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盲艺人在流浪

他在村头的一棵大樟树旁坐下来，从布袋里掏出一把勾筒。无须竖起耳朵，他便能听见四面隐约的人声、牲口和家禽的叫唤声。就是这里了，他想。

勾筒声起，他开腔唱起了“十八搭”：“各位老表朋友们，我一路迢迢来这村。拿起勾筒定好音，今日我来唱古文……”这，是他无数次向陌生的村庄和陌生的人们打招呼的方式。

夕阳逐渐沉落大地，将他瘦小的身影拉得很长。一只闻讯赶来的田园犬轻吠几声，警觉地盯视着他。他摸了摸依旧忠实靠在脚边的探路木棍。然后，继续拉响勾筒，高声说唱。闻声而至的人越聚越多，渐渐在他身边围成一个弧形。“那个是叫化子吗？”“不是哦，唱古文的。”人们指指点点，肆无忌惮地议论着。

他叫陈开财，从十七岁起他就这样在无定的奔走和流浪中度过了半生。一个双目失明、四处漂泊的民间艺人，从来都是走到哪唱到哪、吃到哪住到哪，连名字都鲜有人知。

人们看见他，只说是“那个瞎子”“那个唱古文的”。

陈开财从不计较那些脱口而出的指称，上天交给他一副残缺之躯，他唯一的执念是活下去，活出儿孙满堂的日子，活出一个男人的顶天立地。

那么多年过去，他早已习惯了一个人摸索前方的道路，一个人被风牵着踽踽独行，一个人向着偌大的世界讨生活。以出生地于都县梓山镇山塘村机木岭小组为原点，他的足迹遍布整个赣南，闽西和粤东乃至全国各地，如果将那些印迹完整地描画出来，大约是一个点线密密交织的不规则圆形。

一根棍子、一个布袋是他的必备行头，一副好嗓子、一把土勾筒是他的生存依赖，一幢祠堂、一座庙宇、一间茶亭成为他多数时候的栖身之处。所幸，他常常遇到好心人，跨沟过桥时牵他一程，到了饭点时为他添双筷子，夜晚来临时给他一个容身之所，唱完古文时给他一些钱物，或将他收到的米粮换成钱币交到他手中……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陈开财无数次感念着那些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人们。是他们的慷慨和信任，给了他一份活着的勇气和希望。多年的颠沛流离，也让他掌握了满口的示弱和讨好之词——“好心人帮帮忙，到你家吃顿饭可以吗？”“大爷大婶行行好，在你家里住一晚，我给你们唱古文、算八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视还是赣南乡村的稀罕之物，人们的娱乐方式匮乏而单调，唱古文的盲艺人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热闹、欢乐和满足。一个被称作“老谢梆筒”的人，面目早已模糊，以他为主角构成的独特场景停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拍着梆筒，半文半白半方言，咿咿呀呀地唱着一些我无法听懂的句子，一唱就是一下午。老人们总是沉浸在那忽高忽低、时快时慢的勾筒声里，有时展眉微笑，有时暗自垂泪。

后来，我与父母谈起往事，串连起更多细节。比如“老谢梆筒”长年住在我们村外号叫“砂锅”的家里，他的布袋子总是鼓鼓囊囊的，他讨到的米和肉，就交给这家的女主人，零零碎碎的钱则自己攒着。不知在何年何月，“老谢梆筒”忽然从麦菜岭彻底消失，再也不见了影踪。只有当另一个唱古文的盲艺人来到村里时，人们才会再次想起他，感慨一声：“‘老谢梆筒’都不知去哪儿了。”

这世间，必有许多人曾以同样的方式怀念过陈开财。当问及他走村串户的经历时，他以习惯性地说唱口吻告诉我：“哦呵，我走了好远哪，十九岁就窜到了瑞金。”一个“窜”字，夹杂着自嘲，又携带着无所畏惧的勇猛之气，令听者不由心领神会。云石山、叶坪、沙洲坝、黄柏……他一一说出我家乡的地名，仿佛几十年过去，那些行过的路、驻留过的屋场，在他脑海中依然清晰的像一张活地图。

