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飞文学梦想 ——我与《人民文学》的不解之缘
高二的一个周末，我在一位同学家里玩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名为《人民文学》的刊物，如获至宝。
那时文学读物很少，偶尔读一本文学书刊，都是莫大的惊喜。我翻开看了几页，莫言的《红高粱》豁然入目。至于莫言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作家，我心里根本没有概念。可是《红高粱》好像就是开篇之作，一下子就翻到了，读了一会儿就入了迷，竟拿不下眼了。
本来大家聚到一起是为了听流行歌曲，同学刚买了几盘新磁带。大家听得如醉如痴，我则躲在角落里，沉迷在莫言的《红高粱》里去了。
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这篇《红高粱》是读书以来最让我感觉到震撼的小说了。读的时候，我的心怦怦直跳，甚至是一种恐惧：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故事竟然可以这样编！
我，一个对文学有点痴迷但理解不多的青年学生，就这样迷上了莫言的《红高粱》。
首先是奶奶的形象。小说里口口声声喊着的奶奶戴凤莲本来是个悲剧人物，她有一双难得的小脚和姣好的面容，却被贪财的父亲嫁给了患麻风病的单扁郎。本以为悲剧就此铸成，还没来得及对奶奶道一声同情，作者却笔锋一转：归宁当天，奶奶居然在半路上被余占鳌劫持进了高粱地里。两个人的野合真是惊世骇俗，余占鳌的桀骜不驯，奶奶见到了劫持者的真面目反而冷静而享受着一切！所有的情节都一反传统。按照我当时的惯性思维，我内心里一直在惊呼这还是个正面人物吗？奶奶还是个好人吗？！余占鳌接下来居然杀了单家父子，更是惊得我瞠目结舌。
小说的离奇与粗犷，使情节与人物表现出了无限的张力与魔力，让我欲罢不能。
大家听歌都听完了，要回去了，可我还没有读完《红高粱》。我意犹未尽，问同学能否带回学校去读。同学为难地说，这是他妈妈从单位图书室带回来的，不能外借，明天还要带回单位。
不能带回去读，我万般不舍。同行的朋友们都嘲笑我：“一篇破小说，有什么舍不得的？天下文章都是大同小异，别那么认真啊……”
看我依依不舍，同学动心了，说：“要不，你留下，等读完了你再回去。”
同学们都急着回去，我却答应留下了。同学们都不解地摇摇头，笑着离开了。
我抓紧读下去。其实《红高粱》并不长，四五万字吧？可那个时候我读书特慢，几乎每个字都不放过地一一读来。结果读到天黑了才读完。
我读书读得天昏地暗，哪里知道已经这么晚了，更不好意思在人家这里吃饭，赶紧打个招呼就走，任凭同学一家一再挽留。
回到学校，是周末自习，我整节课都在思考着小说的人物和情节。余占鳌的复杂人格让我有着许多的不解，可还是着迷多一些。他为了爱情可以杀死仗势欺人的单家父子；他嫉恶如仇，甚至可以杀死他的亲叔叔余大牙；为了给罗汉报仇，他不惜一切代价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成为抗日的民族英雄……
在这个种满红高粱且充满原始魅力的地方，成长着这样一群敢爱敢恨的人民，发生了这么多叛逆张扬又不乏善良正义的故事，在我年轻的心里真是油生出石破天惊的感觉。
与《人民文学》的不解之缘也因此形成了。
后来读大学，我读的就是中文系，并在大学时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阅读《人民文学》也成了我的习惯。在大学课堂上，我才明白《红高粱》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意义。《人民文学》发表《红高粱》是把先锋文学的理念展示给人们，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大步向前，其意义与影响无法言表。
也是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人民文学》的不同凡响：《人民文学》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领潮者，在文学潮流的形成与更迭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对我而言，《人民文学》与《红高粱》，恰恰让我对当代文学有了新的理解与突破，对文学产生了无限兴趣，更促成我读大学时选择了中文，由此放飞文学梦想。
柳华东，笔名柳风徐徐、华东一柳，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长春湖》杂志副主编，《2018年胶东散文年选》副主编。2018年被山东省散文学会评为优秀会员。文学作品散见于《三月三》《青海湖》《前卫文学》《参花》《中国乡土文学》《中国教育报》《中国建设报》《幽默与讽刺》《当代散文》《齐鲁晚报》《烟台日报》《烟台晚报》等各类报刊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