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那里，最响亮的闲言与最机灵的好奇‘推动’着事情的发展；在那里，日日万事丛生，其实本无一事。”

序章

1

每个人降生的那一瞬间，都是极其相似的，但离场的方式各有不同。

宇宙中充斥着各种基本粒子，像什么夸克啦，轻子啦，规范玻色子啦，希格斯玻色子啦，还有什么引力子啦，不一而足。它们一刻不停的微弱振动，赋予天地万物以能量。如果我们将这种震动的规模放大无数倍，即可想象出钟摆或秋千的振幅和频率。同样，像万花筒般运行的天体亦复如是。正是由于它们机械地、周而复始地旋转，才转出了寒暑推迁与昼夜相代。天体的转动和四季的交替，也会给我们带来某种恒定秩序的幻觉，我们称它为时间——毕竟，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全世界的人都是以太阳所处的位置来确定时间的。如此说来，我们对于时间的奇妙体验，不过是源于一个永恒复归的“大秋千”的来回摆动所导致的轻微晕眩或迷醉。当然，只要你愿意，也可以认为时间根本不存在。

话虽这么说，我们还得交代一下故事发生的大致时间。

那是2019年的10月8日，农历九月初十。

时令虽然已交寒露，天气仍有几分燥热。上午九时许，中关村软件园国际会议中心东侧的马路上，走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老者。这人瘦高个儿，身穿藏青色的短夹克、卡其色的休闲裤，头戴一顶草编遮阳礼帽。这人名叫周振遐，退休前曾担任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董事长。他沿着上地西路由北往南，不紧不慢地踽踽独行。

当他走到上地西路与上地九街的交叉口时，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数不清的员工大巴一辆接着一辆，从城市的各处汇集到这里，吐出一批又一批上班的人流，将丁字路口的马路塞得满满的。这些人大多一边往前走，一边浏览手机信息，也有人大口吞食着刚刚在路边摊买来的煎饼果子，行色匆匆地绕过旗杆下的喷水池，朝着软件园东大门的方向疾速移动。在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那些骑着黄色、青柠色共享单车的年轻人，焦躁地打着响铃，而像潮水一样漫上路面的人流对此视若无睹。人群中偶尔也能见到将头发染成褐色、酒红色或蓝色的时髦青年，他们因脚下踩着轮滑，即便静立不动，也能缓缓漂移，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

所有的人都心事重重，神情肃穆，且彼此之间从不交谈。除了不时传来的几声汽车的鸣笛之外，你甚至听不见杂沓的脚步声，四周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寂静。

周振遐索性在路边的一张白色铸铁长椅上坐了下来，等待人流退去。

姚芩去广州参加侄子的婚礼，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意识到，所谓无聊的时刻，就是人们感觉到了时间如何过去的那个时刻。可时间偏偏不想过去，而他既没有任何方法去驱逐它，也没法去填充那个深渊般的虚空。因此，他想给自己找点事情来做。比如，他可以去离家不远的金地花卉市场转转，顺便买一卷用于固定花木枝条的铁丝线圈。另外，二楼茶室里的那两盆建兰，叶子有点泛黄，且长出了焦斑。他想去请教一下专卖兰花的邢师傅。

姚芩刚从白云机场打来了电话，她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等到他逛完花卉市场，去附近的“北平精酿”喝杯啤酒，再次回到家中时，没准儿姚芩就会来给他开门。

虽然两人只分别了四五天，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

因为忘了带烟，当他坐在长椅上感到昏昏欲睡时，抽烟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

在大街上观察陌生行人的脸，是周振遐多年来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习惯。揣测、虚构、臆想这些人的命运，并非出于什么恶毒的用心，更多地是源于某种悲悯。在这个彼此模仿的尘世上，别人也是自己。

他上了年纪且心智正常，没法不时常想到死亡。俗话说：智者之死，与愚人无异；贫者夭亡，与富寿者相埒。大街上的陌生人从他身前走过。他们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贫穷或富有，或踌躇满志或心灰意冷，各有各的命运。

