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机动三轮车“咚咚”狂响，眼看着那座大山愈来愈近，巨大的石块和翠绿的灌木仿佛正迎面而来。我的大儿子一再催问，什么时候才能到姥姥家。我逗他，要是没有眼前这座山，马上就到了。儿子反问我，你们为什么不把这座山移走。

——题记

1

想起奶奶，我首先想到的是她那终生无法治愈的咳嗽，而“城市”这个词汇便是她咳嗽的源头。她幼年时，跟着一位长辈去城里，天微微亮出发，天黑了才回来，步行了一整天，回来就发了高烧，一病不起。等烧退了，这咳嗽却成了她生命里永远的标记。

奶奶总说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小的时候，已经有了机动三轮车，每逢山下有集市，一群人像插萝卜一样，挤满车斗。等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才带着我一起去。车里完全没有我的位置，他们便把我打发到驾驶者的身后，坐在车斗最前边高出来的横梁上。我双手紧紧握着那道横梁，全身用力，生怕一不小心，闪了出去。来回的路上，风迎面吹着，把我的马尾一直吹向后面。山里的风是清凉的，直往发丝里钻，往鼻子尖上拍。山下的风略带暖意，但空气里有附近钢厂的呛人气味。坐在那个位置上，车前的风景一览无余，道路两侧的人用惊异的目光看着我，而他们瞬间便与两侧的树木一道被甩在身后。这让我感觉到了一种近似流浪般的诗意。

我们因为出门太早，总是穿得很厚。到了集上，太阳已经升出去老高，好像跟山下的人总是差着一个季节。这种时差不只是衣着，包括我们的言语、眼神里闪出的光泽好像都有着某种时间差似的。我们中的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下山，目光在各种东西上来回扫着，看啥都新鲜。集市上热闹得很，卖货的小贩一眼就能解读出我们的出身，高兴时，会问，从山里来的吧？若发生了争执，嘴一撇，就丢一句：山毛！这是一个带有鄙夷的词汇。她提醒了我们与地理位置有关的出身。

电视盛行时，全村人挤在一起看，对山外世界的向往大约是那时候开始的。我们像蜗牛一样，一方面不得不委身于大山的厚壳里，一方面，我们又嫌弃它的笨重。一群小伙伴在一起闲聊，其中几个总是在说自家山外的亲戚，他们会骑自行车，会从城里带来各种我们不曾见过的水果。他们说话的时候是轻声细语的，有些字词的发音简直跟电视里一模一样。我当时并没有在城市里的亲戚，不知是争执了多少次之后，我才忽然脱口而出，我们家其实并不是这大山里的。他们看着我，一脸怀疑的神情。回家分别问自家大人，连他们都不信。但这是真的。

每年的清明节，大爷爷总会重复说，我祖上很多代都是木匠。我们家族原本住在黄河岸边，那是运城市永州县的一个村庄，正是鹳雀楼附近。我们其实原本不姓刘，姓吴。我祖上的那位爷爷，他的父亲有一位刘姓朋友，一生潦倒，最后也没娶妻，更别提什么后代了。我们的吴姓祖爷爷便大手一挥，从自己的儿子里派出一位，过继给对方。这位祖爷爷过继时应该已经成年，他首先继承了对方的潦倒，幸而，他有一身的木匠手艺，便与一个兄弟开始沿村走巷，做起了木工活儿。几年之后，他来到我们这座深山，出现在我们的村庄里。那时，村里人少，眼见我这祖爷爷人厚道，便一心想留他住下。他们许诺给他挖窑洞，也许诺帮他娶妻。可是他本不想留下。那一家人原本是想做个木柜，当天夜里已经完工，第二天，便能如期交货，辞别。没想到，到了凌晨，屋子里却着了火。他们逃了出来，那木柜已被烧毁。对方提出，你若留在这村里便一笔勾销，若要走，就得照价赔偿。那时，我老实的祖爷爷经过一阵思忖，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留下！在这大山里扎下根来。现在，到我这一辈应是第八代了。

这位祖爷爷大概也没想过，他的一次妥协，造就了后辈子孙的命运。使大山成为我们生命里独有的密码。每一年清明节，我们都要走很远，在那一丛坟头前，大爷爷命我们整个家族老少三代全部跪下。我们在敬自己的源头，而每一次我都在想，这坟地里掩埋的人，他在哪里，他的骨骼是否还有黄河的涛声。在这干旱之地，他的梦是否常常漫过一道水痕。

