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和光读书会”成立于2018年，主持人戴瑶琴。“和光”基于经典性、优质化的文学浸润，旨在以希望之光、梦想之光、文化之光照耀青年，提升高校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谌幸·主持人】

马本德进入W城，并非桃花源式闯入，也非鲁滨逊式流落。他的进入既是偶然托孤下走单骑的使命感，也包含有“风吹着滚动的一个草球”般的漫游感。他携带单纯的忠诚而来，又满载传奇与岁月而去，其中各色人等登上舞台延伸出纷繁故事线，可一“误”二十四年。

汽车、电灯、炼乳罐头、现代医院、皇室绣品，城中现代实业步步崛起，新事物渐次进入W城民间，陈河笔下的城市变迁显示出难得的天真与温暖。这种感觉，源于马本德初始就秉持的外乡人眼光，他虽是异乡客，却为忠心人。

有趣的是，真实人物与虚构角色一同踏入小说。温州是真实的城，所有的虚构或非虚构的事件、人物、地址、建筑都有名字，温州却化为一个代号：W。这是个有趣的悬置，正如小说的最后那句——“一支船队在大雾中悄悄出发了”。字母的指代也如这最终大雾一般，是陈河赋予作品的一重雾障。雾障对于小说必不可少，提醒着读者虚构的魔力。小说在马本德与潘青禾的初次交谈中就点出了这一魔力，马本德尽情发挥着自己作为一个番邦的虚构本能：“他说的话很多是虚构的，是情不自禁地编造吹牛夸张。盗马贼民族就是这样说话的，伟大的英雄史诗也都是这样夸张虚构出来的。”

讲故事的人正如异乡番客，故事为历史提供了无数条歧路。“和光”聚集本硕博青年学生，共同进入“孤城”，去经历，去观看，去探取人和人、物与物的秘密。我们再以文字修建道路，让歧路之间的山重水复逐步清晰，显现出一座漂浮于文学想象和历史记忆间的城。

赵鼎：“开拓者”的城市传奇

“误”入“孤城”，小说在标题里就蕴含某种偶然性的碰撞与地理空间的指认，陈河择取了一位异乡外来者揳入历史的横截面，由此勾勒、铺开人物与城市的传奇传记。小说的年代背景置于清末民初，而故事起源于一个“意外”。潘师长的牺牲赋予了马本德奔赴W城的契机与使命感，亦为他与这座城市漫长的纠葛拉开帷幕。

番邦马本德与他的梅西德斯汽车是机缘巧合下的“闯入者”，也是引来新式交通火种的“领路人”。W城，抑或藉由史料、记忆、想象所构筑的“文学的温州”，本质上并非“孤城”，它早已接触濡染了海外工业文明，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牵制统合之势。W城的现代化进程势不可当，马本德的出现是必然中的偶然。因此，小说虽以马本德的目光轨迹贯通推进，实则是一幅“开拓者”的群像图：柳雨农推广普及电灯、何百涵兴办乳业、陈阿昌购下“海晏号”接管海运、迟玉莲从事绣品外贸、潘青禾建立医院和学校。开放兼容、勇于挑战、锐意进取等特质构成了温州的城市文化精神，人与城在流动衍进中相互圆成。

相较于男性角色，《误入孤城》的女性形象更为传奇与浪漫。潘青禾、迟玉莲、窦维新分别是新式女性、传统女性与异域女性的代表。从无力飞翔的“雏燕”到赫赫有名的企业家，潘青禾挣脱桎梏，飞上蓝天；迟玉莲凭绣品贸易安身立命，一路成为矾晶山话事人乃至备受礼遇的“莫妮卡”公主；窦维新跟随教会来中国，一生虔诚地救死扶伤。同时，女性的成长叙事，亦可看作对“娜拉出走”问题的积极回应。她们以个人事业或精神信仰指认了自身价值与社会地位，彰显女性独立自主之可能。

