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苏敏，1979年生，安徽安庆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获温州散文家奖，入选浙江省新荷人才计划，温州新峰人才计划。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天津文学》《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出版散文集《我的右眼没有泪水》，有作品入选散文年选。

1

对公历纪年开始有一些认知，是1989年。

那年我十岁。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讲，我们的眼里只有连绵起伏的群山，时而温顺时而暴怒的河流，散落的不成群的几只牛羊，土地里一茬一茬的庄稼和杂草，以及这些庄稼与杂草里的蛐蛐、蚯蚓之类。这些构成我们的童年，也是我们彼时全部的世界。

我的父亲那时还算年轻。他经常晚上不睡觉，即使躺在床上，也总偷偷地抱着那台收音机，将音量调得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听的是一档神秘的电台节目。他通过这档节目去了解我们村庄之外的一些事情。

深夜的月色，皎洁而清冷，透过狭小的玻璃窗照射进我们的屋子，窄小的木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与棉被，我们呼吸匀称而平静，进入甜甜的梦乡。

我并不知道父亲几点才会关掉收音机，他听得津津有味，仿佛入了迷。他从不跟我们提起这些，一个人默默地收听，有时还会靠在床上抽起旱烟来。旱烟的火星一明一灭，在月色里像一只只萤火虫。

当时间走到今天，2022年的元旦，我们家那台收音机早就不知去向了，父亲也已经变成一个每天看《新闻联播》都打瞌睡的老头子了。

算一下，三十几年过去。时光催人老，也催快了许多时代的洪流。

2

1989年，我在村里高年级小学读五年级。我们的午饭是在学校食堂里解决，每周背一次大米，挑一担柴火去学校。

记得一次下雪，由于我的靴子底部磨得太平，抓地性不强，我从好不容易才爬上去的山坡高处滑了下来。在厚厚的积雪上，我像坐着一辆雪橇，急速飞驰，溅起一浪浪的雪花来，两旁的山茶树仿佛成了我的观众，它们在为我鼓掌喝彩。

记忆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它总能屏蔽掉儿时许多的痛苦与艰辛，比如今天我想起这些事情时，竟然觉得那是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我似乎忘记了从山顶滑下之后，我破旧的棉袄撕开了窟窿，手上的皮肤被荆棘割破而鲜血淋淋，瘦弱的屁股，腿，胳膊之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

有一天，在去学校的途中，我们在路旁的草丛里抓到了一只肥胖的野兔。当年看过一场电影，电影里有一名主人翁叫“草上飞”，他轻功盖世，虽不能腾云驾雾，但是可以踏着水面和小草的叶尖飞奔。也或许是“草上飞”的神功附体，我们五个男孩在一只狗的协助下，让一只惊慌失措的野兔乖乖就擒。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兔子那双清澈透明的如同红宝石一般的眼睛，它用那双红宝石一样的眼睛惶恐地看着一群面黄肌瘦的孩子，它两只耳朵坚硬，挺立，腹部剧烈起伏，想要做最后的挣扎。但最终好兔难敌五人，我们将它活捉，用藤蔓捆住它的腿，塞进书包，带到学校，变成了一顿饕餮大宴。

我的数学老师姓汪，早年毕业的师范生，是我们村第一个有正式编制的教师。我的父亲，以及像我父亲一样的其他老师，都只有一个民办教师的头衔。汪老师这样的身份，让村里所有人都刮目相看，我后来知道这叫尊重。汪老师会拉二胡，会教我们唱流行歌曲，比如《粉红色的回忆》《小城故事》，还会给我们玩魔术戏法。他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改变了人们眼中刻板威严的形象，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汪老师深知我们的生活清贫，一日三顿酸菜腐乳，萝卜白菜，难得有一点荤腥。那天，他默许了我们剥兔子皮，吃兔子肉，但他并没有加入我们的狂欢。整个校园里都弥漫着奇异的兔肉香味，这是一种神奇的味道，如山间的兰花香气四溢，如天边的白云飘逸舒展。我们啃着美味的兔肉时，他默默地站在一旁，嘴唇嚅动，眼睛里有泪光在闪烁。他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终究还是没能说出来。我仿佛在他眼里看到了他对我们残忍的容忍和对一只野兔悲惨下场的同情。我无法理解他这样复杂的情绪。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对于弱小者，包括对一只动物的同情与怜悯，是那个年代的人们最缺乏的品质。