小时候学《登鹳雀楼》，我逐字逐句念，竟多情地以为，这诗词是否是揭开我们与故乡之间暗藏的密码。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诉说的是否是我们世代在黄河岸边的祖先对这一流往山间的支流的眺望。这里的“目”到底是谁？一条宽阔的河流在我心里流淌着。书本里说黄河是母亲河。我也多情地以为，那是对我们这个家族的提醒。可是大人们关注于眼前事，他们觉得这故事是玄乎的，而且是无用的。每次清明节，大爷爷的讲述在我心里播下种子，他看我听得认真，跪得虔诚，归来的路上，一再夸赞，甚至从包里拿出按照风俗滚过好几个坟头的豆子馒头送我。那个沾着坟头土的馒头，剥去上边的一层皮，送往嘴里，豆沙的甜和白面的香气似乎携裹了祖先的某种祝福似的。每一次，我都要故意问母亲，大爷爷为什么给我。母亲每一次都会告诉我，吃了它，你会长得很高，会跑得很远。

即便在这样的小山村里，我们的祖母们，近的来自邻村，远的来自山东、河南。许多个遥远的陌生之地来的女人，与家族里男性的血脉相融，漫延而来的是后代与山里的生活……这一切都在消磨我们与故乡之间的联系。

我看见过，在我们村生活了一两代的外乡人，自降两辈，称同龄人为爷爷，也是在长大之后，我才体会到人在异乡，是如何渴望融入，如何渴望消除故乡给予的记忆。我想，我的族人们是否有意忘了故乡。

经过这么多代，这个家族的人终于与我们生活的大山融为一体，而此刻，我们的心里升出无数个触角，一遍遍想，假若能将这大山从生命中移除多好。我们自然不是愚公，也没有愚公的耐性。所以，我们只能将自己移向远方。

我们中的大部分也早忘了黄河与我们之间的联系，年轻一代在城里打工，归来时匆匆忙忙，也已不再去远处的祖坟了。那阵子，大爷爷老了，他连裤子都拎不利索，活得也不那么体面了。但我一回家，他还是会拉住我，讲那些大约只有他知道的家族的故事。他迫切地要把这些事情倾倒给我。

几个月后，听到大爷爷去世的消息，那些故事在千里之外的我的心底，猛然间发芽了。

2

大雪之后，大爷爷的土窑洞就像一只趴着猫冬的老兽，天还不很黑，昏黄的灯光便已经亮起，成了这只老兽的眼睛。窑洞里隐约传出一阵二胡声，吱吱呀呀，传到村里的小路上，被风吹散，像是大山骨头里发出的声响。有时候会是笛子的声音，宁静，悠扬，让村里那些在炉火旁闲谈或者眯眼打盹的人，忽然侧起耳朵倾听。那些安静的时刻，大爷爷可能是在画画。他把原本用来糊墙的白报纸裁剪成8K大小，用麻绳装订了，当本子用。大爷爷推动毛笔，在上边勾画十二生肖，也勾画蔬菜。仿佛大半生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最后都化成这些简单的事物。

有时，我们都看着窗外，在树与树的间隙里，远处的山脉起伏出漂亮的弧度。

大爷爷，你什么都会，怎么没进城？我问。

我们那时候不兴进城，他说。

有这场对话的时候，村子里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多是些老弱病残。接着，他开始讲他的爷爷是进过城的，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临汾战役爆发，解放军好几次攻城失败，需要大量的炸药，他的父亲就用驴子架了平车往临汾城边送草木灰，具体是什么草木，我已无法求证。父亲说可能是烧的玉米秆，也有可能是木炭，这些东西都可做炸药。后来在资料上看到“第八纵队第23旅把两条长110米的坑道塞满了炸药”时，我便想，那里边或许就有太太爷爷运去的草木灰在发挥威力。在那个最为壮烈的年代里，我的祖上也是维护一方安宁的参与者。他们并没有因为地处偏远而装聋作哑。他们冒着危险，往返于城乡，听到战争胜利的消息，在山窝里欢欣，接着，继续过起隐居般的生活。