和当下的明星艺人一样，他也曾拥有过风光无限的走红岁月。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整整十年，他像一个香饽饽被人们四处争抢，生意火得似一炉浇不熄的炭。有一年，他被请到赣县唱古文，当地的百姓名堂多，第一天玩抓阄，抓到哪段唱哪段；第二天，别村来人把他抢走了，抢到哪去了他都不知道，勾筒一拉就开唱；第三天，观众起哄要投票，哪个本子得票多就唱哪本。三天过去，陈开财被折腾得疲惫不堪，他挎起布袋子，毅然决然地说：“我走了，不唱了，这样太累，会把我累死。”有无奈，也有一丝只可意会的骄傲。

那时候，老百姓几乎什么都喜欢听，《割袍记》《丝带记》《卖花记》……而陈开财的脑子里，装着唱不完的段子和唱本。常常是，他来到一个地方，就轻易地唱出了名声，很快又有人找过来，邀约下一场。那些乡村里的牵头人，自会找村民们捐钱捐物，将请人唱古文这件事办得隆重又体面。

最得意的一次，是有人包场，原本讲好的四元钱一天，自己管吃管住，待他唱完一段后，那人直接将价钱提到了八元。“我说太多了，相当于两天。他说不多，结一个缘。”陈开财微抬了头，将空洞的眼睛对着我，提高了八度的声音里饱含着惊喜，“我到一个地方，一个月两个月不用走。今天接，明天接，那就有味道了——”话语的最后，拖着回味悠长的尾音。

我不由得又一次将眼前的陈开财与记忆中的“老谢梆筒”联系在一起。显然，在命运的牌局里，他们都是不小心抓到一副烂牌，又用尽全力将牌打好的人。

古文与勾筒

于都县志载：“古文，古戏文的简称，清道光年间已在县内盛行，演唱者多为盲人。”

客家古文自古便与盲艺人的生存相伴相生。它像一株扎根荒野的灌木，在庞大的客家文化体系中，以低伏之姿默默生发着。尽管在盲艺人群体中流传着多种版本，但关于客家古文的起源，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有人说，古文是唐朝名妓李亚仙所编所唱。又有人说，古代有位皇叔，也是一位盲人，整天苦闷不堪，便让人将故事编成戏文唱给他听。后来，皇叔也学唱起来，慢慢向民间传唱开去……

事实是，自中原汉民南迁之日起，中原文化便与土著文化水乳交融，产生了割不断的联系。文化的枝脉纵横交错，那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也捋不出一条清晰的直线。以至世世代代唱古文的盲艺人，无法像木匠等诸多行当的从业者那样，说出一个真正的祖师爷。

一句民间的顺口溜，真实地记录着他们身份的尴尬：“戏台唱戏文，地台唱古文。”他们为生计所迫，走向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将听来的故事编成简单通俗的顺口溜，换取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他们大多不识字，所有的技艺来自于师徒之间的手口相授。他们卑微如尘埃，在社会的最底层艰难翻滚，半卖艺半乞讨，永远难登大雅之堂。

甚至，数百年来鲜有文字对他们进行过记载。

人们只能根据老辈人地讲述艰难推断，客家古文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这是一种形式独特又简陋至极的说唱艺术，没有舞台、没有乐队、没有演出服，一人便是一台戏。双目失明的艺人操持着轻便简单的伴奏道具，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编成朗朗上口的七字韵文，一个人且说且唱，活灵活现地分饰各色人物，抒发喜怒哀乐，评述善恶美丑。他们以丰富的面部表情以及变幻无穷的声调唱腔，对观众产生强烈的吸引和共鸣。

客家古文在赣南客家聚居区兴起和传承的几百年间，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起初，盲艺人使用的伴奏乐器是简单的竹板、梆筒、小鼓、渔鼓等，后来，他们选择了音色和表现形式更为丰富的勾筒、二胡、三弦。他们灵活运用四肢和五官，根据说唱需要不断拓展乐器的功能，不单能弹奏曲调，还可模拟世间万物之声，渲染环境气氛，可谓将表演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客家古文在赣南城乡盛行时期，勾筒是盲艺人使用最为广泛的乐器。

勾筒，一种古老的民间乐器，一个土味十足的名称，真实地记录和诠释了民间艺术发展的履痕。最初，勾筒只是客家人的生活用具，取一节竹筒，再安装上一根小竹，用来盛水、洗菜，使用时悬挂于肩膀上，空闲时则挂在家中墙上。后来，民间艺人就地取材，在勾筒上安装弓弦，拉动使之发出乐音，用于百姓日常消遣娱乐。

