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谢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曾获第五届冰心散文集奖、第五届湖北文学奖、第八届湖北屈原文艺奖（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

一

相遇襄阳古城，是在公元1983年秋。

记忆中那一天还很热，出襄阳火车站时，人流汹涌，挤一头汗。问街边卖烟的大爷，到市工艺美术学校怎么走？大爷以为我要买烟，没买，就有点不悦。这会儿刚好过来一位铁路公安，说远着哩，在烈士塔。“烈士塔在哪里？”公安同志倒是耐心，看看我，说：“你是学生吧，那地方还不通公交呐，乘一路车只能到襄城十字街，然后得走过去。”我竟然没去等一路公共汽车，竟然想，能有多远呢，反正要走，那就走吧！便背了背包（一床棉被），背包上放一块简易画板，手提半箱平时用的油画和国画颜料，就那么叮里哐当的，一路经樊城，过汉江大桥，到襄城十字街再出南门，一路走一路问，用了三个多小时，问到了羊祜山下，一抬头，烈士塔就高高矗立在山顶上。

两栋白色的宿舍楼，三排红砖红瓦平房，宿舍楼里住老师也住学生，平房做教室。教室就背靠着羊祜山，冬天到下午四五点钟教室里就看不见了，太阳光被山脊给遮挡了；时有山风在瓦缝儿号叫，带着呜呜的哨子，开始还以为要大风起兮云飞扬哩，跑屋外看，大呼上当，原来是山上的松涛作怪。好在那时候我们很少待在教室上课，只要天气好，大块时间都是同学们自由组合出外写生。那时候襄城南门以外还是成片成片的田野村庄，春天家家农民忙在田畈，麦苗的浓绿从护城河一直铺展到羊祜山、真武山下，铺展到十里檀溪，田地的油菜花就开在校门口；到了夏秋，则是满目金黄稻浪飘香。印象极深的是南渠（襄阳志书里叫“古襄河”），它绕着万山、千山、虎头山、羊祜山、凤凰山，到岘山东首的凤林古渡注入汉江。渠水不是很深，碰到大雨连日，附近的村民就搬出网子箩筐，去捉从汉江里游上来的各类鱼虾。偶尔我们学生也会参与其中，回忆一下，那真是一件极为快乐的事情啊！在那里，我是认认真真地画了三年画，对于绘画，我是做过梦的。只是毕业后分配到襄樊市广播电台，稍后又调电视台做新闻广告工作，画画的机会愈来愈少，以至于终于搁笔。

1993年5月1日，襄阳鼓楼商场新大楼落成开业，全城轰动，央视还来了两名记者，我也正兴致勃勃的肩扛摄像机参与报道，后背猛然就被谁拍了一掌，回头看，原来是油画家刘贵友老师。在当时的襄阳美术界，讲权威有“二刘一王”，刘贵友是其中的一刘。“一刘”微笑着问我：“怎么不画画儿啦？以后就干这个？”我满脸涨红，无言以对。我自然没忘在刘贵友老师的带领下，和同学们写生在岘山、扁山、凤凰山、羊祜山、虎头山的诸多情景。虎头山是襄阳周遭最高的一座山了，电视台的发射塔就建在它的崖顶，站在那里可以远眺整个襄阳城，看西来汉水，蜿蜿蜒蜒，浩荡东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个个儿都轻狂得胸腔里恨不能长出一对翅膀来，都发愿十年之后如何，二十年之后再如何。莫奈、西斯莱、雷诺阿、梵高、德加、列维坦成当时的学习风尚，至于中国画家，似乎都还没有看在谁眼里。如今十年早过去了，二十年三十年也过去了，我发的什么愿已然记不得，但无论什么愿，此生怕是永远也无法实现了。

