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04年，我从广州带了四个人去深圳开拓广告市场，当时公司刚办了一本珠宝杂志，这本杂志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抢占深圳的市场份额。（深圳的珠宝制造产量占全国的70%）我跟公司签约，广告提35%个点，不拿底薪，为期一年，如果没有赚到钱，老板会及时止损，叫停项目，抽走资金，我会再次失业。条款非常残酷。

29岁的我，一脸阴郁，职业经理人，已在广东漂泊了四年。这四年里，我的人生一直是飘摇的。那是一种随时都会堕入身无分文衣食无着无处栖身的可怕境地。有两千块进账，我就捂着胸口对自己说，半个月的命续上了。

公司在罗湖水贝租了间套房，我带着四个年轻人开始了凶险的揾食生涯。老板勉强给我配了两台旧电脑，又从仓库搬来几张桌椅，叫了辆车一并送到深圳。彼时的深圳纸媒广告竞争已趋白热化，而且它们已扎根多年，一本新杂志想分一杯羹谈何容易。市场调查，媒体分析，采访策划，巨大的生存压力，我开始失眠。

网络。文学论坛。天涯社区。它们在夜晚稳稳地接住了我。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生态，把文章发上去不需要任何门槛，点进去就能读到，我读到很多国内名家的作品，很是纳闷，名家也不过如此啊，写成这个程度我也是能做到吧。电脑的那头，跟我聊天的是喜欢的陌生作者，素未谋面，彻夜长谈。渐渐地，我陷进去了。我的生命仿佛被拉进了另一个世界，它把我吸走了。

我是什么呢？我是一个紧绷且蓄足了愤怒呐喊憋屈不甘爱与哀愁孤独与深情理想与梦幻独立与创造极度自卑极度自恋的巨大容器。一口气说完这句话仿佛身体的结节都打通了。是的，我蓄足了黑暗的暴力，我都快要炸了。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去做一个作家。

起先，我对工作还是踌躇满志的。先铺半年市场，之后每月的广告额至少要完成三十万，填平前期的亏损。即使没有资源，没有优秀的团队，但我的主题策划，人物专访是很亮眼的。方案递给客户后，约到的采访还排着一个小小的长队。不到两个月的工夫，我听说《中国黄金报》的那帮人开始注意到我了。跟那些赤裸拉硬广的媒体不同，我紧跟当下珠宝的相关话题，让专家们在我的杂志上唇枪舌剑。给足版面，制造出有争议性的观点。一本新杂志，在短期内表现出了它的锐气，时尚，和一种消费时代所独有的忘恩负义。给钱为大。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整个人被另一种力量吸走了。我身体里有一种未知的创造力正在被唤醒。我感觉到有一种陌生的热情在慢慢将我吞噬。我经常自言自语，用双手比画着什么，还时常陷入一种甜蜜的慌乱中，我想那应该是找到了一种合适的语言抵达了想要的表达。一个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词，我找到了。身边的年轻人疑惑地、审慎地问道：红姐，你是恋爱了吗。

类似于遭遇一场猝不及防的爱情。我像患了天花的孩子那样兴奋。彻夜不眠。

那些个夜晚，遥远的故乡如同画轴般在我面前一寸一寸打开。我的钢铁厂，弥漫着铁腥味的江边料厂，手臂伸向天空的吊车，我的工友，我的亲人，他们的面孔在记忆中一一复活。文字涌向指尖的闸口，我在电脑上轻轻摸爬，迟疑，试探，进而密集地敲击，咚咚咚，咚咚咚，我用力地敲打着回车键，我看见那些字，一个个蹦进屏幕，定格在那唯一的位置。我时常泪水涟涟竟不自知，文字呈现出一个如此真实如此让人心碎的我，彼时我只有84斤，大大的头颅，小小的身子，而目光精亮，灵魂滚烫。如果不是因为与文字的对视与打量，我如何能辨认出自我？我如何成为了我？这一切的一切，皆因我无视自我竟那么多年，我，都没来得及好好看看深藏的内心。生活的难，让我无暇顾及伤口与痛。每一天，疲于奔命只为一口饭食，像牲畜那样活着。写作是什么呢？写作是一种精神与肉身合体的自我觉醒，是将蒙尘已久的灵魂擦亮。

