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刘稚一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策划部的办公室，便被策划部的同事追着问了一连串工作安排，“下个月书展上重点宣传您责编的哪几本书？”“新书发布活动的场地敲定了，一会找您碰一下流程”……作为一名“大满贯”编辑，人文社重要的宣传节点皆少不了刘稚责编的作品亮相。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稚

“大满贯”编辑绝非虚名，在中国长篇小说原创领域深耕31年，刘稚责编的作品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三次获茅盾文学奖，两次获“中国好书”奖……几乎包揽了所有出版业国家级奖项，同时“双效”显著，十数种图书发行量超十余万册至近百万册。刘稚与马识途、黄永玉、陈忠实、马未都、残雪、邓一光、杨争光、王朔、严歌苓、王跃文、格非、李洱、艾伟、东西、李修文、兰晓龙、庆山（安妮宝贝）等老中青几代重量级作家结缘，陪伴甚至参与了多位当代文学作家的创作成长之路，为当代文学的积淀与传承做出了独属于编辑的贡献。

因数十年如一日在当代文学领域的精耕细作，刘稚也获得了多项个人荣誉——2019中国出版协会中国编辑学会·年度“文学好编辑”，2019中国出版协会“年度中国十大出版人物”，2014及2023“书业年度致敬·年度编辑”，2024年5月被授予中央和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

然而，与耀眼的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稚为人极其低调且不善言辞。在应邀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刘稚直言“特别不喜欢写跟自己有关的文字、讲跟自己有关的故事”，觉得“羞愧难当”。或许30余年的编辑生涯早已让她习惯于隐藏在文字后面。可一旦谈起当代文学，谈起她责编的作品和相熟的作家，刘稚便滔滔不绝，“我真的好爱他们”。

稚，真心也

天下父母大多望子成龙，盼望孩子拥有八面玲珑心，练达老成，以尽早在社会中有一番作为。刘稚的父亲却为她独取一“稚”字，既是父亲名字“维”与母亲名字“和”的结合，也取稚嫩、稚拙、永葆童心之意。恰如李贽《童心说》所论：“夫童心者，真心也。”

刘稚果真人如其名，年届花甲却“稚”气未脱，一双鲜亮的眼睛干净澄澈，湘潭乡音在快言快语中不经意飘出来，待人赤诚，率直本真尽显。或许正是因为这份在成人世界难得的率真，从不刻意求取的刘稚与诸多作家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份情谊如君子之交，淡而久远，隐含其间的是作者与编辑间心照不宣的信任和无需多言的默契。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尤其是主攻长篇小说的文学编辑，一定要充分认识、理解并相信你的作家，编辑不是低人一等地为作家‘服务’，编辑与作家是平等的关系，支持、陪伴非常重要，也有适时中肯的建议，更重要的是，必须耐得住寂寞。”刘稚常常这样跟年轻编辑交流心得。

一部长篇小说呈现在读者手中是洋洋洒洒几百页纸，却浓缩了写作者短则一两年，长则数十年的心血。在创作过程中，写作者是孤独的、挣扎的，充满了自我怀疑的。其间的磕绊和曲折，恐怕只有真正陪伴作家一路创作的编辑才懂得。然而，在这个快节奏、重效益的时代，并非所有编辑都甘愿或有条件陪伴作者一起苦熬，但刘稚愿意等，人文社也有条件让她等。对好稿子的渴望刻在刘稚的骨子里，她不在意自己一年能策划多少本畅销书，唯独珍惜一位位优秀作家和一部部好稿子。在她看来，不能让优秀作家埋没，不能让好稿子雪藏，是一位当代文学编辑理应具备的素质。

在与诸多作家的交往中，刘稚与李洱的编著往来实属一种“无言的投契”。当时的编辑室主任高贤均不断提醒和鼓励编辑们：把目光投向更年轻的作家。于是刘稚关注到已在文学杂志发表过部分中短篇小说的李洱。只是刘稚没想到向李洱约稿竟能如此顺利——彼时李洱正在创作自己的长篇处女作，并且很快，在一年多后就交稿了。这部作品就是《花腔》。刘稚至今仍记得自己读第一手稿子时那种“惊艳”的感觉，可以说，《花腔》的出版一举奠定了作家李洱的声名，后来这部作品入围了第6届茅盾文学奖。