岁月是个大词，也是最可怕的一个词，它如此具体！大前年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搞校庆（前身为襄樊市工艺美术学校），外地的同学要故地重游看看老校区，可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路了，这里一切的一切，在三十多年间全改变了模样，村庄没有了，池塘没有了，昔日的田园风光已不复存在，学校过去的老教室、老房子都已拆毁，那些细节充沛、滋养脚步的草木空间，全变成了一栋栋亮光闪闪的高楼大厦——何止是学校，包括南城门外，以及西城门以外的十里檀溪，也再难找到一块生长庄稼的田地了。说实话，那一刻，我心里是很矛盾的，欣慰与惶惑胶着、纠缠，岁月改变着环境，同样也改变着人的容颜。有同学说襄阳的发展好快呀，快得了不得！可不是吗？城市的体量越来越大，古城新春，正呈现出一派意气风发的年轻状态，而眼下的我们却已身心疲惫、满脸沧桑。这样的比照实在太响亮了，近乎残酷，那一会儿同学们虽然在说说笑笑，但面对大段大段逝去的岁月，亦难免惆怅。

二

现在，不知还会有谁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东方红大道、劳动街、铁匠街、前街、教门街、炮铺街等等那些老街的模样？那时候的襄樊市广播电台就在东方红大道78号，樊城的汉江边上。“东方红大道”正经的名字应该是中山后街，或后街，历史千年以上。从炮铺街拐进去，拐进一个狭隘局促的小院，我就住在院门口那幢小楼的一楼里，与看门人顾大爷做邻居。楼是木楼，两层，不知猴年马月建造。巷子老得发霉，小院终年潮湿，墙根总是爬满青苔，我门口刚巧又是一个暗水沟，那裸露在外的底层木楼立柱，轻轻一抠就掉下一块木渣，有无数的黑白蚂蚁惶惶逃窜。看大门的顾大爷见状就说，没事啦、没事啦、小谢，楼房塌不了的，中间有砖头撑着。我倒是不怕。二楼住着的那位美女（播音员）老是在半夜里和谁跳舞，跳交谊舞或迪斯科，高跟鞋就在我的头顶上踢咚咚去、踢咚咚来。我去江边散步，夜晚江面静谧、宽阔，南岸襄城的灯火迷茫，每月农历十五至十八那几天，月亮又圆又大。

初来乍到，难免有些许孤独、失落，却也并不失望。渐渐发现，这里还真是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理想之地。我后来到外面看世界，见过无数繁华，却也从没见过有如此浓郁生活气息的老街区、老巷子。巷子虽然窄狭、破旧，但很干净、很丰富，各种铺子鳞次栉比。那些古朴老旧的门面，竟然和我老家镇上的一模一样，也还是一块块可以拆卸的长条木板，一大早店主也还是在屋檐下用碎木柴、旧报纸来生煤炉子烧水、煮饭，或一路咳嗽着，到街后面的公厕里倒马桶……这常常让我有了错觉，我并非是一个外来客，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直就住在这里的人。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烟火气、市井气和生活的方便。当年樊城最高的大楼在前进路，最繁华的商业区是大庆路上的襄江商场，但我都很少去。因为不必要。我出门就是店铺，日常所需，这条后街以及附近的东风路、劳动街、炮铺街、前街、火巷口应有尽有：服装店、理发店、日杂店、百货店、牛油面馆、包子铺、中药铺、茶馆、澡堂子、书店、书画店、鞋匠、锁匠……你还需要什么呢？这是过日子的街道，我觉得人一辈子生活在这样的街道里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缺了，没必要到处跑。所以，当和我一起分配来广播电台的同学们疯了般扑向广州、深圳、海南时，我按兵不动。我觉得这里就很好了。所谓一经相遇，两情相悦，何必天涯芳草，襄阳城就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好地方。

或许是受绘画专业的影响吧，我对旧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兴趣和敏感，从艺术层面上讲，旧东西铅华褪尽，它沉稳、质朴、醇厚，有细节、有故事，还不虚张声势，不耍花枪。有一个时期，一有空我就会在那些老街老巷里闲溜达，后来发现，美术学校的苏老师也喜欢在那些老巷子里闲溜达。苏老师调侃我，怎么不去舞厅跳舞呀？我说没兴趣。“刚踏进社会就落伍了，小心没出息哟！”我也强词夺理：“古老的九街十八巷，原来只是听说过，现在我就住在这样的巷子里，就生活在这里面，总不能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其‘庐山真面目’吧！”苏老师哈哈直笑，笑着说那倒也是哈，只不过九街十八巷是篇大文章，不那么好读，要有耐心呐，要仔细研究慢慢琢磨才可能有收获。