多少年里，人们都不曾想过去远方，这大山是安稳之地。他们自给自足，种植五谷与蔬菜，丰收与否全看老天爷的心情。饥饿是常有的事儿，幸而家家都如此，也并不觉得有多苦。

只有那些在村里活不下去的人才会选择走出大山。比如我那位叔叔。家里连续给几个儿子娶了媳妇，已经到处是债。眼看他二十大几岁，还一个人单着。我知道，叔叔的处境应该极度艰难。那时，在村里，一个人没能正常结婚，不管因为什么状况，在人们眼里都是怪物一般的存在。叔叔想了很久，才背起自己那卷铺盖，走出大山，几年里，音信全无。大爷爷知道，爬上对面那道高大的山梁，在每天都会有佛音流淌的石头庙顶上，就能看到山下的村庄和远方的城市。但是他很少去。两年后，叔叔归来，同时带回来一个衣着时髦的女人。是的，他在城里娶了妻子，开了一家小店。他回来的时候，西装革履，皮鞋擦得很亮，乡村里的尘土一遍遍往上落，他一遍遍用力擦拭。那些年里，因为他，我们家族上方的烟火是最亮最密集的，它足以吸引山梁两侧好几个村庄的目光。这束光不仅是从我们家族大院里升起来的光芒，它更像外边世界在村庄里凿开的一扇天窗。让那些羡慕的眼神挂上去，与星辰一道在天空闪烁良久。

羡慕的目光不久就随着炮屑落回地上。人们不再执着于庄稼，从地里转移到山里，开始忙于挖矿。这期间，一户姓田的人家走了，去城里卖油条，女儿在旁边的学校里读书。每日天不亮便在街角点起炉火，他们渴望这炉火照亮他们的生活，但几年之后，女儿因为早恋退了学，一家人的进城梦就此塌陷。

在山沟里，那些挖矿的人与在城市凌晨点燃火炉的田姓人家没有区别，他们都是在挖掉生活的大山，期望看到未来的坦途。他们辛劳而执着，要把生活的大山瓦解，再建立起一座属于自己的希望之山。

田姓一家灰头土脸地回来了。这场出行是失败的。我看见他们把大锅小灶搬进村子，锅底和炉内已经被城市的夜色染得漆黑，桌椅板凳也堆砌在厕所旁的角落里，便加入了挖矿的队伍。

第二户去城市讨生活的是林家。在别人的传言里，总是把他们说得异常幸运。说他们遇到了高人指点，甚至说可能是因为他媳妇长得漂亮……总之，他们刚到城市的那部分艰难境遇在人们的讲述里自动抹去，换上去的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初中时，我总流鼻血，母亲带我去城里看完病，说要去医院附近的林家叔叔那里看看，便带我来到他们的店里。现在想来，这探望乡亲的去处也有点奇怪。玻璃门上贴着“花圈”“寿衣”的大字。里边摆放着各种汽车、楼房、纸线……有纸做的俊男靓女，还有各种金银首饰，我大开眼界，感叹：简直就是一个纸质的人间。那时，林家已经把儿女们都接到了城里居住，我原本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早已经长成了陌生面孔。他们是热情的，跟我们说话时很亲切，但店里一来客人，就换了腔调。我隐约察觉到他们身上有了我们乡村人不具备的某种精明。

林家叔叔一直忙着扎花圈，那简直是细致得不得了的手工。旁边散落着纸屑和钳子、竹签等工具，他穿着巨大的灰布围裙。林家婶婶在里间的小屋忙着准备饭食，这里逼仄、局促。待了一会儿，我便催着母亲想走。

林家叔叔的店开得红火。他们都说死人的钱比活人的钱好赚。他们和我的本家叔叔变成了村里的体面人。村庄里的种种集体的窘迫，他们都没有赶上过。村里修建小学，他们的名字排在功德碑的最前边。在好多年里，他们是小孩子们渴望活成的蓝本。

多年之后，我已经参加工作，在火车上忽然看到林家叔叔和他的大儿子，他们正在分食一个大橘子。看到我的时候，林家叔叔从塑料袋里掏出两个递给我。他们此行要去南方进货。每隔几个月他们就要外出一趟。我们在石家庄车站分别，当时正是傍晚，我看着林家叔叔的黑色呢子大衣走在烈焰般的晚霞里。他的儿子紧追其后。他们要去赶着换乘另一趟南下的火车。多年以后，我想到村庄里那些远走他乡的人，总会想到身着黑色呢子大衣的林家叔叔，他的背影在晚霞里故意挺得很直，而他身后那个努力追赶父亲脚步的青年丝毫不敢放松。