与学校紧挨着的村支部来了很多干部，他们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胸口挂着鲜红的党章，口袋里插着一支银光闪闪的钢笔，有些还戴着金丝边眼镜。他们将村里几个因吃不饱饭或瞧不起病而偷了三两棵树换钱的人统统召集过来，给他们办“培训班”。我并不清楚他们培训些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的口袋里装有明晃晃的手铐，还有小一些的拇指铐，据说那些偷树的人都戴过，不能挣脱，越挣脱会越紧固，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

三十多年过去，我一直还记得我和汪老师一起锯柴的场景。明亮的锯齿整齐而锋利，在我们的拉扯之下，一寸寸锯入木材，锯屑落满一地，犹如一场纷飞的大雪，覆盖了小小校园。汪老师一边拉锯，一边跟我说，学习要像拉锯一样，认准了方向，持之以恒，就一定会有所成。我似懂非懂地点头，更加用力地拉锯，让那场雪下得更加酣畅淋漓。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接受类似于这样的教育。也许不经意的某些场景，某句话，某个故事，会让人记住一辈子，它可能会对你的一生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的语文老师是我家的邻居，他喜欢拿着教鞭从四年级的教室一直敲墙壁到五年级的教室。只要他教鞭敲击声一响起，我们就会立马停止玩耍，做端坐状，两手拿着课本，立在桌面上，大声朗诵起来。等他一转身，我们便又离开座位，男生玩摔宝（纸折的方形玩具），女生玩石子的游戏。他的教鞭很粗大，但从未真正落到过我们的头上或身上，真被他抓住时，也只是轻轻地在我们的手掌心里敲打几下，但也够疼的。不过他仅教了我们不到半年，去被拐卖到合肥的女儿家做客，穿马路时被一辆货车迎头撞上，“啪”一声倒在血泊中。他回来时，变成了一只黑匣子。葬礼上，他儿子打开骨灰盒，指着一块块硬币大的骨头屑说，你们看，这是你们的老师，我的父亲。

1990年，我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初中在更远一些的镇上，距离我家十几里山路，需要住校，一周回一次家。全乡能上初中的，大概仅有一百个名额，考不上的孩子得回家学门手艺，比如木工，瓦工，裁缝之类，那时外出打工的人还很少。第一名的叫王胜，是另一所小学毕业的。进入初中很久，我也只知道他这个名字而已，一直不敢也不想去见他。他分在一班，我分在二班。我心里一直暗暗地较劲儿，决心要摘掉这个“老二”的帽子。每次考试完毕，我特别关注他的成绩，只要超过了他，我就会长吁一口气。我至今不愿服输的性格，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这样的性格，让我一直保持着极强的好胜心，无论干什么事情，遇到什么样的人，总不甘示弱。

三年后，王胜去了高中，我被父亲强行休学一年。和他一样，上高中，考大学，也是我的理想。但在报考前父亲扼杀了我远大而宏伟的目标。在那盏昏暗孱弱的煤油灯下，我跟我的父亲发生了人生的第一场战争。战争的结果，自然以强胜弱。我不得不遵从父亲的意愿，选择报考师范。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我所想要的，但我必须作出这样的选择。

初中我就这样读了四年。第四年，我与一个叫航轮的同学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这样的位置，通常是留给差生的。由于多读了一年，我不敢将自己置身于比我低一年级的学生之中。我的脸上，额头上，背上，仿佛处处都刻有“留级生”这样的字样。它让我有失败、屈辱、怨恨、自卑感。当年考第一名的王胜，不再是我心底里暗自较劲的人，他已踏上一条康庄大道，前途光明似锦，而我注定只有一条路——重操祖业，回到山里做一辈子孩子王。我的心思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到学习上。航轮经常跟我分享与女生交往的秘籍，给我讲熄灯之后女生宿舍里的故事。那时我们已经有了性的冲动，对女生常常充满幻想。每天中午，我趴在桌子上佯装睡觉，但我基本在盯着那些女生们鼓胀的胸脯，它们的颤动让我魂不守舍，心神不宁。

