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现在，我打算把时针往回拨，先在一帧画面上做一点点停留。

那是2023年9月，我在河南参加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家协会、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诗刊》社等承办的第七届中国诗歌节。那天离开郑州去往洛阳，车上工作人员忽然对我们说，右手边车窗外是邙山。我心中一震。从商周到唐宋，这座山的名字以极高的频次一再出现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叙述里，以至于我们仿佛根本无需到场便都已早早认得过它。然而向外看去，却又忽然恍惚：阴青色的天宇之下，并没有任何拔地而起的山峰在向我们招手，只有一排和缓的丘陵，正从容又淡泊地微微抬升着远处的地平线。其实那就是邙山——后来查阅资料得知，邙山的海拔只有300米，并且广义上的邙山绵延长达100多公里，并不是想象中那种切云断日、孤峰横绝的样子。面对着这样的邙山，我清楚我正行驶在中华历史文脉的干流上，但我似乎难以在现实中明确而果敢地指认它的位置，并在它所给定的坐标系里指认自己。

那些天，诗人们在会场里探讨着诗歌的传承与创造，足迹涉及了不少地方：从殷商故都到唐宋繁华，从仰韶文化的石器遗存到“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们的笔墨遗风……在这个过程中，上述的那种感觉和思索仍在我心中不时出现：面对着这样灿烂深厚的记忆与传统，我当然清楚我们都行驶在中华历史的脊椎和中华文脉的干流上；但在更加直观的（以及足够操作性的）意义上，我们究竟该如何接续这条历史文脉、又该如何在其中建构自己的写作？

2023年，当“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传承发展”这些命题被一再地强调和讨论，当诗歌在社会生活领域又一次引发了新的火热关注，当下中国诗歌的位置和身份问题，它的传统、现状与未来，又必然会在新的语境与维度下获得再一次的审视。

“经典性焦虑”及其诗学思索

这种审视所最直接指向的，便是当代汉语诗歌的经典性建构问题。张桃洲、张洁宇、贺仲明在《百年新诗究竟有没有大诗人？》的对谈中，再次探讨了“大诗人焦虑与经典的确立”等话题。对谈提到，“新诗倘若不拥有得到普遍认可的经典性作品，就很难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但讨论者同时也提醒，“经典往往是流动的，经典的确认要经历一个复杂甚至漫长的过程，包含了多方面因素”，而在如今这个高度精细分工、社会注意力不断分散的时代，经典的辨识和“大诗人”的确认或许是一件更加困难、也周期更长的事情。而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角度是，“在关于新诗大诗人的谈论中，寄寓着某种对汉语诗人独特形象的期待”。换言之，拥有大格局、大关怀，以及强力的生命能量和精神魅力的诗人主体（及其经由文本所赋形出的综合性的“形象”）的建立，既是当代汉语诗歌经典化的前提条件，也是此种经典化的内在部分之一。

这是一种从“文本”向“人本”的关注点迁徙，关乎近年来被越来越频繁提及的诗人形象与人格建构问题。李少君在《人诗互证与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表达》《人诗互证与诗歌境界》等文章、发言和讲稿中，反复强调“人诗互证”“修辞立其诚”等话题，并从“包含了个体性与主体性问题”的“境界”层面重新审视当下诗歌对传统文脉的接续，及其对灵魂深度、时代精神的挖掘表达可能。陈仲义《现代诗人：主体性“失落”与破坏性“负面”——诗人人格新议》重新审视现代文明语境下诗人主体性的危机问题，进而考察其告别亢进、“回归到常态”后的复生重建可能：“现代意义的诗歌大师”的出现，终究需仰赖“健全的主体性人格”。

