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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2024年第1期|吴梅英:年味
来源:《西部》2024年第1期 | 吴梅英  2024年02月26日08:12

吴梅英,浙江龙泉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大家》《延河》《草原》《西湖》《飞天》《青岛文学》《诗歌月刊》《光明日报》等报刊,入选多种年度选本。出版散文集《小村庄》。

爆米花

爆米花的声音,似乎就是年的脚步。

陆陆续续的,爆米花声一个堂屋一个堂屋响起。一声一声,像春雷响起在四角的天空之上。

那时候的冬天是漫长的。漫长到只剩茫茫的黑夜,铺天盖地的积雪。我成天瑟缩着身子,掰着手指头计算年到来的日子。每一次,祖母都说,快了,就快了。计数的手指红肿了,水塘里冰块厚厚地结着,老人、女人、孩子都提着小火笼,小心翼翼地行走。石子路湿滑湿滑的,像一个个冰冷的日子,让人畏缩恐惧。

是腊月里第一声爆米花声打消了这种冰冷与恐惧。“嘭”一声巨响,温暖的火星烟花一样绽放开来,落入各个堂屋各条小路。冰冻已久的天空震颤了一下,瓦背上厚厚的积雪不平静了,冰凌掉落下来,偶尔一声脆响。紧闭的房门打开,孩子们从老房子里探出头来,竖起耳朵仔细辨别了一下,赶紧放下小火笼,走出家门,然后按捺不住跑了起来。

这爆米花声来自梁家堂。梁家堂里负责爆爆米花的林美父亲,是冬天龙井屈指可数的留守男人之一。其他男人,秋收之后陆续走出家门,去了遥远的他乡做香菇。林美父亲会理发,又会爆爆米花,他有充分的理由留下,龙井的冬天完全离不开他。年迈老人稀疏花白的头发需要他打理,小孩子嗖嗖生长的黑发需要他打理,女人们早早预备的要爆的年货需要他,一个个生冷寂静的堂屋也需要他。

大家都向着梁家堂跑去。这个时候的梁家堂,是龙井的中心。小路旁结冰的小水沟也在第一声爆破里醒来了,似乎听得见沟底水流微弱的喧响;东边小门敞开着,对面三重楼黄泥墙的反光照着门内潮湿的黑土路。孩子们从南边和北边跑来,从东边和西边跑来,流水一样,涌进梁家堂的大门和小门。黑土路上小脚印层层叠加,幽光里欢快地相互招呼着。

那时候孩子真多啊,梁家堂里挤挤挨挨的,天井里也散落着,一不小心,谁家的鸡槽就被踢翻了,鸡鸭愤怒地跟孩子们撞在一起,咯咯嘎嘎抗议不停。梁家堂的女人们拎着火笼站在自家门口,微笑着看孩子们拥挤而来。梁家堂的孩子们也站在自家门口,挺着小胸脯,等待要好的伙伴。这个时候的他们是骄傲的,就像一棵棵小松树,覆盖一冬的冰雪瞬间抖落。

林美父亲坐在大堂中央。他瘦长的身子笔挺,两只手两只脚都伸开着,有说有笑的,样子异常潇洒。他是冰冷冬天的点火者,年的牵引人,他不潇洒谁潇洒。只见他两只手都不得闲,一手是风箱,一手是爆米花机。两手动作是不一样的,左手爆米花机是旋转的,右手风箱却是推拉的。但他不慌不忙,轻轻松松,两手互不干扰。孩子们很惊奇,一个个站在旁边模拟他的动作。

一个胆大的男孩坐下来了。他拎来一张小板凳,在林美父亲身边拉动了风箱。林美父亲站起来,男孩另一只手也使上了,一张小脸憋得通红。林美父亲哈哈笑着重新坐下,笑声煽动着炉火,火苗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舐着爆米花机。孩子们还是跃跃欲试,他们什么事情没做过,放牛、砍柴、河里抓螃蟹、田里捉泥鳅,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比摇动个爆米花机容易吧。也真有个别孩子成功了,坐在小板凳上,伸开手脚大模大样地旋转推拉着。大家愈发手痒。我也硬着头皮坐了下来,但一坐下就后悔了,没想到爆米花机这么重,它滚圆的肚腹沉在火炉里,怎么也不愿意翻动一下。这让我想到我家那头偷懒的小猪,整日卧在猪圈里呼呼大睡,任我怎么叫唤也没反应。我很尴尬,也很惊慌,耗尽吃奶的力气勉强摇动了一下,就匆匆站起来,迅速隐身到旁观人群里。林美父亲笑着接过爆米花机。他计算好让大家尝试的时间,在他倒进米,倒进糖精,盖上盖子摇动几下后,摩挲着手的孩子就坐下来了。等到爆米花机摇把上的指针走到一个点,林美父亲就急急赶走孩子,自己坐下来快速摇动爆米花机。

爆米花机周围聚着的,不只是孩子,还有许多女人。那时候的冬天闲着呢,冰天雪地,上不了山,女人们一堆堆聚在一起,围着火盆,纳着鞋底,蓝花瓷碗里泡着热热的茶,说着体己话。爆米花声音响起,她们也坐不住了,一个个放下鞋底,来到梁家堂,问询林美父亲,哪一天去她们堂屋爆。今年预备要爆的玉米、大米、大豆、切片的糕头、黄果,都在阁楼上放着呢,只等腊月到来,梁家堂里爆米花声响起。

