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文学热，已经留在时代的记忆中了。对于中国，那场文学热，可称其为激情的文学岁月；对于文学，则可称其为文学的激情岁月；而对于个人，可称其为文学激情的岁月。有人形容那场文学热，是“打开心灵闸门后的万马奔腾，是思想解放后的剧烈爆发，是大块闲余时间对文学的饿虎扑食”。的确如此，那时候，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是机关还是厂矿，是军队还是学校，无处不在谈论文学、探讨文学。那真是一场激情澎湃的文学狂潮，激情之下，我也不知不觉地被乐卷其中。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1975年读完高中，捧得一本学历证书就回家乡当了农民。九年半寒窗，换得一个名号：回乡知识青年。后来命运还算眷顾，高中一读完，遇上了国家大力普及普通教育，尽管只是个回乡知青，回乡种了一年田，就加入了民办教师队伍。几年之后，国家应普及教育之需，扩大师范教育规模，使我有幸成为一名普通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师范学校学习的两年，正遇上文化繁荣，不仅电影多了，各种文学刊物也开始大量出版发行。那种感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真可谓久旱逢甘霖。看电影、读文学作品成了课外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渐渐地，我竟然也做起文学梦来。

我们是一批很特殊的学生，因为学校里除了从初中应届毕业生中招收的三年制班级外，和我们同年段的两年制班级还有四个，每班50人。我们班年龄最大的36岁，最小的19岁，而且全班过半数是已婚男女，已为人父母。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师资不足问题，地方聘用了大量不列入国家编制的教学人员。生活待遇上，有的地方予以享受所在地同等劳动力工分报酬，有的地方由县、乡、村各出一点钱当作工资。我们这一批人入学前身上都贴着一个特殊的标签——民办教师。在村村办学校、乡乡有中学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以民办教师的身份，担负起农村普及教育的重任。到1980年，为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也为解决庞大的民办教师队伍的出路问题，国家规定民办教师报考中等师范教育不受婚否限制，而且年龄上限也给了较大的放宽。于是，我们就出现在了师范学校的课堂。

来到师范学校学习，我们这批学员对知识的渴求，用饿虎扑食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课堂知识喂不饱我们，除了一些对专业学科有偏爱的同学外，对大部分同学来讲，涉猎文学作品是最佳的选择。在师范学校两年，我放弃所有的午休时间来阅读文学书籍。那时电视还没普及，学校虽有两台电视机，但任凭如何摆弄天线也还是满屏雪花，所以除此以外，看电影也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选项。记得那时我还做过一件至今想起来仍忍俊不禁的事。由于入学的第一篇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过，一时间我被班上的同学特别高看，尤其有几位女生，还给我取个雅号“文豪”，更让我内心沾沾自喜。于是，大量地读文学作品、看电影，便很自然地上升为我的“癖好”。可师范学校的教学管理是很严格的，每周一至周六上午，除了白天满当当的课程，晚上还安排有两节晚自习课。如果只是读文学作品，不管你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大部头还是同学们自己订阅的文学杂志，只要学业完成，时间任由自己把控。但想要看电影，除了周六下午、晚上和周日的白天可以自行安排，其余时间都是要课间溜号的。

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那年代长期待在封闭山区的人突然来到城市生活，是很难经得住电影诱惑的。我就是我们班上最经不起诱惑的那一个。当时影院售卖每个月一张的《影讯》，上面是整个月的电影简介和预告，每逢月头，我都会买一张。那时每周大约有三部新影片上映，只要没看过的，我几乎一片都不放过。除了周末可以公开看电影，其余只能是晚自习的时间偷跑去看。我至今感谢当年的同桌，他是个非常厚道的人，跟我同学时他已经32岁了，比我大了整整8岁。学校对晚自习也管得很严，每晚教务处都会来班上点名。每每此刻，我都是笔帽不盖、书本不合放在桌上，交代同桌帮我打掩护，只要点名老师一来，就谎称我刚上厕所去了。