一首民歌唱道：“勾筒一拉乐开怀，十里老表走拢来，你拉我控她来唱，勾勾唱出情和爱。”在娱乐方式贫乏的年代，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两位会拉勾筒的人。

记忆中，故乡麦菜岭的运根爷爷便是其中一位。农闲时节，他会取出勾筒，坐在众厅里，微闭了眼睛，演奏起来。嘤嘤嗡嗡的苍蝇在头顶一圈圈地盘旋，大胆的老母鸡在脚边踱着悠闲的步子。他的勾筒声悠长婉转，不绝如缕，放下农具的村民们一下子围拢过来，有喜欢唱戏的，和着旋律哼哼唧唧地唱起来。拉得什么或唱得什么我一概不懂，只是那场景，多年以后画面仍清晰如昨。

当勾筒与唱古文的盲艺人融为一体，便注定了客家古文拥有肥沃的土壤。

当古老的娱乐方式被一浪一浪的新兴事物淹没，客家古文仅在于都保留了相对完整的传承体系。

在于都县文化馆提供的资料里，我读到了这样一段话：

“据当地老艺人口传，于都客家古文的起源，早在明末清初便已形成，至清代日臻完美。20世纪70年代，根据造诣较深的盲人段灶发的师傅王长庚子回忆，于都客家古文最早是由一位姓唐的曲洋人演唱，此人活到七十多岁，带了好几个徒弟，其中一个姓江的也是于都人。江姓人士原是楚剧演员，因为双目失明便开始学唱古文，后来江又收了几个徒弟，王长庚子是其中的一个。到段灶发时，段又带了几个徒弟，一个是宽田乡马头村的刘安远，一个是段屋乡秀塅村的肖南京，再一个是梓山镇山塘村的陈开财。随着王长庚子和段灶发先后去世，只留下段灶发的徒弟健在。”

如果将其中的人物和师承关系理出一个脉络，有确切身份记载的客家古文盲艺人共七个：唐师傅、江师傅、王长庚子、段灶发、刘安远、肖南京、陈开财。其中前四人已逝，在世者仅后三人。若非文化部门的主动找寻和搜集记录，也许他们终将和历史上诸多盲艺人那样，一生寂寂无名，消失于时间的巨大黑洞。

1966年出生的陈开财，是在世盲艺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年，他已经很少唱古文了。“没人听，给谁唱啊？唱古文挣不到钱啰——”陈开财摊开骨节粗大的双手，道出一个残酷而无奈的现实。

人们的生活里，先是有了收音机，后来是电视机，再后来又有了互联网，男女老少，人人手捧智能手机。说白了，打败客家古文的，是流水般一去不回的时间。喜欢听古文的老人，像割稻一样，一茬茬地倒了。刷着视频、哼着流行歌曲的年轻人，谁还会安静地坐下来，听一个盲人冗长地说唱？

十二岁造出一张凳子

四月，春天之手拨弄着大地的琴弦，弹奏起万物繁盛的乐章。野草和菜蔬皆在南方湿润的空气里肆意铺陈开来，焕发着无边的生机和绿意。

从一个斜斜的坡道走上去，一间外墙刷得雪白的小平房，是陈开财的家。低矮的围墙，圈起一个阳光明媚的小院子。院墙外，一棵桃树枝繁叶茂，树冠已高过屋顶。拨开密密的叶子细看，枝桠间结满了青涩的毛桃。

听见响动，陈开财从家门口迎了上来。矮而瘦的身材，仿佛一根细麻秆，衬得那身青布外衣又大又空。就像眼前这间小平房，使周围二三层的楼房都显得高大堂皇。与其说作为盲人的陈开财更适合在平房生活，不如说有限的财力只允许他在平房里栖身。

“啊哈哈，你们来啦。”他打招呼的声音似唱腔，给人一惊一乍之感。深陷的眼窝，因瘦而显得巨大的喉结，使人从他愉快的语调中抽离，心生一份悲凉。普通人无法想象，一个盲人如何在无尽的黑暗中摸索，完成日复一日的家务和劳作。五十七载的艰难生存之路，如果将过往的两万多个日子一点点摊开，其间布满了多少荆棘、多少泥泞？

