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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群出身县城或农村，从高考的搏杀中脱颖而出的莘莘学子，进入大学后，他们进退维谷，内心饱受迷茫、挣扎的煎熬。在网络上，他们自嘲为“小镇做题家”，很快这种情绪引发广泛的共鸣，进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样出身于“小镇做题家”的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自2013年起，他追踪、研究近2000名高校学生，并通过对100余位高校农村籍学生的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全面分析这一群体的家庭背景、学业表现、社会适应与就业出路等情况，试图深入探究“小镇做题家们”的内心世界，还原他们在社会大潮中的真实故事。近日，他的研究成果结集为《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

5月12日，谢爱磊携新书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在京探讨“小镇做题家”的过去与现在，以及教育的力量如何影响这一群体的命运。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程猛主持。

破解社会的刻板形象

十余年来，谢爱磊持续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他通过自身经历和学术研究，试图解读“小镇做题家”群体的命运。很多媒体常常将“小镇做题家”描绘为“视野狭隘、只会做题”的刻板形象。而谢爱磊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小镇做题家”并非只擅长做题，而是因为社会结构和教育制度的问题，使得他们的发展路径受到限制。

谢爱磊提到，比起个人能力的欠缺，农村学生更多面临结构性的困境，比如缺乏优质师资和升学机会。如果不假思索地把这一群体冠之以“小镇做题家”，很容易遮蔽他们面临的潜在结构性困境。“小镇做题家”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厘清，因为现实世界是多元的，现在很多研究者试图为这一群体下定义，比如将其描述为超级擅长做题、人生目标模糊不定的人。但这些学生对自己人生的思考也是有价值的，应该给他们机会去定义自己的人生。”

通过谢爱磊笔下的学生，刘云杉仿佛也看到了自己身边的学生，他们的眼神何时能够做到自然、自在、自信，就意味着他们能够平视自己过去的经历，并与之和解。

在程猛看来，尽管该书以“小镇做题家”为标题，实则反对将其污名化、简单化、刻板化，所以文字间构成了一种张力。阅读该书的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触动，即那些能打动读者的点是什么，能够让大众彼此相互理解、产生共鸣的点又是什么。

“小镇做题家”是一种心态和处境

谢爱磊曾和编辑沟通，将书名上的“小镇做题家”加双引号。他希望以此提醒大家悬置个人观点，跳出社会赋予“小镇做题家”的定义，坐下来认真读这本书，看看学生是如何建构自己的人生。在他看来，“小镇做题家”是一种人生态度和反身性思考，他想通过这本书，为大众提供理解“小镇做题家”的理论框架，探索其心态背后的特征，以及在社会结构中间，个体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主观能动性。

谢爱磊强调，“小镇做题家”并非这一群体被动接受的标签，而是自发的主观建构。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农村和小镇学生在大学中经历的种种困境并非个体问题，而是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困境。教育体制的单一性和社会流动的困难使得这些学生在求职和生活中面临更多的挑战。因此，他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学生的主观体验和反思，试图为这一群体争取更多关注和理解。

令谢爱磊欣慰的是，考上高等学府的农村学生们在不断反思和探索中成长。他提到，“小镇做题家”这一名词创立之初饱含了很多自嘲的成分，而这恰恰说明年轻人在反思自己的过往经历，也说明他们在成长。他相信经历一番成长后，他们一定可以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自洽，重新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刘云杉认为，“小镇做题家”这一概念首先是在真实物理空间上的界定。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存在诸多差异，高学历人群更容易获得好的工作机会，享受更好的生活待遇和社会环境。其次是文化和心理上的“小镇”。此处的“小镇”并非特指农村或县城，而是将自己困在相对窄化的、贫瘠的环境里，处于“无根”的状态，其背后所讨论的群体不仅仅指狭义上的县城青年，甚至包括都市中产。当他们与身处的周遭环境，以及构成环境的父母、邻里、老师等有一定距离，甚至是隔阂、疏离，那么“小镇做题家”则成为时代共同的意象和话题，这一群体面临的是悬浮在各种传统、具体地域之上的抽象体系对人的异化的时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