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以毛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典故众所周知。但“毛之不附，皮将焉存”却是钱锺书先生为我们抉出的同一事物的另一面。其《管锥编》有曰：“毛本傅皮而存，然虎豹之鞹，狐狢之裘，皮之得完，反赖于毛。”鞹，指去毛的皮即皮革。《论语》中讲到，虎豹的皮如果拔光了毛，就如同狗皮羊皮，一点不受人的待见。而狐狢之裘（皮草）却因为上面的毛茸茸所以格外地为人们珍惜。钱先生此说，是针对东汉焦延寿的《易林》而言的。
《易林》是一部占卜书，作者深知“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道理，所以措辞藻饰十分用心，四字一句，优美雅隽，琅琅上口。到了明代中叶，大为文艺之士如钟惺、谭元春辈所青睐，竟推为诗筌艺筏，认为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之矩矱。对此，清代的冯班斥之为“直是不解诗，非但不解《易林》也”。于是，钱先生便有了这样的一段议论：
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转藉文词之末节，得以不废，如毛本傅皮而存，然虎豹之鞹，狐狢之裘，皮之得完，反赖于毛。古人屋宇、器物、碑帖之类……厥初因用而施艺，后遂用失而艺存。文学亦然。
不仅占卜之书的《易林》被当成了文学之书，舆地之书的《水经注》，伴随着地理科学的发达而失其舆地之用，同样被当成了文学的创作。如张岱《跋寓山志之二》有云：“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钱先生反诘：难道这也是“直不解文，非但不解《水经注》”吗？
钱先生没有举宗教艺术的例子。那些中外伟大的宗教艺术品，如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大足石窟的雕塑画壁，如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米开朗琪罗《末日审判》、拉斐尔《西斯廷圣母》，当初的创作宗旨，无不是为了更好地吸引信众以宣传宗教的思想。人们在它们面前的顶礼膜拜，更多的也是起皈依之想，而绝不是审美之思。然而，当文明的发展走出了迷信的虚幻，我们便买椟还珠，津津于欣赏其艺术之美而全然无视其宗教的蕴涵了。具体如谢稚柳先生，当年应张大千之邀西渡流沙，面壁敦煌，叙录石室，自述：“由于我的不懂佛经，以及当时手边又无此类书籍……因此，只能笼统的记下‘经变’或‘佛传图’而已。这说明都是很不够的。”但佛学上的“不够”，一点不妨碍他从中取得明清的卷轴画与眼前的壁画“正如池沼与江海之不同”的艺术真经！
这就告诉我们，古代那些旨在“用”而兼具“艺”的图书文献，当“用”失其用后，人们仍记着它、谈论它，却忘其所“用”而止叹其“艺”，完全是正常之事，不必予以“不解”的讥笑。如果它不是兼具“艺”的话，那么，伴随着其“用”的过时失效，如《九章算术》，它就从后人的日常生活中彻底地消失了。当然，如果其“用”仍不失其用的话，人们即使赏叹其“艺”也决不会忘怀其“用”。如《孟子》《史记》，其“用”在“志道弘毅”的经和“资治通鉴”的史，同时它们也富于文采，被用作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但直至今天，无论我们怎样高度评价它们的文学成就，也始终记着它们作为经学、史学“与天地无终极而存”的更伟大成就。
图书如此，人物亦然。千古的历史人物，为当时、后世所敬仰的，或以立德立功，或以文艺立言，或以立德立功而兼文艺立言。如唐初凌烟阁的大多数功臣，多以丰功伟绩著时名世；个别功臣如虞世南包括凌烟阁外的褚遂良、颜真卿、韩愈乃至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于立德立功之外兼以文艺立言并开唐、宋文风；而李白、杜甫、柳永、张先、米芾、姜夔等则“以文自命”而“止为文章”，专以文艺立言为当时所称。
“德成为上，艺成为下”，这是儒家一贯的“用”（皮）“艺”（毛）观。所以，欧阳修反复强调：士君子“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文艺）而垂不腐”。而文艺“不足恃”，所以“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刘挚则诫子孙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不足观矣！”“器识”即立德立功的担当使命。