环顾四周，陈开财的生活还是充满了烟火气。门楣上贴着福字，屋子的东侧围着菜地，菜地的上方晒着蒜种。南面的白墙上，写着一串醒目的数字。近前看，是他的电话号码。走进屋内，除了必需的家常用品，几乎看不见任何多余的装饰。一张小方桌在厅子正中摆着，几把竹椅沿着墙根整齐排列着，倒也收拾得干净整洁。

“喝茶。”

“不用不用。”

“眼睛多少能看得见吗？”

“看不见。”

在唱古文般一问一答的交互中，我们开启了倾诉与倾听的时光。

“我的命，好苦啊。”陈开财用力地吐出那个在心里重复了无数遍的“苦”字，仿佛道出了生命的全部真谛。

怎么能不苦呢？打四岁那年起，他就成了盲人。是的，他曾经看见过光明，看见过花红柳绿的缤纷世界，只是那样的好时光只持续了短短的四年。时日久远，他无法说清是怎样的一种眼疾，突然将他拉进了无边无际的黑。他只记得，眼睛生病了，又肿又痛，妈妈认为是长了疖，带他去找人挖疖。这一挖，眼睛里的筋膜坏了，他已接近半盲。

姑妈在赣州，听说侄儿的眼睛要瞎掉，催促着将他带到赣州去治，说是有个医生治疑难杂症很拿手。去了，第一件事是买珍珠。那时节买东西大都是一两分钱，珍珠贵，要一块五毛钱一颗。他们舍得下血本，买了四颗。“医生”使出了他的“偏方”，将珍珠加上铜钱、铝和针化成“药水”，用来敷在眼睛上。

“药水”化好，涂进了四岁的陈开财眼睛里。就在大人们期待奇迹发生的那一刻，他的眼睛却“咚”的一声爆了，饱满的眼眶迅速瘪了下去，他的世界从此只剩下永远的昏天黑地。我在他加重语气的“咚”一声中心惊肉跳，抬眼看，他的神情里没有愤怒、没有悲哀，有的只是承受过所有的平静，一如暴雨过后云开雾散的水田。

无法确知他的记忆是否出现偏差，但四岁的陈开财彻底失去了眼睛。用他现在的话说，是遭了殃，逢上了两个大劫。那时候他自然不知道，是贫穷和愚昧加重了他的苦难。

在教育远未普及，医学不够发达的年代，迷信各种偏方奇术甚至妖魔神仙的人们比比皆是。几乎每一个顺利活到终老的人，都是闯过重重鬼门关的幸运儿。

他的苦，岂止是失去了一双眼睛？“唉——”陈开财长长地叹出一口气，“四岁那年，大哥春天死了，冬天我就瞎了眼睛。四个兄弟接二连三死去，十一岁，爸爸又死了。十二岁，家里只剩下妈妈、妹妹和我，我就要开始承担家务了。”

苦，像一道魔咒，牢牢地罩住了他。

“唉，我想，我今年十二岁，妈妈五十多了，越来越老，以后靠谁照顾？我的眼睛看不到，妹妹长大还要嫁人，我未来的路要怎么办呢？”长期的说唱生涯，让他习惯在每句话里添上语气助词。

村里有人会做凳子，陈开财就想着自学做木匠。他下决心，要凭自己的力量造出一张靠背的方凳子。没有师傅手把手教，也没有专业的木工工具，所有的程序和样式，全靠手摸。哪里是方的，哪里是圆的，哪里要挖孔，一概用脑子记下来。没有斧头，就用柴刀削；没有凿子，就用柴刀背锤，把木头锤扁了，再一点点磨平。

终于，他摸着人家的样，做出了第一张方凳子。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将急促高昂的语调放缓放低，似乎长舒了口气。

陈开财想做第二张凳子，再次爬上山梁砍树木时，被本村一个看守山林的堂兄抓住了。接下来，是一大段绘声绘色、自问自答式的讲述。他一人分饰两角，将过往的场景演绎得活灵活现：

“我想寻一条活路，做个凳子，你做长辈亲人的照顾照顾我。”

“啊，你会做凳子？哈哈哈哈。你这个瞎子装象骗人吧？”

“我们来比试比试，两个人蒙住眼睛，看谁能做出凳子，这样公平吧？”

看山林的堂兄不想比，跟着陈开财去看了他做好的凳子。这一看，惊呆了，情不自禁对着神龛里陈开财去世的爸爸说：“矮鼻子，矮鼻子，你家里有人了，以后不怕了。”

