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楼下的香烛店要开业了。

我躺在床上想象老板在店里忙碌的样子，他会从货车上搬下许多花圈和纸钱，把蜡烛、冥灯和佛像摆在货架上，仔细核对每一份账单，然后用肩上的白毛巾擦擦汗，满意地看着屋内的陈设。

一楼的底商就是101，因此香烛店除了与单元楼楼门并排的正门外，还有一个同楼内住户一样朝楼道开的门。房屋陈旧，楼道里的那扇门是旧式的双层门，里面一层是薄薄的木头门，现已被拆掉，外面是一层铁栅栏。这几天我每次上楼的时候都能透过101敞开的房门看见里面的墙壁，阳光下的纸钱映得墙壁金灿灿的，比我租住的302布满污迹和伤痕的灰墙好了不止一星半点儿。

客厅响起吹风机聒噪的声音，我知道姜可亭起床了。

一周前的早晨，姜可亭来到家门口，掏出钥匙开门时发现门被反锁，怎么也打不开，便开始狂风骤雨式地敲门。那时我还在睡梦中，恍惚间以为我爸追到这里。我小时候他歇斯底里踹我房门的记忆在脑海中频频闪现，脆弱的门锁轻易便被他破坏，锁芯像手雷一样弹到我床上，彼时上小学的我内心的恐惧达到极点。我问：“谁啊，大早上就敲门？”门外响起她的声音：“你是谁？赶紧滚出来！”我打开门，看见怒气冲冲的姜可亭。她穿一件浅蓝色的衬衫，白色短裤，天气炎热，橘红色的头发有几缕贴在脑门上，看起来在外面等很久了。我注意到她的眼神就像后院酸枣树的尖刺一样锋利。

“你好好给我讲，你为什么会在我家？”姜可亭一把揪住我，“你不说明白，我现在就报警！”

我说：“你早上没睡醒吗？明明是你大早上敲我家门，怎么这里就成你家了？”还没等我说完，姜可亭一把推开我，当着我的面用手里的钥匙把屋内所有的锁都开了一遍。

“现在你还说这是你家吗？我从小就住在这里！”姜可亭斩钉截铁地说。

我去卧室找出租房合同：“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上面签字的姜红霞是谁？”

“是我妈。”姜可亭说，“但她早就不住这儿了，这个房子是她留给我的！”

“我不管她有没有说过这个房子的归属，反正这个房子现在是我在住！”说完，我回到卧室，反锁房门。我的所有私人物品都在卧室，哪怕她在外面闹得天翻地覆，我也不怕。

奇怪的是，我再没听见什么动静，打开门，姜可亭已经走了。我锁好房门，上班去了。

下班到家时，我在楼下和香烛店的老板打招呼，他问我是不是招了个合租室友。我心里一惊，一口气跑上三楼，看见姜可亭正在指挥两人将一张单人床抬进客厅。我倚着门框说：“真不用这么费劲，你找你妈去，让她赔我违约金，我自己搬走就行。”姜可亭说：“我不想去找她，丢人！以后你睡卧室，我睡客厅，就这么办了。”她的语气不容置疑。

二

起床后，我照常掏出“心可舒”吞了下去。这药对我的病成效甚微，但我也不准备进一步医治。

我毕业回到锦川后就患上了心脏疼的毛病，每次发病都觉得心脏一瞬间收缩，那种痛感像是被蜜蜂蜇了一下，时间短却钻心，心脏像是一颗逐渐攥紧的拳头，一点儿一点儿萎缩下去。我瞥见写字台上的三页纸，那是昨晚写给春好的信。我坐下来，重新审查一遍。

六月的锦川热得出奇，我感觉全身都在以一种缓慢而煎熬的速度出汗，细密的汗珠像糖衣一样逐渐将我包裹，在这样一片闷热与潮湿中，我对春好的思念变得强烈。

上小学时，我是班上学习最差的一个，那时候最可怕的不是成绩倒数，而是一个懦弱的人成绩倒数。我学不懂数学，不会将复杂的分数通分简化，更别提解方程了。英语课上读单词，老师听了常常皱眉，他告诉我要先学好普通话再学英文，不然读单词都带着一股蹩脚味儿。我的注意力很难集中，经常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发呆，幻想自己变成檐下的燕子随着春天的细雨在整个城市的上空盘旋。所有老师都能敏锐地捕捉到我开小差的情况，随即在众目睽睽之下叫我去讲台下扎马步。当我面对众多同学半蹲下去，教室里都会响起难以抑制的笑声。

