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孟小书

我是一个好人——侯赛因

在巴黎马黑区的国际艺术中心宿舍楼对面，是塞纳河的右岸，阳光总是把河面照得波光粼粼。河水潺潺流动，以均匀平稳的速度穿过蜿蜒曲折的河道，流向英吉利海峡。时值五月的巴黎，白天变得格外漫长，早上4:30，太阳就已露出锋芒，直到晚上10:30才渐渐落去。傍晚4:00，塞纳河河边会逐渐坐满青春洋溢的年轻人，他们三四成群，兴致盎然地聊天、唱歌、喝酒、谈恋爱。他们的脸上闪着亮光，那光是一种蓬勃的、有着旺盛生命力的象征。

纪录片导演赵亮，比我早来一个月，他带着我参观，向我介绍这里的“地形”。这座国际艺术家园区内有几座五层楼的老房子，沿街一排房子的窗外被枝叶茂盛的梧桐树遮挡着，若将脖子用力伸长，可以隐约看见被钢筋脚手架包裹严实的巴黎圣母院。从远处望去，要将它全部修复好，看似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圣母院顶上蹲坐的神兽依旧神圣、安静地坐在那里凝视远方。那里也并没有因为庞大的修复工程而发出重金属的嘈杂声。有时候远远地望着它，有些怀疑建筑工人们是否真的在进行修复工作，还是摆摆样子而已。巴黎和北京时间相差6个小时，抵达的第一个夜晚是最煎熬的。晚上8:00，晚霞正当灿烂之际，吃着晚餐，眼皮就已经沉沉地快要合上了，我迅速“晕”倒在床上，再次醒来时是午夜一点。夜空不知几时降临，金黄色的路灯光洒满街道两侧，除了偶尔往来的汽车发出声响，还可以听见楼下有人在聊天。我推开窗户向楼下望了望，有三顶帐篷依次在路边排开。有一顶帐篷也是明亮的橘色，这突然让我想起了前不久看到的那一则新闻，新闻的主人公名叫李树，他的那顶帐篷也正是这个颜色。另外两顶，一顶是藏蓝色，另一顶实在无法辨别，它看上去像是米色，上面还铺盖了一层毯子。

这一则新闻是这样的，题目是“人可以废到什么程度”，但看完整个故事后，发现这个题目显然与内容不符。故事提要的第一段是：“李树不想工作，也不想租房，在出租屋里躺了四年，耗尽所有积蓄后，他搬了出来，以一顶橙色帐篷为家，住在一个废弃停车场里……他自主选择了过一种贫困潦倒、流离失所但毫无压力的生活，以一种平静而认真的姿态过着这种被绝大部分人认为是废物的日子。”当时这个帖子给我的触动很大，虽然现在的社会似乎是被种种的“躺平”“大学生脱去长袍”“逃离大厂”这类看似颓废倦怠的热风席卷，但没有想到，有人竟为了“躺平”而真的让自己陷入这种在普通人看来的绝境中。我很好奇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把自己逼到如此的境地中。

我趴在窗户上，无所事事地发着呆。忽然，两位帐篷的主人出现在了我的视线内。其中一位戴着顶前进帽，看不清具体穿了什么，但感觉衣衫很体面。和另一位年轻小伙子互相挥手后，他们躺进各自的帐篷里。他们先是将帐篷的拉链拉开坐在里面，随后身体再躺进去，而不是屁股朝天地爬进帐篷里。无论怎么看，他们都不像美国布鲁克林街边的流浪汉那样窘迫和不堪，他们的动作行为甚至还有些绅士和优雅。躺进去之后，帐篷摇晃了几下，便再也不动，想必是已经睡下了。此刻是凌晨两点，我精神抖擞，目光炯炯地盯着下面的街道。时而呼啸而过的警车会吓我一跳，远处的河边被摇晃的树叶遮挡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见。

望着下面的三顶帐篷，李树的故事又浮现了出来。李树的背景来处已经非常清晰，仔细想想，李树不是完全走投无路，他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生活。他选择住帐篷是对现实的一种倦怠表现和反抗。或许他可以靠送外卖或是别的工作再次住进居民楼里，也或许可以住到山里、乡间——更接近自然的地方，而不是像现在，在一个垃圾场里。当然，这也是我夜里失眠、精神异常亢奋的胡思乱想。那么下面的三顶帐篷里，住着的又是什么人呢？他们说着一种遥远而神秘的语言，我开始好奇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每次我和赵导出门都会特意经过他们的帐篷。然而，在没有摸清他们的作息之前，想要遇见他们就太不容易了。三天后，我的时差相对调整了过来。第一次在上午10:00，醒来后我立即趴到窗户上看了看他们，三顶帐篷依然没什么动静。我不确定他们是没有起床，还是已经早早出去了。赵导冲了一壶咖啡，又带了几个糖块和几块饼干，还极为细心地准备了一次性纸杯，说：“走，下楼碰碰运气。”我有点犹豫，语言不通，况且即便能用英语交流，见了他们要说什么？没想到赵导胸有成竹地说：“没事，那三顶帐篷里，其中有一个是我朋友。”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带着所有东西，立刻奔下楼去。