久而久之，我终因电影捣鼓出事来了。平时，我看电影都是一个人去，只有《影讯》介绍特别好的，偶尔会偷邀一两个好友一同去看。让我出事的那部电影是法国影片《苔丝》。那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奥斯卡奖影片。由于看完一遍不过瘾，散场时又到窗口买了三张票，第二天晚上便邀了两位同学一同来观看。没想到那两位同学看后告诉他们的朋友，结果第三天晚上又去了几位同学观看。糟糕的是这天晚上他们看完回来，就在宿舍大肆张扬，说从没看过这么好的影片，如果错过就等于白活，等等。既然都亮开了，我也就参与其中鼓噪。我们全班40个男生住的是同一间大宿舍，经我们几个人这么一煽动，第二天下午，全班竟有30多人集体逃课去看了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场，气得任课老师腿一抬就去教务处告状，害得班主任、年段长被学校批评，其结果自然是我们班风被整顿，大家写检讨……

师范毕业后，我更加钟情于文学了，教学之余的时间，全都用于文学阅读和创作。那些年，各种形式的文学补习班蜂拥而出，许多大学院校都举办文学刊授大学，各种报缝都刊登有文学刊授补习招生的广告。我一个中专毕业生，虽囊中羞涩，且还要养家糊口，面对一个学期二三十元的学杂资料和寄递费，却也义无反顾。

泉州师院的前身是泉州师专，我师范毕业才教一年书，就遇上了国家恢复成人高考，担心自己一个中专生教初中，迟早要被踢出局，咬牙苦读参加高考，结果如愿成了泉州师范专科学校化学系的一名学生。那时候，许多年轻人文学逐梦都很疯狂，有一个全国通用的雅号，叫“文学青年”。一旦贴上“文学青年”的标签，不仅自己觉得高人一等，在圈子里的确也被人高看。

我进入泉州师专前，高我一届的中文系学生已创办了一个学生文学社团，叫桐江文学社，利用一位同学母亲在印刷厂工作的关系，办起了一份叫《三角帆》的铅印报纸作为社刊，不定期登载文学社会员写的一些文章。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向文学社投了两篇初步学写的短篇小说。或许是我比他们高中应届入学的人年长几岁、涉世更深一些的缘故吧，两篇稿子居然被文学社的几位骨干传看并啧啧称赞。过了两天，课外活动时间我又到文学社，他们对我笑脸相迎并客气让座，只是摇头说可惜稿子太长，报纸的版面根本容不下。不登就不登呗，把稿子要回了事，但我还是交了一张照片，办了一本会员证，为的是可以聆听文学社举办的一些文学讲座。没想到的是，一天晚上我正在教室组织我们班级的周末晚会，文学社的几个人突然来找我，说他们马上要毕业了，桐江文学社创办两年，在泉州的大、中专院校里很有影响，他们希望这个文学社能够继续办下去，并希望我来接任社长。

“不合适啊，文科有中文、历史、政教那么多个班，怎么能让我一个读化学的人当文学社社长？”我说。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们也考虑过了，但物色了很久，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相信你接任一定能把文学社办好，请不要推辞！”说这话的是创社社长王家声，他是中文系的，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泉州晚报》当记者。

“不行的，万一辜负了你们……”

“不会的，他们几位毕业，我们几位还在，我们会力挺你的！”毕业后也分配在《泉州晚报》，后还担任副总编的郭培明接过话说。他是当时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又是文学社社刊《三角帆》的主编。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被贴上“文学青年”标签的我，印象中还从没有这么被人尊重过，头脑一发热，稀里糊涂地就答应了。第二天晚上，他们就把文学社的会员召集在阶梯教室，宣布了由我接任社长的事，并以舞会形式欢送要毕业的会员。

第二学年一开学，我当真履行起了这个文学社社长的职责。除平常举办一两次舞会，或是邀请一些其他院校和地方上的文学爱好者座谈、联欢外，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当地同学的关系，打听本地有哪些作家、住在哪里等，之后就利用晚上或周末的时间，与文学社的几个骨干去登门拜访，请他们到学校来给大家办讲座。