《花腔》出版后，李洱告诉刘稚自己接下来还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要把多年对知识分子的关注与思考写出来，将是一个总结性的文本，是一本完成后他自己可以从此终结这个题材的作品。刘稚听完很激动，她完全相信李洱是可以把握这个题材并有能力实现自己野心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等，等了十六年之久。

《花腔》出版的时候李洱36岁，正是黄金年龄，但也是生活压力最大的时期。他的夫人北上求学，毕业后进入北京某大学任教，夫妻二人开始了多年两地分居的生活。好几年，李洱在郑州、北京两地奔波。刘稚对他的状况深感忧虑，曾希望北京作协能调他入京。最终李洱调入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研究室。刚刚稳定下来，他的母亲突患重病，作为长子的李洱开始了漫长的求医问药之路。有一次刘稚帮他联系到北京某医院的主治医师。那天，李洱带着三个弟弟（其中一位是医生）拿着母亲辗转几大城市求医的厚厚的诊断报告，绝望中怀着渺茫的希望求诊北京资深大夫的情形，刘稚至今想来都感到心酸。在此期间，遵从母亲的愿望，李珥夫妇要了孩子。此后，其母病逝、孩子入托上学种种酸甜苦辣，皆是进入中年的李洱艰苦备尝的人生要义。

如此经年，“李洱再写新长篇”，已经成了江湖上的传说。刘稚深知他此次写作的难度之大：中国及世界近四十年风云变幻，知识分子完全被卷入经济大潮当中，如何让一部小说既极其具象又高度抽象，如何鲜活地体现出现实与心灵的脉动，没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是很难做到的。“优秀的作家才会为自己的创作设置难度，李洱是真正有文学追求的作家。”刘稚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刘稚分明感受到李洱的紧张、焦虑以及兴奋。她知道他的创作到了要紧关头。这十来年他已停止了中短篇写作，全力以赴写这一部长篇。他的电脑中已成稿200多万字，2016年他摘出其中两三万字的片段，以《从何说起呢》为名，发表在一个不起眼的杂志上，只因他已久不发表作品了，想“试试感觉”。这一段描写的是主人公应物兄车祸以后，他的朋友们到医院探望他时对他种种盖棺论定的议论和心理活动。后来这一段文字以及200多万字当中的大部分文字并没有进入《应物兄》的终稿，“被一键删除了”。这部用全部心力创作的稿子进入最后阶段，一定有很多难以取舍之处，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改写删削、重新结构、人物调整都是必然的和艰难的。由于众多出版社约稿如潮，也给李洱带来了压力，一段时间，他甚至不接刘稚的电话，也不回她的短信。于是刘稚不得不进入催稿模式，觉得只有尽快完稿才能“终结”这个压力，虽然她不介意等待更久。

2018年下半年，李洱完稿，作品被命名为《应物兄》。这部文学界期待已久的作品果然不负众望。次年，《应物兄》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李洱说：“我也把它献给母亲。13年过去了。我想，我尽力了。”

刘稚与作家东西的缘分则正好相反，并不如此顺畅。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刘稚便向东西发出了长篇小说邀约，然而对方并没有给出十分肯定的允诺。此后多年里，刘稚通过电话了解东西的创作情况。然而2005年他在人文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后悔录》，稿子却没有交给刘稚。这部作品里面有一种比较罕见的哲学性思维，刘稚向东西表达了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并跟他约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创作谈。

直到2019年，刘稚陪同李洱去南宁参加《应物兄》的读者见面会，再次跟东西见面，重提约稿旧事，20年间断断续续的联系都勾连起来了。正好！东西此时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这之后他不断报告写作进度，刘稚感受到他在创作中的信心和激情，相信并期待着这部新作。次年年底《回响》交稿，最后一章的标题叫“疚爱”，是东西自己创造的诸多心理学名词之一，东西顺便把这个词赠予刘稚，表达他的歉疚。

