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连载吕晓宇的新作《烈火未熄》。故事以二○六九年为回望过去的时间基点，虚构了一场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青年L被困海岛，度过了一段奇异的战时岛上生活。《烈火未熄》展示给我们的是各国滞留者在岛上共同生活的不同景深。小说在当下和未来、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穿梭，多重的叙事风格，让我们重新体认了小说文体的可能性。

开栏语

一场大战，一座孤岛。一群世界各地离散于此的滞留者和当地人的共生。熟悉的生活停滞，翻转，应对从天而降的不确定性变为日常的命题。绝望和勇气持续地共时闪现。作为《水下之人》续篇，《烈火未熄》是要去探明还没成灰烬的炭木，还没彻底荒芜的废墟。在并行的现实和叙事中，重现夹缝生存的艰难，以及想象另一种在世界尽头的生活图景。

一

凌晨，我们被叫醒。

看守用棒子敲铁栏，金属回响，震得脑袋嗡嗡。太阳还没起。我们排成纵队到铁轨，依次上车。看守把车门滑上，扣紧铁锁。我听见一声悠长的如释重负的叹息。火车开动了。金属回响从脚下传来，灰光从门缝钻进。

轮流去光底下坐一会儿。三年多没见过动物了，只见过人。去年连昆虫的影子也没见过。现在的身体，一定散发出厌恶的气息，任何带生命的东西都想离得远远的。

灰光变成闪烁的鹅黄。

一定是往南方走，温度升高，空气变湿，不再是冷飕飕的风。温热的潮气。有人先出汗了，大家围看汗渍的衣裳。液体从皮肤冒出，失而复得的生命感。一只蚊子飞进来。所有人沉寂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空中盘旋的蚊子的轨迹，像是观看一场舞蹈。蚊子落在一只湿漉漉的手臂上，口针扎进皮肤。所有人嫉妒地望着那人抽搐亢奋的脸。

走出车厢，外面在下雨。我抬起头，用脸接住雨珠。第一晚无人入睡。有人在黑暗里说，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是临刑前的盛宴。他的语气里透露难以掩盖的激动，不像要去赴死的人。感觉离某种尽头更近了。是不是死亡可说不准。但越是炎热，越是陷入昏昏沉沉的燠热，什么东西要终结的感觉就逼近了。

这种感觉在夜晚扼住脖子，把我生生掐醒。喘不过气来，接近窒息。他们说这是南方的湿热害的，身体要适应新星球。这个星球上，生命无比茂盛，盛气凌人。我在生机勃勃的空气中，呼吸困难。

看守允许我们到户外活动，因此可以看到日光变化。日、周、月的概念回来了。两个月零五天后，看守跟我说了第一句话。他问我，能不能教他文字。他年轻羞涩，从不承认自己犯错，说话权威是假借的。提出请求的时候，没有低声下气的样子，趾高气昂地，似乎他在帮我一个忙。

我同意了。不断逼近的终点上，一个人是不行的。狱友认为这是坏主意，看守只是为了打探消息。过了两个月，看守可以独立写信。他有天分，比看上去敏慧。即便我有意拖延进度，他很快掌握书写，并且忸怩地告诉我：老师，你不能再等下去了。

那一天，不仅我这儿走漏消息，其他人也有渠道知道：期限快要到了。夜晚警报每隔十分钟响一回，放风时间被取消，逃走的计划和团队涌现。三天之后，第一次放风的机会，人数明显少了很多。走到营地边上，才发现被处决的身体。奇异硕大的热带水果，挂在树上，随风摇曳。

其中包括年轻的看守。我的学生。

我下定决心找人逃走，等夜深了，相约往营地的边缘进发。地面起浓雾，一路没碰到巡逻。平生第一次觉得月光这么亮，这么耀眼，不留情面地，射穿身体。世界都在看我们三个人行走。