襄阳建城有两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两千八百年，多悠久的历史文化啊，这些文化的细节在哪里？她的魂儿在哪里？不在明亮宽敞的时髦广场，也不在高楼大厦，就在这看似破烂的老街老巷里，在这些砖砖缝缝里。苏老师叫苏湘鄂，在美术学校里教过我广告设计课，擅水粉、好古董，且时有高论。他家就住在前街，前街挨着后街，距离不过百米。因而我常常是在下班之后就去找他，也有时是他来电台喊我，然后便一起在夕阳的余晖里与某条老街结伴而行，一个侃侃而谈，一个东张西望；也往往就为了某块瓦当的年代，某个屋檐的雕刻图案在那里争论不休。一条百十米的小巷子，来来回回遛无数遍也不嫌烦。大前天我整理书橱，翻出了早先吴亮的《老上海》，黄爱东西的《老广州》，猛然就想起了苏老师，想起那些我们一起溜达过的、现已消失了的那些老街老巷的角角落落，那些一眼扎进去就再难抠出眼珠儿的丰富细节，居然像咀嚼臭豆干一样，越咀嚼越香，恨不得马上也要写出一本《老襄阳》来。——前街、后街、跨鹤楼（吕洞宾成仙飞升处）、磁器街、教门街、古井巷、基峨巷、鹿角门、官码头……夕阳洒在街头，灰色斑驳的老墙爬着藤蔓，门口坐着负暄的大爷，房顶上高翘的封火墙，重重叠叠的黑色步瓦，多么温暖安闲的一幅幅风俗画啊，如木刻、如水墨。但是你若稍加观察，又会发现它和诗意的江南小巷显然不同，也与北京的那些老胡同有很大区别，却又很难一下子说得清楚它们的“不同”和“区别”在哪里。因为那不是简单的房屋高矮问题，不是巷子的宽窄曲直问题，跟外在的造型风格也无太大关系——是味道，是一种在其他地方绝对感受不到的古襄阳的味道！很独特的，就像襄阳的黄酒和牛肉（油）面，只能是襄阳的味道！除了襄阳，找遍天下也没有。

我有时想，一种独特的味道，也就是一座城市文化的特有气场吧，这种气场看不见，摸不着，却和空气一样存在着，城市的历史越悠久，文化底蕴越深厚，气场就越大，吸引力也就越强劲。孟浩然、李白、皮日休、杜甫、王维、习凿齿、诸葛亮、米芾、宋玉、张继、庞德公……就不一一列举了吧！在浩瀚的时间长河里，在襄阳几千年的历史上，又有多少著名的人物没到襄阳来过、居住过呢？他们就是在这些古老的巷子里饮酒、歌咏，他们为襄阳的繁华所折服，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和书画，为襄阳的曾经留下见证！也因此，当你流连在这样的老巷子里，你就不可能不去想这座城市的过往，不去想那些已经远去的、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一条巷子是一个朝代，另一条巷子又是一个朝代，很有可能，你一只脚刚刚还踏在西汉的门槛，另一只脚就迈上了东汉的台阶，走着走着，三国两晋唐宋元明及至清朝民国就被你一路走过来了，一朝一代的大戏就是在这里开演，那么精彩，看得你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现实与历史的交织、混杂，你会感到很迷茫，分不清今夕何夕。一次我溜达在汉江边的五显庙，忽听得身后一阵咿咿呀呀，回头就见一圆门洞里有一位戏曲票友身着戏装，正一招一式地唱《西厢记》呢：“兰闺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有高吟者，应怜长叹人……”是一个幽幽细长的女子。天已经麻麻黑了，巷子里没有路灯，恍惚间，我梦游似的，就也踏进了那一扇门，就觉得那女子真就是从元杂剧里走过来的崔莺莺。