经历如此种种，刘稚深刻体会到，编辑工作有时候是一种守候，有些事、有些人值得相信，那些作家和作品也值得编辑等待。

对于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的永恒性话题，当下有一种流行说法：“生活比小说更精彩。”说明现在的文学创作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文学的艺术表现怎样做到高于生活，这其实特别难。”刘稚说：“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写一部以历史为背景的作品或许不算难，有诸多历史资料可以参考，但写一部真正具有现实关切性的作品却很难，作家需要一双慧眼，具有突破和驾驭现实的能力。”看了《回响》的稿子，刘稚觉得她等到了一部好作品。“东西用密集的细节描写触及了现代生活中的很多痛和痒，将当代人的精神状态挖掘得很深，同时还有极佳的分寸感。”“此外，这部作品中包含了对当代人非常关切的爱、信任诸问题的探究，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性思考，可以说，《回响》为现实主义文学的突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回响》出版后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也是刘稚责编的第三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

文学编辑的“天分”

对于刘稚进入文学编辑大门至关重要的一位“贵人”，是被陈忠实评价为“文学圣徒”的编辑出版家、人文社原副总编辑高贤均先生。1993年，刘稚从北师大中文系硕士毕业，为了离当代文学创作的第一现场更近一些，她没有遵从导师建议走文学研究之路，而是入职人文社成为一名编辑。高贤均时任当代文学第一编辑室主任。

刘稚记得，高贤均胃不好，每天中午他会自己煮碗面条，边吃饭边跟同事们聊文学、音乐和各种掌故。高贤均文学素养极高，对作品的判断力极准。有一位同事曾经评价他“不怒而威”，说明他在出版社的威望之高。他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他的气质人品赢得了同事们的广泛尊敬。高贤均总是说，人文社当代文学第一编辑室的任务就是出版中国最好的原创长篇小说。所以，“最好”“原创”“长篇”几个词便印在刘稚的潜意识里，成为她编辑职业的方向。

当时出版社的硕士研究生还相对较少，高贤均告诉刘稚无须去校对科锻炼，可以直接做编辑工作。而编校质量取决于一个编辑的基本功训练和经验积累，这让她感到战战兢兢，“当时我没有受过编辑培训，没有任何作家资源，高贤均主任却给予我最大的包容和成长的空间”。

高贤均支持刘稚最早编辑出版的一本书，其内容至今令她印象深刻，“一座三线工厂遭遇洪水，人性的恶也随之暴露，书中有一些性描写，但是我被打动的一点是作品描写了上世纪特殊年代对人性的极端压抑”。这部作品其实有一点争议，但高贤均依然支持刘稚出版。其后，高贤均还支持刘稚出版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的37集剧本《大明宫词》，人文社此前还没有出版过此类作品。最终，这部作品也成为一部现象级畅销书。如此般前辈的支持和鼓励，在刘稚的职业生涯中极为重要和珍贵。

不能否认，做文学编辑是需要天分的。对于刘稚而言，是父母亲最早在她心中培植下了文学的种子。

刘稚的父亲高中参军，随四野一路南下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母亲13岁入伍，后成为驻武汉某部队医院的医生。20世纪60年代，刘稚出生不到一年，因父亲身体原因，父母退伍转业到湖南湘潭的一个医院工作。“我的父母年轻时在部队接受的训练和教育，那个时代人们追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我看来，我的父母就是在努力成为这样的人。”

父亲爱买书；母亲从小学习好，作文总被老师表扬。家里书多，刘稚小学时就看《<红楼梦>研究丛刊》，《悲惨世界》碰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时逢改革开放，父亲买了重新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等世界文学名著，订购了《世界美术》《外国戏剧》等多种刊物，刘稚就在囫囵吞枣和东翻西看中获得了对文学和艺术的初步感知。

母亲对刘稚的影响内化在基因里。“我妈妈是一位极其羞怯的人，一公开发言就脸红，后来我意识到，在这点上我跟我妈妈完全一样。”在刘稚的印象中，作为医生的母亲拥有一种奉献型人格，下班时间还在操心病人的状况，从来鲜少自我表达。

这种性格“遗传”给刘稚，却对她的编辑职业带来不小困扰。对于自己责编的作品，刘稚常常感到不好意思宣传。“就好像这部作品是我自己的孩子，明明我那么喜欢却不好意思夸耀，我不确定别人会喜欢吗，专家会喜欢吗，读者会喜欢吗，我很忐忑。”这种别扭的心态困扰了刘稚很多年，直到近几年营销工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刘稚不得不努力突破了自己这一短板。