跃过营地边界，月亮变得耀眼，灼人地黄。大喇叭喊话，什么东西嗖嗖地穿过空气，砰，砰，两个身体栽倒稻田里。我顺势趴下，侧过头，嘴露在外面呼吸。一条光溜溜的鲤鱼游过我的身体。月亮是旋转的罗盘，从天而降，打碎在稻田里。趁一片漆黑混乱，踩着光的碎片，往丛林里跑，绝不回头。

雨林的割胶人看到我的模样吓了一跳。我的脚上还扎着碎片。他们把碎片拔出来，用树胶抹在伤口处。我再一次感受到柔软黏糊的质感。离村庄不远了，炊烟的味道，自由的欢笑声从林间传来。

跨入他们的领地，从晾衣杆上拿走两件衣服，在村口，登上在泥里打过滚的巴士。人和人挤在一起，他们的呼吸到我的口鼻里。到了最后一排，闭上眼睛，立刻沉睡。我想，我要过上新的生活，和过去的一切告别。车停了，我便是另一个我。

有人在身后喊我的名字。

二

除去这些时不时缠绕的噩梦，岛上的生活没什么可抱怨的。

心理医生把这归结于旧世界的创伤。每当噩梦袭来的时候，我忍不住全身颤抖。克莱儿已能够熟练地在第一时间内察觉异常，把我推醒。她坚持让我记录下这些梦境的内容，作为下一次心理咨询的参考。

你不能再错过一次预约了，克莱儿认真地说，不然这会影响你长久以来的诚信记录。

我没有跟克莱儿倒出全部的实情。和她认识的时候，我再不是全盘托出自己的人了。这些接连不断的噩梦打小伴随我，它和什么成长经历毫无关系，和眼前这场战争没有丝毫关联。我紧张的时候它会来，放松的时候它会来。我想对克莱儿说，这好比岛上的神君。它会一直存在，不会消失，不会死去。但是我没打过这个比方，因为这势必会惹恼她。我比以往惧怕玩笑惹起不必要的麻烦。

周围的人不断强调我的幸运以及应该如何感恩当下的处境。你真是一个幸运儿，老钟把这句话挂在口头，我要是赶上你一半的幸运就够了。我总是礼貌地回应过去。但不得不说，当空虚又找不到意义的时候，这些话常给我继续生活的慰藉。我还活着，还能工作，睡去和醒来的时候，都有一个人的陪伴。我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战争五周年的时候，岛上制作了关于新定居者的纪录片。我被选中，成为其中一集的主要角色，片名即是“幸运的新人”（The Lucky Newman）。那一阵我获得短暂的意外名声，到哪儿都会被叫作Lucky，甚至一度取代了我的身份编号。

你确定不要记录下来吗？克莱儿还没有放弃。

不了，我说，时间不早了。随你便吧，她一边说一边拿起睡袍。我以为她去洗澡了，等待水流的声音但是没有。她走到一半的时候停住，像是被突如其来的问题困在原地。我缓慢起身，看到桌上摊开的纸和笔。

封岛之后，这些物件都成了奢侈品，全靠着当地人的私自库存。他们以收藏艺术品的态度，煞有其事地为纸笔墨水建立专门的地库和定期的导览。克莱儿每周日去当地人的俱乐部，用货真价实的纸张，练习写字。我早已放弃记日记的习惯，也不愿提及写作俱乐部的过往。我希望他们还活着，在世界上另外的角落。希望和平之岛不止是宣传所说的独一无二。克莱儿认为我从不喜欢写作，对阅读也毫无兴趣。她以为我生来就是每天花四个小时在户外散步的性格。

我和克莱儿在志愿工作的时候相识。我的机票被取消了三次，与其心烦意乱地在附近漫长地等待，我选择加入志愿队。那是战争初期由本地人和外地游客组成的短暂联盟。我们先是安置在机场逗留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航班完全停止后，每日的任务变成去港口接待船民。大船以可见的速度减少，我们放空的时间越来越长。

