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蘑菇

贫瘠岁月里的乡村，不仅粮食紧巴，柴草也缺。每到秋季，河两岸茂密的草木就成了资源，村里平均分配，和分粮食一样分给各家各户，谓之“分河沿”。分河沿那天，村干部扯着卷尺沿河堤走，边走边量，给各家划定相应的区段；在划定的区段之内，除了活的树不能砍伐，其它如芦苇、荻草、落叶、枯树枝等皆可收走，拉回家，作为冬储的柴草。

有一年分河沿，我家分得一棵大柳树。那是一根已经枯死的柳树桩，长约两米，很粗，形状虬曲，上面布满瘿瘤。因为不成材，只能用来烧火，但太粗，没有工具分解，只好随意搁置院中，倚立背阴处墙角，任凭风吹雨淋。

转年夏天，几场春雨夏雨之后，树桩上突然长出了蘑菇。蘑菇颜色灰白，开始是小而细密的一小簇，接着是葳蕤的一大片，密密匝匝，长满整个树桩。父亲年轻时在东北的林场工作过多年，辨别菌类有经验，他肯定地说这是平菇，属食用菌，可以吃。采下来炒了，果然很好吃。

最好吃的还是平菇炖鸡。鸡炖得熟烂，加入平菇和粉条再煨，煨熟开锅，鲜香扑鼻，好吃得难以形容。

一批平菇采完，更多的又长出来，犹如雨后春笋，源源不断。连续几个夏天，每到雨后，院子里弥散着清新的蘑菇的气息。一根不起眼的枯树，竟意外冒出如此多的美味，我们都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

夏天和秋天，山上松树林里也长着蘑菇。那是一种野生的松蘑，白色的短柄，擎着黄褐色的伞盖，零星散布在铺满松针的林间空地上。也有成片出现的，在人迹罕至的背阴处，三五一簇，仿佛温馨和睦的一家人，守在安静的童话世界里，被突然闯入的我们发现。

新采的松蘑，加辣椒肉片爆炒，口感滑嫩，入口一咬，鲜汁流溢，有林间山岚的清新。

那年月，种地靠天吃饭，山上的松蘑也是，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它们和我家那棵柳树桩上长出的平菇一样，皆属意外之喜，可遇而不可求。遇上少的年份，不免有些失落，却也无可奈何，谁也不会去抱怨。毕竟谁也不能去责备天意。

吃不完的蘑菇，晒干，可以储存很久。想吃时泡发，可炒可炖，做出的菜肴，味道略逊新鲜的，却也别有风味。

柳树桩上的平菇长了两三年，后来就没了，想必已经耗尽了精华。搬动时很轻，仿佛重量已被那些蘑菇抽走。它最终被灶膛里跳跃的火苗吞噬，化作一小堆更轻的灰烬。

村后的松树林如今还在，只是缩小了一些，不知道现在农村的孩子还采不采松蘑，能不能采到。

我后来吃过不少地方的蘑菇，比如云南的鸡枞菌、黑松露，西藏的松茸、羊肚菌和墨脱的菌子石锅，东北的榛蘑和牛肝菌，等等。这些都是美味，很好吃，但都比不上小时候吃过的平菇和松蘑。

地界皮

地界皮的形状像黑木耳，软软的，颜色灰黑，透一点绿。去网上搜“地界皮”，发现它还有不少别的名字：地耳、地木耳、地皮菜、天仙菜，等等。“地界皮”是我老家一带的叫法。叫法多，说明分布广，普通寻常。描述却一致，指向的是同一物类。查学名，有说菌类的，有说藻类的，还有说是地衣的，到底什么种属，我至今不得而知。

地界皮只出现在阴雨天。鲁东南地处江淮流域北沿，也是梅雨带的北沿。每年六七月间，正是江南梅雨季节，有的年份，雨带北移，捎带把鲁东南包进去，淫雨霏霏，连绵不断。地界皮就出现在这样的天气。它们长得很快，头一天还光秃秃的山坡，细雨一淋，第二天遍地长满地界皮。雨霁，太阳出来，地界皮会迅速被晒干，缩小，变成灰黑色的沙粒，悄然消隐于山野。