不过，对文学的感知力和判断力才是刘稚的杀手锏。一定程度上，刘稚像是一位善识“千里马”的伯乐，好几位知名作家的长篇处女作经刘稚之手刊布于世；不少作家在刘稚的鼓励下勤耕不辍，不断写出超越之作，持续获得文学上的影响力。

如李洱一样，刘稚与王跃文亦相识于微时。20世纪90年代，王跃文还是一名机关工作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其时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刘稚通过《湖南文学》的一位编辑转致长篇邀约，很快，刘稚收到了王跃文的手写回信，表示自己正在创作长篇处女作。1999年，这部名为《国画》的作品出版，旋即大卖。

《国画》之后，刘稚梳理了王跃文此前的创作情况，并为他后期创作方向提供了参考，建议他可以在农村生活题材上发力。然而，这个建议没有立即得到王跃文在创作上的回应。直到2012年，刘稚看到王跃文描写乡土人情的中篇小说《漫水》，感到时机似乎成熟了，立即将《漫水》选入人文社《2012中篇小说》，并就此不断跟王跃文约定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新作。终于，王跃文欣然允诺，签订了出版合同。

王跃文曾谈到“四十岁以后，记忆中乡村的人与事朝我扑面而来”，他对生活的理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顺利签约之后，王跃文沿着这个写作方向积累沉淀近十年，重新审视和领悟家乡充满灵性的山水风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质朴纯真的人情人性，重义轻利的乡村伦理，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国人的精神滋养，从民间、从草根寻求中国道德的火种。他将这些感悟与思考化为了最新长篇小说《家山》，也印证了刘稚对于作家创作方向判断的眼光之毒辣。

杨争光也是刘稚偏爱的作家。“他早期的作品，《黑风景》《老旦是一棵树》《棺材铺》《公羊串门》，都彰显着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样一位作家，我怎么能放过呢？”但是杨争光在影视创作与策划方面声名显赫，邀约不断，时间和精力都被影视项目占据了，刘稚仍然坚持跟踪追问杨争光的写作计划，生怕文学圈失去这位重要作家。好在杨争光自己也更钟情于小说写作，虽不断旁逸出走，终也不断将自己“摁在书桌前”回到小说写作中。

杨争光有一个习惯，每当写作犹豫时，他会给两个编辑朋友打电话，其中一位就是刘稚。“其实作家有时候需要的只是倾听和自我确认，我的建议只是其中一条路，看似是对的，但其他路也未必错，也许更对。”刘稚笑道。近些年世人的生活面临着种种不易，杨争光感时忧世，新作《我的岁月静好》于2022年8月面世，是他对“岁月静好”意味幽深的注疏。

然而，即便如刘稚这样的文学编辑，也无法确保自己编辑的每本书都收获业界和市场的欢迎。尤其当下新书的销售环境越来越复杂，刘稚常常听到年轻编辑感到挫败的叹息。“其实对于纯文学编辑来说，感到挫败才是常态。”在刘稚责编的作品中，大家能看到的是那些双效俱佳的作品，事实上，还有更多作品消失在公众目光之外。“这些作品我也很欣赏，用了同样的心力去编辑它们，但可能就是缺乏一些时运。”

“没关系，屡败屡战！”刘稚这样安慰自己和同事。她早已懂得，编辑从来都不是一个风光的职业，在畅销书和大奖光环之下，伴随其间的是日复一日枯燥的案头工作和常常事与愿违的无可奈何。“不过，依托人文社雄厚的资源和历久的传承，我们已经足够幸运和幸福了。”

遇到好稿子，人生就充满意义

在采访刘稚的这间会议室的墙上，写着“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从这里开始”，而在这句话的下方，立着一尊人文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的塑像。塑像目光殷切，在“朝内大街166号”这座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建筑中，这双眼睛见证了几代编辑薪火相传，共同践行着推动新中国文学事业前行的使命。

刘稚1993年入行，算是赶上了文学作为时代主流的那个黄金年代的尾巴。那年，《白鹿原》出版，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间洛阳纸贵。刘稚记得，每当陈忠实来到人文社，她和编辑同事都高兴地围上去，亲近这位朴素而传奇的作家。