一个月后，工作转变为打捞乘快艇落水的人。这些人上岸后普遍说自己是从交战区仓皇逃出的。但我们很快便发现，其实没人在前线见证了战争。他们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在和谁战斗，谁在胜利，谁在消亡。我们只好得出结论，要么是前线残酷到无人生还，要么是岛屿离战争的距离遥远。

志愿者组织运输大队，把登岛的人安置在北边开辟的营地。那时候，当地人还富有同情地慷慨解囊，捐赠的蔬菜和日用品源源不断地流入营地。他们错以为这不过是一场短时的危机，不会放过展示道德崇高的机会。我们因为岛上有限的冰箱，每天为储存过剩的食物发愁。我记得，那时候的烦恼是想尽办法，让每人每天能多吃一点。克莱儿说，这样的时候从来没有存在过。

虽然我们从第一天起共同作战，但关于这一场战役的记忆分道扬镳。克莱儿记得的是灾难、危机、应接不暇的需求，濒临分娩的妇女，失去父母的孩子，行动不便的残障人，泪水，失望，愤怒的吼叫。她始终觉得可做的还有更多，处于永远没法满足和放松的状态。与此相反，我记得出海的浪，金黄的阳光，一起开玩笑和互相调侃的落水者，荒谬和可笑的时刻。以及克莱儿的笑，她把头发扎起时的脸，拿喇叭卷起的衣袖，露出的手臂，发出指令的声音穿过大厅的回响，以及我心脏仿佛被轻捏一下、即将栽倒的、不可挽回的感觉。

关于战争的揣测从来没有停止，像一场流行病蔓延开来。但消息的渠道日益减少，岛屿政府在初期还有战争简报，某一天停止后就不再公布。封锁岛屿的决定先是口口相传，然后如期而至。其实是多此一举，无论当地人或是外地人早就没有走出孤岛的途径。我以为，这样的决定和无法证实的关于战争的揣测相关，它们每天像是潮水一样涌来，反复淹没岛屿，每个人身上湿哒哒的，渗出怀疑的水珠。无法证实的状态最危险，连权力也害怕失去控制和介入的手段。

岛上的政府在封锁后接管车队，接管营地，统一调度岛上的物资。志愿队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工作成了一遍又一遍地验证自己的无力，与每天的失败作斗争。我们被要求等待，等待一场危机的过去。保卫和平的意义是不许全民皆兵，不许普通人充当烈士。它把大部分人变成旁观者。志愿者对此决定的观点和立场分裂。此前抱怨工作效率的派系热烈欢迎当局的介入，相信他们能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对志愿工作本质精神有信仰的人则不抱有信心。一开始把这当作打发时间的人则开始寻找下一个行动的空间。克莱儿的失望溢于言表。我果断抓住机会，表白心迹，创造转移情绪的机遇。克莱儿没有看我，也没有犹豫地答应了。志愿队全员欢庆，把这视作一个再好不过的工作总结。

无论我怎么解释，老钟坚定不移地认为，我从加入志愿组织的那一刻就是精心策划的步步为营。你可是太聪明了，他说，先是志愿活动设立形象，然后等待时机，抓住了“历史机遇”。现在的气氛里，本地人和新定居者的结合困难重重，简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的结局。身份！老钟说，你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身份问题。

他是我从海水中捞起来的最后一批人，一上岸就用母语跟我攀谈。我奇怪地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哪里人呢。他说，我不知道，但我只会说这一门语言。那一天，我给老钟做档案的时候写道：男，四十七岁，自称单身无嗣，单一语言使用者。老钟后来因为“自称”两字来回做了三次背景核查。我从来没有告诉他说那是因为我多余的一笔。所以，每当我想反驳老钟时，回想到这一点总会把话吞回去。那是我微不足道的特权留下的不可磨灭的一个污点。