上午10:30，街上的行人不多，偶尔走过的路人也不会多看他们一眼。

赵导说：“巴黎住帐篷的人比比皆是，你看这条走廊，晚上一排排睡满了人。”他指着艺术园区门口那长长的走廊。走廊一侧是艺术画廊，晚上，流浪汉们就齐刷刷地躺在画廊前的落地玻璃窗前。

“警察不管吗？”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警察来驱赶，但明年巴黎奥运会，那时就不知道了。”

“那你的朋友是哪一位？”

“蓝色帐篷里面的。”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刚来的时候晚上没事，他们正好在这里聊天，我就跟他们待了一会儿。这小伙子挺有趣的。我在这里还遇到过一个突尼斯小伙，他给我了一颗椰枣，简直太好吃了。但在那晚之后，就没再见过他了。他们都来无影去无踪的，很神秘。”

我们在他们的帐篷周围徘徊了一会，帐篷依然纹丝不动。我有点不知所措，想再继续等待一会。赵导突然冲着那顶蓝色帐篷，用英语说：“穆罕默德！早上好！”帐篷突然摇晃了一下，蓝色帐篷的主人果然在里面。不一会，帐篷的拉锁被从里面拉开了，那人从帐篷里面探出头来，表情有点紧张，我们赶紧坐下来，希望没有惊吓到他。耀眼的太阳晃得他有点睁不开眼睛。我对他说“早上好”，并示意他“这里有咖啡”。他一下就放松下来，并露出一个欣喜的表情。我又指了指旁边橘色的帐篷，他给我比了一个睡觉的姿势。显然，对他们来说，10:30还是清晨。他指了指赵导手里面的糖，又比了一个“1”——他想往咖啡里加一块糖。之后，赵导便把咖啡留给了他们，又示意他，我们晚上会过来取咖啡壶。我用英语问他从哪里来的，他用他的本国语言说：“阿尔及利亚。”我从音译上基本可以辨别，但也不是十分确定。我又问他是否说阿拉伯语，他显然不懂我在说什么，摇了摇头。我用手机输入一个单词——“阿拉伯语”，他立刻点头。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由于语言问题，我完全不能与他做任何交流，想要了解他们的故事，看来必须要请一位懂阿拉伯语和英语的翻译。

我问赵导：“那天晚上你们是怎么交流的？”

赵导说：“那个突尼斯小伙子会说点英语，但总体上就是我说我的，他说他的，倒也挺开心。”

“那是因为你们都喝醉了。”

“他们都是穆斯林，滴酒不沾。”

国际艺术园区里居住着各国艺术家，很多艺术家都会说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这天傍晚，赵导终于在园区里找到了一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青年艺术家。我们约在了河边。她叫萨尔曼（化名）。萨尔曼有着一头蓬乱的长发，她家共有5个兄弟姐妹，但只有她的头发是这样的。按照她的说法，她的爸爸一定有着某些黑人血统。萨尔曼性格很开朗，并没有因为沙特贫困压抑的生活变得内向。我们坐在河边开始聊天，介绍着自己，讲述各自的故事。那些关于阿拉伯遥远的奇闻趣事让我们听得入迷。手里握着的啤酒喝得很慢，好像一晚上也喝不完。萨尔曼语言天赋很好，除了阿拉伯语外，英语和法语讲得都很好。太阳慢慢落下，河面上依旧残留着夕阳的倒影。岸边依旧热闹非凡，不到午夜，他们是不会散去的。偶尔漂来的游轮，伴随着音乐，也伴随着欢呼声。还有几对穿着晚礼服的男女相对而坐，在游轮的玻璃棚下聊天碰杯。

我看了下时间说：“已经8:00了，我们差不多可以过去了。”

赵导说：“8:00他们还没回来，估计要等到10:30或11:00太阳彻底落下才行。”

萨尔曼来这里已经快两个月了，晚上她经常会遇到他们。她也说：“没错，差不多要11:00左右他们才会陆续回来，走廊下的人也会逐渐多起来。其实，我也很好奇他们的来历。”我们坐在河边，一人又开了一听啤酒。

终于等到11:00了，由于在地上坐的时间过长，我们起身时都有点费劲。在往回走的路上，我问萨尔曼：“你准备怎么说你的开场白？”萨尔曼笑了一下，她那口洁白的牙齿在夜里格外耀眼：“我以前拍过一部纪录片，以跟踪式采访拍过一家人的起居饮食，我很擅长‘开场’。”

走廊台阶上坐着三个男人，我认出了其中一个戴着前进帽的男人，没错，他就是橘色帐篷的主人。萨尔曼一边说着阿拉伯语一边笑着迎面走了过去。三个男人很友好，见到我们主动握手，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开场，开场白自然而然，彼此都没有任何的戒备和警惕。