然而，正如孔子所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德”者，历史人物之“用”之“皮”；“色”者，历史人物之“艺”之“毛”。在当时，重“用”轻“艺”，“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到后世，尤其是今天，好“色”忽“德”，如果不是因为小说、传奇、戏曲、影视，还有谁记得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的功绩呢？李白、杜甫、张先、米芾的诗词、书法则万口传唱、万手临摹！至于褚遂良、颜真卿、韩愈、苏轼，虽然也名声甚著，但我们对他们的认识，究竟是在其“功业行实”呢？还是其诗文书艺呢？包括长孙无忌等在内，我们之所以会忘怀他们的功业，是因为他们的功业，除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天地正气”等作为“天下之大闲”，一般都有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对象，时过境迁，“人不可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所以“用”失其用，其人便只能以艺传了。一旦无艺可传，便不免“身与名俱灭”了。顾亭林《日知录》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如果但作《原道》《原毁》《平淮西碑》诸篇而不作诗文，“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但问题是，如果不作诗文，韩愈的名字仅凭他的功业真能传诸后世吗？裴度的功业高出他不知多少，今天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人以艺传”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其一，像颜真卿、欧阳修，既有高尚的品德、丰伟的功绩，又有华赡的文艺，至后世，“用”失其用，人们因其“艺”而犹重其人；虽重其人却不一定知晓其具体的功业行实为何。其二，像李白、米芾，虽无值得称道的品德功绩而无大亏，但“天之付与，能者得之，故号一艺”，虽“不足恃”“皆可悲”，人们却爱其“艺”而存其人。其三，像薛稷、赵佶、赵孟頫、张瑞图、王铎等，或品德低劣，或行有大过，但文艺成就卓著，我们不可因人废艺，所以不妨重其“艺”而存其人，虽存其人却不重其人。陈继儒称董其昌“生前画以官传，身后官以画传”；张之万以状元而达官，生前画名藉甚，但实质画艺平平，所以身后官名、画名皆不传，无不证明了“皮以毛存”的充要条件。
杜甫评薛稷有云：“惜哉功名迕，但见书画传。”对第三种“人以艺传”情况的评价，大体是公允准确的。但米芾《画史》却斥为谬论，以为：
嗟乎！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之笔精墨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然则才子鉴士，宝钿瑞锦，缫袭数十以为珍玩，回视五王之炜炜，皆糠秕埃壒，奚足道哉！虽孺子知其不逮少保远甚明白。
珍重薛稷的书画艺术当然没错，但因艺重人，把他的社会贡献推到压倒五王（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的地位，实在是颠倒黑白、倒置本末了！
五王于武则天重用张易之、张昌宗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之际，发动“神龙政变”，迫使武周还政于李唐，为紧接着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新唐书》论其功绩之伟相当于陈平、周勃的诛吕兴汉。而薛稷则以唐王朝的累世重臣，参与到太平公主、窦怀贞的谋逆事件。五王乏于文艺，我们固然可以忘怀他们的功业“炜炜”，但怎么可以说他们的功业“皆糠秕埃壒”呢？薛稷确实文艺超群，但附逆谋反，怎么能说他的功绩远胜五王呢？米芾此论，实开今天的某些“孺子”把明星的成就置于两弹元勋之上之先声，是我们所决不能同意的。倒是《昭明文选》谢灵运的“石门新营……”诗“清醑满金樽”句，李善注引曹植《乐府》：“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谓美器无补于恶食——论“皮”与“毛”也即“用”与“艺”的关系，实在再清楚不过：我们可以同意并肯定“人以艺传”“皮以毛存”“买椟还珠”，但决不能盲目简单地因艺誉人、因毛夸皮、因椟赞秽。
所谓“君子好色而不淫”，我们不妨“好色甚于好德”，但绝不可好色而诋德、誉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