但是老樊城这一带的圆门洞实在有太多太多，三步移景，古韵深藏，有时候，那里面上演的就不一定是《西厢记》了，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崔莺莺，没准就是名震天下的书画家米芾米疯子，人称米颠——一个晃晃悠悠眉目含糊的哥们儿，正在那里焚香作揖拜石头呢。苏湘鄂老师也爱石头，他把从汉江里淘来的石头都刻上两个字：米石。稀奇古怪的米石，也和米颠一样颠三倒四。但那时候我更迷的是米字。有个时期，我逮住星期天就往米公祠跑，沿着江边往西穿街过巷，走二三里路，就为看一眼米芾的字。那时市面上的米芾字帖还不全，有些只在米公祠里的碑刻上有。米公祠东侧门里住着一位老人家，门檐下的煤炉子总是冒着黑烟，老人就从黑烟的后面朝我走过来，收游览券。后来来的回数多了，券就不收了，是人熟了。我知道了他就是米芾的二十七代孙，米高秦。后来我又在米公祠里认识了米芾的二十八代孙，书画家米克勤。从宋朝的襄阳，到今日的襄阳，从米芾、米友仁到米高秦、米克勤，这既是一条炎黄子孙的生命脉线，又是一条文化的脉线，一同在襄阳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绵延了上千年。每每观看米高秦老人用宣纸、拓包、鬃刷等工具在我跟前拓米字碑帖，我心里就有了一种难言的感动，就觉得对传统文化的守望，实在是一代一代人生命的投入、福祉的投入，在血肉之躯化为尘埃之后，文化就是他们留在大地上最为深刻的印记！

三

我是无意中碰到柜子城的。先前我并不知道樊城还有一处柜子城。先前如果有人问我襄阳的城墙哪一段最古老啊？我会说，夫人城呀，明朝的！可是樊城的这个柜子城城墙是宋时建筑，一千多年了！真是运气，在那些腥风血雨朝代更迭里没有被刨了去。事实上，无论老樊城还是老襄阳城，其真正的原始城墙都在2000年以上，但都被毁掉了，筑筑毁毁是历史的特点，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都是筑毁之后的重修，重修之后，又历经了无数的战乱而侥幸残存的遗迹。就这也了不得，明也好、宋也好，秦时明月汉时关，柜子城城墙能修行一千多年，虽千疮百孔而不死，也就修成神器了，成了这个古老城市的镇城之器！

在澳门时，导游告诉我，大三巴牌坊是澳门的镇城之门，靠哪吒庙的那一段土城墙也说是镇城之墙，郑家大屋、卢家大屋是镇城之屋……一个弹丸澳门，这样的镇城之器何其多也！襄阳无论个头、岁数，还是所经历的天翻地覆潮起潮涌的大事件，当称得起爷字辈儿，照说襄阳的“镇城之器”比澳门要多多了。事实上也的确是多多了，但保留下来的却不是很多。所以我说柜子城能苟活到今天是它运气，今天的我们能看到柜子城城墙也算我们的运气。要说柜子城一点儿不难找，它就在米公祠北门后，一截大约6米高、10多米宽的土城墙，上面长满了杂乱的灌木和荒草，所谓断壁残垣是也。记得当时米高秦老人指给我看时，我感到非常意外，意外就这样一堵乱垮垮的土砖墙，竟然就吸纳了无尽岁月，隐藏了无尽时光，隐藏得只差把它自己也给遗忘了，遗忘在了时间的某个角落里。我敢说，就今天，即便是老襄阳人，能知道它来历的也没有几个人。其实，我还真希望它永远都处在一种被遗忘的状态里，因为被遗忘，而得以保全；哪怕被遗忘，只要还在着，襄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腰杆子就更加硬实，挺得更直，格外有底气。