林美父亲很享受这样的日子,笑容始终炭火一样燃烧在他脸上。我从没听他呵斥过什么人,也没见他对紧围着的人摆过脸色。当然,紧围着的人是会自动散开的,只等林美父亲站起身,将小猪一样的爆米花机移到摊在一边的粗重麻袋里,人们就会退远去,捂着耳朵眯了眼看。林美父亲弯着身子,一只脚踩在裹了麻袋的爆米花机上,一手扶着爆米花机手柄,一手扳动另一头的机关。只见他全身一使劲,“嘭”一声巨响,热浪涌起,香气弥散开来,爆米花散落到麻袋里,传来一阵沉闷的散落声。孩子们快速向着热力弥散的中心聚拢。大方的人家,会抓一把给边上的小孩;更多的人家,赶紧拿米箧装了爆米花走开,只有自家的小孩,跟在边上,一手抓米箧,一手抓了爆米花,大把大把地吃。

爆米花特别好吃。它不像爆玉米花,还带着玉米壳的坚硬。小小的米粒膨胀开来,呈现雪白的色泽,口感绵软松脆。吃爆米花,必须一把一把塞进嘴里才过瘾。满嘴的爆米花香,让人顿生美满富足的慨叹。

炒果子

炒果子,吃果子,分果子,接果子。这是龙井人顶欢喜的事情,是跟年紧密相连的事情。谁家果子多,谁家果子少,谁家什么果子做得好,正月里人们相聚,无所事事无所顾忌地肆意谈论。

果子是龙井方言,是一种吃食的集合体。摆在果盘中,装在口袋里,抓在手上,咬在齿间,塞满我们空虚了一年的肠胃。它是属于年的。年是一个丰茂果园,长在腊月尽头。果子是果园里的果。漫长童年里,我们一日日朝着前方隐约的果园走去。从春到夏,夏到秋,再到冬。腊月一来,看得见果园的影子了,果子的香气袅袅飘来,人们倏忽就加快脚步,日子也加快了脚步。

果园里最多的果子是番薯片。秋天晒干的番薯片盛放在箩兜里,家家户户都有大半箩兜。青灰色的,柔韧,微甜,可直接吃。我们偶尔吃,箩兜看着浅下去,很快就找不到了,大人把它藏起来了。再吃下去,腊月炒果子时就没番薯片了,年也没法过了。番薯片是果园的中坚力量。腊月中旬,炒番薯片的声音响起,嚓——嚓——嚓——刺耳的,悠长的,一声声,从一户户人家的厨房里传出。一锅又一锅,全是番薯片。说是一锅,其实只是一大把。多少沙子炒多少番薯片,龙井女人个个心中有杆秤。番薯片撒到沙子上,铲子翻一翻,番薯片埋到沙中。沙子的温热会呵护番薯片,它们冷却多时的心会在铲子一遍遍的翻动中苏醒。

沙是黑色的,烟火熏烤出来的黑。一年年,沙子不更换。村中小溪上游捞来的细沙,洗去浮土,晾干,装在陶钵里、竹筒里,炒果子的日子才搬出来。它们是果子的护体,保证着果子可以均匀受热,慢慢温暖。太汹涌的热量是可怕的,就像大水,足以席卷一切,吞没一切。沙子温柔、深沉,它在铁锅里流动着,变化的是番薯片,由最初的寒凉变暖;由青灰变灰白、浅黄、深黄;由柔软变得坚脆。就像一片叶子,在沙里迅速经历生命的轮回。抽芽,蜷曲着试探春风,烈日与暴雨中呼喊,秋风里沉静地等待。

我喜欢让母亲的铲子在春天停住,从黑沙中捡起灰白色的一片,吹着吃。这时候的番薯片柔暖,略略还原番薯片刚煮时的甜香,适合我并不坚固的牙齿。也就在吃一两片的工夫,锅里的番薯片就抵达了它生命的极致,一片片金黄地横亘在黑沙上,骄傲甚至是骄横的。母亲用铁勺子将它们快速捞起,捞到一面竹筛中。沙子唰唰漏下去,像一阵密集的黑雨。母亲双手抓住竹筛抖动几下,生怕有一粒细沙跟着番薯片逃逸。

年还没到,我们去阁楼上翻找果子,打开铁皮箱,是番薯片;再一箱,还是番薯片。其它果子呢,它们都去了哪里?我们在黑洞洞的阁楼里胡乱翻着,却怎么也找不到。年还没到,还有十几日的路程要走,其它果子量都少,大人把它们藏起来了,不然一路吃着,过年就只剩番薯片。一个只有番薯片的果园是单调的,是会让村里人笑话的。

量少的果子点缀着果园,打破番薯片一统江湖的局面,让果园看起来丰硕喜人,熠熠生辉。南瓜子,葵花子,黄果片,麻糍粒,糕豆,榧子,花生……正月里,一样样全拿出来,摆在果盘里。

南瓜子和葵花子是自家种的。南瓜临溪,向日葵朵朵向着路边一个灰寮,一副受委屈的小媳妇模样。南瓜子平日有客人来,偶尔在小锅上炒着招待客人,到过年就所剩无几。葵花子不多,可能是龙井的水土不适合种葵花,一朵朵很小,籽粒不饱满,等我长大一些家里就不再种了,供销社买点吃更划算。花生也是买的,在龙井没见人种过。买的东西都是少量,谁舍得拿钱买果子,年前年后,家家户户用度大着呢。黄果片不多,是因为黄果可以果腹,任谁家都舍不得大量切片当果子。榧树我们家没种,每年人家摘榧时我和姐姐跑去捡几颗。实在捡不到,我母亲会拿个竹钩在榧树下钩几串,就在人家摘榧人的眼皮底下。摘榧人的白眼从树上飘下来,她自顾自呵呵笑着钩。可惜炒榧子的技术母亲从没掌握,我们家炒出来的榧子年年死硬死硬,裹着榧子的那层深棕色外衣没法脱去。咬进一颗,牙齿仿佛磕到石块。糕豆是做黄果时留下的米粉羹浸泡出来的。小颗黄豆几天几夜浸下去,变粗,变长,晾干了炒,埋入沙中慢慢煨熟。投一颗到嘴里,香。