泉州是个文化古城，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我在那当学生的时候，文学氛围虽很浓厚，但文学社没有经费，收取会员每人几角钱的会费只够买纸墨、出海报等开支，根本无法给老师支付讲课费。要想把当地的一些作家请来，就全凭我们的诚意去打动。当时社会风气很清纯，凡受邀的老师都心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文学青年的呵护热心付出。即使他们工作很忙，也都会挤出时间认真备课，并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学校。比如当地的万国智、陈瑞统、陈嘉平等几位老师，就都被我们请到学校来做过义务讲座。要是有省里的作家来到泉州讲课或是采风什么的，我们也会很快得到消息，只要摸到了他们的下榻处，我们也会去上几个同学细磨慢缠。

1985年下半年的一天刚吃完晚饭，郭培明、骆汉中等几位文学社的同学到宿舍来找我，说晚上华侨大学有一场文学讲座，是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钱理群教授主讲，问我要不要去听。得到消息，我自然是喜出望外，马上就搭上他们的自行车往华大骑。由于泉州师专到华大有十几公里的路，等我们到达，讲座已经开始，我们就站在华大礼堂的最后排听完讲座。在回师专的路上，一行人激情澎湃，高谈阔论地品赏着钱老师的精彩演讲。谈着谈着，突然有人冒了一声：“要是能把钱教授请到我们文学社来讲一场就好了！”

“如果我们社长出面，一定请得来！”一位同行的女同学突然将了我一军。结果大家就七嘴八舌鼓动起我来，我招架不住，冲动之下突然想出个用函请的点子来。我想，用这个办法请得来自然是好，若请不来，也不失面子。于是我说：“我回去写一封信试试，但你们要负责打听到钱教授的住处，明天上午去一个人把信从他门缝塞进去就行。成与不成，都在此一举！”

“跑腿的事我来!”我的话音刚落，一位有自行车的同学就接了活。回到学校，我也顾不得夜色已深就直奔教室，摊开写作文的方格纸给钱老师写信。至今记得信函的大致意思如下：

尊敬的钱老师：您好！

请恕我冒昧用这种方式打扰您，但确实是被您昨晚的精彩讲座所打动。我是泉州师专的一名学生，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两年前我们学校几位学生自发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叫桐江文学社。得知您昨晚在华大举办讲座，我们几个文学社的骨干喜出望外，晚饭后饭碗一丢，就三人一辆自行车往华大飞奔。可惜路途之遥，我们只聆听到您大半场的讲座，但您的精彩讲座仍让我们如沐甘霖！

尊敬的钱老师，我深知我们的愿望过于狂妄，也明知我们一个专科学校的学生社团请您来讲课会使您屈尊，更何况我们连哪怕是最低的讲课费都支付不出。但我们太需要哺育了，所以就大胆地以这种方式向您提出请求，盼望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为我们举行一场讲座。如果您能应允，就请打电话到XXXXX，这是师专化学系老师办公室的电话，叫接电话的老师到1984级化学班叫我。

请原谅我的冒昧，并恳望您能满足我大胆的请求！

泉州师专桐江文学社社长 乔夫

X年X月X日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答应送信的同学就来到我的床头把信拿走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熬过一个上午，又熬过了下午的第一节课。第二节课还没上几分钟，一位老师就匆匆来到我们班级，和正在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打了个招呼就喊：“谁叫乔夫？到老师办公室接电话，华大打来的。”

听到呼叫，我的心立马狂跳起来，心想：事情可能成了。于是三步并成两步，我一下子从五楼的教室奔到设在二楼的化学系老师办公室，抓起电话气还没能喘匀，一句“钱老师好”蹦出口，一只手迅速在胸口从上往下想把气捋顺。

“你就是乔夫同学吧，我是钱老师。看了你的信，我很感动。你们对文学有这么高的热情，作为一个中文教师，我是很高兴的。我答应你的要求，明天是星期五，下午正好有空，去给你们讲一课。”电话里传来钱老师平和而热情的声音。

“那我能出海报吗？”

“可以！”

“那请问您给我们讲的题目？”

“我就评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那我们怎么接您？”

“你们还是学生，我理解你们。明天下午两点我准时从华大乘公交车出发，你们拿一张纸条，写上接钱理群就行了。”