“瞧，那天晚上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赵导说。

戴前进帽的男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奥兰，今年54岁，曾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离婚后他变卖了所有家当，换了4000欧元，买了一张偷渡到西班牙的船票，路程280公里，15个人一艘快艇，3个小时就能到。登陆西班牙后再乘坐TGV火车来到巴黎，他的哥哥和两个远方亲戚都已经拿到了法国身份，在这里已经生活了40年了。而他来巴黎也有8年时间，“身份”的事情却一直遥遥无期。前三年他也正儿八经地在楼房里住过，但租金太贵，他无法负担一个月700欧元的房租。三年后，他终于决定退租，住在帐篷里，这一住就是五年。他在阿尔及利亚读过大学，学的是建筑工程，他曾在奥兰有一份很好的建筑行业的工作，他说离婚是一个契机，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当时的他对巴黎充满了种种幻想，或者说欧洲对阿尔及利亚人来说就是天堂，而天堂的中心就是法国，就是巴黎，每一个在阿尔及利亚的人都有一个巴黎梦。他说，离婚就是让这个梦想实现的契机。他毅然决然变卖家当后，用4000欧元买了一张船票。他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了，他和前妻、女儿的关系依然很好，每隔15天他们会通一次电话。当然，他没有告诉女儿关于这里的一切，前妻和女儿认为他在巴黎过着天堂一般的日子。讲到这里，他的表情突然沉重了下来，说，我已经有三年没有给女儿寄过钱了，疫情期间找工作太难了。即使是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但整个社会经济都很萧条，仍然很难找到工作。他停顿了一下，又耸了耸肩说，至少我的女儿在阿尔及利亚的生活也还不错。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向住在巴黎的亲戚求助呢？他说，我想自己住，我要自己工作养活自己。我现在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在疫情之前，他每周可以工作5天，大多是酒吧、咖啡馆、餐厅的装修工作。他说：“我们有一个群，里面全是介绍做装修工作的，群里面的工人大多来自摩洛哥、突尼斯，也有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但雇主喜欢找像我们一样没有工作许可的人，因为工资会比较便宜。”他是个全能的人，什么都会做，修水管、安窗户、粉刷墙壁、接电线等等，一天工作八小时，可以赚一百欧元。在巴黎，在没有拿到“身份”之前，想要得到工作许可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甚至很多艺术家和高级技术人员也无法得到，更不要说一个居无定所没有“身份”的流浪者了。他之前一直想方设法想要得到这张纸（工作许可），但8年了，他还是没有拿到，他现在已经不在乎这张纸了。这个星期他只工作了两天。他挥了挥手里一直攥着的电话，说：“我一直在等工作电话。”但此刻，他手机已经没电了。

这时候，穆罕默德骑车回来了。他租了一辆共享单车。在巴黎，共享单车很贵，折合成人民币是每分钟24块钱。他向我们挥手打招呼，把车归还到停车点后，自动加入了我们。起初，他不知道我们在聊些什么，后来听了我们的对话后，他才恍然大悟。穆罕默德说，他们在这个街边一起住了快两年了，但他们对彼此的事情一无所知。

我又问他是否想重返家乡时，戴前进帽的男人想了很久。他说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他在巴黎生活了8年，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生活。即使回到家乡，日子可能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一切也要重新开始。假如有一天攒够了回家的机票钱，他或许会回去的。但从他的穿着和状态上来看，却怎么也不像正在攒钱或是十分缺钱的样子。他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耐克运动鞋。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看到他有两身完全不同的衣服了，每一件都十分得体。今晚，他戴一顶藏蓝色格子的前进帽，穿一件棕色夹克衫和一条灰色的运动裤。他的身上也没有任何味道，当他说起话来，准备看我们手机上的翻译词汇时，还认真地戴起了老花镜。他解释道，他这双运动鞋是今天刚刚买的，花了150欧元。他喜欢穿干净的衣服，想过得舒服一些。我们都大为惊叹，萨尔曼悄悄对我说：“我都舍不得买这么贵的鞋子。”

他平均每天会花50欧元，除去购买食物的基本费用外，他还要买香烟。说到这里穆罕默德大笑起来，他说，香烟真的是太浪费钱了。

前进帽男人突然说：“有时候，我真的恨透了这里，就像地狱一样。即便法国给了我所有的东西，给了我身份和工作许可，我还是会恨它。女儿长大后，我绝对不会允许她来到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欧洲、美国都一样，只有待在阿尔及利亚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要相信那些巴黎梦，一切都是虚无的幻想。巴黎对我来说就像是魔鬼一样的城市，但怎么办呢？我已经习惯了这里，这太可怕了。我不在乎别人对这座城市的看法，只是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穆罕默德说：“那你不应该再喝啤酒了。这样下去会让你的情况更糟。你也不会再见到真主了。”前进帽男人耸了耸肩，说：“是这座城市让我变成这样的。我没法选择。我爱它，但我也恨它。”穆罕默德并不赞同他的说法，他说：“只有你可以改变你自己，所有的选择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前进帽男人在疫情期间有过一个女朋友，他们是在一个联谊场合认识的。他们经常混迹于那里，都是一些流离失所的人。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流浪街头的法国女孩，相处一年后，那个女孩突然消失了，彻底没了联系。他想，她可能是遇到了一些麻烦。疫情时期是他们最艰难的几年，有时候一连几个月都找不到工作，分文没有，他只好去街上当小偷。那时候警察局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但每次只关他两天就放他出来了，因为他也只是偷一些数目较小的财物。那时，他的女朋友也会在街上偷一些东西，她突然失去联系可能和这个也有关系。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交过女朋友了。