龙井人把麻糍粒叫“寿饼”。麻糍在石臼里捶打时,添进去的不是水,而是豆腐泥。添加了豆腐泥的麻糍放在撒了薯粉的簸箕上压扁,稍微晒一下,一条条剪完,再一粒粒剪下来。这是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就像剪窗花。剪下来的麻糍粒甜甜的,软软的。我们都控制着自己不多吃,等待沾满番薯粉的麻糍粒在阳光下的米筛里渐渐干燥。等待腊月炒果子的日子,等待干燥了的麻糍粒倒进热锅中。铁铲子翻炒起来,白色的麻糍粒在黑沙中躲躲藏藏,迅速膨胀,最后固定在一个饱满的四方形上。就像过年时村人站在操场上放的天灯,内里是空的,却有一盏盏温热空气,点燃梦想。

杵粿

杵粿这天,一切芥蒂都得放下。杵粿是集体行为,一堂屋的人得精诚合作。不仅是一堂屋的人,冬日龙井只剩些女人,人手不够,其他堂屋的也是要跑来帮忙的。左邻右舍相互帮衬着,这堂屋那堂屋,一杵三五天。

孩子们很快乐。平日爱睡懒觉的,轮到自己家杵粿,也早早起来,蓬头垢面,没吃早饭就在石臼旁等候。随着一声“杵粿啦”的呼喊,一个女人抱着热腾腾的饭甑快步从自家厨房冲出,冲到石臼旁,将饭甑倒扣到石臼中。女人们一个个出现,先出来的人也帮着大声呼喊戳粿。手头忙着的事情都得放下了,刚在洗刷的女人边跑边往蓝布围裙上擦着通红的双手。临近堂屋的人从外堂天井匆匆跑进来。老屋像一个蜘蛛网,大家都沿着自家到大堂的那条直线奔跑,跑到网中央,从香火桌上拿起一根早已洗得干干净净的粿棒走到石臼旁。

冰冷的大堂瞬间热闹了,就像一锅冷水被煮得沸腾。

倒扣在石臼中的粿米饭是黄色的,还是一个饭甑的形状,圆柱形,高出石臼边沿。粿棒一根根杵下去,饭甑形状很快不见。女人们笑谈着,粘着饭粒的粿棒抽出来,又杵下去,很好玩的样子。孩子们手痒了。香火桌上还剩几根小粿棒,赶紧拿过来,兴奋地挤进女人们身边。女人呵呵笑着让出位置。杵不了两下,兴奋不再。看着好玩的事情其实不轻松,石臼中黄米饭没有眼看着的松软。一张张无形的嘴张开着,只等孩子的小粿棒杵进来,就紧紧咬住不放。孩子拼了劲拔出,再杵下去,那嘴却似乎又闭上了。使劲,再使劲,腮帮子鼓着,脚死死撑着地也不顶事。杵不了两下,就不声不响退出,把小粿棒乖乖送回香火桌上。女人们也不说什么,看眼孩子,挑起一团黄粿,用手抓了递过去。孩子急忙伸手接了,塞到嘴边吃两口,很快跑回家,拿出辣椒酱,蘸了一口一口慢慢吃。

围着石臼,女人们的注意力就只在眼前,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圆圈里,彼此的身上。看孩子走开,开始逗乐了:

“阿秀,你那么使劲干吗呢?”

“阿秀想老公了。”

“瞎说,你才想。”

阿秀是新媳妇,刚嫁到龙井。此刻,她的脸涨得通红。女人们哈哈大笑。乱棒齐杵中,石臼中的黄米饭失去一粒粒粿米的形状,粘结着,成为一个整体,再没有你我。粿棒起落的速度稍稍慢了一些,也稳了一些。女人们的头都更低了一些,身体起伏的频率小了一些。

一年一年,回家的男人都说了,他们所到之处没有黄粿,只有香菇。做樯的年头,连香菇也没有,只有香菇树,他们得守着那一根根光秃秃的树过年。家里的黄粿都用灰碱浸了吧,放到正月二十煎粿片,放到农历二月初二油粿枝(黄粿一条条切了烧)。也许哪一年,男人早早回家,就能吃上了呢。

一桶热乎乎的灰碱被拎到石臼旁。一个女人蹲下来,一勺一勺舀了倒进石臼里。灰碱褐色,黄粿黄色,不同颜色的撞击唤醒行将冷却的黄粿。粿棒之下,黄粿逐渐呈现一个大窝窝头的形状,碰撞着石臼壁,霍霍有声。

一双大手旋转窝窝头。窝窝头猛地滑动几圈,顺势倒扣到大手上,来到两张三尺凳架起的粿板中间。长长的粿担拿上来,两个力气大的女人各执一头,粿棒中间宽扁的一段压下去。

杵粿的女人们散开了,大堂沉寂下来。手执粿棒的两人憋了一口气压着,将窝窝头压成个大粿饼状。菜刀抹了菜籽油,黄粿一条条一块块切出,细腻,莹润,似女人肌肤。一只手伸过去,小心拿起切好的黄粿放进一旁的米筛里。这时候的黄粿还是柔软的,温热的。切下一块,放嘴里轻咬一口,已完全不是米饭的口感。各家的黄粿各有不同,这可能是杵的过程有长有短。更大的原因在于灰碱。