文字编织出一种迷人的氛围，它是有香气的，从我的血肉中长出来，带着我的性格在黑夜中奔跑。它们每一个，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我觉得写作是纯粹的创造，每一个字都像夜空的星星，它们都各自站在命定的位置上。我用了“塞壬”作笔名，缘于文字对我有难以抗拒的诱惑，我想，唯有塞壬才能与之相匹。如果把我的写作喻成歌唱，我希望它能牢牢吸住阅读它的人，正如它曾吸引所有过往的船只。

我就这样写着。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文字抚慰着我，它让我双脚着地，我感受到大地的平稳，坚实，脚下不再颠簸与飘摇，我甚至觉得我的后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给稳稳地托住了。我惊讶地发现，写作是一种最牢靠的陪伴。你只要需要它，它就不会背叛你。是你的，就永远属于你。

可我陷入了两难中。既要维持日常工作的强度又要深入写作的绝对纯粹中，我无法两者兼顾。不，我从来就做不好左右逢源的任何事，工作，我慢慢懈怠了。或者说，我已经丧失了对它的热情。

我当然清楚工作意味着什么。奇怪的是，长期紧绷的神经在写作中竟得以松弛下来。写作本就是一种释放。我尝试着把一篇一篇的文字往论坛上贴，然后躲在暗处悄悄地看读者的回应。

结果没有人相信我是一个新手。评论里有人说，这绝对是某名家用“塞壬”作为网名在网上冲浪。天涯论坛的散文版把《爱着你的苦难》这篇置顶了。

这篇写我弟弟的文章缘于一次意外。

每个月我都要去广州把杂志送进印刷厂。有一天，办公室的门被撞开，有一个年轻人喘着气站在门口叫了一声：黄总监。那年轻人满脸通红，背着一个大挎包，他瘦弱的身体佝偻着，双手扶着门框正喘着气，他说新一期的杂志刚送到，已经搬进仓库里了。他看着我，吞吞吐吐地说，杂志的印刷费已经压了两期，三个月了，没有收到一分钱。财务的小姐每次都说钱还没有批下来，所以我过来问问您。

可是印刷费每一期都是如期拨下去的，我签的字。我给他倒了杯水，让他先坐一会，我径直去往公司财务问清缘由。

得到的答案让我瞬间血压飙升：一点规矩都不懂，要钱哪有这么顺畅的，不买礼物又不请吃饭，哪能白白把钱打给他？财务是老板的小姨子，我强行压下想要扇她耳光的冲动，然后拨通了老板的电话。

可是我眼前出现的是我弟弟的脸。那是一张备受欺凌却对这世间的苦难毫不知情的脸。我的弟弟是货车司机，去安徽送几次货都没有收到运费，去要了一次，却被人推倒在地上，那些人用脚踢他的肚子。我的弟弟从小体弱，他苍白，经常流鼻血。我可以想象他佝偻着身子捂着肚子痛得在地上翻滚。母亲在电话里跟我说这件事，母女俩，她在那头哭，我在这头哭。

母亲说，你弟弟第二天就出车。我想着，他总是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我的弟弟，他哪里懂得那些吃人的规矩。

我就把这个文章写出来贴到天涯论坛，有个叫谢宗玉的作家跟帖说让我尝试着投纸刊。说就按杂志地址把打印稿邮寄过去就可以了。我在路边的报刊亭买了两本期刊，一本《天涯》，一本《散文》，很多年没有阅读文学期刊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期《散文》杂志的头条是盛慧的《哈利路亚》，我一路读完，写得真好。我想，我什么时候能在《散文》杂志上发表作品呢？