3

那年，我从另一个城市归来，在洪洞站下车。母亲提前联系好，让本家叔叔接我，在他那里暂时歇脚。那正好是新年之后，街上行人少得可怜，到处是倒着张贴的福字。叔叔在前边哈着气走，先把我带到了他的鞋店，那是商业一条街的一个小门脸。一开门，便是大大小小各色、号的皮鞋。很快，一个戴了帽子、捂了口罩的人推门而入，但转了一圈便走了。叔叔似乎习惯了这样的顾客，只顾忙着自己的事情。不一会儿，他托旁边店里的人看店，说要带我回家。

我坐在那辆大自行车后座上，感觉像鱼一般穿过诸多小巷。我抬头看到许多粗壮的树木，在蓝色的天幕之下伸展着墨色的线条。路过一个园区，那里边有几棵苍老的大槐树。叔叔也把这棵树介绍给我，说这里是许多人的故乡，每年有诸多鸟类来集会，也有很多人从世界各地赶来祭祖。那一刻，我大脑里忽然翻涌起黄河的波涛。这些年，提到祖先的时候，我很想跟某位族人一起聊一下我们的过去，那些我们未出生之前的故事或踪迹。但大爷爷已经逝去，当年他讲述的故事未落进别人耳朵里。每当我讲起每个细节，他们都表示出惊讶，令我怀疑，这是否源自我个人的杜撰。并且故乡究竟是哪里已然不重要，在忙碌者的眼里，父母住在哪里，哪里便是故乡。除此之外，其他的追寻多是无意义的。

很快，我们就到了一片平房区。进了大门，叔叔把自行车停好。我看到院子里狭窄的天空。屋子里也黑压压的，里边的摆设显出一种凌乱来，这凌乱将我逼了出来。叔叔再次请我，我才进去。他把沙发上的东西往一旁推了推，让我坐在那儿。叔叔家的女儿伸着懒腰，背着书包走了。叔叔跟婶婶交代半天之后，便起身赶着回鞋店了。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大人们的劝诫：你们好好学习，以后没准就像你叔叔一样能进城，你们的后辈也能变成城里人。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这话只是说给男孩子听的，暗暗将它当成督促自己的动力。等我真的去往他乡的时候，他们站起来阻拦我，我才知道，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在异乡的大平原上，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自己的方言抛在一旁。那些曾经看过的电视都在此时派上了用场，我模仿着电视剧里那些人物的语言。故乡这座大山在生命的舞台上暂时退后。我需要拆除更多山脉，才能重建自己的生活。

在洪洞县城的那个早晨，当我旁观了本家叔叔与我想象之中完全不一样的忙碌状态之后，心想，假若很多年前，我看到这个与电视剧里完全不一样的早晨，是否还会对城市怀有那样浓烈的向往之心？

几年之前，本家叔叔的亲哥哥、我的一位伯伯投奔他来，也在这商业街上开了家鞋店。我记得有一年除夕，村里人不断往返于村口与家门之间，盼着我伯伯一家从城里归来，直到大雪纷飞。大家踩着厚雪，看见他们被一辆驴车拉上来。周围全都是箱子。到了家里，人们并不急于去试鞋，而是坐下来，听他们讲城里的事情。大妈之前没怎么出过门。各种事情在她看来，都是有趣的，我至今还记得她绘声绘色描述一个人在街上挑满了蝈蝈笼子卖，她说，那蝈蝈叫个不停，要不是睁着眼，我都以为回到咱们村了。猫狗用来卖钱也就算了，连个蝈蝈也卖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伯伯忙给大家拆箱子拿鞋。当时，流行一种叫“巡洋舰”的皮鞋。人们又说又笑，脸上洋溢着幸福。那个春节，大人都穿着伯伯从城里带回来的皮鞋，他们也像我那位叔叔一样，时不时擦拭留在上边的尘土。后来，我拎了拎父亲的鞋子，一只足有好几斤重，真看不出哪里舒服。