接完电话，我的心仍然狂跳不止，回到教室虽然眼睛盯着讲课的老师，但脑子却已飞到九霄云外。一下课，仍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又飞奔下楼来到学生会文学社的办公桌旁，见几个骨干陆续到齐，冷不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大家齐刷刷手捶桌面狂呼起来，就差点将我抬起抛向空中。

晚饭后，大家就聚在一起商量着起草海报。你一言，我一语，毛笔字还过得去的，个个都想露一手，结果一连写了几张，大家都觉得满意了才定稿。

第二天中午一下课，一张字体各异并配有红绿颜色的大纸，带着未干的糨糊就出现在阶梯教室一楼的墙上。海报一贴出，钱老师要来讲课的消息就在饭堂和学生宿舍爆炸式传开。一些没看到海报的同学捧着饭碗来到墙前一探虚实，一些下午有课的同学则开始托人帮忙请假。我们几个文学社骨干则不敢午睡，不到两点钟就骑着自行车赶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站等候。远远地看到挂着“华大—市中心”牌子的汽车驶来，几个人立马手举纸条迎上去，并叫来一辆候客的人力三轮车将钱老师拉到我们学校。

等我们来到阶梯教室门口，里面已座无虚席，许多老师没占上座位，就自带椅子坐在了后排的走廊。我拨开挤在门口的人群，把钱老师引进教室，座位上的人全部主动起立，并报以雷鸣般的欢迎掌声。

钱老师一开讲，大家都鸦雀无声，个个像长颈鹿般伸着脖子，生怕丢了只字半句。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一到精彩处，掌声又不约而同从席间炸响，一次次将讲课打断。

记得钱老师几次讲到动情处都摘下眼镜，从口袋掏出手帕擦拭眼角，台下的听众席也不时传出几声唏嘘。“章永璘三十九岁那年，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黄香久，对女人的渴望、期待、好奇，顿时忽然化成了真实，爱情触手可及。本来这是多么令人兴奋、令人鼓舞的事，可悲哀的是，由于长期的压抑，导致章永璘新婚之夜在多情豪迈的妻子面前，居然失去了他男人的尊严！”钱老师口若悬河，抑扬顿挫，忽然，他的语调从为章永璘获得爱情的欢欣高亢，一下子跌入章永璘新婚之夜才发现自己失去了男性功能的低谷。他再一次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眼角，台下已是一片唏嘘。紧接着一阵短暂的沉寂，听众席又一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当时，我坐在文学社同学帮我留的第一排走道边的位置。我正听得聚精会神时，突然有人走到我身旁敲敲我的肩膀，示意门外有人找我。我跟随着走到教室外，才知道找我的是学校领导。

“你就是文学社社长？”

“我是。”我回答说。

“钱教授是你去请来的？怎么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向学校报告，你让我们多尴尬，你知道吗？”校领导面露愠色、毫不客气地把我批了一顿，之后又说：“学校也不便再出面了，就由你们文学社负责到底。”我还想强调钱理群老师是来给我们义务讲座的，他不要讲课费，不想话语被校领导打断。他最后交代，要我们无论如何留下钱老师吃晚饭，吃饭地点就在学校门口的那个餐馆，总务处会安排好，只要我们陪好就行了。还交代饭后要用学校的小车送钱老师到华大，车子会停在学校门口等着。那是学校当时唯一的一辆小车，一辆黑色的国产红旗牌小轿车。等我们吃完晚饭走到汽车旁，果然司机已坐在车里等着。

之后，我还与钱老师建立了通信联系，并寄过两次学写的稿子请他指教。每次稿子从邮局寄出不久，都能收到他的亲笔回信。只可惜我回到家乡教书不到两个月就调到教育局做文秘，之后不久又改行从政了，单位的工作越来越忙，肩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就渐渐放弃了自己的文学梦想。直至临近退休，肩上的压力突然解除，工作一下子又轻松起来，于是又拾笔为趣，虽然写得文不像文，但在阅读和写作的快意中打发时光，日子倒也过得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