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昏，夕阳西下。在树林里，在晚风中，在河流边，或者电脑前，常会涌来莫名的惆怅，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也可能什么都不想，就那么惆怅那么忧伤那么想发呆想大哭一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时刻，一年总会有，一个月总会有，一周总会有，一天总会有。这是病吗？是，还是不是，看你怎么看。这世界本来没有病，“病”这个字是人发明的，如果人没发明这个字，这个世界就没有病。没有病，人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再为生计所累，不再为名利

所累，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认识一个与我同姓的人，也是同性别的人。小时候，我看他就很神奇。在农村田里，种小麦、种水稻、种玉米的田里，正常的人走在田埂上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掉到水沟里，水沟不一定有多深有多少水有多少毒蛇蚊虫，人们不想找那麻烦，弄不好崴脚，就会耽误生产、耽误挣工分、耽误到井里打水。但我那同姓的叫作三哥的人他就不怕，他可以肩挑两筐稻苗，在田埂上骑自行车。

当年，我才七八岁，看到三哥的样子，我觉得他就是孙悟空就是哪吒就是二郎神。

本以为三哥是村里最了不起的人。可是我错了，我是井底之蛙，即使到了井沿，我看到的也还是一片天一条河，不知道天外有天，好汉背后还有好汉。

那一年电视上正在播放连续剧《姿三四郎》，我是和一帮民工一起看的。民工们给我家盖房，他们每天干八九个小时，天天吃白菜汤就着馒头咸菜，干起活来十分卖力气。我母亲看不过去，就隔天给他们弄一盆红烧肉炖粉条子，还让我骑车十几里到副食店给他们买散装啤酒。这些包工队的瓦匠木匠吃了肉喝了啤酒，干起活来比姿三四郎还有劲。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电视剧在演到姿三四郎的对手因良心发现忏悔自杀，用宝剑戳穿自己的胸膛时，竟然把村上一位八九十岁的老太太吓疯了。那个老太太缠着小脚，一嗓子从自家的炕沿上出溜到地下，继而爬起来，健步如飞冲到屋外，登上鸡窝，爬上墙头，然后立起身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说跳舞其实就是跳大神扭秧歌，她唱的歌东

一句西一句，不知是经还是曲，把所有围观的人都看得一惊一乍的。我说天啊，这就是撒癔症就是魂不附体啦，老太太的儿子说她想跳就让她跳吧，但凡得这种病的人你必须让她充分发泄，发泄完她就会老老实实安静下来。有街坊说，不行得把三哥找来，一物降一物，据说只有他们这类人才可以互相抵消邪气。也有人说，就怕三哥来了，他也犯病那可咋办。于是，人们就问我父亲，说您是村支书，您说话肯定好使。我父亲说，我要是好使，我早把村里的工分日值从三毛七涨到七毛三涨到七块三，让大家都成为万元户进入“小康”。

村里能征服各种癔症，看各种杂病的只有一位能人，那就是郭姓老太太。她为人善良，不轻易说话，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她属于神仙级别的。村里村外很多人得了邪病都找她给收收。

我很佩服民间老百姓，他们发明了“收收”这个词，而不像看医生那样说去看病去瞧病。郭老太太一辈子吃素，她喜欢养猫，也喜欢黄鼠狼，她家的院子里有一堆柴火，常年有黄鼠狼在里边出没。郭老太太会的一些做法，是从上几辈人那传下来的，到她这里已经是第四代。据说，她们这行人修行是不示人的，而且是传女不传男。也就是说，老太太这本事将来只能传给闺女或儿媳妇，如果闺女儿媳妇都没这个悟性，或者都不想学，那就传孙女外孙女，实在不行就传给指认的一位女性。

村里人把郭老太太请来。郭老太太不是小脚，走路还算稳健，她拄着一根花椒木拐杖，来到离犯病爬墙乱舞乱唱的李老太太十几米处，将手中的拐杖对着李老太太一指，骂道：“小二啊，还不给我老实待着！”说完，只见那李老太太倏地就不再乱舞乱跳，老老实实像小猫一样从墙头上出溜下来。老太太的儿子赶忙上前将老妈扶住，说谢天谢地您终于踏实了，不然有个好歹我们可怎么办！围观的人此刻已经不再关心李老太太，大家都好奇这郭老太太怎么能一嗓子就把李老太太喝住。郭老太太说：“刚才那会儿她被黄鼠狼附体了。”所有人都觉得郭老太太在糊弄我们，她很有可能在和李老太太“唱双簧”，可我们又得不到其他答案，就当是一段传奇，载入坊间故事。

再说三哥。三哥不识字，有把子力气。在农村，种地刨食，凭的是经验是力气。三哥承包的麦田稻田，沟渠垄畔，总是村里的标杆。我也确曾到他的田地里看过，惊叹他对土地的热爱，对粮食的无限珍惜。可以想109散文随笔晚风中闪动的几帧从前红孩象，一个农民，如果种不好土地，那他还能叫农民吗？