本家伯伯在几年之后，打道回府了。在生意不好做的时候，他见好就收。用赚的钱给堂哥娶了媳妇，然后回到村子里放羊。他们就此解脱了，在村里，空气里都弥漫着自由之光。他们并不羡慕城里人的生活，也不想留在那里。这一点与我的本家叔叔完全不一样。

我忘不了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每次回乡，家里都围满了人。他们问我外省城市的天气、人们的生活。他们渴望我能用语言描绘出城市的种种景象，例如高楼，例如无人收费的公交车……那几天里，我会一直被围观。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几年。

那股打工浪潮最终还是来了。先是红柳一家子出去了，他们回来的时候，衣着变了，发型变了，说话的神态也变了，手里拿着爬上山梁才能打得通电话的手机。之前，人们对归来者的变化都会表现出一种戒备心理，甚至是鄙夷，但现在，新世界的招引反而令人兴奋。人们三三两两地下山，女人们有的去当了保姆，有的当了服务员。男人们要么当保安，要么去当工人。年轻的打工者都带走了孩子，最终，学校也空了。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没有比这更有力量的进城理由了。直到假期回来，孩子们语言在普通话与家乡话之间快速地、自由地转换着。

人们像候鸟一般，在城乡之间辗转。平时在各地打工，一开始村里有红白喜事也都回来，等到农忙的时候，赶着来种地、收庄稼。城里的工作和山村里的生活都不敢丢下。渐渐地，他们归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就像我们第一位在这山里定居的祖爷爷一样，在他乡为后世子孙打造着新的故乡。

有人说，我那位本家叔叔在城里盖了一套二层楼的房子，终于翻身了。也有人说，他的房子不只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了巨债。后来，我在别的亲戚那里，也听到过他欠债的消息。听说他去上海看到一款能充电的鞋，觉得新鲜，当即就签了协议、付了货款。等回来以后，才发现这款鞋子价格高昂，在小县城根本就无人问津。

大爷爷去世之后，在城里的本家叔叔回来得少了，有一次，他骑着摩托车从门前路过，向我们招招手，便赶紧走了。他的孩子们基本没有回来过，在他们的成长里，尽可能地斩断了与山村的瓜葛。大家都说，叔叔生养了几个城里人。在人们的目光里，他将故乡的大山从后辈子孙那里成功地移除了。在那片被移除的空地上，新的希望与新的失望交织着、重叠着，是漫长时光里的另一种风景。

4

弟弟早早就辍了学，在同龄人还拿着玩具枪，嘴里喊着“突突突”的年纪，他便去工地干活了，父母将这视为一种惩罚，希望那些身体上的疲乏能把他赶回课堂。弟弟向高空抛砖、在地上和泥，推送沙子，哪一样干得都不比大人差。他在工地寻找到了课本上没有的乐趣。那一年，他十五岁，已经能开着三轮车满世界跑，在工地上也算是老人了。每天晚上，带着满身泥点子的衣服回家。我站在院子边上看向远方，邻居满是白发的奶奶正坐在树下摘花椒，她忽然抬起头，与我闲聊。后来又说，带你弟弟走吧，让他去城里。在这山里，终究还是没啥出息。

那个初秋，我带着弟弟去往石家庄。他第一次坐火车，一切都是新鲜的。火车不时钻入一截又一截隧道，在巨大山体的腹内，我们从玻璃上看着自己的倒影。那时，我也还是个学生，我不知道，我能将弟弟引领到哪里。

像他这么大的孩子只能算是童工，最终去了一家烧饼店当学徒工。白天，他们在门口的火炉里看火候，收拾桌椅、碗筷，晚上，桌子并到一起，变成一张床，铺上一层报纸，再把铺盖放上去。老板走的时候，把卷闸门落下，他们像两个藏身于洞穴的小鼠，叽叽喳喳讲述故乡的事情。老板总是凌晨三点多就来了。他们也急忙从桌子上爬起来。餐桌上的油腻味已经深入被子里的每一团棉花。他们生火，也帮着和面，老板和面的调料总是会背着他们，说是有什么神秘配方。他们也听话，每到这个时候，便主动背过身去。