真正的穷人为生计忙碌。他们熙来攘往，旅食奔波，脚步一刻不得停息。他们很少像智者和哲人那样思考死亡，仅仅是因为他们被劳作的绳索所束缚而无暇他顾。他们忍受贫穷、屈辱、不幸和痛苦，即便一贫如洗，燃烧在他们心底的那盏希望之灯，也从来未曾熄灭。他们生活在世界的暗面，不被关注和观看，仍试图从简单、粗劣和严酷的生存中，辨别是非善恶，维持着对这个世界的一线信心。在不很遥远的过去时代，穷人不受文化的节制，乐天知命，视死亡为平常之事。但世界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重组、颠倒和置换。他们从林泉山野被置换到了城市的周边，沦为无根之物。如今，知识和时尚的暧昧光影终于撵上了他们，并将他们牢牢箍住。尽管他们无暇从容检视死亡，仍不免会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数年、数十年后，从这个世界消失，堕入绵延的黑暗。有时候，他们只是坐在椅子上微微打了个盹儿，就已归到死人那里去了。

当那些保养得很好、养尊处优的有钱人或成功人士从你身边经过时，你很容易一眼将他们辨认出来。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衣着散发着限量版或私人订制的贼光，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眉宇中通常有一种不屑于与一般人计较、跳脱于芸芸众生之上的超然和优越。他们的与众不同，往往体现在他们优雅健美的体态和身形上。在今天，身材是否匀称，成了成功人士区别于失败者的重要标识。他们日复一日生活在很不健康乃至极为病态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中，却将健康视为生活中唯一的宗教。钛锆合金的瑞士种植牙、钴铬钼合金的美国置换膝盖、德国蔡司人工晶体眼球以及诸如此类的现代医疗科技，为他们的衰老留住了最后的体面和尊严，而对身体指标的严密监测和未雨绸缪的提前干预，也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罹患致命疾病的几率。就算有人运气不佳而身染重病，通过被俗称为“上手段”的极限治疗，依然可以长时间续命。因此，这些人比顶尖科学家更相信基因和生物科技的无所不能，更相信现代医疗科技在可见的未来能够使他们至少活过150岁，直至获得永生，成为不死的人。

真正意义上的名流、社会显达以及特殊群体的神秘人士，很少现身于街头的人群之中。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他们通常在新闻、传说或流言中存在，并供人瞻望。死亡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也有些特别。一些人在切开喉管之后，仍能支撑十数年，在没有知觉的昏睡中轻松迈过100岁的门槛。他们从公众生活中退场之日，一般来说已经历了一次死亡——世人提前将关于他的信息从记忆的硬盘中删除，以便容纳或储存后来者的荣耀、事迹、丑闻或劣行。因此，当这些人死亡的讣闻，出现于报纸的一角或手机微信的朋友圈中，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悲伤，而是时空错乱所带来的讶异与疑惑。因为，在公众的心目中，这些人早已死去多年。

在过去，大多数人真正意义上的消失或寂灭，多半在肉体死亡的数十年后悄然来到。其标志通常是墓碑无人擦拭，墓园无人祭扫，与死者相关的所有人和事，皆在时光的流转中湮没无闻。然而，时至今日，微信社交平台的出现，使得这一自然的进程骤然加快了速度。每逢有人离世，亲友或知情者第一时间将死者的讣闻发到朋友圈，以便获得关注，并在第一时间表达哀悼、缅怀与赞美。转发的密集度或跟帖的数量因人而异。一方面，社会公众需要借助他人的死亡来加固自身生命的堤坝，温暖自身孤寂而寒冷的生命；另一方面，死讯的出现过于频繁（有时一天多达数条或数十条），反倒成为一种不祥的提醒——活着的人想尽力忘却的“终场”，时时浮上心头，因而也会有一丝莫名的焦虑。不管怎么说，在微信朋友圈传播的死亡消息，通常在翌日或数天后被清空。有时，那些可怜的死者名字，在朋友圈晾出几分钟之后，即被其他海量讯息覆盖，从此销声匿迹。

说到底，人的生命，不过是在两个虚空之间出现的一次小小的火花闪动而已。第一个虚空是出生前的暗昧，第二个则是死去后的沉寂。奇怪的是，所有的人自打出生之后，就在静静地等待第二个虚空的到来——正如某位哲人所说过的那样，人一出生就老到了足以死去，却很少有人认识到第一个虚空的存在。

其实，保证一个人出生的难以计数的前提条件，缺一不可。奇妙的是，由于某个神秘的恩典，无数个因缘结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彼此协作，来担保一个奇迹的发生，让你穿越黑暗的隧道，抵达光明之岸，在这个世界上现身。反过来说，那无数个本该降世的生命，却因某个微不足道的偶然变故，被永久地冥封于时空的混沌之海，不见天日。