对地界皮，大人们似乎不大感兴趣，拾地界皮的都是小孩。记得我和姐姐曾多次冒雨去拾，在村北的细石山坡上，淅淅沥沥的小雨，淋着遍野地界皮，也淋着童年的我们。拾满篮子，挎回家，衣服已经湿透，母亲忙把地界皮倒进水盆，用井水反复浸泡、清洗，洗去其中的沙土、草屑等杂质。这个过程很麻烦，每次都要花费大半天。

吃法倒是简单。放一点油、盐，下锅煸炒，炒到水干即可。讲究的可以加些许韭菜或辣椒末，几点红绿，如同泼墨山水画最后的勾点。满盘热气袅袅，氤氲着一种特别的淡淡的清香。

奢侈的吃法是地界皮炒鸡蛋，但鸡蛋不宜放多，多了会盖过地界皮的清香。在我印象中，小时候吃过的地界皮都是清炒的，很少放鸡蛋，——那时鸡蛋珍贵啊，普通人家都舍不得吃，拿到集市上换钱用。地界皮倒不稀罕，那时候这东西多的是，不值钱。

这些年，老家的变化很大，除了村容村貌，地形地貌也大变。有一年夏天，我冒着绵绵细雨去了村北山岭，却发现当年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如今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陌生得完全认不出来了。从前的沟沟壑壑被填平，改造成果园、茶园、农田，再难寻记忆中的模样。当年的细石山坡不见了，也没见到地界皮的影子，心里隐隐有一些失落。某次和老母亲闲聊，我随意问起地界皮，她竟有些恍然，“哦”了一声，仿佛突然想起一位久不走动、音讯杳然的远亲，说好多年见不到了。

有一次，我在老家附近一爿小饭店里意外见到了地界皮，地界皮炒鸡蛋，据说是这家店的招牌菜。但端上来才发现，盘中鸡蛋居多，地界皮很少，没有记忆中的清香，不免有些失望。性急的发小没忍住，愤然把筷子拍在桌子上，叫来老板质问：“地界皮炒鸡蛋，你这倒好，全是鸡蛋，哪还有点地界皮！”老板哈腰搓手，一脸讪笑地连连道歉：“不好意思，实在没有办法，这玩意儿现在越来越少了。”

松虎蛹

松虎蛹是松毛虫的蛹。松毛虫属害虫，浑身长满毒毛，看上去有点邪恶。它们是山林灾星，专食松树的松针，三两只松毛虫，一年就可以吃死一棵松树。松毛虫吃过的松树，树冠枯黄，像火烧过一样。

每年六七月份，松毛虫幼虫化蛹，在松针上作茧。作茧时身上毒毛脱落，附着到茧上，沾到人的皮肤上，又痒又疼。因此采松虎蛹是个仔细活儿，为防止螫到，采的时候要带手套，一只手拉住树枝，另一只手拿剪刀，小心翼翼地把茧剪下。从茧里取蛹时也要小心，在野外生上一堆火，把茧放进火堆，燎一下，烧掉毒毛，再剪就不容易被螫到。炭火燎过的茧子，剪开口，一倒，细长的蛹就掉出来。那时我还小，干不了这样的技术活儿，常蹲在一旁看哥哥弄。上山剪茧的活儿我也干不了，因为个头小，够不着树枝，只能跟着看。等到够得着了，也到了上学的年龄。

松虎蛹比起其他蛹类要美味得多。最常见的吃法是辣炒：锅里倒一点油，葱姜爆锅后，先后放入蛹和辣椒爆炒，炒熟搁一点盐，别的都不用加，吃起来特别鲜美。还可油炸，好处是香脆，蛹皮也可以吃，缺点是费油，且鲜味不及辣炒。

被人吃掉的松虎蛹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都被灰喜鹊吃掉了。灰喜鹊是松虎蛹的天敌，主食松毛虫，堪称山林卫士。林业专家说，一只成年灰喜鹊一年可以吃掉上万条松毛虫。它们很聪明，捉到松毛虫，先在树枝或石头上摔打、揉搓几下，磨去毒毛，再吃掉。