也是在相似的思考维度上，张清华在当代写作与古典传统间的承继与张力关系中，重新思考“诗性正义”，并格外强调了诗的“求真”问题：“中国传统诗歌的价值取向，依然偏于以美善为核心的伦理教化功能。对最近四十年的当代诗歌来说，重建‘真’的原则显得至关重要，因为现代诗的核心要义，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善，而是追求与伦理教化相区别的，注重认知发现与生命勘探职能的‘真’，甚至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得高于‘美善’原则，而成为诗歌的核心职能……如果再挪用一下艾布拉姆斯的说法，现代性就是对应着‘灯’——它代表了发现、照耀、勘探，在幽暗之境中对‘真相’的探求，而不是在‘为诸神照亮的世界中’进行模仿和表现”（张清华《诗学本体的当代重建：诗与真》）。这种“真”，既是伦理意义上的、也是诗学意义上的，它综合性地关联起主体人格、艺术修辞以及复杂的现实生活经验本身，因而深刻影响着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诗歌表达能否有效地成立。

活跃的创作现场与文本成果积蓄

从根本上说，缓解“经典性焦虑”终究要靠创作成果、也即足够过硬的诗歌作品文本。2023年，有许多重要的诗歌成果诞生在我们面前，为我们进一步的关注和讨论、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不断经典化，提供了基础性的文本前提。

创立于1998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蓝星诗库”丛书，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的“经典诗系”。2023年是“蓝星诗库”丛书出版25周年，人文社推出“蓝星诗库·典藏版”丛书，并举办一系列盛大的诗歌活动，其对从海子、顾城到西川、欧阳江河等诗人诗作的梳理修订、全新增删，直观地呈现了当代汉语诗歌不断生长生成中的经典化图景。一批长期活跃在当下诗歌创作现场的诗人，在2023年推出了自己的“40年诗选”：何向阳《如初》、李少君《每一次的诞生都是痛苦》、李元胜《我和所有事物的时差》、臧棣《最美的梨花即将被写出》、陈东东《略多于悲哀》、李亚伟《我在双鱼座上给你写信》……40年创作成果的精选集结，既是对个人创作生涯的梳理展示，同时也在个人“山体”的特定截面上，呈现出当代诗歌数十年来“地质运动”的总体历史。

作为中国言实出版社联手《诗刊》重点打造的诗歌出版品牌，“新时代诗库”在2023年至2024年初又推出第二辑6部诗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诗歌精选集，这一诗库着重出版主题聚焦性的个人诗集，例如江非《劳作与时日》多关注动物植物以及人在自然中的劳作思索，汤养宗《伟大的蓝色》是一本主题集中的“海洋诗集”，马行《地球的工号》与汪峰《炉膛与胸腔》都属于“新工业诗歌”成果。在此“诗库”之外，同样具有主题聚焦性的，还有沈苇的新诗集《论诗》：作者接续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以诗论诗”的传统，150首诗大都聚焦具体的诗学问题，将诗学理论内置于诗歌写作。于坚的《漫游：于坚诗选（2011-2021）》则可视作对作者十年间精神与躯体漫游之旅的梳理总结。

实力诗人新作成果层出不穷。长江诗歌出版中心“诗收获诗库”第一辑4册图书出版首发，包括吉狄马加《群山的影子》、雷平阳《夜伐与虚构》、张执浩《咏春调》、津渡《苔藓与童话》，诗集收录诗人新作并附有诗人文学年表。花山文艺出版社“2020年代诗丛”出版了李南《那么好》等新诗集。吉狄马加长诗新作《应许之地》和欧阳江河诗集《宿墨与量子男孩》出版，二者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具有各自角度的文明视野，将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以及具有“后人类”色彩的现代科技景观，纳入诗的思考与表达。谢冕先生的诗集《爱简》、诗文集《以诗为梦》出版，向我们展示了这位著名诗评家作为诗人的一面。《珞珈诗派（第二辑）》、长江文艺出版社“引力丛书”（包括李琬《他们改变我的名字》和周鱼《清空练习》）、陈家坪依托于“北京诗歌沙龙”主编的《九零后北京青年诗人作品集》《诗建设·90后诗选》等，则从各自侧面展示了新一代年轻诗人的成长景观。