周振遐安坐于中关村软件园近旁的长椅上，脑子里想着那些不着边际的事，一度像喝醉了酒似的，变得神思恍惚起来。有好长一阵子，他弄不清自己坐在什么地方，眼前的街道、房屋、树木、广告牌和高压电线，都让他觉着陌生。在呆钝的意识中，他朦朦胧胧地预感到这不是什么好兆头——那些通常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死亡，如今也在要求他即刻兑现。

他终于回想起来，今天早上在公园散步时，他的眼球发生了轻微而持续的颤跳。他在穿过荷塘边的一个石舫时，曾因一阵短暂的晕眩而差一点跌倒。

现在，他再次抬起头来，注视着街道、天空以及软件园东三门入口的通道，心下暗暗吃了一惊。刚才还车如游龙、人似流水的大街上一派岑寂，四下里不见一个人影。停车场里也空荡荡的，大草坪的淋灌喷头，兀自转动着，哒哒地喷洒着水雾。园区绿化带那一大片蓊蓊郁郁的松柏，也让他有过片刻的疑惑，仿佛他已置身于碧云寺一带阒寂的群山之中。

一阵轻微的痉挛，在他的腹部生成。起初不易察觉，但随后坚定而执着地加大了力度，逐渐形成了那种令他熟悉而恐惧的钝痛，它如潮水般漫向他的胸膈和喉管，周身开始出汗。与此同时，头部的剧痛让他的视线一阵模糊，几近失明。不过，周振遐并不慌乱。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排“阿司匹林”，从中压出数片，舔入口中。为了让药物快一点起效，他像吃蚕豆一样，将这些肠溶药丸咯嘣咯嘣嚼碎，以便在进入胃部时被提前吸收。

就在这时，他瞥见了长椅一侧的垃圾筒。

垃圾筒上有一个打开了瓶盖的矿泉水瓶，瓶子的底部被人丢入了两枚烟蒂。烟蒂因长时间的浸泡而散开，卷纸粘在瓶壁上，瓶中之水呈现出尿液般的淡褐色。周振遐缓缓移向长椅的一端，一把抓过垃圾筒上的瓶子，将脏水全部倒入口中，反复漱口数次之后，这才咽了下去。然后他稍稍稳了稳心神，掏出手机，为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

他的眼前再次出现了姚芩那张带着笑意的脸，仿佛隔着一层雾。但她的笑容仍让人安心。

大约六七分钟之后，他在司机的搀扶下坐在了出租车的后排。周振遐竭力抵抗着昏昏睡去的诱惑，给神州联合科技公司北京总部的现任董事长陈克明发去了一则微信。陈克明虽然远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仍在第一时间打通了安河医院值班院长的电话，嘱咐他做好抢救准备，且务必亲自在医院南门外迎候。