命运关掉了一扇窗，又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

在那之前，村里所有人都认为陈开财是个废物，什么都不会。

在那之后，看山林的堂兄默许了陈开财砍树的行为，只是叮嘱他晚上背回家，以免被人看见。

“师傅说我手脚不干净”

长久地沉浸于一个人的讲述中，陈开财或许感知到了我的疑惑。他站起身，熟门熟路地走进里屋。出来时，手中提着一个巨大的白色蛋形物件。

“这是我用木头造的蛋，你看像不像？”那“蛋”实在是太大了，鸭蛋、鹅蛋、鸵鸟蛋都不足以与之相匹配。那“蛋”又实在是太形象了，如果缩小若干倍，放在鸡蛋堆里，几可乱真。他还细心地在其中一头穿上一根线，好让它可以悬挂起来。

他活在一个看不见颜色和形状的世界里，作品的状貌，无不来自他人的指点。别人说蛋是椭圆的，他打磨出一个椭圆形的“蛋”；别人说蛋是白色的，他买来白色的油漆刷上。

陈开财做过方桌，做过门，做过橱柜，家中物什，摸到什么就学做什么。再后来，他又无师自通，完成了家里的水电安装，铺好了地板，补好了烧坏的楼面。

其实，他做得最多的，还是勾筒。“别看我眼睛看不见，什么都能造得好。我做了一百多把勾筒，很多人叫我做。有一次，蛇皮被一个小孩子割掉，人家说你要被骂死了，快叫你妈妈拿钱来赔。我说没关系，都割烂了，打他有什么用，不如我重新做。”他摸了摸琴筒上蒙着的一块色彩斑斓的蛇皮。那是一把勾筒中极其精微又重要的部位，必须绷得紧紧的，才能保证音准达标。

他拍了拍他的勾筒：“你看，一点不会松，下雨也能用。”一把老旧的勾筒横陈在方桌上。这是我所见过最独特的勾筒了，蓝色的琴筒、绿色的琴杆和琴头，一些旧漆已显出斑驳的脱落痕迹。不用说，漆是他自己喷的。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本来叫卖油漆的拿黑色，他拿错了，就漆成了蓝色。”

事实上，少年时的木工尝试，只是陈开财证明自己头脑聪敏的一种方式。他的心中埋藏着更大的主张：拜一个师傅，算命也好，看相也好，唱古文也行，找到一条属于盲人的谋生之路。假使有出息，他还想成家立业，做一个上能养老、下能育儿，撑得起门面的男人。

只是，早已一贫如洗的家庭，根本无力支持他拜师学艺。

命运的转机发生在十六岁那年冬天。舅舅从上海回乡探亲，陈开财知道，机会来了。早就听说，舅舅在航空公司工作，家境不错。他嗫嚅着，开口向舅舅借钱，说自己想学门手艺，以后好自食其力。舅舅一听，十分支持。其时，于都县段屋乡的段灶发唱古文十分了得，十里八乡鼎鼎有名，一家人商量后，决定让陈开财跟段灶发学唱古文。舅舅拿出一百元交了师傅钱，看到段灶发有录音机，又花二十元买了一个录音机。妈妈再找亲戚朋友借了七八十元，热热闹闹地办了酒席，包了红包，事情就算敲定了。

行完拜师仪式的时候，冬天已经快要结束了，每个人都在期待即将启幕的春天。陈开财也是欢欣鼓舞的，想到从此可以蹚出一条全新的道路，为自己和家人挣出一个未来，他几乎连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提及段灶发，陈开财有着发自内心的骄傲：“我师傅坐过飞机，去过南昌和北京天安门唱古文。他十三岁就拿到了金牌，是真正含金子的，多少人夸他了不起。”

然而忆起那段学艺经历，陈开财却有一肚子的委屈：“师傅偏心，我出的师傅钱多，他只教了我四个唱本，别人却教了十几个唱本。还说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正当我疑惑之际，他皱着眉头实话实说了，“师傅说我手脚不干净，一到他家就丢东西。其实是他家小孩干的坏事，每次钱少了都说是我干的。我遭殃啊，真是遭殃。”陈开财说着，端起了手边的茶缸，咕咚一声，像咽下满腹的不甘。