在史料与诗学层面，当代诗歌的成果梳理与走势回顾也受到了很多关注。刘福春、李怡编选的《中国现代新诗期刊集成》（全三十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对1919—1949年间出版的新诗期刊进行影印出版，首次对现代文学诗歌期刊进行较完整的呈现，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参考。吴晓东《辽远的国土：中国新诗的诗性空间》回顾解析20世纪中国新诗的诗学轨迹和精神侧影，中国诗歌学会“中华文明与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表达”座谈会、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主办的“生态文明视域下的21世纪诗歌”学术研讨会等都是从更高的视野维度观照诗歌的最新发展态势。同时，具体的诗歌细读功夫被日益看重，西渡主编的《体味诗情——当代诗名篇细读》以“一文论一诗”的方式，收录一系列诗歌文本细读文章；李章斌的专著《新诗细读》亦有类似的取径侧重；而臧棣的《非常诗道》则向中国古典诗文评传统靠拢，以评点和语言片段的方式来说出对诗的理解，同样特色鲜明。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引起颇多讨论的“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未来”主题论坛（拾壹月论坛主办）。论坛上，王东东、一行、张伟栋、冯强、张光昕等青年诗评家对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发展及其所处境况进行了可谓尖锐的反思。讨论者着重探讨了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指认的困境与危机包括但不限于：20多年来中国诗歌界一直没有出现规模够大也足够有效的诗学争论；诗歌场域结构固化，诗歌话语中心地带人口迭代缓慢、新人与新写法空间不足，存在“过去时对现在时的压抑”；90年代以来形成的诗歌范型难以继续匹配新语境；速成性“诗歌专业写法”形成的封闭舒适圈令诗歌表达距离生命越来越远……而年轻诗评家们给出的解决之道，如树立诗学的未来意识、更新主体可能性、修复健康的语言生态等，无疑值得被更深入地关注和思考。

来自民间的诗歌之声

诗学可能性的拓宽与语言生态的修复，可仰赖的路径之一，便是新力量的涌现成长，尤其是民间活力的不断注入。2023年，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作家要做人民的学生》，并以“做人民的学生”为主题开展“作家活动周”等一系列重要文学活动，显示出主流文学界对基层和民间文学活力的高度关注。而2023年的诗歌场域，在此话题上尤其有内容、值得说。

堪称“现象级”的样本是“外卖诗人”王计兵。这位在送外卖间隙坚持以诗歌记录奔波生活的诗人，以一首《赶时间的人》及其同名诗集走红网络，被读者称为写出了“真正劳动者的诗歌”，甚至被认为可视作一份“2023年普通中国人的生存样本”（张光昕语）。其个人诗集《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12月）和《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4月）引起了普遍关注，获得豆瓣2023年度图书等各类荣誉。在目不暇接的媒体采访和深度报道中，王计兵始终保持着谦逊、坦诚、既热烈又质朴的风格，这样的形象与“诗歌”发生深度链接，无疑会产生出十分积极的效应。“王计兵现象”并非是媒体刻意炒作、人为制造的产物。事实上，《诗刊》等专业诗歌刊物对其作品的刊发推介，要比他集中走红的2023年更早。

王计兵绝非孤例。普通人的诗歌创作，成为了2023年中国诗歌领域——甚至是更广义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一道极其醒目的风景。“小红书”发起的“小红书诗歌联盟”等诗歌创作实践在2023年继续发酵，各行各业年轻人在匿名状态下对日常生活的“随写随记”构成了传统方式之外的“诗歌生产新样态”，一大批小红书诗人诗作被认为具有“个性明显、千奇百怪、各尽所能”的特点，类似特点在抖音、B站等平台的诗歌实践中同样有所呈现，有论者认为这或许暗示着“新媒体诗歌带来了中国新诗继新世纪网络诗歌兴起后的又一次分野”（沉河《中国新诗的最近三次分野》）。快手推出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并引发诸多关注，其中诗作是面向快手平台上的大众创作者征集而得，作者中有农民、建筑工人、外卖骑手、家庭主妇、留守老人……千差万别的生活与形形色色的身份，都共同参与到了诗歌声音的合唱之中。