灰碱由草木灰泡煎而成。草木灰用柴火在一口大铁锅里烧出。龙井人叫烧灰碱。烧灰碱的柴来自山上。冬天烧灰碱的日子,女人和孩子上山,不说砍柴,而说砍灰碱。灰碱整捆连叶驮回,大铁锅放大堂烧,浓烟滚滚,火光熊熊。烧到最后,一切都静下来了,只剩红红的炭火,大口大口喘息着,偶尔发出“哔啵”一声响。然后,喘息声也平静了,一层薄灰被子一样铺着,炭火进入沉沉的睡眠。孩子们都围在铁锅旁,拉张小板凳坐下,伸出冻得红肿的双手久久地烤,像烤一个个番薯。大家都微笑着,眼睛盯着炭火,怎么也不肯离去。真正的番薯在炭火中埋着呢,他们得好好守着,像守一个冬天的梦。从秋到冬,它们在番薯洞里积蓄了地气与时令的精华,又在灰碱中吸收了木与火的能量。再次从火中出来时,它们似乎瞬间老了,微皱了皮,甚至变得焦黑。铁钳拨动一下,某处皮“啪”的一声张开一个小口,甜香不可抑制地奔涌而出。孩子们迫不及待趁热抓了,左右手飞快转换着,揭去皮,轻轻咬上一口,无可言说地沉醉。

都说,不同山上的草木烧出的灰碱各有不同。向阳的好,背阴的差。泡与煎的火候也决定灰碱成色的不同。粿米用灰碱搅拌,蒸煮,再搅拌,再蒸。反反复复中,每一道工序都关系黄粿最后的质地和成色。

一个堂屋的人家,谁家灰碱好,谁家灰碱差,大家都是清楚的,每年都没什么变化。从黄粿就可看出主人性格,讲究的人家,砍灰碱时就会认真选择。

打尘

厨房内屋瓦很高。三两块透明的玻璃瓦很长。光线从玻璃瓦照射下来,穿越长长的距离落在灶台上。我的祖母就迎着这光站着,小小的穿蓝色卡其布衣裤的身子,头上也包了块蓝色围巾。她两手抓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尽头,扫把鹰一样停歇在顶上。她晃动竹竿,一下一下,像在打一棵树上的什么果实,又像辅助鹰追逐什么猎物。我从外面玩耍回家,大叫着祖母跑过堂屋,站在厨房门口,我就不动了。祖母的姿势吓了我一跳。印象中,祖母已经是个老人,梳着发髻,冬天头上还会绑个绉纱,一双裹过的小脚,平日里走路都极小心。我想不到她能爬这么高。

我问祖母,这是做什么。祖母说打尘。她回答时没有看我,眼睛追着那只鹰。这是不寻常的。往日我玩耍回家,她会立刻放下手头事情先亲昵地跟我说会儿话,满足我一些诸如喝茶等要求,然后才继续干自己的事情。不然我一定会缠着她,生气地连声喊奶奶。我习惯了她无微不至的呵护,习惯她时刻以我为中心。哪天回到家连叫几声没听到她的回答,我是一定要大哭的,一直哭到她回答,或者从外面某个地方匆匆回家心疼地声声喊着宝,我才会委屈地止住哭声。但今天我被她镇住了,倚靠在门柱上,看着她战战兢兢,双脚并拢,凝望高处。

多少年之后,我看到一幅寒江独钓图,猛然想到的竟是祖母打尘的情景。

整个龙井都在打尘,在祖母打尘之后。我看见老屋的女人一个个包上头,开始拿起长竹竿打扫。冬天走到腊月这一道山冈,突然不平静了,像是某棵大树突然发出一声号令,又像是长途跋涉的风带来远方的一个消息,龙井的女人们全动了起来。孩子们都觉得无趣,他们从外面玩耍回家,只看见神情专注仰头打扫的大人,紧闭了一冬的木门敞开着,火盆里灰烬冰冷,没有一双温暖的手拉过他们的小手,没有一个爱的抱抱满足他们片刻的求索。孩子们站在门口看看又跑出去了,他们不喜欢这个被打扫得天翻地覆的家,他们的任务清单里只有玩耍。他们跑上小路,跑进无穷的时光,时光里是无尽的快乐。爱他们的人,一直都在。等打尘结束,呼喊孩子回家的声音从小路上传来。干干净净的屋子里,火又生起来了,洗刷一新的锅台上,热气蒸腾,饭菜飘香。

那些日子,女人们碰面,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尘打了吗”?问话里,有一种不寻常的激动,语速较平常快一些,声音也高一些,眼神里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大家都明白,打尘了,要过年了。

老屋里,我们家总是最先开始打尘。我祖母要强,什么事情都抢在前面。听我母亲说,祖母年轻时候打完尘,连二层阁楼外的板壁也要爬上梯子清洗,一直洗到露出原木的黄色,经过的村人都要称赞。不过我从没见过祖母爬梯子,她爬上灶台就已经惊到我了。我出生时,祖母年近六十,双腿已微微弯曲,双手由于过度洗刷正承受痛风的折磨。

但祖母还要亲自打尘,亲自爬上高高的灶台,拿起长长的竹竿,跟旧岁里堆积的尘灰对抗。

做豆腐

石磨是灰的,豆浆是白的,紧抓磨把的两只手红肿着。母亲和姐姐相对无言,只低了头,一下一下拉磨。好像又是磨在拉着她们,她们都面无表情,似在睡梦中。那时候天还没大亮,厨房里灯泡昏沉,火篾微光闪烁。我迷迷糊糊走下楼来,看见她俩不停拉磨。她俩可能一直没睡过,也可能半夜悄悄起来。磨架下,豆腐桶里已经有大半桶豆浆,母亲身边盛了黄豆的木盆子就要见底了。

