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语

4月，国内出版第一季度市场数据纷纷出炉。两大图书市场数据发布机构“开卷”公司和中金易云公司发布了最新数据，开卷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同比出现5.85%的负增长，头部图书的平均销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从不同渠道零售图书市场看，短视频电商依然呈现增长态势，同比增长31.15%；实体店渠道同比下降了17.78%；平台电商和垂直及其他电商分别下降了10.31%和10.59%。而中金易云一季度纸质图书市场分析报告则显示：2024年一季度整体图书销售市场码洋为252.73亿元，同比2023年下降14.71%，动销品种数较去年同期下降7.73%，新书销售码洋也呈下降态势。 这样的数据让无数出版人感到吃惊，但我自己感觉不明显，大概因为我所就职的出版集团还好。我想感觉不明显的不止我一个人，也还有一批出版人，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副总裁彭卫国。4月，《出版商务周报》推出了他的访谈。被报纸尊称为“出版老将”的彭总说：“只要出版人肯改变，出版业的希望就在。”彭总出版从业资格虽老，但若从年龄来看，我认为他还是“中将”。 对急剧变化和难以预测的世界和行业，向来有两种积极应对的方法，一是见招拆招、随变而变，二是坚守自己的本色，以不变应万变。两种方法各有其理、各见其效。近日读刘东先生新编梁启超的《德育鉴》和《德教释疑》两书，扉页都用梁任公引曾文正公“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十六个大字。前八个大字遭到刘东先生的辩驳，而后八个大字实为出版人看穿今日图书市场迷雾的“增光剂”。 本期两位作者胡长青和吕健便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模范。两位社长长期做编辑，在各自领域取得出色成绩，为我所敬仰和学习。吕社长至今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担任责任编辑时的焦虑、兴奋、不安和惶恐，显示出第一次从接书稿到出成品这一全过程的专注和认真，否则哪有这么多的细节记得住、写得出？而胡社长则重点写了他与两位名家作者蔡志忠和袁行霈的交往经历，告诉今日编辑该如何诚恳地面对名家。我从中读出了“绝不错过一次稍纵即逝的难得机会”“没有音讯时绝不放过”“反复地写信”，以及“如何给作者写信”这些重要的“机密”。胡社长的故事不多，但反复多次引用他与名家之间的来往函件，足以证明他看中“信”这一传统交流手段，而我则读出了如何诚恳地与名家交往的耐心和虚心：纸短情长，情真意切。 胡长青和吕健写的都是做传统编辑的心得。他们在今日同样面临转型，需要随潮流而变，但不变的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做事、做编辑的态度和方法，这也是他们从普通编辑成长为社长的不二法门。

——徐 海

第一次做责任编辑

□吕 健

第一次的经历往往难忘。出版生涯中，第一次担任责任编辑的记忆，同样刻印心中。尤其是当时的那种紧张、焦虑与担忧的心境，回想起来依然清晰。

我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在历史编辑室。当时的室主任是陈稼禾先生，北大毕业，熟谙明史。他让我审一部书稿——孟森的《满洲开国史》，由孟森弟子商鸿逵先生整理，应该是陈主任通过商鸿逵之子商传先生取得的，当时也没有细问。我第一次担任责编的工作，就此开启。

《满洲开国史》系孟森上世纪30年代于北京大学讲授《满洲开国史》时编印的讲义。据尚小明先生考证，孟森在北大讲授“满洲开国史”共四次，前三次为本科生讲授，第四次为研究生讲授，现在看到的《满洲开国史》是为本科生授课的讲义（见《孟森北大授课讲义三种编撰考》）。孟森为现代著名史家，擅治明清史，于清先世事迹，用力尤深。该书考稽史实，排比资料，勾勒出努尔哈赤以前建州女真的历史演进，对满洲的名称、女真三部与建州三卫的史实，以及建州各时期诸首领的生平，都有精详的考订，不囿成说，创见迭出，在清朝兴起历史的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整理稿对原讲义中一些明显的排印错误进行了校正，并补充了若干史料。原讲义分段，有断句，整理者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带专名线的新式标点。

