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1年春，应亚非作家日本委员会和北海道新闻社的邀请，我与韶华、何为到日本北海道体验生活，采访旅行。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56年，中日作家的对话就已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两国的文化交流更是日益频繁。但中国作家访日，通常时间较短，接触的也多为作家、社会名流和达官显贵，有如乘坐“新干线”，浮光掠影，一带而过。这样的交流方式，在起始阶段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但伴随交流程度的不断加深，相互了解的欲望越发强烈，仅此一种方式不尽如人意，要“双管齐下”——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走马观花的，也有下马看花的；既有匆匆一瞥的，也有信步漫游的。基于实际需求，我提出了“洋插队”的计划：选择身体好、笔头快、创作精力旺盛的作家，确定一个主题，为期两到三个月，尽量不住饭店、宾馆，深入当地的工厂、农村、学校、家庭，与各行各业的人同吃同住，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同劳动，从而广交朋友，深入体察国情民情，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巩固友好的根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认为这个计划有开拓性、有创意，予以批准并积极促成。

北海道是日本的第二大岛，被日本海、太平洋、鄂霍次克海环绕。我们这第一批“洋插队”的期限为两个月，计划沿海岸线绕北海道一圈，日语叫“取材旅行”，我们称“观察体验生活”。实际上，此行是对全新交流方式的一种试验、探索和感知。

我对这次“洋插队”充满期待，在飞往日本的途中，请同行的作家题词留念。韶华写道：“我们一定能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81.5.20于飞机上。”何为写道：“三人行必有我师，预祝我们访日成功。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赴东京飞机上。”

我们一行三人，韶华是团长，当时他正担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何为是团员，当时他正担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那会儿我还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没资格当团员，是随团秘书兼翻译。

韶华本名周玉铭，1926年生于河南滑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少时读过几年私塾，十四岁参加八路军，十七岁入党，十八岁发表处女作《石磙》。韶华当过宣传队员、文化教员和随军记者，曾参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水利工程建设和油田开发，历任《东北文艺》副主编、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他的创作始终与时代同频，用小说、散文、寓言、杂文等多种文学形式记录时代发展的进程，代表作有《燃烧的土地》《沸腾的山谷》《浪涛滚滚》《沧海横流》《荣誉》《战斗中的友谊》《巨人的故事》等。

何为生于1922年，十五岁时，他在叶圣陶主编的刊物《中学生》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路》，1940年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青弋江》，1943年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从事新闻和电影文学剧本的编辑工作。1958年，因支援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建设，他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到福建。1956年12月，《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何为的散文《第二次考试》，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篇散文不仅被收入初中的语文课本，改编成广播剧、广播小说和电影，还译成多种外文，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他文质彬彬，矜持内向，平日里话不多，但一讲起上海滩的趣闻逸事和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坛风云，便津津乐道，如数家珍。他的散文以写人为主，叙事风格清新隽永、简洁明快，谋篇布局精雕细琢、独具匠心，代表作有《织锦集》《临窗集》《小树与大地》《闽居纪程》等。

在北海道新闻社的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下，以札幌为中心，从最南端的函馆到最北端的稚内、从最西边的小樽到最东边的根室、从腹地城市旭川到太平洋之滨的钏路，我们的足迹遍布北海道的城市和农村。一路上，我们与医生、职员、牧民、农民、渔民、日本唯一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人同吃同住，促膝长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多次应邀出席友好组织、文学团体、大学生群体组织的活动和市民座谈会，详细介绍中国的情况，认真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不管多忙、多累，对电视台、电台、报刊的采访，我们几乎是有求必应，而且把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整理成文，每人三篇，译成日文后在《北海道新闻》上分九次刊出。就这样，我们成了北海道的“名人”，在列车上、游船里、饭店中，常常被当地人认出来，有人甚至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姓名，请求签名或合影留念。北海道新闻社的社长渡边喜久雄说，在北海道的历史上，你们是第一批到访的外国作家，不仅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情，也创造了一种新颖的交流方式，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六十天的旅行，愉快而充实。回国后，我们先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再将其汇编成书，一共出版了三本散文集：《北海道纪行》（韶华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北海道之旅》（何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异国家书》（陈喜儒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的“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的一部分，是中国作家深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邻邦的亲见亲闻亲历，是日本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真实写照。韶华在《北海道纪行》的后记中说：“一般的参观游览好像在公园里划船，我们算是下水游泳了。游泳可以体验一下水温，身上也许沾几片浮萍，但毕竟不是潜水，仍然看不见水下鱼儿们的关系。这篇《纪行》能使读者增加一点对日本人民生活的了解，增加两国人民的友好的情谊，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何为在《北海道之旅》的代跋中说：“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至七月十八日的日本之行，是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路标。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北海道，在那里度过的五十余个白昼和夜晚，异域风土的画面和音响，色调纷繁多彩，贯穿其中的主旋律，则是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在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洋插队”的日子里，我与韶华、何为共同学习，互为“我师”，而且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即使在回国后也一直保持联系。上世纪九十年代，何为从福建回到魂牵梦绕的上海，定居在老弄堂的一幢祖宅中。晚年因患黄斑病变，他很少写文章，每个月仅为《新民晚报》“夜光杯”的名人专栏撰写一篇随笔，文字更显苍劲深沉，后结集为《纸上烟云》，由文汇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2011年，何为病故，享年八十九岁。