班里人都说我笨，我也觉得我笨。五年级时，我得知县城里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专收我这种孩子，我和我妈说，我想去那里。我妈说转校多麻烦，眼瞅着你就上初中了，到时候再说。如果我去了，春好就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个人了。

事实上，春好的脸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模糊，许多个月色如水的晚上我闭上眼睛努力回忆她的样子，但是那张脸像一块浸了水的纸巾，早就随着我越来越深入的人生不断变得透明，直至我再也记不清。

离花塔公园接待室老远，我就闻到老张头的旱烟味儿。老张头是我的同事，我们俩的工作就是给花塔公园看大门。我爸要是知道我离家之后干这工作，估计会气得抽我嘴巴子。但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说，在人生的这条江河中，我已经迷失了方向。过去我爸一直是我的舵手，对我的人生有最终决策权。一九九七年他退伍回原籍，被安排到县里某局给领导开车，作为老家村里唯一捧起铁饭碗的人，他被视为比村主任还厉害的大人物，奶奶因此对他这个儿子无比自豪。同样，在我们的小家里，他的声音也是最具分量的，这么多年，我几乎从未想过在他面前说出反对的话，我妈也是。

上个月，考研失败的我正式毕业，灰溜溜地回了锦川县。我爸表现出一种反常的兴奋，我知道他打心底不希望我继续学业，这样他就能继续安排我的人生。

原本我在大学附近找到一份私立中学教师的工作，春好在上个月的信里向我表达了由衷的祝贺，同时叫我不要放弃写小说。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我爸时，他只用一句话就把我噎了回去：“稳定吗？不稳定就滚回来。”

我爸对他自己有清晰的认知，他知道以自己的学历能有个稳定工作就是烧高香了，晋升无望后，他就把劲儿全用在我身上。每次喝醉了酒，他就要讲一次他给我做的宏伟规划。

他虽然时常处于醉酒状态，但也一定能够察觉到这些日子我对找个稳定工作这件事的消极态度。所以那天我在饭桌上说要搬出去住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现出十分惊讶，却有一种早有预见的失落。我说完之后，饭桌上陷入长久的沉默。

临走前，我郑重其事地将我爸给我报学习班的两万块钱放到茶几上，对我妈说：“你告诉我爸，让他拿着去找个有稳定工作的人给你俩做儿子吧。”

我坐在花塔公园的接待室里，饶有兴致地看着天上散漫的几朵云，桌上放着几本小说和一张从未写过字的访客登记表，表格的页边微微卷曲，上面还残留着上一次下雨留下的水痕。我再次摊开给春好的信，在信中我告诉她最近读完了《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某天我随手将书放在阳台的茶桌上，等我想起来却找不到了。我想大概是姜可亭拿去看了，她整天一副清闲的模样，读书正好可以打发时间。

视线下移，我发现信纸上多处印有“花塔公园管理处”的字样，一阵无奈之后，我将信团成一团，丢进纸篓。

我不想让春好知道我目前的这份工作，更不想让她知道我现在这副废人一般的状态。否则，从小学到现在，我岂不是一点儿进步都没有？

中午十二点是我和老张头换班的时间，他步伐轻快地走到接待室前面，敲了敲玻璃说：“走啊，一块儿吃一口去。”一里外有个小饭馆，老张头经常在换班时拉我去吃饭。我怀疑是以前他一个人上班过于孤独，见我来了才对我这样热情。

我们点了一道尖椒豆片肉和一道烧茄子，老板和老张头很熟，送了他二两散白酒。老张头今年五十六，却丝毫不见老态，讲起话来中气十足，这大概源于他三十多年教师生涯的历练。

闲聊之中我问：“大爷，你家几个孩子啊？”

老张头说：“当年赶上计划生育，就一个小子，和你一般大。”

我说：“那他现在在锦川工作吗？”

老张头说：“我倒是想让他回来，他一心留在上海创业。我也问这小子啥时回来，他说再等等。我还不知道他？他说这话就是以后都不回来了。”