商传先生在谈及这部讲义时说：“《满洲开国史》讲义在北京大学开讲时，听课的学生只有家父和一位日本人，故家父所存的这部书稿成为绝版，他并且在读书中于书眉用毛笔写下了一段段的补充。”（见《明史讲义导读》）此讲义近乎一脉单传，其价值由此亦可见一斑。此讲义将作为我们社“中华学术丛书”之一种出版，列入该丛书者，皆大家名流之作，属于古籍社的品牌产品。第一次担任责任编辑，就接手此等分量的书稿，这对于从业不久的我而言，倍感压力，岂敢怠慢。

当时我拿到的除了抄写的整理本之外，还有讲义原稿两册，其中一册稍厚，通常的线装书大小，应该就是商传先生所说的“绝版”。通读整理稿，遇有疑惑，对照讲义原本检查整理稿抄录是否出错，这是我最基本的工作，但显然不是主要的工作，整个整理稿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讲义原稿征引《明实录》原文，少数引文日期有误，我据《实录》在整理稿上加以更正。

对讲义的断句改作新式标点的审核，才是我用力的重点。整理稿在标点上缺失与讹误出现较多，尤其是专名线的施加，错、漏之处频率颇高（后来接触到的书稿多了，逐渐体会到，要做到专名线标划的准确与全面，实属不易）。那些生僻的满族人名或地名，特别是一连串并列的人名或地名，讲义原本并未点断，整理本往往漏标（可能是整理者尚未考虑成熟而未标），到编辑这里却是含混不过去的，必须一一落实，何况整理者还有明显的误标，必须予以修正，这项工作着实令人头疼。上世纪90年代初尚无电脑可资检索，只能翻检前后文以及相关典籍是否出现同样的人名或地名，以此将连在一起的人名或地名正确断开。当时除了中华书局本《明史》《清史稿》《清史列传》外，可用的有现成标点的相关的书并不多。我清楚记得，有一天我在我们社资料室发现有一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一时欣喜万分。如此冷僻的书，并非中华书局等专业社出版，装帧也是极不起眼，我们社竟然购买，可见当时我们资料储备之丰厚。后来在使用中也察觉到了此书的问题，尽管此书对订正标点有所帮助，但缺憾还是不少。当然在编辑加工时，还不时地向编辑室老师请教，处理了很多的疑难。

整个编辑过程，可以说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万分仔细，百倍用心，充满着紧张、焦虑与担忧。毕竟是第一次。必须要说的是，上述所有工作也只能是尽力而为。因水平有限，能力欠缺，经验不足，有些问题实在无法解决，也就不得不这样了，这也加剧了我内心的惶恐。

终于到了初审发稿的阶段，这时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折——“满洲”一词在出版物上是否能用。且不说书名中就有“满洲”，书中通篇都是“满洲”，如果不能用，等于宣判了这本书的死刑，前功尽弃，于心何甘。所幸二审发话：“‘满洲’一称不可易。 ‘满洲’为清人自认之国名，其源出于祖先‘满住’，并无贬、污之义。”“该书所言为清努尔哈赤以前之历史，欲去‘满洲’，无合适之名称可冠。因此，建议书名仍旧，不加更改。”三审同意，于是过关。

接着进入排版、校对、封面设计流程。因为是丛书，开本、版式与封面装帧有统一的要求，无需责编费心。尽管如此，在书稿最后付型时，我还是放心不下，忐忑不安，唯恐出现纰漏，生怕顾此失彼，因此一遍又一遍地看封面文字，反反复复地回想整个过程是否有所疏失，较之审稿阶段好像更不自信。我想强迫症患者发作时，大概就是如此状态吧。一直到拿到样书，紧张、焦虑与担忧依旧持续，生怕读者发现问题。“责任编辑对书是要负责任的”，老编辑的这句话始终萦绕耳际。

该来的似乎还是来了。一天传来消息，有人反映书中有明显错误，我生生一惊。了解后知悉所反映的“错误”为：书中提到了孟森的另一著作《明元清系通纪》，“明元清”当作“元明清”。于是石头落地，且暗暗自喜：“明元清系”乃按明代纪元叙清代世系之意，不错的。

后来随着担任责任编辑的书增多，当年出现的种种紧张、焦虑与担忧逐步减少，以至于无感。这是所谓的成熟亦或是懈怠，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知道，应该是两者兼具吧。但是当初的那种心境，实在是忘不了的。