记得在乡政府工作时，正逢“三夏”抢收抢种，我每天都要下到村子里跑生产进度。一天，正赶上党委书记也到村里，在稻田边，书记看着我问：“你会插秧吗？”我说：“没

正经插过。”书记说：“你下到田里，学着社员的样子插几米给我看看。”于是，我脱掉鞋子，卷起裤腿，拿起身旁一捆稻苗，学着前边社员的样子倒着插起秧苗来。本以为照虎画猫，问题不大，岂料，插过几米后，那些秧苗并不像前边社员插的那样牢牢地扎进泥土一动不动，而是渐渐都浮在水面上，像鱼儿被污水呛过一样。我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书记，书记说：“你这么年轻就在政府当干部，虽然你文章写得很好，可在农村不行，你既要会写文章，也要学会插秧，只有这样，人家才看得起你。”这时，三哥从远处骑车过来，他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扶着扁担，扁担的两端是两篮秧苗，见我和书记几个人在聊天，他得意地吹着口哨扬长而去，那意思仿佛在说“我的土地我做主”。

三哥不仅种地是个好把式，他还有个爱好，喜欢劈树墩。过去，村子四周种着很多柳树、杨树，也有附近农场果园里的苹果树、桃树。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烧火做饭还很少有用煤气的，一般人家都烧麦秸、稻草和玉米秸，条件好的烧煤球，煤球是按人口凭本购买的。

三哥家从来不烧煤球，他家人口多，每年收割的青草除了卖钱，秋后总能堆几大垛供烧火用。青草虽好烧，但比起大块的木柴，可就逊色多了。三哥眼尖，有的是力气，只要他发现哪里有锯树的，剩下的树墩几乎就成了他的宝贝。树墩上面的部分，如果够10厘米厚，三哥就想办法完整地锯下来，那树墩可以当菜墩，切菜切肉，放谁家都是个稀罕物。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早晨起来，天刚蒙蒙亮，三哥就和我们前后脚离开村子。我们去学校，他则像猫头鹰一样到处去寻找树墩。一般人劈树墩得用两三个小时，三哥只用个把小时，而且他劈的木柴块大规整，放在自行车后架或家里的柴垛上总是整整齐齐。我很是为三哥没当兵心生遗憾，他若当兵，准能成为连队里的标兵，说不定还能成为军训教官。相比之下，我父亲在种田和劈树墩上比起三哥来就差多了。多亏我父亲从年轻时就热衷于政治宣传，这使他很早就成了村干部，等我到十几岁时他已经当上生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

或许受家庭影响，虽然三哥很能干，但他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想办法去挣钱。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干起副业，或者进城，或者到乡镇企业，三哥哪儿都不去，他依旧选择种地。他觉得种地是天底下最自由的事，只要有力气。

最初，三哥并不觉得人与人之间有差距，等两三年后，他就发现许多人家都陆续买上自行车、拖拉机、汽车，甚至盖上瓦房楼房。最让三哥不开心的是，村上一个眼睛有伤残的人，跟他年龄差不多，竟然买了一辆突突作响的摩托车，在村子中央来回驶过，很是招摇，尤其引得大姑娘小媳妇的青睐。三哥开始夜不成寐胡思乱想，他急得嗓子沙哑、两眼发直，他真的忍无可忍了，他要想办法去修理一下那小子。他想在路上挖沟，想在路面上撒钉子，想在那小子家门口弄几块大石头，但这都无济于事。最后，他想到那小子在村边有个小超市，说不定那小子把摩托车停在超市门口，这样他就可以想办法恶心那家伙。想到此，三哥很兴奋，他一骨碌跳下炕，推开街门，借着夜色向村口小超市走去。

三哥不会开摩托车。三哥看到村里有个在外面当厂长的本家老叔，他上下班经常坐辆吉普车，据说那吉普车只有大领导才能坐。三哥不懂大领导得多大官，他只知道老叔的厂子管着上千人，村里好多人都到那个厂子上班。后来老叔去世，村里就没有人能坐吉普车了。现在好了，村里人虽然不坐吉普车，可有的人家买了汽车，三哥有点儿不服气。三哥十几岁就见过摩托车。村里有个从城里回来的大户人家，他家有三个女儿，一个赛一个漂亮。在七十年代，自行车还是农村人的梦想时，他们家就开摩托车。有一次在公路上，三哥看到他家的摩托车出了故障，那人没了往日的神气，双手推着摩托车顶着风往家走。三哥心想，这摩托车也会坏呀，他在人家后面笑了一路。此时，他完全忘记了他家的小女儿和他是小学同学，他甚至忘记人家过年时悄悄送给他家一条子猪肉。