在陷入昏迷之前，周振遐仿佛听见一个遥远而庄重的声音，在耳边不断地向他提问，并催促自己诚实地予以回答。

问：汝自降生至今，驻世一甲子有余，而今一旦撒手，尚有何事未完？

答：无有。

问：汝在世间有何债务未能偿还，以致临终抱憾？

答：无有。

问：死之于汝，可惧否？

答：不惧。

问：汝是否有遗书留于亲友，交代善后事宜？

答：曾留遗书两封，置于住所二层书房写字台中间抽屉内。一封交姚芩，一封由姚芩转交儿子周南。抽屉虽上锁，但姚芩知道钥匙之所在。

问：汝于世间苦熬六十余载，吞食五谷杂粮、鱼肉蔬果数十吨，啜饮各色美酒数千瓶，先后与女子多人交好，且育子一人。汝之一生值得否？

答曰：若说值得，实是不值得。若说不值得，又似值得……

问：此话怎说？汝今将死，无须侈谈饶舌，只说值得不值得便是！

答：值得。

问：汝之履迹遍布世界，游历名山大川，饱览世间风光。如今要过奈何桥，朝那白骨堆里去了。若得残喘，尚有何地仍想一游？

答：想陪姚芩去福建，在茯西村山头小坐。

问：去那里做甚？

答：听听风声。

问：茯西村乃一海上荒僻渔港，无甚风景可观，何故念念于此？

答：这里面倒也有个缘故，只是说来话长。

问：此刻有何愿望亟待满足？

答：抽烟一支。

2

接到陈克明从赫尔辛基打来的电话时，沈辛夷正和两个同事在公司的食堂吃午饭。董事长简明扼要地告诉她，今天上午九十点钟，“老头子”周振遐晕倒在了中关村软件园国际会议中心广场的长椅上。他先是被出租车司机送往附近的安河医院抢救，接着又转到了阜外医院。总的来说，情况很不乐观。老周是天津人，前妻和儿子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为防不测，陈克明嘱咐她丢开手头的一切工作，立刻赶往阜外医院，代表公司和他个人，相机处理一应事务。顺利的话，他本人将在一周后回到北京。

董事长在电话中向她交代事情时，竟然随口称她为“亲爱的”，语调极不自然，辛夷的心里多少觉得有点别扭。

她来“神州联合”工作的时间不长，也曾见过周振遐两次。这人并不像陈克明或同事们传说的那样“神秘”，当他笑眯眯地望着你的时候，目光眷注而清澈，让人在沉静之中油然生出亲近之感。他无意中说过的一句话，沈辛夷默默地记到了现在。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在医院住院部的一间办公室里，沈辛夷见到了心内科的丁主任。他手里举着一张CT片，借着窗口的亮光，正在向什么人介绍病情。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位看上去四五十岁、脸庞白净的女人。她小声提醒丁主任，病人的心脏不好，每天都要按时服用阿托伐他汀、拜阿司匹林和酒石酸美托洛尔。丁主任点了点头，向她解释说，病人的心脏病现在已不是主要问题，不妨暂时放在一边。真正让人棘手的，是脑出血和脑梗的同时出现，让医生在确定治疗方案时不免左支右绌。通过溶解栓塞来改善脑梗的不良状况，势必使另一部位的出血加剧。反之，先止血的话，则有可能导致脑梗恶化。最后，丁主任告诉她，明天上午，协和、天坛和安贞医院的几位专家，都将赶来会诊。

“至于说您反复问到的，病人最终能否平安度过危险期，至少现在我们无法给您一个确定的答复。病人能否涉险过关，并不完全取决于治疗。就像俗话说的，关键不在于你得的是什么病，而在于得病的是什么样的人。”

随后，丁主任带她们去病房探望老人。

那时，她已经知道这个有点面熟的女人名叫姚芩。沈辛夷慢慢地回忆起来，在那些还没有来得及相识的公司员工中，如果说这个独来独往、不苟言笑的女人，曾经给自己留下过什么特殊印象的话，那一定是陈克明每次见到她时过分的热情和谦恭。

辛夷留意到，姚芩在周振遐的枕畔低声跟他说话时，处于昏迷中的老人，眼皮出现了轻微的颤动。姚芩用力握他的手，老人的食指也随之痉挛般地弯曲。丁主任自然也将这一切看在了眼中。他最终破例同意姚芩留在病房陪护，并答应不再往这间双人病房分派别的病人。

下午三点半左右，天津老家那边来了三个人：没精打采、沉默寡言的儿子周南；表面上大大咧咧而实际上很有心计，一直试图从姚芩口中套话的儿媳；正在上小学，脸上长满小痘痘的孙女。他们在病房待了不大一会儿，即起身离去，说是要赶傍晚的高铁返回天津。儿媳忙着和姚芩加微信，儿子周南则背着手，皱着眉头，从病床的一侧踱到另一侧，偶尔朝他父亲瞄上一眼。昏睡中的老人紧抿双唇，神情严肃，似乎觉察到有人在打量他而面露不豫之色。

周南从辛夷手中接过碗来，正打算给父亲喂口水，可他的妻子已在病房门口催他了。

临走前，儿媳叮嘱姚芩，一旦老人有什么突发情况，必须第一时间通知他们。那语气，好像姚芩是她临时聘请的护工似的。

从那以后，沈辛夷时不时赶往医院，和姚芩做个伴儿，让她有时间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或处理一些积压在手头的事情。渐渐地，沈辛夷对病房的卫生间不再畏惧和排斥。她独自为老人擦身时，也不会感到害羞。另外，她和姚芩的关系开始急剧升温。两个人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话。有一次，当沈辛夷亲热地叫她“姚姐”的时候，正在给病人刮脸的姚芩不得不回过头来，对她道：“对北方人来说，‘姚姐’可不能随便叫。你还是叫我‘芩姐’吧。”