我搬进了克莱儿的公寓，一栋对着大海的老式建筑。这是明智和及时的决定。不久后，外来的志愿者们就面临无处可住的窘境，不得不搬到拥挤的北区。一开始，岛上弥漫着一股说不上来的轻浮的乐观精神，所有人觉得，一切不过是暂时措施，很快便会取消。即便战争没有停火，这也不可能作为持久的长期政策。当地人这么觉得，外地人更是期盼如此。事实就是，这两方从来没有希望长期共处。老钟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悲观主义。他的抱怨是生活习惯，以至于我从来没有认真听过他的关于这场战争和我们的孤立不会轻易终止的长期预测。例外将成为永恒，他一边抽烟一边絮絮叨叨。我不晓得他怎么从微薄的补助中挤出来抽烟喝酒的开支。但这句危言耸听的话，如今却经过了时间的检验。

曾经工作在一线的志愿者对被困时间的判断出现严重的偏差。封锁半年时，没人再敢宣称自己知道这要持续多久，只是清楚，这比最初设想的要长。糟糕的预言家们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封锁可能马上结束，又可能持续上数年之久。如此的极端摇摆，涉及有关战争的一切。人们有时满腔怒火，有时信心满满，目睹营地里出生的新生命，感动得掉下眼泪。这不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人那里，而是在同一个人身上矛盾地集中。今天和明天。上午和下午。这一秒和下一秒。

可能因为时间变得反复无常，普通人对于诸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最终选择逆来顺受。的确，岛上的当局也不是全知全能。战前顶多是应对一下过境的台风，现在的情况下能期望他们比我们知道得多吗?人们把挖苦的力气留给了最后一批逗留在度假酒店的游客。那是岛上唯一的高端酒店，战前接纳定期来寻找阳光假期、躲避家庭生活的客人。它在岛的最东边，拥有一条直通机场和港口的道路，客人在居住期间不会离开酒店驻地，享受的是岛中之岛的隔离生活。克莱儿说，战前所谓的上层过的是牢狱生活的变种。从城市中隔绝的小区、街区，飞到度假隔绝的酒店、沙滩，然后回到工作隔离的大楼、办公室，从一个气泡到另一个气泡，还坚持把这看作是一种自由。能把当地人和外地人团结起来的为数不多的事件就是亢奋地等待气泡的破产。酒店的住客一开始坚持不让志愿组织或当局使用酒店作为安置流民的场地。他们反复强调自己是付了多少钱、提前了多久订到的住处，决不允许对其个人权利的侵犯。然后他们郑重其事地起草对政府分配物资的不满，说他们愿意加钱买点别的。外界自然把这看作笑话，没有人搭理他们的要求。连酒店的员工都返回自己的家中，一是不愿意受气继续伺候这帮人，二是也看清了他们的货币正在岛内失去效用。客人们号称要自己组织起来，维持他们的边界与城堡，但很快在彼此的指责和推卸中不了了之。他们的信用卡无法继续转账，战前的财产在某一个时刻变得一文不值，他们口中叫嚷的时常用来威胁岛上政府的使馆和外交部也联系不上了。此时，他们真的泄气了。于是人们发现，除了虚张声势的表象，往日高傲自大的客人们没剩下什么真实的资本。岛上社会虽谈不上欣欣向荣，但没有因为封锁陷入瘫痪，当局从手足无措中渐渐找到了紧急状态里的规则。总体来说，生活的秩序依旧存在。这时候酒店里却传来了骇人的新闻：陷入绝望的客人之间相互偷窃、掠夺，不惜大打出手，把活人溺死在泳池。当局不得不出动警察介入，大家通过流传的视频看到了酒店内部一片狼藉，甚至仿佛闻到随处可见的垃圾散发的臭气熏天的味道。这里早已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蛮荒之地。不同帮派之间的厮杀日常发生，新的统治阶级诞生，被奴役的人负责基础的食物收集和打扫。至于“泳池溺死的人”，那是避重就轻的说法。事实上，泳池成了巨型的福尔马林器皿，里面泡着层层叠叠的尸体：帮派内部被发现的叛徒、推翻的前首领、帮派斗争的牺牲者、出于无望而自杀的人。即便如此，也没人想要走出这里和岛上的人一起生活。至少我们不知道。第二天，酒店对面的山坡上挤满了围观的人，大家等待警察把酒店客人从里面带出来。下午时分，他们出现了，排成一列，双手搭在前一个人的肩膀上，拖着步子，麻木地走出酒店的大门。衣不蔽体，头发蓬乱，眼神错乱地扫荡周围的环境。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我们得知的规模最大的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在此之后，当局控制了全岛的领土，不再有放任不管的地界，大家默认了一定程度的介入合情合理。虽然口头上对这一通悲剧是遗憾同情，但私下里的主导情绪毫无疑问是幸灾乐祸。比起灾难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灾难中的不平等。部分人的幸免不如全员的共同赴难。当昔日自视超然于普通人的群体被拉回到一般人甚至更糟糕的水准时，大家心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补偿。如果这一场战争的后果是公平的，那它就不是最糟的灾难。