我问他跟师傅学了多长时间，他又一次唱戏般拖了长音倾诉所受的苦和难：“哦呵，很短。本来定的三年，其实在一起时，莳田十天，割禾一个月，实际只跟了师傅二十天。住在我家时，我们养他，包吃住，吃好的。去他家时，我要带米，一天一斤。他去演出，只带了我三四回，要我听到他的口音来，什么表情又看不见，太困难哦。唉——”

比喻、夸张、设问、借代……陈开财深谙修辞之妙。他将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和盘托出之时，每每现出惊诧的神情，仿佛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思绪总是被他牵动着，为之悲、为之喜、为之恼、为之气。

我想，这便是一个艺人的基本功了。四十年的客家古文说唱生涯，那些如磁石般足以吸引观众的表演方式，早已融进了他的生命和骨血里。

还没等到正式出师，段灶发师傅中风了。往后的学习，全靠自己的悟性和勤奋。尽管如此，陈开财还是快速掌握了最基本的技艺。他用舅舅买的录音机，录下师傅上课的内容，回到家里，一段一段地反刍。一段时间以后，他已经不需要录音机了，随意听人家讲一个故事，就可以编成一段古文。

陈开财买来古文书，打开录音机，请人把书里的故事讲给他听。他把故事情节记在脑子里，编成古文唱出来。就是用这种办法，他记下了一肚子的唱本。除了师傅教过的《曹玉林》《卖花记》《卖水记》《楼花宝》，他又靠自己的努力掌握了六七十个唱本。那些《劝世文》《鲤鱼歌》《跌苦歌》等短小的老段子，更是信手拈来。

“全赣南没人记得我这么多本子，两三个月都唱不完。”他呵呵笑着，听任春风在他脸上荡起一层又一层涟漪。

只有勾筒不离不弃

陈开财的第一把勾筒，是自己做的。

叔叔是篾匠师傅，会做勾筒，也会拉勾筒。堂外公也有一把勾筒，不那么专业，却足以自娱自乐。妈妈向堂外公借来勾筒，给陈开财学拉。堂外公怜惜这个从小瞎了眼睛的外孙，手把手地教。陈开财从一个最简单的音符开始，聆听着、摸索着，小心翼翼地和一把勾筒交上朋友。

陈开财拿起了勾筒，定在双膝之间。一声一声，还原着当初的情景：“我听，他拉，抓着我的手一寸寸摸过去。怎样握弦，怎样拉动，怎样绕线，怎样将手指按在合适的位置上……”凭着听力和触觉，陈开财摸清并熟练掌握了双手和勾筒的关系。

然后，他在堂外公和叔叔的指导下，开始制造勾筒。找到蛇皮，锯好竹筒，备好杉木和荨麻……有着做木匠的手工底子在，第一把勾筒，做出来了。唯一的缺点是，蛇皮蒙得不是那么紧，不能算完全达标。

有了自己的勾筒，他就可以行走江湖了。其实，听古文的百姓才不在乎勾筒的音准呢，他们听的是混杂着泥尘的那股子土味儿。客家古文的弹唱，本身并没有乐谱，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不同的师傅有不同的曲牌，嫡传的徒弟也可以有别于师傅。表演现场，艺人可以根据故事、人物、情节的变化，在不离主曲调的基础上即兴改变弹唱方式。他们的表演充满随机性，可以一曲多唱，也可以将同一个故事唱出新感觉、新花样。正如世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盲艺人也永远没有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演出。每次聆听，都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关于音准，是陈开财对自己的要求。在亲手制作了好几把勾筒，一次次背着它们行走江湖后，他终于琢磨出了门道，将蛇皮的四个角用铁丝拧紧，做出了标准的勾筒。

“嘿嘿，我学到了。”他得意地笑出声来。说着，握紧了手中的勾筒，信手拉出一段旋律。这应该是一曲喜调，只见他的左手手指在弦上飞快地滑动着、跳跃着，右手拉动琴弦时张时弛，时而模拟出鸟声、风声、敲门声、切菜声。欢快的曲子从勾筒中流淌出来，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天空一派澄蓝，大地百花齐放，飞鸟在天地间自如穿梭、欢唱……

