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4年第3期｜加拉巫沙：刚刚好
一
竹鞭呼呼响，随时落下来。
执鞭者个头适中，穿中山装，剪板寸头，发质粗硬、花白，像点缀着浅浅的雪。出于害怕，站成一排的小人儿往后缩，队伍的直很快歪斜了。他不在乎直线或斜线，鹰似的梭巡着，凡脸和手脏兮兮的必挨一两鞭，啪、啪啪地打在摊开的手掌上。鞭打时，隐忍者一下就过；哭喊者会多挨，外送一句“小兔崽子”的骂。当时，我们不知道“法西斯”这名词，若知，绝对将他的姓狠狠地拿来搓揉，喊他“贺法西斯”的。不过，我们还是搜肠刮肚，将他纳入厉鬼的序列——“聂茨（nyitci）”，故唤他“贺聂茨”，即贺鬼。
完毕，他噌噌噌走到屋檐下，去敲垂吊着的一截铁轨。那铁轨锈迹斑斑，似腊肉，让嘴馋的我们产生无尽遐想。
叮当当，叮当当……
他是偏远彝区一个教学点的校长兼老师，隶属甘洛县则拉公社。
课堂上，他讲的内容，我多半忘了。从语言的根性上讲，小人们压根不懂汉语，而作为汉人的他又不懂彝话，所以，教与被教、授与被授仿佛都是对牛弹琴，合不到一个熔炉里来，离锻造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梦想远着哩。学校配有姓阿色、丁惹和沙马的三位彝族民办老师。往往，语文和数学课先由贺聂茨教几遍，等学生能从头至尾背诵后，再由彝族老师口译成母语，如此循环的结果是，有的真懂，有的似懂非懂。当然，不排除有学生腾云驾雾去了，哪管你这些方块字和阿拉伯数字。期中和期末的分数下来，人人都得分，由贺聂茨按单科成绩赏罚，零分的罚十鞭，一至三十分的罚五鞭，三十至五十分的罚两鞭，五十分以上的赏水果糖。糖的那个甜，天哪，能把童年甜死。它是从贺聂茨的裤兜里慢慢掏出来的，好像他穿着一条魔裤，取之不竭，甜之不尽。他兜里还鼓着，但从外面拍了拍裤兜，说：“下次，拿分数来换！”
回到家，斗字不识半个的父母脸上绽放着花：“啊吧吧，我娃厉害，可背一本书。”不管父母指认哪篇课文，娃都要从第一篇依次起背，直诵到所抽查的最后一个字才停止。脑瓜子活泛的家长察觉到了荒唐，一张纸上的字，咋念老半天？娃娃学着贺聂茨的样摇头晃脑，搬出他的话：温故而知新。家长不懂何意，又是一种对牛弹琴的场景，双方脸上却漾着满意和骄傲的笑。
数学的加减法十分麻烦，数字超过二十，意味着小人儿的手指和脚趾已算干数尽，再无实招和硬招了。起先，贺聂茨允许学生用小石子和小木棒来凑数，后来，他发明了小竹棍数数法，要求家长仿制，所谓靠山吃山、靠竹吃竹。这土办法好。家长的一臂之力，将权责、情感及手艺都融入了娃们的学习里。
父母砍来竹子，截取等长和等细的竹棍，将钢丝头烧红，咝咝钻眼儿，用麻绳串成圈，往娃的肩膀上一挂，别说二十的数，就连一百以内的数都可随便加减。十多个娃从各自的寨子出发，不约而同地涌向学校时，奔跑的脚步声、小竹棍间的剐蹭声及竹棍与身体的磕碰声嘈嘈杂杂，急成一团，也挤成一团，像纷纭腾突、马鸣萧萧的远古战争。
下午放学，娃们像佩着子弹带的童兵，又是一阵声响的骚乱，嗒嗒嗒，渐行渐远。只要五六个娃纵队奔腾，山路边的牧者和土地上的劳动者是能听到动静的。这时候，娃们成了时间的代名词，牧者知道快要牧归了，劳动者知道快要收工了。当然，他们之前稍加留意的话，学校的铁轨早当当地敲过，悠悠扬扬，传遍山野。
越往高年级走，数学课越让贺聂茨伤痛脑筋。一位数的乘法，学生勉强能够应付，但两三位数的却漫无头绪，师生怎么共同努力也枉然——当地土语说“笨得屙牛屎”，是也。贺聂茨和三位民办老师商量，干脆开个家长会，集思广益，寻出一个良策来。开会那天，贺聂茨精神抖擞地讲啊讲，几乎把嗓子说哑了，只见土灰灰的家长呆头呆脑，不知所云，才晓得他们都不懂汉语啊。彝姓阿色的老师站上堡坎，吃力地翻译校长讲解的内容。家长开始窃窃私语，这下真的听懂了。我们在旁边戏耍，不时嘻嘻地听着。贺聂茨将手背在身后，踱来踱去，以为民间马上贡献出大智慧，配合着学校把学生培养成才。