一天早上，住在隔壁的老妪突然归西，闻讯赶来的家属和亲友们，不断涌入病房，一下子乱了套。在哭泣、争吵和叫骂声中，他们拒绝院方将遗体运往太平间。从中午一直闹到深夜。

因见隔壁乱哄哄的，沈辛夷决定留下来过夜。两个人挤在一张病床上，说了一个晚上的闲话。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总是辛夷一个人在絮絮叨叨。

说来说去，话题始终离不开她的母亲。

姚芩不到三岁时，母亲就离世了。对母女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她没有任何概念。因此，她完全无法理解沈辛夷对母亲的切齿痛恨。她的劝慰不仅没有让辛夷平静下来，反而加重了她的情绪失控。

“没有任何人是完美无缺的。可母亲毕竟是母亲……”

“要是你了解到我们母女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大概就不会这么说了。”辛夷哽咽着道。

第一章 沈辛夷

1

时间吞噬一切，但从不吐出什么。

一般来说，人们对于记忆中的故土家山，总是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对家乡的山川美景、人情风物，也颇多溢美之词，从而沉浸在一种“今不如昔”的淡淡的哀伤之中。所谓的乡愁或怀旧，也正在成为一种内容空洞、症候雷同的流行病，互相传染，随处蔓延。如果一个人的家乡风貌遭到了彻底的改变和毁损，那么，对它往昔的追述，往往会言过其实，极尽夸饰之能事。不是武陵桃源，就是天台仙境，最终让自己也信以为真。挟带着强烈情感的追忆之路，至多是一种轻度自我麻醉所造成的幻象重现。在岁月的沧桑巨变中，记忆被一次次修饰和提纯，直到它成为不可撼动的“自然之物”。

但沈辛夷的故乡记忆略有不同。

她的老家笤溪，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山坳里。笤溪村的四五十户人家，散落于象山之阴的溪涧两侧。北边是溧阳的连绵起伏的丘陵和茶山，往西是安徽的广德，山南则是浙江的湖州。在辛夷的印象中，老家笤溪从来都是那个样子。除了村西的竹林里因采挖紫砂陶土留下一个不大的矿坑之外，它的基本格局，三四十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自从八岁时离开那里之后，她曾有四五次重返老家的机会。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7年的初夏。

刚刚下过一场雨。清澈的溪流从山阴的竹林中蜿蜒而下，奔冲喧腾，汇入村中的深涧，漫过低洼处的碎石路面，最后隐没在浓密的树荫中，注入山下六七百米外的邮驿水库。溪流激起的漫天水雾，浸润着竹木和松脂的香气。背着手在村中闲逛的老人，还是原先的样子；山峦、房舍、石桥，还是原先的样子；店铺里售卖的笋干、百合和阳羡茶，一簇簇挺拔秀颀的金檫树，树下堆积的厚厚的落叶，都是原先的样子。如果说，有什么异物，犹如腋下淋巴生出的硬核，在时刻搅动着她温馨而绵长的回忆，让她稍稍感到不适，那一定是村中随处可见的外地游客了。

这些衣着鲜亮的外地人，慵懒地坐在临溪的精致花园里怡然自得。他们喝着茶、咖啡和冰镇啤酒，或低头查看手机信息，或旁若无人地纵情谈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的居民几乎无一例外地办起了民宿。修旧如旧的民居，整饰一新的庭院阁楼和篱笆小院，虽别出心裁、各臻其美，但总体说来亦大同小异。这些山民集老板、经理人、客房清洁工、厨师、园艺师、前台服务员、会计、出纳于一身，在房前屋后、楼上楼下疾速奔走，为手机订单上的那些陌生客户提供一条龙服务，并根据随时出新的时尚讯息，不断升级自己的设施、餐食和接待规格，以换取客户的好评，提升自己在业界的竞争力。

这些无远弗届的时尚讯息，来自于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社会网络系统。你非要给这个无形的网络一个恰当的名称，它或许可以被称作“他人”。而“他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你追问到底所获得的答案，也许只能是“查无此人”。很多时候，它仅仅意味着某种情绪、幻想或意愿的不安悸动，风一刮，也就没了踪影。