与他的谈话即将结束时，我突然想到还没有问他的名字，他用阿拉伯语对萨尔曼讲，他叫Husayn。我用中文说：“侯赛因！”他很惊喜，继续用阿拉伯语说：“你知道我的名字？在中文里，侯赛因是什么意思？在阿拉伯语里是‘好人’的意思。”我说：“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我只知道萨达姆·侯赛因。”他恍然大悟，笑得前仰后合，他说：“没错，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的名字。”之后我才知道，“侯赛因”在阿拉伯国家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侯赛因一直说：“我是一个好人。”

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不是吗？——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同样也来自阿尔及利亚，他总是戴着一顶墨绿色的渔夫帽，把帽檐压得很低，低到可以遮盖住他的眼睛。他今年26岁，他说再过三天就是他27岁生日。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研究生临毕业的前四个月，他的几个朋友告诉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免费去巴黎，问他是否想来。他觉得这是一个指引——让他到外面看看世界。整个计划他没有告诉父亲——父亲肯定不会同意他的选择，所以当时他只告诉了母亲。穆罕默德相信这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他先从阿尔及利亚坐了16个小时的船来到伊维萨岛，在岛上又等了两天的船，之后坐船抵达西班牙阿里坎特。他在西班牙待了6个月，之后又搭乘火车来到巴黎。谁想到来了巴黎却是这样的境遇。他到巴黎已经两年了，目前和侯赛因的境况差不多，做一些和建筑相关的工作。

穆罕默德有一张精致的面孔，虽然半张脸被浓密的胡须遮挡住，但还是可以看出来他的面部轮廓。他喜欢表演，在高中时期演过很多舞台剧，甚至还小有名气。他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而当演员也是他的人生理想。这时候，几辆警车呼啸而过。事实上，这条街时不时就会有警车经过，警笛的声音大得似乎要让全城的人都听见。穆罕默德说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外面越吵他睡得越香。他在阿尔及利亚时曾经住在一家工厂附近，钢筋水泥的嘈杂声比现在严重多了，所以他很习惯。我说，冬天你们如何度过？穆罕默德说，冬天不算什么，随便裹一张毯子就行了。侯赛因也说，这些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穆罕默德突然又说他妈妈现在正在办来巴黎的签证，但什么时候能办下来就不知道了。我说，你妈妈知道你现在是这种情况吗？他摇摇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妈妈才46岁，但她看上去已经非常老了，她活得很辛苦，我不想再给她添麻烦。我问他是否想回家，他又摇了摇头。坐在旁边的另一个摩洛哥小伙子突然说，在这流浪也好过在阿尔及利亚生活。穆罕默德终于笑了，这是他今晚第一次笑，“我相信我会变得很有钱的，等我有钱了，我会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会帮他们建造一个天堂。但现在，我必须要接受现实，每个人都要接受现实。”他又对赵导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当像你一样的人？”赵导说：“你要大胆地去尝试，如果你喜欢做演员，你可以在这里表演，用你的手机录下来发到网上。”穆罕默德双手在空中比画了一下，说：“我会功夫！我可以当你功夫电影里的演员吗？”

事实上，像穆罕默德一样的例子不仅在阿尔及利亚，甚至在撒哈拉以南的国家也是不计其数的——几个年轻小伙子背着家里商量好，要不惜一切代价偷跑到意大利或是法国，期待可以在欧洲大陆重启人生。电影《我是船长》讲述的故事正是如此，两个塞内加尔的孩子背着家里，先是跑到利比亚，再穿越撒哈拉来到地中海。16岁的男孩为了省去昂贵的偷渡船船票，不得不当起了船长。那一艘超载的船上，有儿童，也有即将临盆的孕妇。两个男孩在经历万般苦难后终于抵达了欧洲大陆。在纪录片《××》中，来自喀麦隆的两个年轻人（分别为16岁和24岁），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进入欧洲，巴黎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他们的危险旅程始于2010年的一个早晨，这天早上，他们高兴地拥抱在一起，为了未来，为了梦想。但之后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两千公里的路程，先是要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然后坐渔船穿越地中海。想着即将离开喀麦隆、离开家乡，他们既激动又骄傲，同时也有复杂的悲伤情绪掺杂着。他们每人要付500美元的路费，这是喀麦隆人月工资的五倍。他们在经过三年缓慢前行后，最终在穆尔祖克（利比亚南部城市）当起了泥瓦匠，来赚取继续前往欧洲的路费。24岁的小伙子叫伊莱，想在法国成为运动员。采访中他说，必须要找到一种办法离开自己的国家。16岁男孩帕斯卡想在法国进入演艺界，法国让他痴迷，当他谈论巴黎时，他的眼睛里有星星。他在电视里看到巴黎的高大建筑和瑰丽的香榭丽舍大街，路上的行人是自由的，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那里有工作，有他想要的一切。据摆渡人透露，这些穿越边境的人风险重重，即便能顺利徒步穿越撒哈拉，能通过渔船越过地中海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就在2013年10月，有三艘船遇到海难，其中一艘船载有500人。两年内（2012年—2013年），有3600名非法移民死在海上。