说罢，老张头摆了摆手，端起酒盅，一仰脖子干了下去。我看见他眼睛有些发红，不知道是酒的度数太高，还是他思念儿子太重。

我打心眼里佩服他儿子，至少他真的敢离开锦川这个鬼地方，离开后还有处可去。而我却像个失去双腿的人，每向前走一步都要用尽全力。

手机来电话，我看见是我爸的号码，连忙挂掉。我离开家后，每天中午他都会给我打一个电话，我没有接过。我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和他谈工作也好，谈我的未来也好，多半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我都能想象到他又恼怒又有点儿悲伤的神态，双眼微眯，沉下肩膀重重地叹息一声，然后说一句：“这孩子成不了人了。”

从小到大，每当我做错事，或者被老师请家长，他都会在打完我后，一边将那条掉皮的腰带重新系回腰上，一边说：“这孩子成不了人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我爸嘴里的“成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即便是现在，我的智力已经和同龄人看不出明显差距，他还是会说这句话。直到我离开家那天才忽然明白过来，他口中的“成人”就是按照他的计划活着，偏离他的轨道，自然就是“成不了人”。

一想到这儿，心脏又传来一阵剧痛，它就像是一朵逆向生长的花，花瓣在逐渐闭合、收紧。

回去的路上，老张头似乎还沉浸在儿子不肯回家的忧伤中，这个话题是我挑起来的，看他这样我有点儿愧疚，想着换个新话题。

不远处的天女山一片碧绿，只是靠着花塔公园的山脚裸露着岩石，像一块缺角的翡翠。我从未走到花塔公园的最深处，便问老张头：“大爷，你看那块地方为啥没长树？”

老张头看都不看就说：“你不知道那儿是个大坑吗？”

我说：“我不是西山乡的人，之前没来过这儿。”

老张头说：“那个坑斜在山体的侧面，椭圆形，长七丈多，宽三丈。据说是当年天女山上的天女娘娘留下的脚印。现在花塔公园的这个位置，以前是天女娘娘庙。”

“庙怎么没了？”我问。

“被砸了。到我小时候，就剩一座配殿。”

“真可惜了。”我感叹。

“可惜啥，要是庙还在，花塔公园怎么动工？不动工怎么停工？不停工哪儿来的咱俩？”说到这儿，我俩一齐笑了。

三

上楼时，我看见两个穿灰色工作服的人正在往隔壁搬一架钢琴，看得出来这架钢琴有些年头了，键盘盖上布满划痕，琴键也有些发黄。隔壁住了一对母子，他们比我早搬过来两个月。小男孩儿和我打招呼说：“嘉树哥，刚才我在民族广场看见你女朋友了！”

男孩儿妈妈知道我和姜可亭的关系，赶忙制止说：“别胡说，你嘉树哥和可亭姐是室友。”

我笑着说：“别看孩子小，懂得可不少。”

他妈妈说：“现在孩子都早熟，都是看手机看的！这不，我给他买了架钢琴，让他有点儿事干，别没事就玩手机。”

我摸了摸孩子的脑袋说：“好好学吧，将来没准儿能成为艺术家呢。”

我第一次认识钢琴，是在五年级。那天下午，我又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取笑，大量目光齐刷刷汇聚到我身上，像一支支利箭射进我心里，眼泪一瞬间就逃出我向来很浅的眼眶。我低下头，用袖子遮住半张脸，迅速跑出教学楼。

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忽然记起堆放体育器材的仓库侧面有一条鲜有人去的小路，我迅速跑进去，三转两转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后院。

后院里长满杂草，像美术课上我画的线条一样毫无规律和美感，杂草的中央是一座老旧的铁皮滑梯。年代久远，滑梯上的漆皮大量脱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锈铁，像是被人揭开一道又一道陈旧的疤痕。