克莱儿没有去围观，她不愿意屈服于低俗的大众情绪。我们在封岛的日子里摸索共处一室的奥秘。从第一次的记忆开始讲起，克莱儿告诉我她在岛上的童年。机场还没有建起的时候，她看飞机从头顶掠过，错以为是轰鸣的大鸟。她坐上大鸟离开岛的一天，周转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才抵达之后要生活十年的地方。也是在那里，她获得新的名字：克莱儿。她的父母欣然接受，改口叫她克莱儿。他们觉得名字应该随环境改变，到另一个地方，改一个名字，这是自然不过的事。为什么有人会执著于一成不变的代号呢。克莱儿对我说，你想叫我什么都行，两个人可以拥有彼此的称呼。我说，这一点我倒是明白。她说，我发现你也拥有诸多的名字，你和不同的人说不同的名字。我说，这恐怕是我们的文化习俗。那段时间，我说什么克莱儿都会信以为真，即便她对于世界另一端的了解不少于我。她宁愿相信匪夷所思的陌生星球仍然固执地存在着。

我们的身体变得默契协调，双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严丝合缝。即便背对背睡时，身体某一小处还挨着。早上起来，我们像上了发条的机械，不需多说一句话，和在志愿队时一样，配合着完成眼前的工作，并且自发形成了对部分话题的回避：战争何时结束，新旧居民的冲突，财政税收，物资的紧张和分配，寻找和安置流浪的宠物，都与这个家绝缘。

克莱儿绝不在这里卷入任何的公开争论，也反对把任何喜欢争论的朋友请来做客。我们因为战争相遇，不知道战争结束后会怎样，一起离开，还是一起留下。战争的持续是共同状态的粘合剂。这是战争于我们的私人意义，既不能和他人分享，也不能作为论点进入公共场域。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对此保持了应有的沉默。

然而，对于大多数困在岛上的外地人，一旦妄想封锁状态尽早结束的希望破灭，他们的生活必将经历一段浑浑噩噩的时期。当局尽力提供住处、食物、药品，却没有来得及提供基本生存之外的意义。时间的流动变得缓慢，他们提早进入衰老的躯壳。失去故乡，被打散成个体，没有组织，没有集体，借助有限的传言，了解外部世界可能的命途。原本他们还会因为停火的谣言欢呼雀跃、收拾行装，现在即便一针扎进皮肤也不会弹起，陷入到麻木的常态。

营地门口，坐着整日打发时间的人。问他们日期，如果手头没有参考，他们没法记起。白天比晚上容易睡着。如果拖延到中午起床，一天很快糊弄过去。不习惯休息的人，只得用琐碎漫长的家务来消耗时间。从一粒米和一滴油开始，制作日思夜想的家乡菜肴。一遍又一遍，清洗凡是可以洗的纺织品。这样的热情维持不久便会转入颓势，麻木使人的食欲陡降，日子得过且过。鱼短暂地出水呼气，又沉入水底。太阳不再是假日记忆的灿烂，而是给岛屿披上一层薄薄的白光。昏沉是在孤岛上弥漫的精神恶疾。