这一生，陈开财的勾筒拉得最多的，却是悲调。

他背着勾筒走村串户、四处流浪的那些年，每每柳暗花明，摸到希望的触须时，又一次遭受命运的重击。

“我好命苦啊。老婆娶回来两年，就掉塘里淹死了。当时女儿刚刚一周岁，儿子出生才一百二十二天。”陈开财的话题，终究绕不过这一个“苦”字。

在唱古文最红火那些年，陈开财攒下了一些钱。经媒婆介绍，终于实现了成家立业的愿望。那时他已年近三十，在农村算是老光棍了。不敢挑，只有被别人挑的份。他感激着上天的眷顾，觉得有妻子儿女的生活比什么都有奔头。

他清楚记得，1999年，农历三月十四日，那一天天气很凉，下着雨。他走出家门，拄着他的探路棍，挎着他的布袋子，走向了外面的世界。他要去唱古文、算命，去挣钱，孩子的出生，美好的前景，催促着他去挣更多的钱，去给妻儿挣来更安稳的生活。

他没有走得很远，等他闻讯赶回家时，妻子已经与他阴阳两隔。他摸到了妻子冰凉的手、脸庞以及再也不能吐露温言软语的双唇，不由悲从中来，放声号啕。妻子下葬那天，他手抚勾筒，边哭边诉，将自己的苦和对妻子的怀念编成古文唱出来，声声悲泣，闻者无不伤心落泪。他从上午唱到下午，唱到声嘶力竭，泣不成声，仿佛天都塌了下来。

陈开财从此鳏居，再没有寻到一个共度此生的伴侣。他的残疾，他幼小的儿女，让所有的女人避之唯恐不及。他认命了，只想一心守护好这个残破的家，将儿女抚养长大，盼着他们早日成人，改写家庭的命运。

屋漏偏逢连夜雨，几年后，老妈妈疯了，无法继续帮忙照看孩子。陈开财只能将一儿一女送到外公外婆家，隔三岔五把挣来的钱送过去。妈妈疯了三年，陈开财在担忧中度过了三年。他一边四处唱古文挣钱，一边照顾妈妈。“这样的日子实在难熬。”他的声音低沉下来，眼角隐隐现出泪光。最终一场大雪来临，八十一岁的疯妈妈摔到水沟里，冻死了。

在艰难的岁月里，陪伴和慰藉陈开财的是那把勾筒。无论春夏秋冬、白天黑夜，无论屋角厅堂、树荫凉亭，它就像一个不离不弃的亲人，在他沉默时安静地待在身侧，在他演唱时配合他诉说悲欢离合。它好像是他的另一张嘴，替他在人间呜咽、歌哭、嬉笑、怒骂……

他拉着勾筒唱《跌苦歌》：“三月跌苦是清明，家家户户杀头牲。有钱人家杀只猪，跌苦表哥只砍半斤。”唱着唱着，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跌苦表哥，连累去世的亲人也跟着受穷，他戴着墨镜的眼睛时不时有泪水悄悄滑落。

当然，为生计，他不能一味地沉沦于个人的悲伤。有时候，他需要拉着欢快的曲调，给请他上门的主家唱喜庆的《鲤鱼歌》：“唱歌要唱鲤鱼头，贺喜东家好事重重叠叠进门斗。十八仙姑谋花朵，读书郎子望出头。”

大量的客家方言，夹杂着乡间俚语，在勾筒声声行云流水般的旋律中跳跃，将人们的思绪带入那条故事的长河，久久不愿浮上岸来。

一类衰落，一类兴起

陈开财自称故事党，最爱听故事、讲故事。这些年，他的故事主人公不再局限于皇帝、丞相、状元和进士，讲述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家长里短、爱恨情仇，而是一程一程地追赶着时代。他编唱了许多新段子，从毛泽东思想、共产党新社会，到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再到乡村振兴、小康社会。每一段变迁，都留下了他与勾筒亲密合作的袅袅余音。

信息的来源，起初是一个录音机，后来是一台电视机，他像一只生物波定位准确的蝙蝠，清晰地辨识着自己的方向。他敏锐地捕捉着反复出现的新鲜词汇，并牢牢记下，将它们编进自己的作品里。

2015年，陈开财被列入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2017年又成为省级非遗传承人。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文化馆的安排下，开始出现在一些正式场合。他捧着勾筒，从地台走向了舞台。这些，是师傅、师爷、师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无论如何，他改变了历代盲艺人难登大雅之堂的现实。他说唱的内容，也从单纯取悦观众，加入了更多宣传元素。单靠唱古文行走江湖，已经不足以谋生糊口了。他无比清楚自己的现状，迅速地找到了新的角色定位。