拿出来的方案让人既欣慰又伤感，跟智慧不沾边，甚至将愚拙放大了无数倍，是彻骨的一种痛。大意是：娃们的学习够好的了，当家长的相当满意，他们不愿再为难贺老师；再说娃学那么多干吗，将来做买卖时能认字、识秤和算钱，不被别人坑，已算贺老师桃李满天下。
贺聂茨愕然，定在那里不说话，像一根木桩。良久，怒骂“朽木不可雕”。但见每张纯朴且真诚的笑脸，他的心软了下来，几许酸楚，几许同情。
自那以后，贺聂茨的课前训话不再关注学生的脏脸和脏手，而是盯着谁的乘法口诀表应用得如何。他出的题目花样繁多，最爱用蛋、鸡和一些山货举例，要求学生对答如流，立即算出能卖多少钱。让他大失所望者才挨鞭子。进了教室，继续训话，又是罚站，又是讲题，叫我们非弄懂不可。那些账单被我们倒来倒去，一些人成了富翁，一些人当了乞丐。读望天书和算望天账，谁敢堪比？
学生可塑性强，几经周折，两三位数的乘法难题被攻破，几乎人人会，个个懂，只等着去攻克除法的堡垒了。期末考试，小人们的成绩一下子冲进了全公社的前三甲，引得其他五六个教学点的校长自愧不如，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公社安排贺聂茨介绍经验，他始终绕山绕水，应付了事。
全公社的教学点生源类同，尽是彝家娃，除了公社及其附近教学点的娃略懂些汉语，其余的你说砍脑壳，他们也听不懂的。这就意味着，贺聂茨的教学确有制胜的秘籍：与其按教学进度哗啦啦教完，让学生一问三不知，不如闷鼓加重槌，让学生起码在教学的某环节上像响鼓和重槌，咚咚震天。再不济的话，他们长大了，进城做个小买卖，不至于成为语言上的哑巴和数字上的瞎子。
这高分的奥秘里藏着些许无奈。无奈之下，贺聂茨记住了家长可怜和可叹的既最高又最低的期盼：认字、识秤和算钱，别连男女厕所都不识，跑错了门。
“蛰吉蛰(zhetjjyzhet)。”贺聂茨苦学彝语，很多方面虽词不达意，但他最爱将这句汉译“刚刚好”的话挂在嘴边。
三十多年后，我想起他的经典动作，右手掌摊开，从前额往后捋黑白相间的硬发，似乎那是一把梳子，边梳边笑着说：“蛰吉蛰。”接着用汉语补充，“刚刚好，刚刚好。”
二
知道绰号“贺聂茨”是他学彝语后的事。他不责怪谁，说：“我不当‘聂茨’，你们将来就得当‘聂茨’。”
我过去看到，他吃的是大米饭，后来注意到，在多半的时间里，他跟彝民一样吃苞谷饭和洋芋坨坨。再后来，他养了几笼子鸡，去公社办事时抱一两只去卖，零零碎碎，挣点外快。他十分在意的穿着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除了的确良白衬衣和呢子中山装，天蓝色的卡其布料衣裤已完全农村化，补丁缝补丁，看起来，只是比农民的干净和板正而已。他熨烫衣裤的那套土法曾经风靡一时，将衣裤搭在长长的板凳上，毛巾覆之，再用装满开水的铁盅盅往前压，不妥的地方，重复便是了。他的裤子最好看，匀匀的，抖抖的，直直的，两条若隐若现的裤线从上而下，好似裤的脊梁，又似刀的锋刃。农民没学会这套熨烫法之前，他们的裤儿怎么看都像皱巴巴的腌菜。
举手投足间，他越来越像个农民了。
山里的彝人信奉万物有灵。家人生病，得请高人或遣送或驱赶或捉拿附在病人身上的“聂茨”。尽管人民公社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抓得紧，但学校附近的人家总要在夜晚悄悄举行的。起始，贺聂茨不请自去，想看稀奇。按规定，整个仪式结束前，必须送几块烧肉给“聂茨”，并派人将“聂茨”的象征物——草偶、泥偶或画着怪异符号的木板送到野外的隐蔽处。某次，他主动承揽了这项轻巧的移送任务，病人三日后又恰巧痊愈。这下，贺聂茨声名大振，仿佛他是药引子，立竿见影，药到病除。那些远远近近的寨子里，大凡搞仪式的家庭，私下都差人去邀他。
