种三层灰砖小楼，她住在朝北把边的那一套，是两居室，带有一间三角形的厨房和一个一米见方大小的卫生间。两间住人的房间中一间朝南，当然这间屋的窗子也朝南；一间房子朝北，因为是把边的房子，这间朝北的房子的窗子就开在了西边，所以整个下午都可以见到太阳。她从小到大一直住在这里。这样的房子，家家户户都还会有个阳台，她家的阳台是在北边，所以到了冬天是很冷的，有时候刮西北风下大雪，雪会直接下到阳台里边。阳台是那种开放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标准样式。阳台上横拉了两根八号铁丝，可以用来晾晒洗过的衣服和秋天要腌的芥菜。阳台上还种了几盆花，玻璃翠和鸡冠花之类，春天夏天秋天红红绿绿的，一到了冬天它们就偃旗息鼓。但她会把花盆里的种子很细心地收起来，放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到春天来的时候再把它们种下去。她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个人过着安静的日子，没什么人来。早上她会下去一趟，买菜或走走路，然后一整天就不再下来，待在屋子里画画儿。以前她还带过几个学生，每到星期六、日都会有学生来，你进我出很热闹，现在她不带学生了，几乎就没人上门了。有时候她会出现在朝北的那个阳台上，下边的人们看到她在浇花，或者是正在晾洗过的衣服。她的存在好像就是不存在，人们都不太注意她，她也很少和人们来往，她的朋友也很少。虽然她那个学生丈夫现在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每天吃饭的时候她还会在桌上多放一双碗筷。她现在每天做的事就是画画儿，用铅笔画那种蛮有插图趣味的画，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她的画会心惊胆战。她的生活是平静的，像一潭死水。人们看见她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对着手里的一双手套发呆的时候，天已经又暖和了起来，各种候鸟已经飞了回来，它们在树上飞来飞去，它们吃什么？它们吃树上的花蕾和刚刚开放的花朵，就这样，春天又来了。

她站在阳台上，有人看见她把那双白线旧手套戴在自己的手上，人们都认为，她又在花盆里种花。

王祥夫，以小说、散文创作为主。作品见于《当代》《十月》《人民文学》《收获》《北京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山西文学》《黄河》《新华文摘》《芙蓉》《江南》等刊物。文学作品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赵树理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杰出作家奖”等。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四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