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寂静山村里的乡民们来说，生活的目的，早已不再是待在自己的家中且感到自在和舒适，而是猜测并想方设法去满足“他人”的莫名欲望。而当所谓的“成就感”，成了“别人”瞳孔中偶然映出的虚幻闪光时，生存本身就像是自愿接受的无期徒刑了。

倘若你有幸碰到本地见多识广的投资人，他们一定会跟你吹嘘笤溪村风光山水的“原汁原味”。就好像这个山村的基本风貌最终得以保留，完全是他们的功劳似的。事实上，情况或许刚好相反。他们没有染指这个清寂的山村，并不能说明这些人有什么高人一头的智慧和先见之明。事实上，他们根本瞧不上这块“飞地”——位于三省交会处的这片区域，除了山，还是山，遍地长满毛竹和矮松。此外，交通不便以及地理、人口交互错综，从经济开发的角度而言，成本高昂且无利可图。

像前几次一样，这次回笤溪，沈辛夷只是在村子里随便转了转就离开了。她没敢去看一眼自己的祖屋——那个曾经被称为“家”的地方。

2

“辛夷”这个名字，是姑妈沈文雁给取的。在小学三年级时，她在课本中读到王维的那首《辛夷坞》，才知道所谓辛夷，说白了就是紫玉兰，当地也有人叫它望春花。联想起自己家门口的那棵玉兰树，她终于明白过来，“辛夷”这个名字并不像母亲所吹嘘的那么“高级”。她很容易想象出如下画面：姑妈沈文雁来家中探访坐月子的弟妹，后者请她给孩子取个名，姑妈朝窗外一望，正好瞧见了窗前那棵开花的紫玉兰。如此说来，这个名字不仅没有什么微言大义，而且多少有点草率或漫不经心。到了后来，弟弟的降生，为辛夷的这一猜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那时，院子里的玉兰树边上新长出了一棵泡桐，于是，弟弟的名字就成了“沈新桐”。

姑妈来自浙江余杭的瓶窑镇。母亲贾连芳在蜀阳中学读高三时，沈文雁从金华的一所师范大学来学校实习，她们很快成为莫逆之交。几个月后，沈文雁留在了蜀阳中学当语文老师，两人更是情同姐妹，形影不离。从本质上说，姑妈和母亲属于同一种人：遇人处事简单直接，性格强悍，脾气火爆，且多少有些鲁莽任性。除此之外，她们的生活信念也大致相同。姑妈的座右铭是：要压倒一切困难，而决不被困难所屈服。这句话由“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那句著名的语录脱胎而来，听上去似乎很有哲理。相比之下，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用来教育孩子的那句口头禅，就显得土气多了。幼年的辛夷每次听到这句口头禅，总是本能地将牙齿咬得咯咯响：

“生活就是拼命。”

多年后的一天上午，姑妈来到蜀阳一家粮食加工厂的碾米车间，找到了在那里做临时工的贾连芳。

沈文雁简单问了问母亲对婚事的看法，随后立即向她推荐了自己的亲弟弟沈文鸿。母亲在与沈文鸿没有见过面的前提下，略微愣了一下，居然一口应承。她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因父亲去世得早，带着母亲远嫁浙江余杭，有点不太现实，如果婚事能成，希望男方来笤溪入赘。姑妈大概觉得这种小事，也许根本就犯不着与弟弟商量，便立刻答应了下来。于是，在加工厂碾米机巨大的轰鸣声中，两个女人通过耳鬓厮磨的一番大声喊叫，仅耗时数分钟，便定下了这门亲事。

差不多两个星期后，在一个细雨绵绵的黄梅天，一位眉清目秀的高个子青年来到了笤溪村。他在吃下了外婆为他准备的三个水泼蛋，外加一碗红枣之后，目光沉静地望着对面的母女俩，含笑不语。贾连芳没有笑，自打她第一眼瞅见这个外乡青年，内心的喜悦犹如注入山谷的一溪春水，喷涌不息。

沈文鸿在傍晚时分离开时，她甚至担心，这个腼腆的小伙子一旦走出了她的视线，便不再回返，于是很不恰当地提出让对方在笤溪村住上一晚，但外婆用严厉的眼神制止了她。

当天晚上，母女俩挨着灶台坐着，外婆眯缝那双精明的小眼睛，问女儿道：“这个人，好，还是不好？”