灰喜鹊喜欢聚集，叫声清脆悦耳。它们一会儿飞到这片山林，一会儿又飞到那片山林，发出“喳——唧唧唧”的叫声，仿佛在开什么会。

去年端午假期，我回乡小住，又来到当年采松虎蛹的山上。松树林还在，遍山苍翠，樵风吹过，松涛阵阵，但没见到松毛虫或松虎蛹。也没见到灰喜鹊，周围一片岑寂，听不到一声鸟鸣。彼时的情景，让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不祥的预感。我想起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里描写的美国小镇：“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鸫鸟、鸽子、㭴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卡逊进行了大量艰苦的调查，来查证鸟类死亡的原因，最终得出了结论：这一切都是滥用杀虫剂等农药造成的，过量的杀虫剂杀死了虫子，使鸟儿失去食物来源，而虫子体内的残毒又毒死了鸟儿，导致更多鸟类大面积绝迹……眼前松树林的寂静，莫非也是这个原因？这个突然冒出的念头让我心里一惊。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安慰自己：但愿不是这样，但愿只是我杞人忧天，或许这是暂时的清静，临时飞走的灰喜鹊还会回来……

我不由怀念起小时候的松树林。那时候的松树林，四季苍翠，生机盎然，其中既有灰喜鹊，也有松毛虫，它们各自维系着恰当的数量，都被连绵起伏的青山所包容。

黄鲫鱼

大凡海里的物产，总是与陆地上的节令相对应。我们吃的每一样东西，包括海里的、山里的、田里的、河里的，都被写在大自然的食谱上，由它按时序来安排：什么海鲜什么时候上市，搭配陆地上什么果蔬、粮食、肉食吃，好像大自然已安排好了，不需我们去费心思量。比如吃梭子蟹，最好的窗口期一年有两次，分别是初夏麦黄和仲秋豆黄时节，此时的梭子蟹膏满肉肥，配上时令菜蔬或葡萄酒，吃起来尤为鲜美。若是别的季节，蟹还是那蟹，但滋味要逊色很多。

这种顺应天时的安排既科学合理，又富有诗意，也在味蕾的记忆里刻下了季节的印记。

我出生的村庄离海约五十里，过去，捕捞业不发达，交通亦不便，海鲜并不常有。在我的印象中，吃的最多的是一种叫黄鲫鱼的小海鱼。

初夏时节，鲁东南乡村风景如画，如一幅明丽多彩的印象派画作：远山如黛，杨柳如烟，麦田金黄，小河潺潺，布谷声声中，小麦开始收割，进入农忙季节。这也是黄鲫鱼渔汛出现的季节。

黄鲫鱼长不大，长约一拃，形似扁豆，颜色淡黄。吃法简单：洗净，略腌，晾到半干，下锅煎。煎这种鱼不费油，因为煎的时候鱼身会出油。文火慢煎，一直煎到两面金黄，里面的鱼肉却依然白而细嫩。个头小的，可以煎透，连头带刺一起吃，酥脆可口。最佳吃法是黄鲫鱼卷煎饼，鱼的鲜香，配上煎饼的麦香，是这个季节独有的美味，特别地道、对味儿。

我的父亲从来不吃鱼，不管大鱼小鱼、海里的河里的，一概不吃。记得有一年，大舅给我家送来一条水库鱼，鱼很大，是大舅用锨棒撅着扛来的，鱼头齐着肩膀，鱼尾巴几乎垂到大舅的后脚跟。晚上，母亲炖好一大锅鱼，垂涎欲滴的我们去村口等暮色中归来的父亲。父亲回到家，面对满桌鱼肉，却没动过一筷子，他看着我们吃鱼，自己却吃了别的。后来听母亲说，父亲不吃鱼是因为受不了鱼的味道，吃了胃会不舒服。他的这个现在看来觉得奇怪的习惯，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导致？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和故事？在他平凡的一生里，还有什么心酸的故事被父爱小心翼翼地收起？这些问题，我在父亲生前从没想过问过，现在已永远成为充满遗憾的未解之谜。