太阳偏西，院子里阳光不多，眼前破败的景象更加重我的悲伤。抽噎中，一阵钢琴声从院子深处传来，缓慢、空灵，像跳皮筋用的松紧带般拉着我一点儿一点儿靠近。在滑梯的另一侧，有一间没贴瓷砖的水泥房，屋内堆满缺胳膊少腿的桌椅，在靠窗的地方有一架木纹钢琴，看上去好多年没有动过。一丝惨淡的日光透过屋檐下的瓦片落在一双稚嫩的手上，让屋里不再昏暗。一个穿着雪白裙子的女孩儿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弹琴，钢琴年久失修，许多键按起来并不轻松，她额头上有几滴汗珠。我被跳动新奇的音符吸引，停止哭泣，听她弹完一首曲子。

那是我第一次见春好，生活的一切痛苦和磨难都消失在那一瞬间。

“你是那个笨……不，我不应该这么说，你叫什么名字？”

“嘉树。”我呆呆地说。

“我叫春好。”

“你弹琴真好听。”

“就是这钢琴太老啦。”

“这曲子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老师教的时候没告诉我。”

我和春好聊着天，慢悠悠地往教室走，老师怒斥我迟到的时候，我竟然一点儿都不难过。

四

花塔公园背后的坑宽阔无比，多年以来的北风在坑里留下许多细密的孔洞，那时我走近它，绿色的槐树逐渐收起枝丫，落了满地白嫩的槐花，等到我站在坑下，四野空旷无人。面前的脚印渐渐变得模糊，我似乎听到一阵浪花拍岸的声音。下一瞬，巨大的坑洞变成一潭深不见底的湖，巨大的吸力将我卷入其中。湖水翻覆，眼看我就要被淹没。

我大声叫出春好的名字。

钢琴的一声重低音让我脱离梦魇，闹钟显示早上七点，隔壁小男孩儿果然开始练琴了，可惜他弹得杂乱无章，和制造噪声没区别。我想去制止，但昨天才鼓励过人家，今天就变脸实在说不过去。我起床去洗漱，正好遇见刚从洗漱间出来的姜可亭。看得出她对噪声不以为意，她每天早出晚归，这个点应该早就醒了。

“你在房间里大呼小叫干啥？忒悻映。”姜可亭瞪了我一眼。

“没啥，可能说梦话吧。”我有点儿心虚，我不想她知道我在梦里喊春好的名字，太砢碜了。

“不对，我以前怎么没听过你说梦话。”话一出口，姜可亭意识到这句话有点儿暧昧，脸“唰”一下就红了。

我赶紧岔开话题，就说：“你管我呢，你偷了我的书我还没找你算账呢，那本《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是不是在你那儿？”

“你自己乱扔，丢了还怪我？”说完，她就不再理我。

姜可亭一直不给我好脸，不单单是因为房子的问题，我发觉她自己也有心事，有时候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能够听见轻微的抽噎声。姜可亭在我眼里是个不会觉得世界上有困难的人，第一次见她就被她眼中的坚定与锋芒惊到。说实话我很羡慕她，我觉得她是那种不会被任何人影响的人，可以真正决定自己人生的人。如果有她难以面对的事情，我就更加帮不了她了吧。

回到房间，我将昨晚重新写好的信装进信封，开始写地址和邮编。信中我并未提及我回到锦川的近况，只是模棱两可地说我最近在写小说，一切都很好。

我与春好的通信已经保持很多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联系方式，我们甚至没有交换过照片，不知道彼此的容貌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我只知道她考上了音乐学院，现在在交响乐团工作。我觉得，对于春好这种事事顺遂的人来说，我这样的朋友，应该可有可无吧。

听到脚步声，我赶紧捂住信封，趴在桌子上假装补觉。姜可亭说：“别装了，你鬼鬼祟祟干啥呢？”

我说：“这是我的房间，你管不到这儿。”

姜可亭说：“行，本来我还想问你……算了，我走了。”

姜可亭走后，我把信锁进抽屉里，打算明天去邮局。我算好了，明天寄出的话，春好差不多可以在端午节当天收到。但我没算好的一点是，姜可亭有家里所有的钥匙，我的锁对她来说，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

五

老张头最近很烦，上班常常心不在焉，在我的追问之下才告诉我，原来他儿子把他拉黑了。我泡好一杯铁观音递给他，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小的布袋子，装好一袋烟，我拿起桌上的火柴，给他点上。老张头说：“还是得用火柴点烟，打火机点的不香。”

我问：“你又怎么得罪儿子了，咋还给你拉黑了？”