天很冷,水缸里薄冰浮动。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早起来。为什么不像往日那样,躺在床上等祖母喊我,等她披着光走进来,手里拎个火笼。平时,我的衣服被她铺到火笼上,她不着急让我起身,抓了把番薯干或拿块炒米糕放在我被头上,让我一边吃一边等待衣服升温。那时我们都不刷牙,一睁开眼睛伸手就从被子上拿东西吃。祖母的手也在火笼上烘着,像她看我的眼神,暖烘烘。

这么冷的天,祖母突然从我身边抽身离去,被窝里温度骤降,我无法再持续一个温暖的梦。也或许,是石磨的声音吵醒了我。石磨太冷了,浸了水的黄豆更冷。石磨吃进黄豆,牙咬得咯咯响。这声音太大太冷了,震得厨房顶上那一层地板瑟瑟发抖,醒来的我也瑟瑟发抖。

祖母坐在灶口,灶膛里火光跳动着,影子映在祖母脸上。祖母伸出火钳拨动灶火,拨动一厨房的冷意。我拎起她膝下的火笼,坐到她腿上。祖母抱了抱我,很快又把我放下,她把火钳交给我,让我代替她守着灶火。大锅里,热气浮上来了,祖母揭开锅盖,回头向着母亲和姐姐说,开了。母亲和姐姐站起来,掀起石磨清洗。

热气移动,从大锅移到石磨下的豆腐桶里。一只豆腐袋张开了口吞吐热气。祖母和母亲也吐吞着热气。姐姐从这团团升起的热气中走到我身边,脸上是长时间负重的疲惫,好像还有对我一动不动坐着取暖的愤慨。她板着脸,拿起火锹,伸进灶口,将一锹红通通的火铲到她自己的火笼里。我不看她,继续看那团团热气。母亲双手抓着豆腐袋,不时抖动着,就像平日生气时抓我们的衣领。祖母一直往豆腐袋里舀热水,豆浆冻坏了,祖母不得不源源不断输送热水给它续命。

火钳到了姐姐手里。我到了祖母身边,跟着祖母,一步一移,在锅灶和豆腐桶之间来回移动,热气也来回移动。热气是祖母的影子,比祖母高。我也是祖母的影子,比祖母矮。祖母的影子忽高忽矮的,像在玩一个游戏。我就在这游戏里暂时忘却了寒冷。

那一碗豆腐花舀上来的时候,我放下了手中的火笼。豆腐花纯白,像来自一个没有寒冷的国度。风轻轻吹拂,花朵微微颤动,香气氤氲着,暖意流淌在空气里。

一碗豆腐花吃完,豆腐桶中的豆腐花已全倒进了大饭盂中。祖母正往饭盂中间小心折叠着豆腐袋,像拉一张细密的网。豆腐花再也没办法游动,全被困在了网中央。这还不够,祖母又拿来一个米筛,压到网上。命母亲搬来半块石磨,死死压住米筛。这下祖母和母亲放下心来,他们离开饭盂,移动豆腐桶,来到锅灶边。他们还要继续做豆腐。过年了,豆腐得多做一些,大锅里用油煎了,放陶缸里撒上盐,能吃到正月结束。

姐姐还坐在灶口烧火。她也吃了碗豆腐花,吃得脸颊红彤彤的,两根辫子垂到胸前。

我们家豆腐都做得很迟,这样过年吃着新鲜,且做得迟,也就能吃到更远的春天里。别人家都吃完了,我们家还继续吃着发霉的豆腐。香得不得了的霉豆腐,夹一块到碗中,是要让一起端了碗站路边吃的小伙伴羡慕的。

石磨搬走,米筛掀开,豆腐袋编织的网小心拉出来,就看见荡漾在黄色豆腐水中的一整块白豆腐。仔细看,上面有明显的米筛压痕,细细的,一小格一小格,祖母拿了刀往饭盂中横竖切割一番,豆腐一块块方方正正分出来。这时候,祖母总会嘱咐我们,千万不要伸手,因为豆腐水有毒。我想不明白,豆腐这么好看,豆腐水怎会有毒呢,难道是被石磨压得太久,生出了怨气?

摇钱树

上山的道路被冰雪覆盖。跟小动物一样,路也冬眠了。一年到头,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在这路上走,它们不胜其累。风体恤它们,一天天轻抚它们的脸,冬天一到就带来阵阵雪花,铺在它们身上,给它们盖上厚厚的被子。人们终于却步,站在自家门口,看着茫茫的一片白,不再计算山上的活计。

柴火早在秋天备足,冬笋也可以不吃。摇钱树却必须砍回来。没有摇钱树,来年有没有钱就是个悬念。男人们远在他乡谋生,可能守菇,可能做樯,过年也不回,就为明年一年的生计。化肥要买,盐要买,我们心心念念的新衣服要买,糖果要买,偶尔的病痛也需要花钱。我们全指望远方的祖父和父亲,指望他们春天里带回一沓厚厚的钞票。

砍摇钱树的任务落在孩子们身上。大年三十早上,孩子们得踩着冰雪上山。路都是熟悉的,闭着眼睛也知道每一条路的指向,知道哪里可以砍到一棵摇钱树。可惜冰雪跟他们不熟,冰雪每一年都是新的,它们从天上飘落下来,雪白雪白的,一副纯洁无瑕的样子。在通往一棵棵摇钱树的路上,它们给孩子们埋下了许多机关。孩子们也不好责怪它,它看着那么无辜,安安静静躺在路上。将柴刀插入刀鞘,绑到腰间,往两只鞋的鞋底系根稻草绳,他们就出发了。