这部温州百年前的“天工开物时期图卷”，充盈着文学叙事的张力与历史考证的引力。小说按时间顺序行进，疏密有致地在宏观历史与微观个体间交互穿梭，实现“历史中的人”和“人的历史”的对接与弥合。超自然意象与悬念留白激活了文本出入虚实的自由度。金乡卫祖先的沉船幽灵和通灵谕旨搭建起超逾现实理性与叙述秩序的超验空间，既为人物的命运埋下伏笔，又以异质却难以抗拒的力量指向原乡的呼唤与复归。小说最后，寓居W城24年的马本德率领金乡卫族人离开，向祖先生活的西北一带进发，“开拓者”再度踏上征程，远行人终将返乡，小说就此形成巧妙的闭环。作家并未明确交待他们的远航结果，而是将时间、过程、结局全部加以模糊处理：“某年某月，一支船队在大雾中悄悄出发了……”历史洪流的浩瀚强力同个体存在的渺小迷失缠绕对比，“不写之写”的表达将自由想象的权力交还于读者，也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之上增添了悠远苍凉的诗意余韵。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间离性的统一”和亦真亦幻的审美意蕴便于焉而生了。

陈寒冰：打通孤城的“路”

“不知不觉，马本德在路上走了两个月时间。”小说起笔第一句便注定人与“路”的不解之缘。马本德是军阀潘师长的司机，全军覆没之际，受命将主人的汽车开往其W城（温州）老家，受托将临终书信及遗物交予其女潘青禾。从出发地云南迪庆到目的地浙江W州，马本德走过的路已然横亘大半个中国。沿路的西湖、江西客栈、蚱蜢舟、黄包车见证了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下的晨光熹微。外邦人从西南进入东南，作为媒介的“路”打破了旧有的地理桎梏，催化城际、时际、人际之间的多元反应。

地理、物理意义上的“路”在小说中遍历更迭。起初，马本德所经的道路“大部分是秦始皇年代开出路基的官道，比当年更加泥泞、崎岖不平”。后来，他主持修建的梅岙瓯江大桥成为民众逃生的希望。最后，马本德与金乡卫人乘海船回祁连山。由此，从陆到陆——由陆到海——从海归陆，尽管路与路之间形态不同，但具有联结性，一座座孤城以“路”为纽带，织就个人/国家的亲密整体。

马本德从为潘青禾修路到为百姓而修路，他完成自我价值的升华之路；从闺中贵女到羽翼丰满的新女性，潘青禾完成女性主体性的确认之路；从为贞洁复仇到为抗战牺牲，迟玉莲完成民族性的确认之路。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个人与国家、自我与他者等关系被更高维度的“路”打通。血脉传承的共同体观念和集结热望，产生了“路”，可反过来，“路”又将念想与愿望凝固为生动直观的物理实体。

萧乾在《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中写下：“当时我还没学过社会发展史，不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我却称他们为‘历史的原料’。当时我想的是：公路是用壮丁们的白骨铺垫而成的。”与萧乾笔下滇缅公路相似的是，陈河笔下的公路同样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而与杜运燮《滇缅公路》、刘楚湘《滇缅公路歌》、黎锦扬《天之一角》等不同的是，温州人陈河以外来者马本德的视角重写W州。或许，《误入孤城》可视为一种新的公路文学。

马本德的社交圈辐射向潘青禾、柳雨农、何百涵、迟玉莲等当地名流，他们走完从士绅向实业家的转型之路。陈河在世界坐标系反观中国，刻画出创业者有目标、有方向的一次次追寻。