（作者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

给名家做责编

□胡长青

有人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出版也是这个道理，出版的品牌和影响力不在于大楼，而在于积累了多少名家名作，这是出版价值所在、灵魂所在。

与漫画大师蔡志忠的合作

2012年6月2日，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宁夏银川举办，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6月4日，突然接到北京朋友的电话，漫画家蔡志忠正在北京与他商谈电子书出版合作事宜，明日回杭州，只有一晚的时间可以见面，我当即决定提前结束银川之行，赶赴北京。我与时任文艺室主任的王路当天傍晚赶到北京华侨大厦，一边吃晚餐一边谈论，从晚上七点一直到十一点半，相谈甚欢，当晚基本商定了出版齐鲁传统文化的代表“四书系列”，即《论语·儒者的诤言》《孟子·历史的哲思》《大学·博大的学问》《中庸·和谐的人生》。在送走蔡志忠后，北京朋友很吃惊地说没想到你们第一次见面有这么多的共同话题，他第一次只谈了半个小时。

几天后，我给蔡先生写了邮件，就出版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进一步商讨，他没有回复。我担心事情有变，28日又写邮件表达希望合作之意：

六月二十一日曾有邮件给先生，想必已经收悉。昼夜悬望先生指教，如饥似渴，相关工作亦不便启动。今国际孔子文化节时期已近，出版宣传推广计日以待，未得先生明示，无所措手足。

齐鲁乃圣人之乡邦，先生为儒学之健将，山东人民出版社属国内名社，创维博易（注：数字出版合作方）亦是数字出版之生力军，四者相联，必有所成就。区区之心，瞻仰之情，先生幸察焉。

八月秋高，金风送爽，泉水清冽，正是济南四时之佳季，伏祈先生携桥坛（注：蔡是亚州桥牌冠军）之威，操画龙之术，御风光降，逍遥乎泰山之巅，徜徉乎孔庙之堂，弦歌鼓舞，与圣贤心会神游。是予所望焉。

蔡先生终于回复，基本同意所有条款，热情洋溢地说，“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为鲁文化尽心尽力吧”，并盛情邀请我们到杭州西溪住所做客，饮酒畅谈，可以“住在我们三十二张榻榻米的超大客房”，我感谢蔡先生胜意，憧憬“黄酒浮香，泛舟溪流，临风把盏，对花小酌，兼以星月并辉，夜色生凉，真人间胜境也。心有戚戚，不胜向往之至”，“榭台欢饮，夕晖熏风，良辰美景，春色如许，此乐何极”。大约七月份，我们到杭州西溪湿地参观了蔡志忠工作室的两栋别墅，还有《非诚勿扰》的拍摄地，在别墅后面的水榭上喝酒喝咖啡，面对着一泓沉碧似的池塘，谈古论今，规划合作，令人感觉出版工作是如此的雅致，竟有几分魏晋名士的高蹈与风流。

随后，推出的“四书系列”白金版，由蔡先生在宣纸扉页上亲手绘制漫画并签名，限量100套；黄金版扉页用宣纸彩印一幅精选的蔡先生漫画作品，限量1000套；其他为黑白版。出版后，大受欢迎，在2013年9月签售时，读者排起长队，一直到泉城路的街道上，书店人员说好久没见到这样的场景了。

自此以后，我们开始了至今八年多的交往合作，从出版“四书系列”到彩版全系列，多达87种图书，最近又收到彩色漫画“五经”书稿，我社也成为出版蔡志忠作品最多的出版社，出版的品种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三联书店。

每每想到千千万万个少年儿童读着我社彩色漫画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物，想到蔡先生礼数周全的接待交往，心里既感到幸福又感到幸运。

与文史大家袁行霈的合作

袁行霈是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权威的高校教材，惠及一批批学子，出版他的著作是很多出版社的梦想。2016年8月，在一位北京朋友的引荐下，我登门拜访袁先生，表达了要为他出版文集的意愿。我知道袁先生虽是江苏武进人，却出生于济南，算是半个山东老乡，就以先生自号半齐谈起，近两个小时的交谈，极为融洽，与先生合影留念，且获签名赠书，初步答应可以考虑。回来后，我马上发邮件并附上合约书：