我们家这个任务落在姐姐身上,姐姐比我大四岁,天塌下来也由她先顶着,何况是踏雪砍一棵摇钱树。我们从不知道她怎样克服重重障碍上山,在哪一片山砍到摇钱树。摇钱树也不说话,它伏在姐姐的肩头,摇曳着被扛回来,在同样铺了冰雪的天井里安家落户。母亲赶紧拿出一个双响的鞭炮点燃,像欢迎一个远道而来的贵客。

一户户人家的摇钱树都插上,老屋天井就枝叶婆娑起来,好像回到绿意葱茏的春天。这么多摇钱树插在一个天井,相互之间就有了比较,谁家的高,谁家的矮,谁家的叶子细碎,谁家的叶子一张张都像十块头(十元纸币)。这场摇钱树的评比是无声的,没有人公开夸赞别人家的摇钱树。

老屋这些人家,唯丽珍姐家的摇钱树最好看,年年如此。她们家姐妹多,一个个都勤劳肯干。一年到头,她们家的厢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姐妹们也干干净净。丽珍姐比我姐大一岁,丽珍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她们家砍树人多,经常是姐妹结伴上山,扛回一棵高大的摇钱树,脸上满是自豪的神色。鞭炮放起来,几个姐妹都拥出来,摇钱树插进天井,红纸贴在摇钱树主干上。

这好看的摇钱树叫鸭掌木。枝干笔直,叶子一张张向上,鸭掌一样伸开着。这样一棵高大挺拔的摇钱树,肯定是长在深山的,不然早被砍柴的孩子砍下当柴火烧了。它隐藏在哪一片山中,大概只有丽珍姐妹知道。也许是在秋天,甚至是夏天,她们就相中了这棵鸭掌木。她们砍下其他灌木做柴火,独独留下这一棵,让它一直生长着,做她们家的摇钱树。

这是一个秘密。没有人知道冰天雪地中哪里生长着这样一棵鸭掌木。丽珍姐妹谨慎选择鸭掌木,就是选择最大的希望,在她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最大努力。她们深信,今天插上的这棵鸭掌木,每一张叶子都将变成远方父亲口袋里的十块纸币。

有些年,她们家会砍回来两棵鸭掌木。这样的年份,她们家肯定有两寮香菇。一棵鸭掌木代表一个香菇寮的收成。我们家的摇钱树不高大,我姐大约每年都是勉强走到离家最近的山上随意砍,她还是个孩子,没有能力拨开冰雪深入山林寻找一棵好看的摇钱树。摇钱树虽不高大,叶子也不一定是鸭掌木的十块头模样。但毕竟多啊,十块五块,一角两角,全部收到一起就很可观。

新年的鞭炮声里,我们朝着香火桌拜完诸神和祖宗,转身就面向摇钱树一拜再拜。我们拜着,心里念着远方的祖父和父亲,念着他们正守着的香菇,念着我们崭新美好的一年。

年三十

三十晚可以不睡觉。一年到头,就这么一晚可以不睡。

白天就开始兴奋。早晨起来,到处走走、看看。白天没什么事情,就这么瞎兴奋着,又悄悄抑制住自己,好像要把兴奋攒起来,攒给深长的夜晚。

千等万等的年终于到来,以两个重大日子的形式。一个大年初一;另一个就是年三十。新衣服是为年准备的,放在大木箱里,很久很久了。木箱盖被打开了无数次,轻轻摩挲了无数次。这天不急了,近在咫尺的事情,我一向不太急。见有性急的孩子,已经迫不及待将新衣服穿在身上。他们大概再也不想忍了,穿了新衣,在操场上张望着,有些得意。这天家里大人一直忙碌,做隔年饭、隔年菜,准备隔年的猪食。围裙一直绑在大人身上,厨房里锅碗瓢盆满桌子满灶头堆砌。这是因为大年初一不能干活,大人们要把两天的事情做完,藏起刀具、农具、针线,干净清爽地过年。

穿了新衣服的孩子有些无趣,手插在大口袋里,头歪着,东看西看。他们发现没什么人看他们,新衣服的被关注度没有期望的理想。

夜幕降临,年三十晚盛大登场。兴奋被提到一个高度上,云一样低低悬浮着,歇在每个人的头顶,忽而又变成一辆独轮车,轮子和车子都小小的,刚好可以驶过石子路。孩子们驾起这辆车,手挑个纸糊的小灯笼,这里那里不停地走。很多独轮车在路上相遇,灯笼和灯笼相遇。灯笼的光蒙蒙的,一截小蜡烛发出来的光,氤氲在发黄的白纸上,像这个夜晚的窃窃私语。孩子们,柴堆、猪圈,黄泥墙、松木板壁,一座座老房子都在窃窃私语。这家那家,这堂屋那堂屋,进去出来,出来又进去。孩子们被独轮车操控了,他们停不下来,他们以为自己就要这样一直跑下去。

隔岁(年夜饭)是个驿站,它让孩子们暂时休息。孩子们各回各家,独轮车搁置在家门口。隔岁必须吃,不吃长不大。八仙桌上小火炉生起来,海带肉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这是整个冬天都没有的。几个煮鸡蛋剥了壳,肥肥的,卧在墨绿色海带中,每个孩子分到一个。这是隔岁的主角。吃下这个鸡蛋,从大人手中接过一个红纸糊的压岁包,就听大人说:“长大一岁了!”这声音满是欢喜,坚定不移。空气中开始流淌着轻快的旋律。岁数就这样嗖地长上来了,竹笋拔节一样。孩子们听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那个声音。可他们还是嫌这速度太慢。他们太想长大了,想长到哥哥姐姐这么高,长到爸爸妈妈这样强。我还想长到我祖母这么美。那时的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我最美好的日子,不知道多少年之后我会一次次偷偷跑回去,东游西荡,寻找一个个亲人。