父亲不吃鱼，但家里的鱼都是他买回来的。谷雨芒种前后，正是黄鲫鱼大量上市的时候，父亲每次赶集回来，手里都会拎一包黄鲫鱼。母亲煎好鱼，给自己留一点细碎的，其余的都分给孩子。父亲也喜欢看着我们吃，仿佛看我们吃也是一道美味。他笑着和母亲说起三个孩子吃法的不同：哥哥性急，吃得也痛快，煎饼和鱼均匀搭配，有多少吃多少，三下两下就吃完，吃完拉倒；姐姐心细，懂得节省，分给她的鱼不舍得吃，光吃煎饼，煎饼吃完了，鱼剩下好多，留到下顿再吃；我则挑食，鱼吃的多，煎饼吃的少，自己的鱼没了再去蹭别人的。父亲笑着对母亲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从他们几个吃鱼，可以看出将来的性格……转眼许多年过去了，父亲已故去二十四年，他如一道流星，急遽地划过夜空，没能陪我们走得更远，没看到我们最终分别成为的样子。

这些琐屑的家庭旧事，遥远，温馨，讲给我们的孩子听，却每每得不到预期的共鸣。就像黄鲫鱼，这些让我们垂涎、念念不忘的美味，在他们眼里，却简单、普通，不过尔尔，并无特别之处。对于孩子们的不认同，一开始我还有些怅然，甚至怨尤，后来就慢慢释然了。毕竟，两代人的生活经历不同，同样的食物，他们感受到的只是味道本身，而我们除了味道，还有难以忘怀的童年、季节和亲情。

但我想他们终究会理解的。终究有一天，他们也会明白，原来在味蕾的记忆深处，不仅珍藏着食物的味道，还有回不去的岁月和乡愁。

豌豆粉

好多年没吃过老家的豌豆粉了。今年夏天，突然想起小时候的豌豆粉，想买点豌豆或豌豆面粉自己做，但跑遍全城也没买到。网购了两袋，打开却是纯淀粉，从豌豆里提取的，用它做出来的凉粉虽然也可食用，但味道平淡无奇，远不及小时候吃过的。

豌豆粉，即豌豆凉粉，是我老家一带的消暑小吃。小时候的夏天，每年总有一些吴牛喘月的天气，湿漉漉的溽热，蒲扇都扇不动撵不走。记得有一年夏天，因为晚上屋里太闷热，父母专门卸下了家里的门板，铺在院子里，上面吊起蚊帐，给我当床。我至今难忘童年星光下那种幕天席地的经历，父母是普通农村百姓，在那时有限的生活条件下，这已是他们为抵御暑热庇护孩子所能作的最大努力。

赤日炎炎的白天，连风都是热的，知了藏在树上拼命聒噪，水牛卧在塘里不肯出来。大人们无法下地劳作，只得到阴凉处乘凉。有时候街上会传来豌豆粉的叫卖声，尾音拖得长长的：“凉——粉——”。母亲听见，便远远地叫住，再回身从家里取一只海碗，买上一碗。那时物价低，一大碗凉粉好像只需一两角钱。

木推车由远及近，到跟前徐徐停下。车上一左一右，固定着两只大木桶，桶里盛些清水，一块块凉粉就浸在清水里。卖者停住车，从桶里捞出两块，用秤称好，然后切。切凉粉就在手掌上进行：四四方方的凉粉在掌上托着，另一只手拿刀熟练地切，横竖几下，凉粉就成了细条，利索地落入碗中，而手掌毫发无伤。切好，再浇上几样拌料，母亲把钱递过去，我就可以端起来吃了。记得那时的拌料简单，也就是酱油、蒜泥、醋、香油等那么几样，但很好吃，爽滑可口，有豌豆特有的清香。吃完凉粉，肚皮里面凉凉的，立时觉得暑气消去了大半。现在想来，其实凉粉未必有降温作用，之所以觉得凉快，或许是因为口腹之欲的满足转移了对暑热的感受吧。

做豌豆粉必须要用豌豆。豌豆粒洗净晒干，上石磨，磨瓣去皮，用水泡发后，再磨成浆，等锅里水温热时按比例缓缓倒入，边倒边搅，慢火熬煮，煮好倒入容器，冷却，即成凉粉。这个制作过程相当麻烦。

记得父母曾尝试用地瓜粉给我们做过，但没成功。

煎饼

煎饼算不得美食，却是鲁南苏北一带的地标性主食，是一代代人念念不忘的乡愁记忆。对于我来说，写家乡美食若不提煎饼，就好比赞美田园美景而忽略田园里辛勤劳作的老农，颇有些得鱼忘筌的感觉，心里实在绕不过去。