另一对正在结伴逃离的男人在阿富汗，在那里他们不可能拿到欧洲签证，只有采取偷渡这样的非法手段才能越过边境，再从希腊进入欧洲。这两个阿富汗男人在决定离开喀布尔前去了一趟理发店，之后他们坐在山坡上，眺望着这座城镇。一个男人说，巴黎有着干净的街道，一尘不染，看这里，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另一个男人说，是的，我不会再回来了。他们需要付7000美元的路费给摆渡人，但经过一番还价后，摆渡人决定给他们打个折扣，每个人还需要付6500美元，但即使这样，对他们来说也依旧是天价。在喀布尔，他们的人均工资是100美元一个月。摆渡人还说，即便偷渡失败，他们也不会退费的。他们租了一辆小巴，一辆巴士搭乘30个人。他们将穿越7000公里，从巴基斯坦到伊朗、土耳其，最后抵达希腊。他们从巴基斯坦边境来到伊朗，搭乘火车到伊朗的班达阿巴斯，徒步穿越伊朗山脉，穿越3000公里的马克兰沙漠，再跋涉2000公里来到乌尔米亚，来到土耳其边境。这一支队伍共有160人。而在山里徒步时，最高气温可达47℃。

这一对喀麦隆男孩和阿富汗男人最终都顺利抵达了欧洲大陆，但由于没有合法的居留和工作手续，他们历经了险峻的路程，最终也只能流浪街头。但无论是穆罕默德、侯赛因，还是这些最终抵达欧洲大陆的人，他们都是幸运的。

由于兰佩杜萨岛非常靠近非洲北部沿岸，意大利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移民者（厄立特里亚、索马里、苏丹等国）踏上欧洲大陆的首选之地，他们途经利比亚，正如电影中两个男孩的路径。然而，自2015年叙利亚危机之后，希腊又成为了欧洲的焦点。当艾兰·库尔迪——一名年仅3岁的叙利亚男孩的尸体被海浪冲到土耳其度假胜地博德鲁姆的沙滩时，这件事瞬间成为了全球各大媒体的焦点。艾兰全家乘坐一艘严重超载的橡胶皮艇，从叙利亚前往希腊，在途中遭遇海难。之后据叙利亚电台报道，艾兰一家为船上的四个位置花费了近6000美金，几近全部家当。这名身穿红色上衣、蓝色裤子的男孩趴在海滩上的照片瞬时引发了国际愤慨。同时，此事件所造成的震荡，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引领下转向对难民的接纳。根据国际难民署及国际移民组织统计，2015年有超过3700名移民死于地中海，2016年这个数字为4090。截至2021年1月，死亡或失踪人口累计超过40000人。

显然，法国街头流浪者与美国、加拿大的情况截然不同。我曾在加拿大上学，可以清楚地看到，流浪者大多为白人或黑人。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他们选择迁徙的国家也自然不同。法国街头流浪者大多来自中东或撒哈拉以南地区，而北美地区的迁徙者大多来自墨西哥、印度以及亚洲部分国家（据《世界移民报告2022年》所显示：2020年，排名前二十的“国家间国际移民走廊”中，墨西哥至美国的移民走廊为首要移民走廊，印度至美国的移民走廊居第六位）。那晚和穆罕默德、侯赛因交流后，我发现离马黑区不远的街区，也有相当一部分露宿街头的人。

难民或是移民选择逃亡去不同的国家，原因复杂多样，涉及到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多个因素。在地理位置上，法国与非洲、中东更为接近，正如穆罕默德所说，他从北非阿尔及利亚一直北上伊维萨岛，接着坐船直接抵达西班牙。而如马里、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等西非国家的移民，路途则更为险峻，他们首先要徒步或是坐车穿越西撒哈拉沙漠抵达利比亚的黎波里港湾，再坐30个小时左右的船北上，直达西西里岛，最后登陆意大利境内。在这一旅途中，陷阱重重，穿越撒哈拉沙漠是第一大难关，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体力透支或是严重缺水而命丧于此，活下来的人还将面临基地武装组织的抢劫和绑架。剩下可幸运逃离此地的人，接下来面临的挑战则是在船上的30个小时该如何度过，因为海难、严重超载而导致的悲剧经常发生。