我家在诺苏泽波，离学校最远。有一回，家里给奶奶扎草偶，我负责去请贺聂茨，借他的威力向虚幻世界纵横捭阖，让所有魑魅魍魉统统滚蛋。还在羊肠小道上时，他老爱提问，从学生的回答里几乎掌握了诺苏泽波在读的和适龄儿童的基本情况。到寨子后，他并未急着去我家，而是叫上我和几个同学去串其他户主的门。每访一户，他总要掏包，散发几颗水果糖。客套话说完，弯弯绕绕，设法绕到教育的话题上去，唯有读书高嘛。这天黄昏，他斜挎着的褪色的帆布包像潘多拉的盒子，给他带路的我们像中了魔怔，心心念念包里面的糖。
等天光暗黑，贺聂茨给我们各赏了一颗糖。
参加仪式的约两个时辰里，我家人十分尊重他，尽可能用简单的彝语跟他交流，大拇指跷了数十遍，夸他是个好老师。
他是无神论者，送草偶的时候，套用学生起的绰号说：“主人家噢，‘聂茨’走了，再也不来了。”一语双关，暗合民心。
回程的路上，他独自前往。漆黑的山那边，电筒的光忽闪忽闪，多么像苍穹中璀璨的某颗星，或成为迷茫者、迷惑者和迷失者的指引。我站在家门口，看着那束光渐渐隐没于山林，最后消失在了山的另一边。那刻，我暗下决心，往后的私底下，不再叫他贺聂茨，而是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喊贺老师。长大后，我想像他的电筒般当束穿越黑暗的光，像他般当个穿过黑夜的人；也正如他，手执光明，照亮前路，去更远的地方，耀更亮的光。
他心头装着教育，是个好校长、好老师。此乃正面之说。
不知道节约来干啥，像个乞丐，想吃那块送“聂茨”的肉吧。此乃负面之说。恼人的是，还有人给他编了个极含鄙视的绰号“贺什虎（shefu）”，“贪”和“馋”的状貌活灵活现，令人作呕。汉文稍好些，意为“贺烧肉”，乍一听，疑是红烧肉的音。
在很长的时间里，两种论调较劲儿，雄起雌伏，雌起雄伏。后来，三位民办老师不忍心校长被抹黑，挤牙膏似的泄露了些秘密：贺校长省吃俭用，暗中资助了六名计划辍学的优等生。再者，他利用送别“聂茨”的机会，苦口婆心地改变了十多个家长让孩子辍学和退学的想法……
“贺校长不允许我们讲出去，他也跟家长打过招呼，不得外传。”
“哦。”
“嗯。”
细细想来，也是啊，他要访问的人家若无学生和适龄儿童，他绝对不会去送那些“聂茨”象征物的。其意图多么明确，趁机通过家访，一则减低辍学率，二则确保每年招生时有潜在的生源。毕竟，在大山里活蹦乱跳的学龄儿童中，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得到命运的眷顾，背起小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
他做的更多善事，几年之后才慢慢揭晓。
记得我读五年级上半学期的那年，因病休学两个月。其间的三个周日里，贺老师和阿色老师来给我补课，师生甚是融洽。这天，恰遇我父亲给左邻右舍的男子剃头，贺老师说，他也剃一个。父亲说，农民头丑啊，千万别剃。贺老师固执，哪个说劳动人民丑，我跟哪个急。见他认真，勉为其难的父亲只得答应，吱吱吱，咔咔咔，千篇一律的锅盖头发型大功告成。
在场的人哈哈笑。
贺老师边笑边问：“像农民不？”
父亲奉承着答：“还是像老师。”
“不对，不对。这才像农民嘛。”
他歪着头，右手的五指猛地插进上面的头发，前后左右地拨弄。“蛰吉蛰！”先用彝话感叹，马上补齐汉语，“刚刚好，刚刚好！”
我注意到，贺老师头顶上的白发比过去更多、更密了，似深深的雪，前后抖，雪未落；左右抖，雪亦未落。他种下希望，收获幸福，却逝去了绚烂的年华。