“我就是想让他端午节回家看看。”“他没空吧。”

“他说在做什么项目，走不开。”“你不会电话‘轰炸’他了吧。”

“你们年轻人真会整词儿，还‘轰炸’，我是他爹，我给他打几个电话叫他回家天经地义！”

眼看老张头激动了，我赶忙换个口风。“往好了想，将来你儿子出息了，那不得把你接大城市享福去啊。”我说。

“我图他那个？我一个月好几千的退休金，打死我也不去他那儿看他脸色过日子。”老张头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好歹我有儿子，比魏清水那傻老头儿强。”

“魏清水是谁？”我问。

“清湖集团的老总啊，花塔公园的项目就是他费尽心思拿下来的。”

“也就是说魏清水是咱俩的老板呗。”我说。

“我和他是同学，初中一个班的。他搞铁矿发家的，后来还开超市，搞房地产，市里的湖畔丽水小区就是他开发的。”

“他这么有钱怎么拖着花塔公园迟迟不修？”我疑惑道。

“这个事说来话长。五年前，我媳妇儿从钢厂的食堂下岗，我请魏清水吃了顿涮羊肉，让他给我媳妇儿介绍个工作，当时花塔公园项目开工在即，正好缺一个做饭的厨师，一天开一百五十块。”

“他这人还挺好说话的。”我说。

“魏清水是个孤儿，小时候在我们村吃百家饭长大的，后来发迹了，对老家的人都是能帮就帮。”

“他一直被你们接济吗？”

“转机在他九岁那年，你知道天女娘娘庙吗？当时天女娘娘庙里有个老尼姑，自称是天女娘娘的七女儿。一九八几年，天女娘娘庙的香火又开始旺盛起来。老尼姑有心重建天女娘娘庙，为天女娘娘再塑金身，但她自己身体不太好，又是个女人，不太好做抛头露面的事。于是她便收养了魏清水，魏清水在天女娘娘庙那座破败的配殿里待了七年。后来，老尼姑圆寂，将这些年的香火钱和重建庙宇的愿望一齐交给了魏清水。没人知道她到底给了魏清水多少钱，只知道魏清水后来拿钱去投资铁矿，赚得盆满钵满。等他赚够钱，才想起修庙这件事，他把天女娘娘庙和周围的一些地都买下来，要修建一个旅游性质的寺庙，命名为花塔公园。据说天女娘娘将天女山上最漂亮动人的七朵天女木兰花收为自己的干女儿，而老尼姑又称自己是娘娘的七女儿，魏清水就打算在这里修建一座‘七花塔’作为主体建筑，以纪念收养他的老尼姑。”

我看了看表说：“行啦，我回家了，跟你唠了半天，跟加班似的。”

老张头从办公桌底下拿出一把芦苇叶说：“这个你拿着吧。那逆子不回家，你大娘也不准备包粽子了。”

我有点儿感动，对他说：“我教你个办法，你用个苦肉计，就说你岁数大了，感觉得了病，啥啥都记不住。我估计你儿子不是那种不孝顺的人，你这么说他可能就回来了。”

回家路上，我奶奶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我说：“放心吧，我这儿一切都好。”

奶奶说：“胡说，我听说你搬出去了。听奶奶的，你别总气你爸，他都是为你好。他多不容易啊，当年咱们家那么穷，就是因为你爸有个好工作才得以改善，你听他的准没错。”

我说：“您不用劝我，他过他的，我过我的，我和他就算断绝关系了，您还是我奶奶，我不会不孝顺的。”

奶奶说：“我知道你是个仁义的好孩子，但你爸的话你也得听，你说他把你养大，你这么气他，离家出走，他多伤心啊。”

我说：“咱不提他行吗？我和他的事儿以后再说吧。最近家里杏熟了吧，有空我回家摘杏去。”

奶奶说：“熟了，我这几天赶忙在摘，再不摘怕都让别人摘走了。”

我挂掉电话，感觉心脏再次疼了一下，那种突然收紧的感觉猝不及防，我时刻担心它会没有力量再继续跳动下去。

上楼前，我和香烛店的老板打招呼，他正在装招牌，黑底白字写着“梵音阁”。我远远看去，感觉一笔一画都透露着人死灯灭的悲哀。我问老板啥时候开业，老板说快了，就这几天。我突然有种直觉，心脏再这么疼下去，我没准成了“梵音阁”的第一位顾客。