时间日渐模糊，我更怀念以往嘈杂轰鸣的声音。每一天，我都饥饿地寻找房间之外微弱的声音。即便临近公路和机场，头顶和房前的声音消失了。猫狗和狐狸继续它们的沉默。午后黄昏，能够短暂听见邻里做饭，铲子敲击锅边清脆的声响。唯一的例外是鸟叫。封岛后逆向壮大，天空的行踪不受陆地动物的影响。鸟群重新占领岛屿的每一寸土地，按时巡逻，无所畏惧地掠过头顶。这种单调和强势的声音，难以让人产生丝毫的喜爱。其他动物莫名地走向死亡。水沟里出现刺猬尸体，毛发、尖刺、污水，搅做一团。海边接连漂浮死鱼，个头不小，像是停泊的船沿岸整齐地摆放。

三天之后，谜题解开了。克莱儿目睹了凶杀的现场。白色水鸟，张开翅膀，嘎嘎地飞过水面，猛地缩紧躯体，向水中扎下去。海鱼奋力地挣扎，水花四溅。血淋淋的鱼体浮上水面，等待被浪冲至岸边。它们个头太大，水鸟不能叼起，它们死后，鸟只是在上空盘旋和观赏，但不会入口。也是在这一场屠杀之后，我把每天散步的时间延长，至少四个小时，需要在外呼吸、寻找、观看。汽车和自行车都被征用了，现在剩下的只有双脚。一条固定的线路，从家门口出发，抵达北方的营地前折返。

老钟时不时地在我固定的路线出现。他是我为数不多的和北方的联系。你要知道，老钟说，你的身份就是引人怀疑。我知道他在走私队里，但从不提及此事，只是默默地接受他时不时地递给我的来自岛外的信息和物品。岛内封锁的时期，老钟的手上从来没有短缺过肉、糖、咖啡和卫生纸。我认为当局一定程度上默许了这样的行径，作为集中分配制度的调节。老钟善于游走在制度的缝隙里，任何极端的情况下都能找到方法，活下去，比牲口还能活下去。他说他的诀窍，在于不绝对，不钻牛角尖，不要锱铢必较。路子都是自己走窄的，他说。我们交流来自岛上两个社群的内部信息。毕竟，散步的路上不用担心任何的监听，大家多少知道我们的交情，不会有所顾虑。但这一天，老钟特意让我偏离路线，拐到海边的沙丘里。

你这是带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吗？我说。

他从背包里掏出棕色的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微型的黑色唱片。

你一定要听听这个，不是世界音乐，不是战前的，和以前的都不一样，他说。

现在唱片和录制设备不是都禁止了吗，怎么做到的？我问。

他们从医院里的废料里捡出来X光片，你知道扫描胸腔的那些片子，做成的骨碟。战前就有的技艺。你自己找机会听。不要和克莱儿一起。

起了一阵风，我们下意识地侧过头，把身体埋下去。沙丘起了一层皮，仿佛要蜕皮迎接新生。我眯着眼睛，受限的视野里，手足舞蹈的沙粒螺旋上升。茶杯中的风暴就此开始。我把唱片放在外套的口袋，回到家照常吃饭和安排明日的任务后，克莱儿按时睡去。我回到门口的衣架，第一次伸手去掏的时候，口袋里空空荡荡，不禁吓了一跳，因为这一件微小的隐瞒被拆穿的可能而背后冒汗。可当我绕过去摸另一个口袋时，唱片原封不动地在那里。我卸下一口气，为自己感到耻辱和可笑，但还是不自觉地蹑手蹑脚，走到唱片机前，调低音量到贴着才能听到的程度。

初始的滋滋声过去后，机器般的不能辨别性别年纪的声音出现了。它没有机器的冰冷，稳定柔和，不紧不慢。如果不认真地听其内容，甚至可能被那迷惑性的声音催眠睡去。的确，和老钟说的一样，我之前没听过这样的。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