独轮车再次出发,在龙井深深的夜里。这时候,孩子们小心了一些,速度慢了一些,声音轻了一些。毕竟,他们从没在这么深的夜里在外面疯玩。龙井的夜晚漆黑,没轮廓没边界,只有阵阵莫名的风,穿过小路穿过堂屋,制造出莫名的声响。有谁敢在这样的夜晚出去走动。可今天不同,今天不睡觉是约定好的,祖母的祖母告诉祖母,祖母又告诉我们,守岁可以延长父母及长辈的寿命。谁不想让自己的父母一直活着啊,永远活在自己前头。

黑暗撕开了缺口。灯笼是一只只夜的眼,挑在孩子们手中小小的竹竿上。脚下方寸间的石块露出亲切的笑纹。风睡了,老房子睡了,祖母、母亲也睡了,整个夜晚只剩下醒着的孩子。

灶口灰臼里,年猪(一个大木桩)红红燃烧着。年猪越大,来年谁家养的猪就越大。我们家的年猪很大,每一年都如此,三十日晚烧到大年初一还烧不完,初二甚至初三都要接着烧。我祖母太渴望养大猪了,常常艳羡说村里某家的猪有三百多斤。每次我们家小猪仔买回来,刚一放出竹笼,她就拿个火桶追着小猪屁股眼吹,一边吹一边大声呼呵着:“三百斤上秤!”可惜我们家的猪从没养到三百斤以上,两百多斤就是极限了。祖母琢磨原因,发现那些养了三百多斤猪的人家,猪食远不如我们家的,喂养也压根没她仔细。我们家的猪是被她宠坏了,每天两顿好吃好喝,“嘚嘚嘚嘚”亲切招呼它们用餐。猪傲娇了就不肯长膘,甚至不肯长骨架,两百多斤就摆出一副很了不得的样子。它们严重辜负了我祖母的期望。可祖母不灰心,还是每年让祖父找到最大的木桩,留着三十日晚烧年猪。

这真是美好的一夜啊。小伙伴叽叽咕咕的,一起偎在年猪跟前,把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尽。年猪远比家猪听话,它们一动不动,静静燃烧着,温暖着这个独一无二的夜晚。夜真是漫长,漫长到话语寥落还看不见天光,漫长到睡意昏沉。我们都使劲撑着,不让眼皮耷拉下来。可惜正月初一的早上一醒来,总是在床上。

正月初一

那一天没有雪。

阳光这个大火盆,将整个操场烘烤得像个大焙笼。

我穿了新衣服,吃好早饭,衣兜里揣些果子就向操场走。我家到操场的距离大约两百米。这两百米是个九十度大转角,沿途有美娟祖母家、林花家。

操场这个大焙笼里焙满全村大大小小的孩子。火盆旺旺的,从焙笼底移到了天上。像一幅色彩丰富的图画,孩子们一堆一堆聚在一起,蹲着的,站着的,坐着的,还有跑着的。他们早早就填在这幅图画里了,用他们自己习惯的姿势。他们好像都在笑谈着、叫喊着,又好像什么声音都没有。声音都被烘焙了,随着暖气升上了空中。天空蓝蓝的,晾晒在头顶。我在操场外面观察了一下才走进去,从东边的板桥走到西边墙根,在一截当长凳用的横木上坐下来。

这天我穿了一件红格子上衣,一条花裤子。上衣和裤子上都有两个大口袋。我的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插在果子中间。坐下来后,我没立刻拿出果子吃,我的左右全是穿了新衣坐着晒太阳的女孩子。大家都背靠墙坐着,眼睛看向操场。横木不短,但孩子多,一个挨着一个,肩靠肩而坐。太阳顶着前额,将大家的脸颊烤得红彤彤的。

排排坐着,相互间就有了比较,在这样一个大舞台里,我得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我的红格子上衣好看极了,好像是整个操场里最好看的。实际上,我也看不见其他人的新衣服。我的眼睛被自己的新衣服填满了。我貌似在看他人,其实一直都在看自己。

这一天我的好伙伴们应该都在操场上,丽媛、敏香、林花、伟菊,她们在哪个角落,玩着什么游戏,我压根没注意。我把所有注意力给了自己。我没想去找她们,今天我不需要伙伴,我只想静静坐着,同我的新衣服在一起。我也不会参与到任何游戏中,我怕把我的新衣服弄脏了。过年才有的一套新衣服,我要一直穿下去。

家里的果盘这天都早早拿出来,摆满各种果子,想吃什么就抓什么。抓到的,都是量少的果子,是很早就等着的,一摆出来就被孩子抢完。正月初一,孩子的愿望都是应该得到满足的,大人是绝不会让孩子哭的。这天十分奇特,它像一根闪闪发光的标杆,标示着孩子一年的样子。大人都笑意盈盈、悄声细语,他们要帮孩子树好这根标杆,让这一年后面的三百多天都跟着这标杆走。

吃中饭的时候我才从横木上慢慢站起来。带着一身暖意,走出操场。经过林花家,叫声林花,在她家门口站一下。她妈妈热情招呼着,于是跨进门去,张开口袋接了一把炒得金黄的番薯片,两块糙米糕。在美娟祖母家门口又停一下,另一边口袋又装了一把番薯片,两块炒米糕。如果我还想要番薯片和炒米糕,可以随意走进别人家。这一天,还有接下去好几天,任何一户人家都会往进门的孩子口袋里装番薯片和炒米糕。好一些的人家,还会装其他量少的果子。可今天我不想走了,阳光这么好,我只想快快回家,扒几口饭又继续坐到操场那根横木上。