很多人以为煎饼是山东人的主食，其实这个认识有些偏颇。煎饼起源于山东，但除了山东，以煎饼为主食的地区还有和山东接壤的苏北；而且在山东，真正以煎饼为主食的地区仅在胶济一线以南，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并不吃煎饼。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到烟台上大学时，所带的煎饼被胶东同学视为新奇之物，他们好奇我把那种看上去像纸一样干巴巴的东西吃得津津有味，围观良久，却没有半点主动品尝的意愿。

外乡人初吃煎饼，多嫌其硬，费牙。刚结婚时，妻子跟着我吃煎饼，吃了两天就受不了了，说腮帮子疼。其实这是不常吃、咬时不会用力的缘故。据说沂蒙山区乃至苏北一带，男女皆多“国字脸”，即是常吃煎饼锻炼牙齿和咀嚼肌所致。 不久前看一本书，专家说咀嚼不但坚固牙齿，而且会改变容颜，始信“国字脸”的说法并非戏言。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赞美“山东孔藩台家制煎饼，薄若蝉翼，大若茶盘，柔腻绝伦”，——袁“食圣”所述这种煎饼，我猜测应是一种卷饼，薄而柔软，吃起来毫不费力，用以包卷菜肴，菜肴为主，卷饼为辅，因而并非主食意义上的煎饼。作为主食的煎饼，既不似卷饼的柔软，也不似馒头的暄软，必须干燥而柔韧，有嚼劲，咬一口，慢慢咀嚼，越嚼越香。

烙煎饼的炊具叫“鏊子”，铁质，圆形，三足，下面烧火加热，上面摊面烙饼。做煎饼的原料，五谷杂粮皆可，而以小麦、玉米、高粱、地瓜为多见。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沂蒙山区的煎饼以地瓜干和玉米粉为主，其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连年丰收，小麦粉煎饼遂成为主角。

原材料不同，做法亦不同。用地瓜粉做，需要浸泡、过滤，沉淀成较稠的面糊，双手抟成排球大小，逆时针方向在擦过油的鏊子上滚；滚完，用软木刮板刮匀。此时，鏊子下火苗跳跃，鏊子上热气升腾；等热气消散，四周边沿翘起，即可轻松一揭而下，一张煎饼就烙成了。

玉米面黏性差，烙煎饼难以成形，需要掺入少量小麦粉，做法与地瓜粉煎饼相同。

烙小麦粉煎饼，面糊要稀一点，做法也不同，把面糊舀到鏊子上，用刮板快速摊匀抹平，烙熟揭下。

烙好的煎饼，如蒲松龄《煎饼赋》里所写：“圆如望月，大如铜钲，薄似剡溪之纸，色似黄鹤之翎”，不啻民间艺术品。

煎饼烙得好不好，关键在烧火。烧火是个技术活儿，需要烧得均匀。火过旺则鏊子会滑，不沾面糊，过小则煎饼揭不下来。烧火和烙饼由一人同时完成，双手并用，一手添柴弄火，一手滚动面糊，必须眼疾手快，十分考验功夫。有一次母亲在家烙煎饼，我自告奋勇帮其烧火，但因为没经验，控制不好火势，结果不是浓烟呛嗓辣眼，就是火过旺把鏊子烧滑，母亲笑着说还是看你的书去吧，这事我自己来。

不同原材料的煎饼，风味亦不相同：地瓜干煎饼硬，纤维多，有咬头，微甜；小麦煎饼软、韧，越嚼越香；玉米面煎饼酥脆、口感粗粝，有玉米的甜香。说起吃法，人们常说“煎饼卷大葱”，其实这是最低级的吃法。煎饼当然可以卷大葱，但它可以卷的又岂止大葱。在我的老家，煎饼简直可卷万物，最常见的吃法，有卷煎黄鲫鱼、卷豆腐蘸辣椒及卷各种腌菜或炒菜等。

煎饼除了好吃、耐饥，还有两样好处：耐储存和便于携带。当年我去县城上中学，每周骑车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一次，背包里带的即是母亲精心准备的煎饼和咸菜。每次返校前，母亲烙好煎饼，再仔细折叠，一层一层地包好，放进我的背包。她总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反复检查，唯恐有丝毫疏漏或瑕疵。