沈奕佳：故乡属性

从为了遗嘱闯入W城，到跟随船队起航回乡，主角马本德主观上一直标榜W城为他乡，学不会本地方言，住不惯园林别院（甚至在城中圈养羊群）。在孤城里，他“是执行命令之下误入此地”，“是被风吹着滚动的一个草球”。客观上，他又在不断融入这座城市，且用生命凿通孤城的路，打破W城的闭塞。W城作为马本德定居最久的地方，包裹住财富、地位、心上人，而一旦脱离W城，他就会回到一无所有的状态。在护送潘师长遗物之前，马本德尚未完成人格社会化，始终处于亲人或前辈的庇护。进入W城，他才是真正以个体身份面对瞬息万变的人际网络，进而完成社会化。尽管最终马本德还是跟随船队回归故乡，但他人生最精彩辉煌的二十年永远留在了W城。

对潘清禾、何百涵、迟玉莲等本土资本家而言，W城是货真价实的故乡，他们对W城怀有毋庸置疑的坚定和热忱。一旦论及实业发展，小说是以积极美好的笔调书写其成功，并以商战沉浮为切口，映射W城的时代巨变。面对民族危机，这些角色也涌现出不同的捍卫姿态——有的坚守一线，有的宁死不屈，有的被迫“合作”也不愿履行“职责”。这不仅成功为本土角色注入爱国心、责任感，还以群像传达出超越地方叙事格局的民族精神。

马本德“误入孤城”的20年昭示W城由落后封闭小渔村向国际港口、商贸重地转变的现代化历程，陈河将人事重新捕捞，并细细捏碎。对比先前的北美、非洲、东南亚等地域书写，他此次对W城的纸上构建具有更多耐心和情感。事无巨细的书写显然出于对故乡的熟悉，以及记录故乡的使命感。

林雨芊：食物的味道

扎入泥土的作物是W城最初的捍卫者。潘青禾在内河轮船上看见许多甘蔗田，其间留有梁代陶弘景隐居时带领农户种植的身影；在耀华电灯公司厂房地皮之下的沃土，此前滋养的是自唐朝起被列为贡品并延续至后朝的瓯柑；陈阿昌为刘氏带去的杨梅多为丁岙杨梅，清朝便闻名遐迩，民国时知名度已扩展至上海等地。柳雨农去查偷电那夜吃的馄饨，以皮薄为要宗的温州馄饨，隐隐透出其中乾坤，恰如他透过窗户窥探何百涵的宴会，获悉了独属夜晚的秘密。在相互交融的天然引力下，时空共同确立食物的雏形，切割出亘古不变的部分，炼造出无数温州细胞的服从性。

然而随着时空愈发强劲的掌控，刻在根骨中的记忆也随之慢慢风化，短暂逃离的魂灵挑唆着食物，使其分裂出本体以外又一层品味。就如豆腐鲞，易于保存携带，是家乡味的留痕，也是柳雨农威信的扩张途径。“明显不是文人”或可被视作潘青禾与柳雨农衍生危机的内核，前者好结交文人墨客，后者则以子脐鱼盛情款待留美博士。这种相传为东海龙王赠与王十朋的鱼类必得等春季才肥美，且有“一袋凤尾鱼，万里思乡情”之说。久居在外的温民借此咂摸味蕾里的故土，如子脐鱼般返归的属性被瞬时激活，可自我意识在重塑中亦被摧毁，鱼与博士实际皆为他人网罗。精致的功利性在柳雨农最爱的虾子蘸海蜇头和咸江蟹中有所见：前者食材普通却难得一见，只有挑担叫卖这一销售渠道；后者虽不及夏明跑送给迟玉莲的蝤蛑贵重，却是诸多生江蟹吃法中制作步骤最繁琐的一种。腌渍下流逝的时间赋予食物平实中的奢华气韵，只为最终一口入鲜的快感，亦是实业家在必需中求得上者的创业坚持。

获取可被掌握的金贵之物，或许是此地生长起来的逻辑主体，食物是其日常却非唯一的存在。柳雨农的电力、何百涵的炼乳、潘青禾的医院、马本德的路与桥、陈阿昌的航船皆是如此；而W州仿佛一块巨大拼图，包容一切可能之物、可能之人、可能之事，组合的背后是模糊内在边界线后的天工融合，一切有痕终融于无痕。与竹梆和喊丧声相伴的仍是百年前食物，鲜货历经沧桑后仍然在食客的餐盘中落脚，甚至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属地象征。