一整天就这样坐着,一动不动。太阳好像一直不落,悬浮在空中。人一直这样多,一直不散去。多少年之后,我回头,操场还在,那些人也还在,那根横木也在,我的红格子上衣依然光鲜着。

初五

“初五就开始干活了。”伟菊妈妈说。

“初五年就过完了。”我母亲点点头。

其实这不是她们俩的话,她们只是被教育了,好像马上要把自己从闲暖的年中拔出来,插入外面冰冷的土地里。教育她们的是一台收音机。火盆边八仙桌上,一只小小的收音机正放出一个男声一个女声。女的在采访男的,男的好像是个什么专家,在谈过年该休息几天的事情。他的语速比较快,话说得轻松。他说,初一开始天天休息,初五就该干活了,再不干活,生产要荒废了。

伟菊妈妈看着火盆的眼里有了一种凝重的神色。我母亲看看伟菊妈妈,有点茫然地也把目光投向火盆。

我坐在火盆边烘手。有点惶恐有点遗憾,年怎么就要过完了呢。我不想年马上过完,我想一直过着,过到学校开学,过到正月结束。我更不想妈妈马上开始忙碌,我喜欢她们天天闲坐的样子。喜欢她们围着火盆,吃着果子,笑眯眯的,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

伟菊妈妈看了看窗外。窗外是披挂了冰雪的高耸入云的山峰,近处两家人的茅厕和灰寮背上垂挂着冰凌,风呜呜吹着,从下面堂屋的弄口刮过来,刮过我们堂屋的天井,又冲着上面堂屋的小路而去。风不给人让路,冰雪也没腾出土地,怎么就可以干活呢。

我不喜欢伟菊妈妈干活。伟菊妈妈干活的劲儿太大,门里门外,山上山下,她轰轰赶着,脚步踩得咚咚响。整个堂屋都被她忙得心不安了,好像就自己这样端坐着太闲,好歹也得找点什么事干干。“嘭”的一声,一担柴挑回来了;嚓嚓几声,一篮草立马剁完。她好像有无穷的力气,活在她这里蔫了,怂了,就跑到我母亲面前耀武扬威起来,骄横得很。我母亲身体弱,常被累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伟菊妈妈看不过去,就总帮着我母亲。一边肩挑着自己家一担水,另一只手提着我们家一桶水。砍好自己家一担柴,也给我母亲砍一捆。

母亲感激伟菊妈妈,整天“和芝和芝”(伟菊妈妈名字)叫着,亲热得很。有什么好吃的也给她们家拿一点。我父亲能干,冬天香菇寮收成不错,我们家生活境况比较好。伟菊爸爸身体弱,天一冷就拎个火笼坐在他们家靠墙的一张椅子上。他也出门做香菇,收成却不好。

伟菊妈妈终年忙碌。靠自己的一身力气拉扯几个儿女,种下庄稼,收回粮食,做饭喂猪,洗刷缝补。只有过年这几天,她会放松下来,坐在火盆边,安心地喝喝热茶,吃吃果子。我母亲成天坐在她们家火盆边,我们姐妹也坐在她们家火盆边。活被远远赶走了,赶到一个我们都看不见、也想不起来的地方。这时候伟菊妈妈会从她们家黑洞洞的卧室里端出一个铁皮箱子,一把将盖子打开,里面是她们家今年所有的爆米花。她让我们想吃多少就抓多少。她不像其他女人那样,只给每个进门的孩子抓一把爆米花。她可能想不到整箱的爆米花会被我们吃完,就像想不到她的力气有一天会使完。

我母亲自然懂得伟菊妈妈的好。她也把我们家的果盘端过来,把一些她家没有的果子分给孩子吃。

好像那整个年,我们一直围着她们家的火盆而坐。她们家的火盆特别旺,火上不铺灰,像一个人不穿衣服,赤裸裸的,将黑黑的板壁和泥地都烘出了热度。我们家刚从老屋搬下来,房子崭新,地上也铺了黄色的松木地板,看着就有暖意。但不知怎的我们整天凑到她们家。吃饭的时候,伟菊妈妈将只大菜锅直接搁在火盆上,母女几人围着火盆吃得响亮。我们也从家里端了碗过来,不时将筷子伸进她家的热锅里。

她家经常吃大头菜。伟菊妈妈种的大头菜一个个小足球似的,白中带绿。一个大头菜抵得上几个萝卜。我不怎么喜欢大头菜,感觉那味道太甜,没有萝卜清爽可口。但我也把筷子伸进她家锅里。火盆上,热辣辣的一锅大头菜很快被抢完。吃到最后,锅见底了,热气还滋滋往上冒。

初五的这个早晨,收音机里不停传来新年的信息。两位妈妈坐在紧靠桌子的三尺凳上,穿了布鞋的脚搁在火盆上。我和伟菊坐在远离桌子的小板凳上,把手凑在火盆上烘烤。我们的十个手指都肿胀通红,像一个个小小的胡萝卜。门关上了,冰雪在门外,风在门外。时光停滞,我们没想过从火盆边走开,没想过有一天,我们会长大,母亲会老去,更没想过我母亲的生命会在四十三岁上永远停住。伟菊妈妈风风火火走到七十五岁,体力没使完,脑力却耗尽了。一个人出门买菜,她东走西走,却怎么也走不回自己家里。她不认识路了。

唯有这个正月初五的早晨,年款款走,两位妈妈眯眯笑。她们可真年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