臭鳜鱼

味蕾里有无数条悠长的小路，每一条的尽头都是故乡。

老家的村庄离海五十里，这个距离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交通不便的从前，算挺远了。那时候，路远车慢，海边的海鲜运往内地，往往没等运到就“过潮”（鲁东南方言，海货不新鲜之意）了。“过潮”也不愁卖，聊胜于无，总比没有强啊，商贩把海货拉进村，也不用费力沿街叫卖，只在村头一站一喊，立马就有人围拢上来，须臾卖光。母亲常说，肉臭了不能吃，但鱼可以，“过潮”一点非但没事，还少了鱼腥气，做出来的味道反而更好。有时候，母亲甚至嫌刚买的鱼过于新鲜，有意先腌一下，晾上两天。“过潮”的鱼，经母亲的巧手，洗净，焖熟，摇身一变，成为风味独特的美食。小时候，母亲焖出来的鱼，都是这种特殊的风味，其中的道理，大概和臭豆腐发酵原理类似吧。发酵区别于腐烂，过之则腐，未及则不达，需要腌制时把握好度。经过适度发酵的鱼，在时间与盐合力作用之下，在臭和香之间实现了神奇的转化，烹熟后，鱼由单纯的新鲜，转化为更丰富的鲜美，似臭而香，似腐而鲜，美味绝伦。

后来，我负笈求学，再后来常年工作生活在外，能吃到母亲焖鱼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而那种特别的滋味，一直蛰伏在味蕾深处，直到被一个偶然的机缘突然唤醒。

那是很多年前，和妻旅行，在黄山屯溪老街，一爿临街的小饭馆，两个人看着窗外街景，听着淅沥雨声，等老板推荐的几样特色菜上桌：一份毛豆腐，一盘炒竹笋，一条臭鳜鱼。就在那漫不经心的等待中，臭鳜鱼突然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人在旅途，最易被意外打动，如一把钥匙，轻轻一插一扭，就轻易打开了尘封的记忆。细品慢酌之间，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隐隐约约，把千里之外的我，领上一条熟悉的乡间小路。关于家乡食物风味，周作人曾有一个绝妙的比喻，说在京城吃到腌苋菜梗，“仿佛有一种旧雨之感”，彼时黄山屯溪的臭鳜鱼，也一下子唤醒了我的味蕾记忆，恍若一场旧雨，穿越时空，排闼而来，相遇暌违已久的故知。

后来，我又多次遇到臭鳜鱼，但都是在与朋友聚会时，在那种场合，不管什么美食，即便再喜欢，也不宜饕口独享，只能浅尝辄止。根据我的经验，吃臭鳜鱼，最好是在自己家里。只有在自己家里，才可以无所顾忌，大快朵颐。食材则可网购，一次购买数条，冻在冰箱里，能存放半年以上，可以随时取出烹食。

臭鳜鱼的烹制多少有些讲究。烹前先浸泡，祛除杂味和多余盐分。泡好洗净后，控干水分，先用热油略煎，煎至两面金黄，控油备用。后面的步骤，大致和胶东鲁菜焖鱼之法类似，味道则和母亲的厨艺异曲同工。做好的臭鳜鱼，可谓色香味形俱全，不等上桌，已是奇香四溢，时间转化的味道，在出锅的那一刻被彻底升华。拿筷子搛开，鱼肉呈现淡淡的粉红色，细腻、紧实，状如蒜瓣，所谓“蒜瓣肉”是也。夹一块入口，一触舌尖，那种奇异的香、特别的鲜、恰当的辣，立马溅开、碰撞、交融、绽放，舌根涎水随之涌溢，顿觉齿颊生香，妙不可言。吃臭鳜鱼多佐米饭，鱼香米香，相得益彰。这道菜因此得名“米饭杀手”。

明末张岱《陶庵梦忆》中有一则《蟹会》，追忆往昔与友人宴会情景，文笔细腻，回味食物之甘腴丰美，末尾却笔锋一转：“由今思之，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这一句惭愧胜于千言，“于我心有戚戚焉”。想想自己，离乡已三十余载，却饱食终日，庸碌无为，既辜负了美食，又辜负了时光，一想起来，就觉得惭愧。

【张行方，山东日照人，现居烟台。学生时代发表作品。有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校园文学》《山东文学》《胶东文学》《齐鲁晚报》等。曾获第五届刘勰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