进屋时天已经暗下来，厨房开着灯，我提着一捆芦苇叶，看见正在包粽子的姜可亭。她的手很巧，将两片叶子弯折成一个锥筒，从水里捞出一把白似珍珠的江米放进去，三两下就包成一个四角粽。她的脸上已没有往日的盛气凌人，白皙的脸蛋在淡黄色的钨丝灯下显得更加柔和，包粽子时还低声哼了几句歌，像在微风中摇曳的百日菊。

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姜可亭回头，向我招了招手说：“快来，一起包。”我没有拒绝，洗好手就加入这场劳动。姜可亭手很巧，不仅会包四角粽，还会包三角的。

我问：“这谁教你的？我当年让我奶奶教我都没学会。”

姜可亭笑着说：“你笨呗，谁都知道三角的更简单，我姥姥一教我就会了。”

“那是，谁有你聪明啊。”我半开玩笑地说。

粽子刚下锅，头顶的灯灭了。我诧异道：“停电了？”

姜可亭说：“这栋楼电路老化，总这样，我小时候也时不时停电。”

我说：“我去买几根蜡烛来。”

“不用了，就这么黑着吧，也挺好的。”说完，姜可亭搬来两个小板凳，我俩坐在阳台上吹风。

“你应该不是在锦川县工作吧，像大城市回来的。”

“你看出来了？”

“县城里染你这种发色的人屈指可数。”

“我姥姥病了，我回来照顾她。”

“就你一个人吗？你妈呢？”

“她不会来的。当初我姥反对我妈嫁给我爸，说我爸不是好人，我妈非要嫁。嫁给我爸之后她就回过两次娘家，第一次是送我回去，第二次是接我去城里上小学。”

“你觉得她俩谁对呢？”

“我妈的荣华富贵是我爸给的，现在的孑然一身也拜他所赐。”

“那你爸是个啥样的人呢？”

“是个混蛋。”

“巧了，我爸也是。”言罢，我和姜可亭相视一笑。

她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给人看大门的，就在西山乡。”

姜可亭说：“有意思，回头我去参观一下。”

我说：“这工作是权宜之计。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工作，以前都听我爸的，他让我干啥就干啥，现在他让我考个铁饭碗，我实在接受不了。所以我离家出走了，至于以后做什么，我还没想好。”

姜可亭接着问：“我看你生活还挺规律，都不见朋友吗？”

我对姜可亭说：“我有个朋友，从我和邮局柜台一般高的时候就给她写信，写到现在，我从一个班里人人喊打的小笨蛋变成如今一事无成的成年人。如果不是她一直写信鼓励我，如果不是她一直宽慰我，我可能早就跳锦河了。”

“你们能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通信，你肯定喜欢她吧。”

“她是我唯一的朋友，只是我离她太远，她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也肯定有很多朋友，我或许只是她众多朋友中的一个，还是最废物的那个。”

“从女生的角度来看，能和一个异性保持这么多年的通信，你在她心中的地位肯定不一般。”姜可亭说道。

“我最近在写新小说，讲我和她的故事，写完寄给她，没准儿她会喜欢。”

“我猜猜啊，是不是你大学的时候喜欢写小说，她鼓励你接着写啊？”

我轻松一笑，算是肯定。

姜可亭拿出那本《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说：“我知道你为什么看这本书了。你就是那个歌尔德蒙，对不对？”

我并不回答，只是说：“你看看粽子吧，我估计快熟了。”

见我不搭茬儿，姜可亭也不恼，哼着歌看粽子去了，那首儿歌我也会，便和她一起哼：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接闺女，接女婿，甥男甥女也要去……

月色晴朗，空气中飘着阵阵清香，我听到锅里咕嘟咕嘟的水声。姜可亭揭开锅盖，白色的蒸汽冲出窗户，湿乎乎地盖住头顶的月亮，夜景朦胧，像倒映在水中。

六

我带着那封信走进我再熟悉不过的邮局，用胶水黏好封口，一笔一画写着地址。

春好走的前一天，我和她在操场的看台上坐着。我们已经形成惯例，上午课间来操场，下午课间去弹钢琴，回教室的时候分开回去，这样可以躲开别的同学。

“我要走了。”春好塞给我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后说。

“走？去哪里？”我问。

“我妈说带我去大城市，上贵族学校。”