陈启文先生不是建筑学家，但他以一个作家特有的忧患意识，曾对老北京城市建设表达了他极有洞见的思考。他说他绝不一味反对拆，重要的是不能“把一个城市的元气给掏空了”，“断了它的血脉”；“建呢，也不纯粹是为了海拔高度”。这实际是一种务实态度，也是当下我们迫切需要培养的平和心态，更是一个城市建设的精神境界。它既不属道的“无为”，也非儒的“中庸”，每个时代都必然会留下它特有的印痕，一旦时机成熟，该拆的一定要拆。就比如我曾在中山后街上住过的那幢木楼，朽了，摇摇欲坠了，不该拆吗？苏老师在前街住的那几间泥墙黑瓦的老屋，半夜里要方便，还得往江边的旱厕跑。别人都在高楼里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唯独你还在连个卫生间、下水道也没有的阴暗潮湿的蜗居里别扭着，心里能好受吗？也太不近人情了吧！安得广厦千万间，要提高城市能级，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作为一方的父母官不得不考虑、不得不着急。但是拆呢，也一定要在保护的基础上拆，要有大局观、历史观，不能只顾眼前的GDP，只顾形象的光鲜好看——要有保护，有恢复性地拆，而不是不破不立摧城拔寨一扫而光。只有这样，一个站起来的现代化城市才是有人气的城市，是人生活的城市，以人为本的城市；才会有内容、有厚度，有根基；才会元气充沛，血脉绵延。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为了“面子”而把“里子”都搞丢了，把魂儿丢了，穿了洋装就不晓得自己祖宗是谁，那他一定站立不稳。

我是个喜欢幻想的人，老想着假若是老樊城的九街十八巷没有被毁掉，沿江一带明清时期的古城墙没被毁掉，朝圣门、迎旭门、公馆门、会通门等九大城门也都还在，哪一天也能像天津改造修复“老道外”旧街区一样，在提高城市功能的基础上整旧如旧之后，和现在襄阳的古城墙隔江相望，那该是一派什么样的景象啊！冯骥才先生是我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崇拜的人，因为有了他，天津才成为了今日之天津，一座既是现代化的，又充满人文厚度、有来历、有着悠远呼应能力的天津。当然，那是有着万千的难度的，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自然也有不少不同的声音。说冯先生为修复一栋古建筑，花了十栋建筑的钱，消耗了国家大量财富。就像1991年我们重修襄阳老北街，也是有不同声音的，也是说那不值得，说花的钱也要造出几个新北街来。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现在看来，冯先生是对的，我们那时候整修老北街无疑也是正确的。尽管有人骂它是假古董。可即便是假，也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一段实际存在的、时间意义上的纵深记忆。如果没有了这个记忆，没有现在的老北街，以及北街上的单家祠堂、牌坊、昭明台，仅仅一圈的古城墙，古襄阳城将会单薄很多。有好几次我接待外地的学者、作家，他们都对襄阳城的城市文化建设赞不绝口，都说襄阳城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城市的韵味，现代高楼和古典建筑各具千秋，有参差，却不矛盾，既明亮又有蕴含，与人有对应感、亲近感，是一砖一石立存照，一花一叶总关情，人还没离开，就有了留恋。据说，不久襄阳将要改造古城内街，修复抗日战争时期被炸毁的东门、西门和南门，那将是襄阳城建史上的又一个重大事件，也是福荫后世百代子孙的大事件。

四

“望襄阳，望襄阳，襄阳有一条清澈的江，江中月儿水涟涟，水波里涌出的影子，是古城墙……”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这首歌词，像民谣，如此美丽，它拨动了我的心弦，一读成诵。襄阳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一个秀美又不失丰厚人文底蕴的城市。襄阳的山虽然不高，但一条浩浩荡荡穿城而过的汉江却足够气派、足够宽大，她让襄阳人充满豪气；并且以她特有的清澈水质，以她“中国多瑙河”的美誉，令全国所有的江河（包括黄河和长江）在她面前都逊色。可以说，这一江春水，就是上天赐予襄阳人的天堂！掐指算算，我也很荣幸地喝了30几年的汉江水了，不知不觉就在这个天堂里生活了30多年；我在她南岸的襄城读书，在北岸的樊城恋爱、生子，真是福气！后来因工作调动又到了襄城，而家还在樊城，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我每天都是骑自行车在两城之间来回往返，走前进路，到大庆西路、解放路，过汉江大桥。大桥很高，哪怕冬天，骑上去也是一身臭汗。然后就是眺望，一江“鸭头绿”的大水就从桥下无声地向东涌去，向东，一眼望不到边。有时也会有孔子站在黄河、庄子面对濠水的些许感受涌进心底，也不过是一闪而过，更多的还是她的静水深流、从不张扬的深沉性格对我的入骨浸染。我一直觉得，襄阳古城含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和幽邃，暗含了无数汉文化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就来自汉江。