韶华曾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数年，后返回辽宁，任辽宁省作家协会顾问。前几年我们打电话聊天时，他对我说：“陈老弟说梦话的水平之高、声音之大、语句之完整，独一无二。”我说当年你在书中就写过这件事，闹得全国人民都知道我有这个臭毛病，每次出差、开会，大家像躲瘟疫一样离我远远的，你可把我害苦了！他哈哈大笑道：“我是实话实说，没有放大、夸张。”

翻阅韶华的《北海道纪行》，可见如下文字：“昨晚，两次被陈喜儒同志吵醒。一听，他是在讲梦话，而且用的是日语，可见他已经达到‘用日语思维’的水平了。昨天，此地人传说，来了两个中国人、两个日本人，连同小笠原先生，我们一行四人，他们把陈喜儒同志也算做日本人了。有几次和日本朋友们交谈，不了解他的身份的人都问：‘您是东京人吧？’在翻译的时候，凡是我们讲些幽默的话，都能引起对方发笑。遇到一些难译的词汇，陈喜儒同志总是再三斟酌、询问，决不含糊。他又有相当的文学素养，思想也比较敏捷——这样的翻译是叫人放心的。”

这段文字不乏溢美之词，令人汗颜，但其中的“叫人放心”四个字，得来不易。其实刚到日本那会儿，韶华对我的日语不太“放心”，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设卡挖坑”，比如讲话时故意拐弯抹角，抑或含蓄隐晦，中间还夹杂一些政治笑话、寓言童话以及中外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和情节。他的目的不是彰显其学识的渊博，而是察言观色，判断翻译效果；好在这些内容并没有超越我的阅读范围，也就没有卡壳儿、打喯儿。他是从基层摸爬滚打走上来的干部，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贩夫走卒都打过交道，社会经验丰富，但对翻译这个工种，他心里没底，所以要进行“检测”。记得一次在日本朋友家包饺子，他要擀面杖、面板，和面时讲面要“筋道”（日语是“面要有腰”），拌馅儿时要“澥”些水进去（“澥”既非“掺”也非“兑”，而是在搅动的同时滴滴答答地往里加水），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术语，我一边比画一边说，总算没有被“考糊”。他放心了，高兴了，拍着我的肩膀说：“陈老弟，行。”

至于梦话，他说的是实情，我从小就有说梦话的毛病，但平时不说，只有劳累时才说，而且越劳累梦话越多。但在看到他这篇文章之前，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说梦话的声音如此大，竟然两次把他吵醒，而且说日语。查阅采访笔记，那天是1981年6月20日，我们到别室海峡地区的西村别町采访，晚上，何为与北海道新闻社的记者住饭店，我与韶华住在牧民角川义捷的家中。跑了一天路，说了一天话，我很累、很困，吃完晚饭倒头便睡，结果鼾声大作，梦话连篇，闹得韶华一夜没睡踏实。第二天早晨他对我说：“你不宜做保密工作，不用别人刺探引诱，自己就全招了，容易泄密！”

但这毛病与生俱来，且无药可医，当视为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本人无法控制，无能为力。回想起来，受我梦话、鼾声伤害者还有不少。与俄文翻译刘宪平访俄时，某天晚上因房间紧张，我们俩临时同居一室。半夜醒来，我见对面的床上无人，以为刘宪平找到了空房间，但进盥洗室时，差点被绊倒——他受不了我“梦话加鼾声”的双重折磨，干脆“自谋生路”——铺了条毛毯，睡在地上。

记得有一次闲聊，韶华得知我爱人生在苏州，不会烙饼，而我是东北人，喜欢吃面食，就说：“这好办，我的烙饼技术高超，我来教她，叫你天天有烙饼吃。”我本以为他是开玩笑，没想到过后他真打来电话：“我现在就去你家，教你爱人烙饼。”我吓了一跳，堂堂著名作家，怎会来我家教我爱人烙饼？那时我住在西郊花园村，他到我家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怎样和面、揉面，醒多长时间，怎样擀……真是有理论、有实践、有示范，而且做到了“三不粘”：不粘手，不粘盆、不粘面板。他烙的饼松、软、香、脆，果然身手不凡。

韶华心灵手巧，多才多艺，不仅笔头快，而且擅长书法，会弹钢琴。至于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木工瓦工、脱坯打墙，也都难不倒他。他曾跟我吹嘘，说他在干校盖的房子冬暖夏凉，固若金汤，地震时毫发无损，堪称农家土屋的典范。他还教我“快速洗衣法”，穿西服时，若天天洗衬衫，太麻烦，不妨只洗领口和袖口，用吹风机吹干，就能再凑合一天……

从北海道回来，他做了个很漂亮的手提箱，把录音机、照相机、录音带、胶卷、稿纸、笔等都放在箱子里，说外出采访时拎起就走，很方便，叫我也做一个。我很疑惑：“你这本事是怎么练成的？”他说从小参加革命，一切靠自己，什么都得会才行。人家经受过战火的洗礼，生存能力极强，而我，一介书生，笨手笨脚，什么都不会，只得望洋兴叹。

实践证明，“洋插队”是成功的。我与韶华、何为回国后，又相继推出了以日本农村、中小企业、文化教育、企业文化等为主题的“洋插队”，并有系列专著出版，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