半齐先生教席左右：

八月二十五日趋府拜谒，叨扰颇久。先生蔼然长者、纯然儒者，受教良多！

先生纵横讲坛，执教辟雍，绛帐宏开，桃李满园；高文典册，誉满学林。承蒙俯允，足见先生故园情怀，益属敝社荣光，幸何如之！

袁先生很快回复：拙号“半齐”多年未用，几无人知晓。大札以此称呼，倍感亲切。前曾赴新城参加王渔洋研讨会，途经济南，得诗一首，录呈求教：

赴济南车中（1978年10月）

穿河越野复行行，渐近乡关日色暝。

映眼华山浑似染，原来山比梦中青。

【注】余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济南大明湖畔，幼时一度居北京，复还济南读小学，视济南如故乡。华山在济南东郊，古称华不注者也。

此后邮件往复，确定书目、改换书名、增删篇章等等，逐项讨论。2020年春节期间疫情突发，居家办公期间，我带领团队小组，其中有三个入职一年多的新编辑，开始十卷本文集的艰苦编校工作，要求凡是引文务必依照所据版本逐一审核，整整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我把近四百万字仔细编校了一遍，写成了十份图书质量审查表，以中华书局版《陶渊明集笺注》的工作量最大，图书质量审查表将近35页544处。每一书稿编校完毕，即发送袁先生确认，直至没有疑问才定稿。

袁先生对封面、版式、用纸等都有个性要求，“我十分关心《文集》之版式，包括开本、字号、行距、纸张等等。希望印得大方一些，以便收藏”。文集的装帧我打算以青色为主，7月15日发邮件给袁先生：

春澍（袁先生字）先生崇鉴：

暑气已盛，上庠事繁。前接玉音，奉命承教。今将大作封面呈览，以供甄选。

窃以为青蓝喻之于学问，有古可稽。荀子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言学问渊源与境界所止。青者最为上乘，故白石老人为其高弟王迟园（雪涛）题句曰“蓝已青矣”。

先生学界泰斗，执天下之牛耳，故拟以青色为设计总基调，双青、深青、鸦青为具象。不知妥切否？

袁先生很认同此色，回函：惠书拜悉，封面妙绝，其典雅、沉着、大方、简洁，已臻至境矣。吾兄所言甚是，学问境界，青者最为上乘。老杜所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拙句“原来山比梦中青”，皆以青字为上。封面以青色为基调，寓有深意，读者必有能神会者。

封面经过十几次调色，并选好字体和名章，最终达到设计初衷，特地制作了精装毛边本，增加了一个更可玩赏的形式。样书很快印制出来，做最后印前的试验，确认无误后，再正式印刷。袁先生很期待，认为“一切遵照来函所示，必能成为当代善本中之最善者”，见到样书，袁先生随即发函，告诉他的感受：“昨天收到文集样书，从编校、版式到设计、装帧，无不精美绝伦，可谓毫发无遗憾矣。天下竟有如此典雅、如此精致、如此大方、如此令人爱不释手的书吗？有之，则是贵社的出版物了。专此向吾兄及贵社的编辑们致谢！

至于后续事宜，容另函禀告。现正忙着逐篇翻阅，尚未发现一个错字。”

可以想见老先生当时满意的情态，作为一个出版者，这是最大的奖赏和鼓励，而回顾与袁先生三年多的交往，想起他亲自陪我去北京大学国学院欣赏名人信札、和刻本（日本刊本），每次到京一定亲自宴请，从“长青先生”的客气称呼到“长青兄”和“长青”的直呼其名的亲切，真是莫大的满足与快乐。

回首七十年历程，无论是在百废待兴、万象更新的新中国初期，还是在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时代，都有不少闪光的名字和名作矗立在齐鲁书林，著名学者梁漱溟、高亨、汝信、安作璋、朱德发、安乐哲等，著名作家郭澄清、冯德英、李存葆、唐浩明、贾平凹、张炜等，都是一代代出版人用真诚和汗水累积而起的名家名作长廊，是可以回忆与骄傲的资本，这是出版的底蕴、出版的传统、出版的榜样，更是出版的力量。

（作者系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