另一方面，法国曾是一些非洲国家的殖民者，从文化和语言上，法国也是诸多非洲国家和中东国家移民的首选国度。欧洲内部国际间的边境相对开放，移动更为自由，甚至一些移民可能计划在欧洲内部移动，就会选择从土耳其或是西班牙入境，之后再前往法国或是其他欧洲国家，正如文中后面所提到的来自格鲁吉亚的男人乔治亚，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流窜于法国和德国。

穆罕默德和侯赛因，以及这些夜晚走廊下熟睡的迁徙的人们，每个人的背后也都藏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穆罕默德的生日晚宴

三天后是穆罕默德的生日，我、赵导和萨尔曼准备晚上为他庆祝一下。我们走了很远才找到一家蛋糕店，挑选了一个巧克力慕斯蛋糕。但这家店不提供一次性的刀叉纸盘和生日蜡烛，和售货员说了好一阵，她才偷偷塞给我们五个叉子。他们露宿街头，没有任何餐具，我们必须把东西准备齐全，于是我们去了超市。超市货架上只有那种搭配烛台使用的八支一大包的白色蜡烛，又或是放进精油灯里的小圆蜡烛。找了半天，我们才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生日数字的蜡烛，可又不确定他是过26岁还是27岁生日，想来想去，买了一个数字“1”的蜡烛。数字“1”，希望他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晚上8:30，穆罕默德和侯赛因都还没回来，只有一个格鲁吉亚男人坐在走廊边。赵导认识他，之前和他聊过几次天，他的英语相对好一些，人也显得非常平和。我们坐了下来，告诉他晚上是穆罕默德的生日，希望他可以一起参加。这个格鲁吉亚男人叫乔治亚，他曾经在这里住过几年，但现在搬走了，住到了另一个街区，坐地铁需要40分钟才能回到这儿。他不工作的时候还是会经常回这里，他喜欢在这里闲逛。乔治亚说，他可以等他们回来，晚一点再回去也没关系。

乔治亚的情况与穆罕默德、侯赛因的状况几乎相同，也是偷渡到这里后开始流浪街头的。25岁时，他先去了俄罗斯，在莫斯科开过一间水烟吧，他说那时候他的确挣了不少钱。他会说很流利的俄语，当时还在莫斯科找了一间录音棚，录过很多Rap。他用屏幕已经碎了一半的手机在网上给我们找了两首他曾经的音乐作品。他把音量调到了最大，在劣质的音效下勉强可以听见。他在演唱时的嗓音和说话时的完全不同，他说他说唱的时候会变音，因为他觉得自己平时的嗓音很平庸。说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问他，为什么会把经营得那么好的水烟吧关掉来这里，他说，因为当时卷入了俄罗斯黑手党的一些事情，不得不离开莫斯科。至于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他不愿意再说下去了。赵导突然说：“我记得你之前说，你在俄罗斯是为了逃兵役才来这的，还是我理解错了？”乔治亚有点尴尬，说：“真抱歉，我之前和你不熟，所以随便编了一个故事。但是，现在我们是朋友了，我可以把真实的故事告诉你。”他继续说：“后来我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去了德国。在进入德国边境时，他们扣了我的护照，给了我21天难民居留许可。但到了德国，我就没再离开，过了半年我就来巴黎了。我曾经去德国入境处找过我的护照，但他们说找不到，估计是弄丢了。”他翻着自己的小包，拿出了一个已经烂得稀软的护照，说：“你看，这是我的旧护照，我一直把它放在身上。”我打开看了看，这本护照很薄，仅剩的几页上盖满了出入境印章。照片和他本人看不出什么相似之处，如果仔细看，可能眼睛还有几分相近。他说这是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了，所以要一直放在身上。护照上的照片应该是他年轻时的样子，又或许那根本不是他的护照，谁知道呢。我问他现在靠什么生活，他很骄傲地说：“我现在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粉刷匠。应该是全巴黎最好的。”说话时，他神采奕奕，整个脸上都泛着光。但是，他还是准备离开巴黎，他说巴黎生活成本太高，实在承受不住了。他会去西班牙，那里的物价会便宜很多。

这时，一群艺术家朋友从园区内向我们走来，和我们热情地拥抱、握手。他们来自伊朗和斯里兰卡。他们也很热情地和乔治亚握手，并相互做自我介绍，与他们在一起交谈时，完全看不出乔治亚是一个露宿街头的流浪者。此刻已经9:30，天还是很亮，像是北京下午6:00的傍晚。穆罕默德和侯赛因他们通常到10:00左右天黑了才会回来。我们随着几位艺术家朋友回了园区，他们要商量一下关于在园区内举办一场小型电影放映会的相关事宜。我们告诉乔治亚，希望他可以等我们一下，等到10:30一起给穆罕默德开生日party。他说没问题，他会一直在这里等我们。