我现在的住处离汉江不到300米远，就在刘禹锡“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的老龙堤下。因而一来了外地朋友，若出去逛风景，古隆中、鹿门山、习家池、米公祠那是一定要去的，但首选的，还是先到“大堤头”上看看汉江。我有一个经验，只要是没来过襄阳的朋友，往往一家伙就把他们给镇住了——他们大都听说过汉江的水好，但想不到会这么好；都知道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也没想到有这么大，这般清澈、幽碧、宽阔。我很享受朋友们被镇住的感觉，就在他们被惊讶得张开嘴巴说不出话的时候，我暗自得意。然后是登临古城墙，上夫人城，去遥望在唐诗宋词里早就熟悉的岘山和万山，体验接天连云浩浩江流扑面撞怀的那种劲道和豪迈。这时候不用我说，他们自然就理解了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并不夸张，而曾巩的“万山临汉皋，峰岭颇秀发”，张九龄的“宛宛樊城岸，悠悠汉水波”，又实在是写得老实本分。但这些古人都是那么可爱，虽然他们与我们相隔有几百几千年，可城墙汉水依旧，日月依旧，此时此刻，他们也仿佛依旧在我们的眼前磨墨展纸，把酒问天，因为他们的那些诗句就是站在岘山或万山上写的。当然，站在这里最令人震撼的还是韩夫人，或者说，只有你的双脚踏在了夫人城上，你才能感受到襄阳这地方的确有一种能文亦武的非凡气象，感受到韩夫人御强敌于城墙之下、波涛之中的那种大河低吼、厮杀震天、金戈铁马、势崩雷电的巾帼气概。历史的襄阳是南北交通要冲，战略要地，有记载的大的战争就有百余场，小的不见史籍的战争怕有无数。但几千年来人类前行的历史最终只能是文化史、文明史（古城墙便是证明）。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座城市，其终极意义绝不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而是文化的。我非常相信这话。眼前的襄阳，甚或到万年几万年后能够供人回望的，必然也只能是一座文化的襄阳！

汉江边一直有放孔明灯的习俗，源于何时不详。就像吃粽子划龙舟是因为屈原，一放孔明灯就想起了诸葛亮。这位“三代下一人”的诸葛，宁静致远的诸葛，是百姓心中智慧的象征，现在更是古老襄阳的文化品牌。——大红灯笼似的孔明灯，红彤彤的喜庆祥瑞，我偶尔遇到了，也会去放一盏，我当它是缘分；若是和朋友们一起遇到了，就放它十盏八盏。尤其在夜晚，看那些灯热热闹闹，随着江风气流飞向空中，星星点点慢慢散开，我心里就会涌动、升腾起一种莫名的向往和张力——是岁月祭奠、人生祝福，还是对未来的祈祷与希冀？似乎都有，也似乎都没有。但由此我却深深地体悟到了文化的巨大力量和承传自觉，一年又一年，世代接续，如江海潮汐奔涌不绝，有些即便已隐藏于最深邃的浩瀚岁月，人们也一样可以用一种特别智慧的形式（如习俗）去穿越时光，去想象、去守望、去继承，以感悟历史的启示。因此，每当我仰望着一盏盏孔明灯渐渐飘远，一盏盏再慢慢升起来，远远近近，灿若群星闪耀在汉江之上时，往往在一闪念间，又有某种警醒，再回头一瞥，便暗自心惊，就觉得那些飘远的、繁星般的孔明灯，无疑就是一双双熠熠闪亮的远年文化的眼睛，正在夜的高空默默地注视着今日的襄阳，注视着一代代与襄阳城相依相守的后世子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