“啥是贵族学校？”

“听说可以学游泳、骑马，还可以让更好的老师教我弹钢琴。”春好说道。

“那你还会回来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不知道。”春好说。

我鼓起勇气，站起来，轻轻地抱了抱春好，我看班里谈恋爱的同学总这样，我不知道什么是谈恋爱，也不知道什么是喜欢，但我就是想抱一抱春好。“他们说你笨真是小看你了。”春好笑着说。

“今天我们一起回教室吧。”我说道。

我和春好肩并肩走在楼道里，到我们年级的区域，有人像是发现了大新闻一样高声说：“快来看啊，三班的笨蛋和七班那个没爹的搞对象呢！”春好一个箭步冲上去，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别乱说，嘉树才不是笨蛋！”她的声音高亢尖锐，一下子镇住了所有人。我在奶奶家听过一段《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评书，此刻春好在我眼里就如同女将军一般。受她的鼓舞，我也说：“你才没爹，你们全家都没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那些恶语相加的人做出反击，那种感觉就像是被绳索紧缚的人突然松了绑，全身通透。我和春好与楼道里的人僵持了整整一分钟。上课铃响，我们各自回到班级。进门前，我凄然地看了她一眼，那也是我对她最后的印象。

我将一包粽子交给老张头时，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笑着说：“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我说：“吃人家的嘴短，快给我讲讲花塔公园为啥停工，昨天扯了一大堆也没说到正题。”

停工前几天，工地上有个跟魏清水干过很多工程的大工告诉大家，最近魏清水的媳妇儿要生孩子了，大家千万别偷懒，万一生的又是闺女，他盛怒下没准儿让不好好干的滚蛋。

“他家生孩子，让大伙儿一块揪着心？”我问道。

“那是魏清水的第七个孩子了，前六个都是闺女。”老张头吸了口烟说道。

“他媳妇儿够可以的，能生这么多？”我说道。

“你还是孩子呢。你不想想，他有那么多钱会只有一个媳妇儿？”

“那他有多少媳妇儿？”

“不知道，但有名有姓的大概有六七个。”

“第七个生的不会还是闺女吧？”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停工那天，我媳妇儿正在临时搭建的工地厨房给大家包大馅儿饺子。七花塔刚刚建成底座，小工大工都憋着一股劲儿在干活儿，整个下午都没人敢去撒尿。魏清水戴着顶酒红色安全帽，在工地上来回踱步，他媳妇儿被送到天津一家私立医院待产，他在工地上走不开，只能焦急地等电话。下午四点半，接到电话的魏清水正蹲在七花塔的底座上抽烟，当时所有人不敢停下手里的活儿，但目光都暗地里向他那里瞟。电话挂断后，他脸上挤出一丝苦笑，摘掉那顶酒红色的安全帽，转头对我媳妇儿说：‘饭做好了就开饭吧，所有人明天都不用来了，老子不干了。’我媳妇儿说：‘您不干了我们怎么办？’他一把将安全帽摔在地下说：‘我还干什么，连个儿子都没有。’。”

“闺女就不能继承家业了？”我说道。

“唉，多数人总是不知足啊。不过这也挺合理，收养魏清水的老尼姑自称是天女娘娘的七女儿，魏清水接了天女娘娘的香火钱发了家，连着生七个女儿，很合理嘛。”

“那魏清水对他那些老婆怎么样？”

“养着呗，反正他有的是钱，当年市里的湖畔丽水一期交房时，他送了她们每人一套呢。”

我有些哭笑不得。

七

楼下的香烛店终于在五月节后的一个周末开业了。只不过第一位客人是姜可亭，她姥姥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去，在医院离开了这个世界。

葬礼是在火葬场举办的，我送了两副花圈过去。白亮素净的灵堂里，我注意到一个老头儿。他穿一身深色的中山装，头发花白，有视力障碍，似乎有许多人想与他搭话。他没有表情，也没有与人交谈，在身边人的搀扶下献了花圈后便离开了。