张晖敏：人的骚动与城的新生

继《涂鸦》《蜘蛛巢》《布偶》等一系列根植于故乡记忆的作品之后，陈河再一次将镜头对准了温州这座富于传奇色彩的小城。时间轴上溯至二十世纪初，作者以城设问，以人作解，以一贯热衷的行旅牵出变局中的人物群像，在颇具演义色彩的奇情轶事中追问近代温州的前世今生。

核桃大的酒盅、牦牛鸣叫般的方言、潘青禾别扭的屈膝万福礼、悬棺墓葬的独特仪式等一系列全然陌生的经验相继释出，于衣食住行中周到地向这个外来者昭示他的异乡来历，更将小城的地域个性置于对照组中彰显出来。“力士参孙”般的马本德形象带着陈河的英雄情结而来，其旺盛的毛发、浓厚的体味和远超当地人的魁梧身材昭示着外放高扬的激进生命力和蓬勃的欲望，与永嘉古地温厚的一端迥异。区位的边缘化特征投影出生命体验中封闭内敛的质感，尚文传统里盘桓着旧王朝的余韵，然而温州却并未因此沉淀为一潭死水。“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破碎地貌将城的出路向外导引，“通商惠工”的事功之论则于文脉中毫不避讳地牵出逐利与实用的观念。树状展开的瓯江卷动泥土砂砾汇入东海，是马本德进入任溪的路径，又四通八达地连通着海上交通航线。和陆路交通相比，海运乃至出洋的传统相对悠久，航路建设也更为发达，当地人生命之中暗涌的突围潜能正是在此隐约露出端倪。

“误入”的马本德和温州同时面临前路何往的追问，而城市也正是在个体无尽的骚动中逐渐显现出生长轨迹。“千里走单骑”和“误入桃花源”的两重传奇原型褪去光芒，神秘的访客融入了彼时搅动温州时局的人群。借潘青禾牵出线索，以柳雨农、顾修双、何百涵等人为代表的商人派系辐射展开，其间不乏冯玉莲等女性营商者。上至政客权贵，下至蒙昧百姓，无数个体编织出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全景式勾勒出温州社会的剪影，新旧力量的冲突和张力由此鲜明呈现。扎实的史料构成小说骨架，故事中时间节点与历史对应，地方大事在其中也有迹可循，而城内包含了男女情事、名人逸闻、民间传说的一系列故事则明显虚化。陈河一方面以史实照应游走于时代夹缝中人物的传奇性，一方面又在茶余饭后闲谈格调中消解其身上的光环。虚实的调和在谐谑中完成，人的奇情侠气，逸韵英风也在虚实交错中生动起来。

这些离奇而偶尔至于艳俗的成分正是作者在非虚构作品中的自问自答。大俗的故事消解着历史的宏大感和严肃性，在欲望的赤裸剖析中撑开叙述，展示生命在地域和时局的双重夹缝里激发出的无限可能。人的生命力赋予城市新的转机，更汇成了后期“温州模式”内里包含的文化韧性。

从孤讲起，落于不孤。“你不再是当年误打误闯进来的番邦，你都成了温州的英雄了。”在与恋人的夜谈中，主角马本德收到了这般评价。从误入的由头到必出的决心，再到二十余年来实际已将温州作为第二故乡的奋斗历程，马本德已不是作为观察镜头的他者。这个虚设的“温州的英雄”正是一个凝练了诸多个体生命中海派文化气质的缩影。

温州向外的公路贯通，瓯江上的大桥落成又炸毁，金乡卫的传奇故事落幕，逆转的《四郎探母》也随之画上了句号，而船队最后的离去则将温州品格再次引向开放。孤城的孤诞生于山水之间，又被众多“摩西”般生命的“出温州记”消解——正如千百年来瓯江的顺势奔流，永不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