弟弟在那里干了整整一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每个月350块钱的工资，老板总是不及时给他们，到发工资的那天，老板娘总是拿着4张钱在他们面前晃一晃，说，这是你们的工资，我帮你们存着，等你们回家时再朝我要。弟弟在那儿待了一年多，后来终于无法忍受，要求换工作。他又去当过保安、配菜工、凉菜厨师。收入很少，平时什么都不敢买。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他不想住在环境嘈杂的集体宿舍，跟我住在外边的出租屋。每天晚上，我困得受不了了，他还没有回来。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一双黑色的布鞋停泊在门口，这是一双十块钱的鞋子，看上去是千层底，穿几次便露出原形，鞋底都是纸做的。通常，只有在周末，我不需要上班的早晨，才能看见他猫在沙发上睡觉，鼾声在屋子里回荡着。电视屏幕上唯一能收到的一个频道闪现着层层的雪花。有一刻，我感觉我们像寄居于悬崖上的两株小草。

弟弟到了婚嫁年龄时，我母亲已经患了重病。他在城乡之间挣扎着，甚至想辞掉工作回家照顾母亲。这状况令母亲万分自责。为了能娶妻成家，弟弟必须留在城市。有一次，有个女孩相中了他，看到我们那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山上的盘山道，便又退缩了。哪怕弟弟说明以后在城市居住，对方还是把彩礼一加再加。最后只得分手了。

弟弟最终落脚在一座小城里，在饭店当厨师。村里有人会眼羡我们，认为我们成功把大山移到了生活之外，都在城里扎下了根。可是，弟妹和侄女们回娘家的日子，他会沿着马路开车，一路向东，开上高速，下高速，从盘山道上去，灯光环着那弯弯曲曲的路一直向上，像一只夜游的爬行兽。它开进村子，径直停在家门口。他叩门，在父母的惊讶里，披了一身夜光进来，身上还有城市后厨的油烟气。父母眯着眼睛看时间，已经过了子时，询问他是否有事儿，几次之后，才明白，他不过是回来睡个觉，第二天一早就又走了。有两次，我正好在家。他归来时，我已经熟睡。第二天清晨，走进父母的房间，看他蜷缩着身子，躺在炕头，感觉自己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年前。

弟弟说，假如不是孩子要上学，他大约是不会待在城里的。他想跟着父亲去砍柴，高兴了，再往山里喊上一嗓子，听那声音在崖壁间东撞西撞，不断回响。

我想起，归乡的路总是像远行的路一样都是很艰难的。一般情况下，通往城里的一趟公共汽车路过山下，另一趟停在山的那一边。每次回家都是父亲开着机动三轮车去山下接我。有一年归来时天降大雨，三轮车无法行驶，我只好在山下的亲戚家避雨，同行的还有一个原本打算搭车的邻居。我看到父亲从大雨里走来。从包里拿了一把伞，一双雨靴。我们沿着裕里河的河岸，一路北上，河谷里的水奔腾着、呜咽着，那巨大的声响令人恐惧。父亲一再提醒我走山道的里侧，提醒我尽可能抓住那些粗壮些的灌木的根部。邻居的半个后背已经湿透。他开着玩笑说，下辈子，说啥也不能投胎到这山里。而这样的场景，在我在外村上学的那五年里，再平常不过。后来参加工作，有一年春节下大雪，山路全部封死，我爬上山梁才向单位领导请了假，但她依旧无法理解大雪封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现在，路况好了很多，归乡不再那么艰难。我确定，我们从生活里移除掉的那一座大山，已经根植在了每个人的生命里。我开始认知大山里孕育的草木和人，以及我本身。许多事物在我心底交错着，它们的剪影渐渐凝结成我说话、思考和呼吸的一部分。大山，再也不会像儿时那样，成为我自卑的一个原因。

那些在城市待久的人，像弟弟一样，只要走得不是很远，都会经常回乡。当我们真的将这座大山从生活里几乎移除的时候，却在通过各种形式重建它的形态。我看见那些原本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人，企图用语言和图片勾勒出这座遮挡了他们祖辈目光的大山的时候，所谓乡愁就有了另外一番意义。

刘云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北京文学》《天涯》《青年文学》《散文》《散文选刊》等报刊。曾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并获得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贡献奖。已出版散文集《木头的信仰》《给树把脉的人》《陪你变成鱼》，童话《奔跑的树枝马》《老树洞婆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