“好。”贾连芳赶紧答道。

“这个人身上，你有没有看出什么毛病？”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外婆见她说话不过脑子，知道女儿被这个长相俊美的小伙子迷住了心窍，便一声不吭地站起身来，拎起食桶，走到院里喂猪去了。等到她回到灶屋，见女儿仍在灶下的小板凳上坐着，痴痴地发呆，脸上因心绪未平而泛出潮红，便在桌边坐下，叹了口气，对女儿道：

“这人模样生得标致清爽，待人有礼，脾气也好；说起话来稳稳当当，眼神直率大方，周身上下，透着聪明。一看就是个好人家的孩子，不缺家教。他能一口气吃下三个蛋瘪子外加一碗红枣，身体也看不出什么毛病。我听开香烟铺子的老赵说，浙江的瓶窑离杭州不远，也是天底下一等一的富贵地方，这么好的一个人，放着当地论千数万的好姑娘不要，非得大老远跑到百十里外的笤溪来倒插门，你想想，这事说得通说不通？单凭能说会道的沈文雁拍胸脯的几句鬼话，你就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人家，万一里面有个蹊跷，怕是将来悔之无及。不如托个人去趟瓶窑，探个究竟，查个虚实。你别嫌我人老话多、嘀嘀嗒嗒。”

贾连芳一听母亲扯上了沈文雁，不由得心头火起。她猛不丁从灶下站起身来，绕到灶前，抓过一柄小木勺，从灶台的颈罐中舀出一勺水，直着脖子喝了下去，然后一抹嘴唇，对她的老娘叫道：

“人家千里迢迢来到笤溪，在你家坐了一整天，任你看，任你问。你看也看了，问也问了，横竖是挑不出毛病，却还要在这里啰嗦个没完。反正这人我中意，样样都好。你给我歇着点吧。”贾连芳说完这句话，一甩辫子，从灶屋里走了出去。

外婆只得冲着她的背影远远地喊了一句：“你没听见过村里的那句老话——好就是糟，越好往往就是越糟……”

“你给我歇着点吧”，是笤溪村一带教训人时的一句狠话，和北方方言中“一边儿凉快去”颇为类似。在辛夷小时候，父母相亲这件事，外婆不知跟她唠叨过多少遍了。每次讲述这个故事，外婆总要特别强调一下“你给我歇着点”这句话，可见它给外婆带来的刺激有多么强烈。

至于“越好就是越糟”这个格言，辛夷疑心是外婆自己的发明，根本不是什么村里代代相传的老话。因为她在笤溪生活的七八年中，从未听到过别的什么人说过这句话。后来，当她在北外读研究生，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时候，这句话也会在她脑海中闪现。她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现实中，而是活在那些由言论、训诫、箴劝、格言、琐谈、意见、聒噪等声音的碎片所围困的黑暗之海中。而“越好就是越糟”这句话，有若海面上唯一的灯塔，不时照亮了她命运的航迹。

1990年的正月初六，父母在笤溪村的祖屋里举办了婚礼。新郎沈文鸿身穿一件带毛领的黑呢大衣，乐呵呵地陪着新娘子，挨个儿给客人们敬酒。他们来到一个绰号叫作“长脚鹭鸶”的中年人座前时，沈文鸿毫无先兆地颓然倒地，双腿不停地抽搐，嘴里吐着白沫，眼珠上翻，一时人事不省。也许不用等到“长脚鹭鸶”用摩托车驮来村诊所的赤脚医生，在场的那些见过世面的老头老太，一眼便能断定他是“癫痫”发作。来自瓶窑的沈家父母，也就是辛夷的爷爷奶奶，一时慌了手脚。奶奶不住地对母亲说，一直不知他有这毛病，怎么好端端地发起羊儿疯来？众人听她这么说，只顾笑，也不答话。而老实巴交的爷爷的一番说辞，则更像此地无银，不打自招：

“不碍事，不碍事，一霎霎就能缓过来。”

倒是姑妈沈文雁反应敏捷。她双腿跪在地上，捧着弟弟的头，一把扯下脖子上的丝巾往他的嘴里塞，防止他在昏厥中咬伤自己的舌头。这件事在此后的很多年中，成了笤溪村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问题是，“羊儿疯”并不是沈文鸿身上唯一的隐疾。

藏在他身上的秘密，沈文雁不说，沈文鸿不说，外婆和母亲自然无由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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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巨变犹如春日的踪迹，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到来，在乍暖还寒时出现停滞与反复，在不经意间变得确定无疑，不可动摇。