初版《白鹿原》的责编是刘会军、高贤均、何启治。后来刘稚接手陈忠实作品的责编工作，不负出版社交予的职责，继续扩大作品影响力。2012年，刘稚策划组织了“《白鹿原》出版20周年纪念”大型宣传活动，配合同名改编电影的档期，邀请陈忠实及相关电影、话剧及其他艺术种类改编主创人员参与宣传，带动社会各界对《白鹿原》的再次关注，当年作品销量激增，获得媒体评选的年度畅销书奖，并有力地捍卫了专有版权。

陈忠实病重后，刘稚陪同前辈编辑一同到西安探望，为陈忠实带去散发着油墨清香的10卷本《陈忠实文集》。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病逝，作为《白鹿原》的现任责编，刘稚和出版社负责人一起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刘稚看到，陈忠实头枕1993年版的《白鹿原》永久地沉睡了，而《白鹿原》将长久地留在一代一代读者心中。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宽慰呢？

一部文学作品能不能够载入史册，需要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刘稚觉得，作为出版机构和文学编辑，重要的是加入文学的现场，和作家们一起建立一种繁荣的文学生态和景观。

2017年的一天，刘稚突然接到马识途先生的女儿马万梅的电话，请她务必前往成都一趟。刘稚不敢耽搁，见面后，102岁的马老把《夜谭续记》厚厚的手稿摊开，字迹清晰，好看的“马体”，上面都是改动的痕迹，刘稚一时间惊叹不已。

马识途与人文社的缘分起于40年前。1982年，时任人文社总编辑的韦君宜向马识途邀约创作，促成了《夜谭十记》的出版，初版就印了20万册。此书出版后韦君宜曾建议马识途续写“夜谭文学系列”，马识途觉得可行。但是马老公务繁重，后来韦君宜长期患病，没有人再督促这部书稿的撰写，写作计划便暂时搁置。直到2010年导演姜文把《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改编成《让子弹飞》，又燃起了马识途的创作激情。

再次动笔时，马识途年谕百岁，这次，责编的重任落在了与马老早有交情的刘稚身上。其间，马识途两度与癌症抗争，即便住院，他也要求子女把稿纸带到医院继续写作。2018年，104岁的马识途来到北京，与人文社社长臧永清和刘稚见面。马识途曾对刘稚说：“虽然还有很多遗憾，但总算完成了跟人文社的约定，跟韦君宜的约定。”2020年7月，《夜谭续记》正式出版，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曾首创‘夜谭文学系列’并大力推出《夜谭十记》一书的韦君宜先生，以为纪念。”此后，马识途宣布正式封笔。刘稚有幸成为马老封笔之作的责编，与他一同完成了一部跨越40年的约定之作。

面对自己的成就，刘稚诚惶诚恐地说：“在人文社70余年的发展中，有太多值得铭记的作家和编辑家，我有幸成为这里的一名小小的编辑，就像时间长河中的一粒石子，在湍急的水流中跌跌撞撞，有幸遇到了好前辈、好作家和好稿子。”

刘稚偶尔会怀念文学的黄金时代。“现在人们的业余生活被娱乐填满了，文学越来越边缘化。”刘稚说，“但必须承认，文学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的表现与思考，的确是一种更高级的精神活动。如今，并非人人都有对这种精神活动的需求，或者说人的高级精神需求并非都得到了充分发掘与满足。”今天的社会环境与文化风尚，或许会产生新的审美与文学。“我们要在变与不变中确认立场，找到方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编辑。”刘稚感喟道。

投身编辑事业30余年，刘稚没有感到过倦怠，编辑工作日日都是新的。如今，她还是会为一部好稿子废寝忘食，放弃休假，一如刚入行时一样，永远有寻找下一本好书的渴望。“遇到好稿子，我就觉得人生充满意义。”

近些年，编辑室的同事大部分是“90后”了，看着他们，刘稚想起刚入职时的自己，她特别理解他们，也特别喜欢听他们聊天。年轻编辑理解世界的角度常常给她很多启发，“世界因年轻人而丰富”。刘稚希望自己能够将她在人文社感受到的良好工作氛围和认真的工作作风，同样传递给年轻的编辑，给年轻编辑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一如30多年前，她刚入职时遇到的诸多前辈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