10:30，天色逐渐暗淡下来，当我们回到走廊时，穆罕默德和侯赛因已经回来了。我问他们乔治亚去哪儿了，他们说没有看见他，可能是已经走了。很遗憾，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乔治亚。我们在园区内找到了一块艺术家废弃的硬纸板，带到了走廊里，铺在地砖上。夜间，走廊就是这些街头流浪者的营地，他们并排睡在这里，有些人有固定“床位”，但有些人则是随机而来。此刻过来借宿的人还并不多，我们把东西摆放在硬纸板上，围坐在一起。夜幕彻底落下后，一个摩洛哥女孩回来了，我们招呼她过来一起吃蛋糕。她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心中像是埋藏着巨大的苦难。她不喜欢和别人交流，平时也不会像他们一样找工作。她有一个看似是婴儿床大小的床垫，她总是侧卧在那里，偶尔会看看小说。她最终还是坐了过来，先是要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才从脸上挤出一丝难得的笑容。

我打开蛋糕盒子，当把数字“1”的蜡烛插在蛋糕上时，穆罕默德笑得一头栽进了侯赛因的怀里。萨尔曼用阿拉伯语向他解释了“1”的意思，希望他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他还是觉得很搞笑，一直笑个不停。我点上了蜡烛，他们一起用阿拉伯语为他唱生日歌，这是一首我从没有听过的歌。穆罕默德和侯赛因跳起了舞，摩洛哥女孩也拍着手，微笑地看着他们。之后，我们又用英语唱了起来，相比较起来，传统的生日歌听起来就傻乎乎的，还俗气。穆罕默德吹灭了蜡烛，他数了很久才把我们有几个人数清楚，最后还是萨尔曼告诉他应该如何切分蛋糕。我们每人手里托着一块餐巾纸，把蛋糕放到纸巾里。穆罕默德一边往嘴里塞着蛋糕一边说：“来这里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赵导从楼上下来时，还带了一瓶红葡萄酒，他说party没有酒多没意思，但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喝。侯赛因说他不喜欢红葡萄酒，穆罕默德又滴酒不沾，萨尔曼说她昨天晚上喝了太多，今晚实在不想再喝酒了。我问摩洛哥女孩要不要来一点，她没有回答我，只突然皱着眉头，一副十分认真的表情，用阿拉伯语对我说了一句什么。萨尔曼立刻给我翻译：“她问，你们相信美国人登上了月球吗？”话题的突然转变，让我们都有点措手不及。这时另一个摩洛哥小伙子也回来了，我们招呼他过来一起坐，向他解释了今晚的party主题，又分给他一块蛋糕。他问我们在聊什么，穆罕默德说：“正要解释这位摩洛哥女士的问题——美国人是否登上了月球。”没想到摩洛哥小伙子笑着说：“这根本不可能，我不相信媒体上的任何言论，他们都是为了挣钱的。”赵导说：“我相信美国人真的登上了月球。”摩洛哥小伙子又说：“但是我看到视频里，美国国旗是飘浮在那里的，难道月球上有风吗？”老赵说：“当然没有风，那国旗是被装在了一个支架上面。”摩洛哥小伙子还是不信，但他已经不再做任何争辩了。穆罕默德突然转移了话题：“你们说，人类所有的情绪和感知，到底是由‘大脑’来控制的还是由‘心’来控制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似乎没什么可讨论的，答案肯定是“大脑”，人类所有的感知都是通过大脑来实现的。但在这个摩洛哥小伙子和穆罕默德看来，我们一切的感知都是通过“心”来传递和控制的，这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起初我们还从科学的角度为他解释大脑与人体的关系，可后来我们发现，宗教带给他们的知识和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别的理论和思想，就像他们现在的生活境遇一样，即便流浪在巴黎街头，在这个酒吧无处不在、被赋予浓重浪漫主义色彩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他们依然滴酒不沾，严格遵循着内心的执着与坚持。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宗教的“力量”。

此刻已经是夜里一点半，那些流离失所的人逐渐占满了走廊，他们大多是睡在睡袋里，或者直接睡在地上，再搭一张毯子。这时，一个体形高大的白人扛着一张单人床床垫过来了，他找了一个离我们不远的空位，把床垫放下，坐在了上面，又把身上的橘色旅行包取下，翻出一张毯子，把旅行包放在头下面当枕头。这个男人有着花白的头发，穿着极为体面，他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后终于躺下了。他举手投足如一位老绅士般优雅，旁人绝看不出他是一个流浪街头的人，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沦落于此。暖黄色的廊灯照在这排已经熟睡中的人们身上，突然，一声怒吼打破了这片沉静的祥和。一个穿着已经脏到无法辨别颜色的衣服的男人突然大发雷霆，他用一种我们听不懂的语言近乎嘶吼地骂着刚刚躺下的老绅士。他的肢体语言无比夸张，疯疯癫癫地从我们面前走过。他愤怒地一边向前走，一边回头辱骂他。我们有些紧张，怕他做出什么过激行为，他的面相也极为恐怖，光秃秃的头皮下面是一张皮肤褶皱且黑漆漆的脸，嘴巴里露出所剩不多的几颗牙齿。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侯赛因笑着看热闹地说：“因为刚来的这个人是俄罗斯人。”穆罕默德又更正道：“不不，不是因为这个，这人脑袋有点问题，他总是这样骂骂咧咧的，不用管他。”然而从始至终，那位老绅士就这样侧躺着，眼神极为淡定地看着那个发疯的人走远，最后闭上了眼睛。有些不熟悉这里的人也随之惊醒，可他们也没有丝毫反应，显然他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把杯子里面的酒和果汁喝完后，准备收拾东西离开。穆罕默德收拾了所有的杯子和刀（餐刀是我们从房间里带来的），当我们准备带走所有垃圾时，侯赛因坚持地说垃圾应由他去扔。穆罕默德居然跑到马路尽头的饮水池前，为我们清洗了杯子和餐刀。我们离开时，他再一次向我们表示了感谢。