1994年暑假，我现已故去的二叔在村头大喊：“敏佬考起来了，敏佬考起来了！”弟弟替我去学校查看中考成绩，经过二叔家时把消息第一个告诉了他。他洪亮的嗓门像一只扩音喇叭，响彻云霄，喊声在村庄的上空久久回荡。多年后，在他的葬礼上，我喊我的二叔，“二伢啊，你路上要喝清茶，不要喝浑茶哦。”我的声音同样在村庄的上空回荡，但他再也不能回应我。听到二叔的叫喊，父亲郁郁的脸终于放晴，母亲掀起围裙喜极而泣。

同一年，小叔经过三年复读后，终于考上大学。他读的是医学专业，据说需要坐轮船才能去芜湖。江水滔滔，汽笛长鸣，那可也是我向往的远方啊。可是，我这一生永远错过进入大学校园的机会了。师范学校离我家并不算远，大概一百公里的样子，就在邻县的县城里。去往学校甚至连客车都不需要，我乘坐一辆“突突突”冒着浓烟的破三轮便赶到了学校。我的行囊里，除了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之外，还有我从小叔那里要来的高中英语教材。我信誓旦旦，决定在师范里自学英语。是的，我的大学梦想还没宣告死亡。

然而，这终究只是一腔热血而已，我很快便忘却了自己的鸿鹄之志。到1997年师范毕业，我的三年师范生涯其实过得一直都比较晦暗。我的班主任并不喜欢我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学生，加之生活清贫，个性好胜，我常常生活在一种自卑与忧郁之中。内心深处的自卑与好强，让我有时变得像一只刺猬。在许多人眼里，我性格顽劣，好斗，不合群，也不务正业。我常感觉到我不能真正融入同学们的圈子，他们欢笑，他们大闹，他们兴高采烈，仿佛都与我无关。很多时候，我像一名独行侠，一个人去教室，回宿舍，到食堂。师范二年级，我开始迷恋上器乐，学说相声，进行文学创作。我通过自己的摸索，先后学会了演奏小号、大号、圆号。我尝试学写诗歌，写小说和散文。

如果说师范三年里，有什么可以值得回忆，除了与妻子成为恋人，有一两个至今还保持联系的同学之外，就这些罢了。这些兴趣爱好，陪伴我度过那段青春懵懂而又卑微的岁月。至于学习成绩，我挂科补考几次，我曾被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以直方图的排列方式深深地“伤害”过。因闹肚子住院，我错过了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后的综合成绩排序中，我位列全班倒数第一，一个人独自占据一条小小的直方图，被甩在直方图的最前面，并且还与其他同学间隔了一段距离。那时，我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直到今天，我对这样的直方图仍心怀戚戚。

因为被老师另眼相看，被不少同学排斥，我变得孤独而敏感，脆弱又倔强。也许到现在还是这样。如今，对某些现象，某些事物，我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从来都不愿意加入那种场面恢宏、声势浩大的合唱场面，更不会大言不惭地溜须拍马。这样的秉性，让我这些年的生活与工作并不顺畅，常常因此而四处碰壁。我曾十分恼怒自己这样的执拗与固执，为何不能像别人那样随大流一些呢？为何不能在嘴上抹一点点蜜汁呢？我清楚地知道，异见是和谐的敌人，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有异见者的市场。古有屈原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有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近当代则有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他们或郁郁寡欢，或归隐田园。

我于公历1979年1月出生，9岁读四年级时，我还不知道有“公元”纪年这个概念。从1989年小学五年级至1997年师范毕业，这八年漫长而又短暂的时光，算是我公元纪年里青涩的学生时代。师范毕业那天，空旷的校园里响起了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在忧伤的钢琴、低沉的大提琴和高亢的口琴声里，我背起行囊，与同学挥手告别，踏上一辆三轮离开生活了三年的校园。

我这一生的学生时代宣告结束。

……

此为节选部分，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4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