第一次投稿，我将《爱着你的苦难》打印好装进牛皮纸信封，分别寄给了这两家期刊。我连不准一稿多投这种常识都不懂。一周后，我接到《天涯》主编李少君老师的电话，是一个上午，一个外省的座机打来的，他说话很简短，就两句话，你是塞壬吗？我们通知你，散文《爱着你的苦难》已留用。我仅只噢噢地回应了两声，还没有恍过神来，电话就挂了。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确认了这个事实，我又打开了电脑看了一遍论坛上的文章，一万多的点击率，长长的跟帖盖了几层楼，然而，那些赞美，那些感动，那些关于散文方面的讨论引申出的种种思考，所有这些，跟在纸刊上发表完全不同，给我最直接的感受是，这个作品仅仅是在接到电话的那个瞬间才真正被认可。类似于钢印，稳稳地钉在“它是好作品”的标签上。

又过了一周后，《散文》杂志的鲍伯霞老师也打来了电话，她的声音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声音可以用“优雅”来形容，非常温柔，不紧不慢地，传递过来的是一种让人舒服的暖意。她说，塞壬，《爱着你的苦难》特别好，我们准备留用了。我一下子蒙了，慌忙解释，可是我语无伦次，就结巴上了，越着急越是词不达意。可是电话那头却听明白了，鲍老师说，不要紧的，塞壬，等你下回写了新的，再发我吧。不要紧的哈。正是因为这个声音，它抚慰了我的愧疚，它让我没有陷入更深的自责中。

2005年第一期的《天涯》发了我的处女作散文《爱着你的苦难》，值得一提的是，那一期也发了郑小琼的诗歌。那诗，我只读了一遍就牢牢记住了她的名字。

我突然意识到余下的人生应该干什么。我确信找到了真正想要做的事。可是，如果靠写作来养活自己无疑是一场豪赌。可我分明已经感觉到双脚已触地，我不再有飘摇感，仿佛一个人找到了属于他的正确位置，稳稳地卡定在那里。写作就是我的大地。

我无法在现有的工作上再去耗费太多精力。只得辞去工作离开了深圳。后来在东莞找了一份轻松且低收入的工作，很稳定，公司还提供宿舍。我要靠打工人黄红艳养活作家塞壬。这就是之前我一直瞧不起的打工人，拿着微薄的薪水，困在一家公司，打卡，坐班，像机器一样地活着。可是现在不同了，我要成为作家塞壬。写作给我的人生照进了光亮。

2007年，东莞第一届荷花文学奖揭晓了，《爱着你的苦难》获了散文奖。郑小琼获得了诗歌奖。我们站在一起，接受人生中的第一个文学奖。这篇散文后来入选了多个选本，还出现在高中语文考试的阅读题中。

很快，塞壬这个名字彻底地覆盖了黄红艳。我渐渐脱离了需要叫我“黄红艳”的那种环境。我的世界都是文学，文学，文学，身边的人，都是作家，作家，作家。大家都叫我塞壬，我的本名几乎无人知晓。如果有人叫我“黄红艳”，那一定是我在某窗口办理业务，如果有人叫我“红”，那么这个人一定来自我的出生地，我的故乡。

几年之后，当年在深圳一起打拼的那四个年轻人约我吃饭，他们找到了新的投资人，在深圳重新做了一本珠宝媒体。对于我的离开，他们一直认为是我跟老板之间起了矛盾，虽然当时的确有矛盾。他们依然叫我“红姐”，他们不知道我成了作家，他们真心邀请我入伙新的杂志业务，做杂志的市场总监，并坚称，只要我来做，杂志肯定能赚钱。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不是因为《爱着你的苦难》的发表，也许我已经在深圳站稳脚跟了。就连当初我最看不上眼的《宝玉石周刊》，几年工夫，他们已经租下了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大楼的一整层作为办公区。然而奇怪的是，这些对我已经丝毫没有任何诱惑力了，我对有可能赚到大钱的业务没有一点兴趣。黄红艳这个人赚再多钱，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具为皮囊奔忙而失去灵魂的空心人而已。我不会再做回去的。我还是会选择作家塞壬。

然而人生不可假设。如今，我也任职一本文学杂志。我的手捏着别人处女作发表的第一道门槛的准入证。一路走来，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作家都不会忘记发表他处女作的那个人。那是他写作生涯中被反复提及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