穆罕默德和侯赛因的身份很难定义。是难民，还是移民，这之间的区别和准确定义是随着1951年《日内瓦公约》的签署才逐渐明确。《日内瓦公约》将难民定义为“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而留在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移民与难民的本质在于迁徙的被迫与否，与工作、深造或家庭团聚有关的迁徙被视为自愿。

而对他们来说，随着阿尔及利亚失业率的上升，因经济原因的迁徙也很难定义他们的移民属性了。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对难民的法律定义指出：因气候问题，遭受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并不被视为难民。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说法，他们属于自愿性移民。然而，近一个世纪过去，因气候问题产生的灾难骤增，尽管目前国际法律尚未明确定义“气候难民”，但这一概念已经引起了全球关注。人们呼吁重新定义“难民”，以更全面地涵盖因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流亡的个体。今日全世界难民人数已超过五千万，未来因气候变化导致的移民人数会增加一倍。气候专家预测，从2050年到21世纪末，相关的移民人数将增至1.5亿至2亿。

自2015年起，欧洲难民危机引发了全球关注，成为一个涉及人道主义的社会、政治焦点问题。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入欧洲，逃离因战争、贫困、自然灾害而受到的危害。欧洲国家在面对难民危机时经历了共识和分歧：一方面有国家展现了人道主义的一面，为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庇护和支持；然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却因政治和社会压力而采取更为保守的立场。移动性的首要因素与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也有着极大关系，政治危机是8000万难民流离失所的源头。这些危机出自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如果一个地方过度开发另一个地方的资源，就会导致数百万人迁移到第三个地方。例如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正如那个阿尔及利亚的小伙子所说，“即使在这里睡帐篷，也好过再回到那里。”

…………

我最后一次见到穆罕默德是在我要离开法国的前一天，那天晚上，赵导、萨尔曼和另一个来自日本的艺术家朋友为我送行，我们约在了塞纳河边。晚上大约10:00，河边酒吧车里响起了音乐，萨尔曼似乎是喝醉了，她突然站了起来，开始跳舞。她的舞姿引来了一个怀里抱着一个娃娃的男人。他在我们边上唱起了歌。当时我们都很开心，并邀请他过来喝了一杯。他同我们一起坐在了地上，男人说阿拉伯语，我们猜到了他应该和侯赛因、穆罕默德有着相同的境遇。萨尔曼用阿拉伯语帮我们翻译，她说：“他来自突尼斯，来这里三年了。他怀里的娃娃叫拉瓦，是他最好的伙伴。”萨尔曼说话时，男人一直在唱歌，那歌声像是一种古老的民谣，又像是在诉说着什么。萨尔曼说，他唱的歌都是他自己写的，内容都是一些他对生命、人生的感悟。我很想知道他在唱些什么，但萨尔曼说很多歌词她也听不懂。正当男人唱到一半时，突然来了两个警察，警察问这个男人是否对我们造成了干扰，我们立即澄清：“完全没有，他是我们的朋友。”男人慢慢站了起来，警察似乎不相信我们说的，还是把他叫走了。他们把男人带到了旁边的树林中，像是在盘问什么。萨尔曼说：“我过去看看他。”但萨尔曼刚走过去，就被警察轰了回来。

自那起事件后，巴黎政府对街头流浪者的管理越来越严格，这或许也是因为2024年将举办巴黎奥运会的缘故。因为从赵导的法国制片人那里得知，在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巴黎政府将会对市容市貌这一块进行彻底清理，这当然也包括露宿街头的人。当我们再回头看向那片树林时，那两个警察和男人已经不见了，看来那个男人是被带走了。河边的年轻人逐渐散去，我们告别的时间也将到来。

回到艺术园区时，我们再次遇到了穆罕默德，他先是拥抱了我们每一个人，又说自己是来道别的，在这里等了一个晚上。他马上就要离开巴黎，准备去里昂了。巴黎消费太高，实在负担不起。他又说，遇到我们，是他在法国最幸运的事。

这篇文章，是我离开巴黎半年后完成的。赵导在上个月又回到了巴黎国际艺术园区，他说，穆罕默德应该已经离开了这片区域。但穆罕默德的社交媒体账号显示，他还在巴黎，因为他一直没有凑够前往里昂的车票钱。

……

（节选，全文见《湖南文学》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