三
别小看语境，时间、空间、情景、对象和话语前提多么重要。
五个年头来，我和很多娃在学校、家庭和纯粹彝民的社会里切换两种语言模式，但终究，除了能识读课本上的汉字，日常汉语仍旧无法表达，偶尔说上几句，也压根儿不懂意思。我们靠超强的背功，将课本篇目和内容镌刻在了记忆的深处。至于发音准不准、计算对不对，倒在其次，反正够拼的了。我们酷爱音乐课，遗憾的是，贺老师安排得太少，这跟他有副破嗓子相干。他教的歌屈指可数，其中的一首困惑了我三十多年，直到在网络上查询到歌词，才恍然大悟。
我是公社小社员啦
手拿小镰刀呀
身背小竹篮
放学以后去劳动
割草积肥拾麦穗
越干越喜欢
啊哈哈，啊哈哈
……
歌词较短，旋律优美，节奏欢快。但贺老师口耳相授的缘故，我除了懂得“放学以后去劳动”，其余的一概不知怎么发音。今天唱来，仍是我幼年想当然填的词，不彝不汉，离原本的词义离题万里，甚至莫名其妙。你听：
我是公蛇小蛇员啦
小拉小拉哆呀
扫把扫角呀
放学以后去劳动
姿采姐姐甩卖甩
越干越喜欢
啊哈哈，啊哈哈
……
我以为，歌唱一位叫“姿采”的姐姐，她由蛇变幻而来，扎着乌黑的小辫子，放学以后，最爱给学校扫地。举此例，我是想强调语境和语言的重要性。
在彝语的环境里，学校教学及贺老师的汉语似一把锐剑，刺进了我母语的空气里，接踵而至的是知识、科学和文明，且开发了一大批娃的心智、兴趣乃至爱好，为未来步入汉语世界打下了基础。跟我一样的学生是幸运的，我们最起码在汉语、识字和算术上超越了父辈，将来做小买卖，绝不会当傻瓜了。
前辈憨厚、纯朴和木讷，送娃进学堂的目的那么干脆，那么实用主义。我辈读书，仿佛不是为自己而读，而是为了他们，成为给他们打下手的眼睛、嘴巴和脑子。依此来看，让娃读到小学毕业，算是家长有相当能耐了。是的，尽管贺老师一边节衣缩食资助学生，一边奔走呼告规劝家长，可五年前同届的六十多个学生，临毕业时已不足二十人，其他一至四年级的学生也零零星星，辍学率飙高，刹不住。教学点的使命可谓分崩离析，无可奈何花落去。送走我们毕业班后，教学点被撤并了。娃读书，必须去单边行程两小时的公社里。
听说，家长捶胸顿足，念贺老师的好，咒公社干部的坏。
又听说，贺老师凭借民族教育之功，调到县城附近的一所小学任教导主任，专攻教学。两年后，他调回老家仁寿县，到底积德累功，叶落归根了。
我和贺老师五年的相逢，终究成了一生的分别，从此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参加工作后，我惊奇地发现，幼年的同学和校友绝大部分虽然当了农民，但他们的后代无一例外地被强迫着去读书，唯恐孩子胸无点墨，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而当年那些未曾进过课堂的同龄人，则少管子女是否入学，家里的钱要紧，让娃重复他们的命运和生活。拿两者比较时，我恍惚觉得贺老师正提着竹鞭吭哧赶来，挥一下，一枚种子，再挥一下，又是一枚种子。原来，他早在我们的启蒙时期，种下了一枚枚梦想的种子。只不过，少量的种子在我这代人的身上萌芽，更多的蛰伏着、孕育着、希望着，在隔代人身上“一经造化手，各若矜春华”。
贺老师啊，是你带着我们两代人去了明天，去了春天。
现在，我仿着你的经典，将手伸进头发，代你说彝语口头禅“蛰吉蛰”。此外，我要向世间宣布你的尊姓大名：贺刚。
一切那么合适，一切都刚刚好。
加拉巫沙，1969年生于四川凉山，彝族。有作品发表于《民族文学》《天涯》《广州文艺》《天津文学》《四川文学》《滇池》《边疆文学》等刊物，曾获第十七届滇池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