在苏州大学读在职博士的沈文雁，每次返回蜀阳中学，照例会来笤溪与母亲见面。她时常提到一个名叫费孝通的人以及他所提出的“苏南模式”。人心浮动说明世道在变。沈文雁劝母亲“别一别苗头”，赶紧找点“正经事”来做，不要错过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其实，用不着大姑子口干舌燥地教化与点拨，母亲贾连芳也能从附近村庄的变化与躁动中望云知雨，得出同样的结论。

村里的年轻人，如同被鸟铳惊飞的麻雀，一夜之间哄然而散。稍远一点的去了上海、杭州和南京，近一点的，则在苏锡常和昆山一带，围着太湖转。村庄突然变得空阔而岑寂。在坐月子的这段时间里，贾连芳将自己能做的“正经事”想了个遍，仍不免瞪着帐顶长吁短叹。

她知道丈夫沈文鸿指望不上。

人生得英俊毕竟不能当饭吃。沈文鸿在瓶窑时学过木匠，满师后即面临失业。实在找不到活儿做时，他就在街上开了一个小铺子，阳伞、拉链、皮鞋，什么都修。有时，他也给人开锁配钥匙。

在贾连芳眼中，那显然算不上什么稳定的职业。

因担心他的癫痫发作，贾连芳从不让他干重活儿，只叫他照料山下的那片茶园。她自己则和老母亲养鸡养猪，去山上挖竹笋，打理屋前屋后的几分自留地。笤溪的笋干、百合、杨梅和春茶，从来不缺销路，他们的日子虽然平淡，但也不至于陷入困顿和窘迫。可是，只要贾连芳听说谁家的儿子开回了一辆新买的桑塔纳轿车，谁家的女儿给家里买回来一台“平面直角”的电视机，仍有一脚踏空的感觉，难免心生焦灼。

就在贾连芳和丈夫商量着，要不要去蜀阳长途汽车站支个小摊卖馄饨时，“长脚鹭鸶”贾金强找到了她。

“长脚鹭鸶”在二三十公里外的胡桥镇开办了两家企业，生产胶木制品和五金配件。他的货发往全国各地，需要大量的包装木箱。贾金强将木箱的制作图纸递给父亲，又将一个装有订金的信封塞在了母亲怀里。看着一脸疑惑的父亲，贾金强笑了起来，露出一口又黑又黄的坏牙，“你们也不用来我厂子里上班，夫妻俩在家里帮我钉箱子就行。我帮你们算了算，如果选用最便宜的泡桐木作材料，刨去运费和加工板材的费用，每只箱子差不多有三四块钱的毛利。你们钉多少，我要多少。别的，与我不搭界。”

母亲的家庭作坊正式开工的时候，沈辛夷已经一周岁了。她的幼年时代，基本上是在堆积如山的木箱的缝隙中度过的。她在木料和刨花的香气中入睡，在羊角锤叮叮咚咚的敲击声中醒来。据说，父亲曾劝母亲将她送到邻村的幼儿园，母亲一口拒绝：“有什么必要呢？白白浪费钱，又要来回接送，一个女孩子，在哪儿不能玩？”

在上小学时，沈辛夷将她对于木箱子的记忆写进了作文：

爸爸坐在一只小木凳上，用双腿紧紧地夹住我。我的头顶着他的下巴，闻到他嘴里的烟味和红薯味。还有汗味。他一直在出汗。有一滴汗珠吊在他的鼻尖上，亮晶晶的，就是不掉下来。他钉箱子的速度比妈妈和外婆快多了。妈妈钉一只，爸爸钉三只。有一天晚上，突然停电了。屋子里很黑。爸爸说，其实夜没有那么黑，安静下来，也能看见光。他指给我看外面的月亮和星星，还有门口地上那白白的亮光。我们就那么坐着，屋外的虫子在叫，青蛙和知了也在叫。爸爸用腿夹着我，有时也会亲我的脸。

我爱爸爸，也爱妈妈和外婆。

也许要等到多年以后，沈辛夷才会明确地意识到，这个关于木箱的温馨的画面，或许不是她最早的记忆。这个世界给她留下的初始印象，比这要严酷得多，也糟糕得多。但它暂时还在她心底的某个角落里沉睡，等待苏醒。

……

（节选，刊于《作家》2023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