后来那人的三个女儿陆续长大。她们一天也没在村里劳动，都被城里的一些机关工厂给招走了。三哥最不能忘记的是人家小女儿，她披着大波浪长发骑着铃木摩托车，穿着风衣戴着墨镜，脚上蹬着鹿皮色皮靴，从身边一过，就跟大明星似的。可气的是，她看都不看三哥这个老同学一眼，就更别说叫上一声三哥了。三哥心想，骑摩托车有什么了不起，有本事你骑个自行车试试！

三哥来到村头的小超市，已是半夜时分，许多人家都关灯睡觉了。三哥走到超市，看里边闪着昏暗的灯光，店门已经关闭。不用说，那小子今天没走，不然他的摩托车也不会停在窗前。三哥一阵窃喜，他站在窗前听了听，见里边没有动静，便弯腰推了推摩托车，推不动，他知道车上了锁。三哥不怕，他弯下腰，只用六成劲儿就把摩托车扛起来。走出二三十米，三哥就想，这摩托车不能扛到自家里，那样就会变成偷窃。当然，也不能放到别人家里。他觉得，如果把这车扔到稻田里，谁也不能说什么。想到此，三哥加快脚步，不到十分钟，他就来到稻田边。这个季节正值立秋，稻苗长得正旺，稻田里尚有浅水，许多小鱼在水中穿梭游荡。偶尔也有青蛙跳出来，吓人一跳。三哥没有把摩托车扔进稻田深处，只扔在田埂边上两三米的地方。他这样做，不是想让摩托车丢失，而是要恶心人，出一口心里的恶气，使自己平衡。一切都弄完，三哥掏出一支烟，用打火机打着，深深地吸了几口，此刻，他感到这立秋的天气真的太爽了。他没有马上回家的想法，就在村子四周无目的地闲逛。

第二天一早，开摩托车的小伙子发现摩托车没了。先是满街转圈找，见没有什么踪迹，他就到我家找我父亲报案，想让我父亲用广播喇叭给喊几声，让全村人都动员起来帮助找车。我父亲说：“那样不行，动静太大，还是报案吧。”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详细地分析一下，说摩托车全乡也没几辆，当地人偷了太扎眼，很容易被抓。估计就在什么地方给藏了起来。于是，就有重点地进行排查。结果，大约九点多钟，一个种水稻的妇女就来报案，说她的稻田里有辆摩托车。警察一听，乐了，说这肯定是人为的恶搞。那人绝对不是想偷，更不是想卖钱。警察到现场看了以后，发现田埂很是硬实，没有被踩凹也没被踩坏，断定这偷摩托车的人熟悉田埂小道也有把子力气。听警察这么一分析，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三哥。于是，警察和我父亲一行人就去三哥家。哪想，这时的三哥已经犯病，他满嘴说胡话。见状，我父亲对老三媳妇说：“你抓紧凑俩钱，过会儿村里派手扶拖拉机把老三送医院。”

在我的记忆里，三哥的病时好时坏。后来，我离开老家到城里上班，就很少见到三哥。假日回家，父母偶尔跟我说到三哥，说那孩子不犯病时是个特别好的人。

十几年前，村里被规划成绿化隔离地区，全部搬迁到五六里外的居民小区。村里人不种地了，大多数人觉得轻松不少。可三哥就抓瞎了，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他买了一辆三轮车，背一把板斧，每天到小区四周的树林沟渠去寻找树墩和朽木。渐渐地，他在楼下把木柴堆成两垛小山，有街坊开玩笑说：“人家到奥运村看鸟巢还得花钱买门票，咱小区不要，三哥自己就会造鸟巢。”起初，小区的物业人员是制止三哥在楼下堆放木柴的，一是不雅观，二是怕引起火灾。可制止两三次后，三哥就又犯病了。三哥一犯病，就挨家串门，不管白天还是深夜，坐下来就不走，直到说得嗓子冒青烟。后来，物业人员也就不管了，但要求三哥必须把木柴码放整齐，三哥答应了。不久，附近的几家农家乐饭馆，诸如铁锅炖鱼、柴锅炖大鹅的土菜，都需要用上好的木柴，正苦于买不到，刚好看到三哥楼下有，就花钱包下来。不过，三哥有个怪脾气，他从来不把木柴直接送到农家乐，而非要农家乐的人到楼下来拉。三哥说：“我送是单纯为卖钱，而你到我家楼下买，体现的是我的人生价值。”这样的话，不是三哥能说出来的，是我按照他的心思揣摩出来的。

或许，在别人眼里，三哥无非就是一个农民，一个只会种田、劈树墩且精神有些不正常的人，可在我心里，一直把他视为可以和愚公、鲁班以及堂吉诃德相媲美的平民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