我看见花圈上的挽联是“伤心难禁千行泪，哀痛不觉九回肠”，落款“长婿敬挽”。

姜可亭站在门口，对来吊唁的人一一行礼，唯独到穿中山装的人时，她把腰挺得笔直。

两天后的早晨，处理完丧事的姜可亭返回家中。我请她下楼喝羊汤，顺便也劝她节哀顺变。她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她说：“没什么，来之前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人无非两种状态，要么活，要么死。当然，你这种状态是少数。”我迟疑了一下说：“我？我什么状态？”

“生不如死，半死不活。”姜可亭冷着脸说道。

“有那么严重吗？”我干笑着说。

“我要走了。”姜可亭突然说。

“去哪儿？”话出口，我意识到这句话我在很多年前就说过。

“你跟我走吧。”

“什么？”

“我们单位空着一个岗位，你有没有兴趣？”

“我……我再想想吧。”我吞吞吐吐地说。

“如果是你的春好邀请你，你会答应吧。”

“也许吧。”

姜可亭没有生气，潇洒地说了句“你结账吧”，转身离开。

晚上我做了一个与上次相同的梦，我刚要踏上离开锦川的长途汽车，脚下突然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旋涡，它将长途汽车吞噬，旋涡随即扭曲，变成天女娘娘脚印的模样，它高高抬起向我砸来，我高举双手艰难地支撑着，就在我即将被压碎时，我突然惊醒。

我想到了自己的死亡。如果我不再给春好写信，人间蒸发，她会不会逐渐忘记我？如果小时候我跳了锦河，我爸会不会后悔经常揍我？如果哪天我心脏一下子倒不过来，死在花塔公园的接待室里，我会不会后悔到死都没走出锦川？

隔壁传来一阵和谐的钢琴声，原来是邻居小男孩儿的琴声叫醒了我。我穿好衣服，发现姜可亭已经搬走，我有些失落，刷牙时我听出小男孩儿的弹琴水平长进不少，看来是刻苦练习了。突然一支熟悉的曲子在耳边响起，将我拉回十多年前那个寂静的午后。我敢确定，这就是春好当年弹的曲子！

我敲开门，急切地询问道：“你刚才弹的是什么曲子？”

小男孩儿说：“老师教我的时候没告诉名字，她说当年她的老师教她的时候也没告诉名字。”

男孩儿的妈妈接过话茬说：“还真是得感谢你那屋的姜老师。她经常过来指导我家孩子，我每次给她钱她都坚持不收，刚才她出门的时候我还说要请她吃饭呢。再不请就晚啦，姜老师明天就要走了。”

我问：“你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吗？”

男孩儿妈妈说：“她说她要去整理她姥姥的遗物。啊，她还说如果你要找她，就去西山乡。”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西山乡，路过花塔公园的时候看到春风得意的老张头。“小子，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老张头问道。

“我不是来上班的，我是来找人的。”我答道。

“倒是有人找你。”他不紧不慢地说。

“谁？”

“春好啊。没想到这丫头还认识你。”

“你是说春好来过？”

“她到这儿转了一圈，问我张嘉树是不是在这儿工作，我说是啊。”

“你确定是春好？”

“废话，她姥姥前阵子病死了，我还托人随了二百块钱的礼呢。”

“姜可亭就是春好？”

“春好是小名，她随她妈姓，姓姜。她妈是魏清水的媳妇儿啊，西山乡的人都知道。”

“她姥姥家在哪儿？”

“往东一直走，看见春阑湖后坐船过去，湖对岸就是。”

我看见老张头身边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大概就是他儿子吧，我冲他点点头，转身离去。

来到湖边，极目眺望，没有看到一艘船，更没有渡河的工具，只有闲散的浪花拍打着岸边孤寂的水草。忽然，对岸驶来一艘摩托艇，向前的水花勇敢地向两岸冲去，发动机的轰鸣声像钟锤在我耳膜上捶打，我感觉体内热血翻涌，心脏如出水芙蓉般层层展开，重新将血液输送到四肢百骸。我看到姜可亭站在摩托艇上，举着左手向我挥舞，英气十足的自信样儿和小时候别无二致。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创意写作专业2023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