他一句句念出那些年编过的唱词，嘿嘿笑着，神情里有着居乡野而知天下的自得。他讲到与记者摆时事、议政策，一听就懂，一说就让记者服气；他讲到自己编过一个现代故事《三斤狗》，被人拍下视频发到网络上，喜欢的人非常多。“很多明眼人都不知道的，我记得牢牢的。”一个自卑了一生的人终于找到了自信。

一个从未进过学堂，被方言俚语喂养长大的人，当他说出像样的普通话，当他一遍遍地证明着自己时，我似乎明白了他的艰难挣扎与良苦用心。

长年的流浪生涯，陈开财与儿女亲密相处的时光并不多。我能想象他们是怎样地野蛮生长，寄养，嘲笑，歧视，父亲只是一个干瘦的远去的背影。他不能保护他们，不能给他们宽厚的胸膛和无处不在的爱。

两个孩子在希望工程和教育补助的扶持下，勉强上到了初中，又先后在初二辍学。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去的，打都打不进校门。对孩子的希望有多大，陈开财的失望就有多深。女儿外出打工，从此很少回家。他不知道她在外面挣了多少钱，对将来有什么打算。只是觉得这个女儿已经不属于他了：“她就是给我一百、一千也好啊，叫我一声爸爸，也不枉我养了她一场。”可是女儿除了要户口本和身份证，几乎不与他联系。

2020年，陈开财因肝硬化、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儿子将带血的照片发给女儿，女儿依然无动于衷。陈开财的心碎了。

“儿子也不大争气，跟了一群小流氓混，住在于都县城，只知道回来问我要钱。”他感慨着自己受了多么大的罪，最终依然孤苦一人。在帮扶干部的安排下，儿子进了工业园的电子厂，上班两个月后，交给他一千三百元钱。这是儿子第一次献上的孝心，他捧着它们，像捧着心肝宝贝。他不忍心花掉，每次儿子回来，朝他伸手要钱，他还是习惯性地给出去。

自从生病后，陈开财外出唱古文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他难过的是，身为非遗传承人，没有带过一个真正的徒弟。生活中，盲人本已极少，而他们宁肯去学按摩，也不愿意学唱古文。有几个明眼人跟他学过，开始觉得好玩，但没过多久就跑了。其实，从改革开放起，民间就没什么人爱听古文了。录像兴起，电视走进千家万户，人们的文化生活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他的儿子，不仅不爱听他唱古文，甚至他一唱就嫌烦。客家古文，正面临着独木难成林、后继无人的凄凉现状。

更多农村人涌向城市，他们在那里上学、打工，一年中只有短暂的春节待在村里。唱古文和算命等许多古老的行当，无不江河日下、濒临绝境。陈开财亲历过客家古文的红红火火，又无奈地接受了它的日薄西山。“一类衰落，一类兴起。”他平静地说出万事万物的规律。

告别前，他振作了精神，要为我演唱一曲曾被百姓热捧的古文《叫化佬子要爸爸》。他喝下一大口茶水，然后抱着勾筒抚弦、试音。婉转的勾筒声响起，“十八搭”的开场白过后，故事开始了：“我家的爸爸是主人，名字叫做冇结果，冇结果啊冇结果，仔就生到有三个，三个赖子（客家话，指称男孩）啊冇良心……”

勾筒声越来越凄婉，故事也越来越让人不忍卒听。故事讲到爸爸送铜钱给别人考状元，被儿子儿媳赶出家门，千方百计去寻死时，他的口中时而是爸爸的哭声，时而是媳妇的骂声，时而是儿子的吼声。他模仿媳妇的叫骂，声音尖细而刻薄。当爸爸走到野外哭诉时，他的神情悲悲切切，唱腔如泣如诉。在角色的转换中，他始终游刃有余，如若闭上眼睛，很难相信那只是一个人在激烈对话。

终于，故事里出现了一个叫化佬，要把爸爸带回家，给他养老送终。而叫化佬的妻子是那么善解人意：“捡到个爸爸也好，请进来，请进来。”陈开财时而说、时而唱，将一个离奇曲折的故事唱出了温情，唱出了人间的善与爱，那一刻，他一定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和远走他乡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