专业文学刊物同样没有滞留在这样的潮流之外。《诗刊》与《人民文学》在各自的2024年第1期不约而同地有所行动：同样是在头条（或诗歌栏目的头条）位置，前者推出了在矿场做了25年焊工的女工温馨的组诗《采石场》（《诗刊》副主编霍俊明对温馨的长篇访谈也迅速刊见于《文艺报》），后者则刊发了钢铁行业从业者薄暮的主题组诗《冶铁者》。以上这些诗歌成果的创作主体来自各行各业，并不限于狭义的所谓“诗歌专业行当”。诗歌的大门，正在、也本就该向各行各业的人们敞开。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类写作实践并不宜被狭义地对标上“底层”的身份帽子。以上面提到的作者为例，薄暮目前并非一线劳动工人，而是钢铁企业的管理人员，但这并不妨碍他很好地书写钢铁行业和冶铁劳动者。正如霍俊明所说，“我们也不能贸然地对诗人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分类，然后以相应的身份、题材和主题赋予优先权。最根本之处在于一个诗人，无论其是什么社会身份，衡量的标准仍然是诗，仍然是诗歌本身的力量在说话”（霍俊明《温馨：焊机喷发出来的诗歌火焰》）。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那些外在的、附加的、标签化的想象，而是“各业人”“百家语”为诗歌本身注入的新鲜活力。这些形象和话语带来的启迪在于，诗歌的生命力并不仅仅来自纯粹技术性的修辞能力，更与所谓话语权力关系寥寥；其真正牢固的根基，乃是语言与真实生活、与最诚恳的生命感受之间的血肉共生。

诗歌的识变与应变

放在更大的历史场景中看，诗歌场域的景观一直都在随着时代的节奏而调整变化。作为中国最早的专业诗歌网站、互联网诗歌时代重要的记忆标识，“诗生活网”在2023年完成使命、走入历史：该网发文称，“诗生活网8月12日正式关站，重开之日不定……我们一起见证了在移动互联网到来之前的网络诗歌史，我们观察、感知并经历了这一切。”有告别，便也会有转型和再出发。作为一家具有小小地标意味的文艺书店，北京后圆恩寺胡同里的“小众书坊”多年来承载了诸多珍贵的诗歌活动记忆，因此2023年夏天，“小众书坊”即将闭店搬离的消息牵动了许多诗歌爱好者的心。然而搬离不是止步。店主彭明榜在微信公号“小众雅集”8月9日发布的《小众书坊：终是带不走门前的一片白蜡树叶》一文，宣布了告别，却也同时公布了重聚：“在新的小众书坊，那个作为其标志的高高的人字型大书架还在，大书架上那些诗人还在，‘诗歌是理想’还在，‘诗是吾家事’还在，‘心上没有诗，就像地上没有花朵’还在。”随后新的“小众书坊”的确如约与大家见面了。这似乎正象征着，诗歌事业的生命力，正如我们对诗歌的爱一样，或许常有波折，但终究传递不息。

同样在自我调整中不断整装再出发的，还有诸多诗歌刊物平台。2023年初，《草堂》诗刊改版，一系列栏目调整显示出整合资源、聚焦重点的意图，“尤其重要的是，通过此次改版《草堂》进一步突出了关注诗歌现场、厘清诗歌现象以及引领诗歌发展的意识”（霍俊明《打破“常规动作”：〈草堂〉改版与“豹变”》）。2024年初，酝酿许久、被列入中国作协年度重点工作的《诗刊》大改版，又引起诗坛广泛关注：改版后的《诗刊》从形式到内容均呈现出新的面貌，半月刊合并为月刊，单本刊物显著扩容，栏目设计更加丰富、也更加聚焦，令我们对《诗刊》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抱有更大的期待。《星星》在2024年一开年便推出新栏目“诗歌词典”，面向网络征集诗歌爱好者对“诗歌词汇”的独特释义或理解，把更广泛更多元的声音引入探讨诗歌的话语场。此外还有全新诗歌平台的建立：《当代·诗歌》在2023年以《当代》增刊的方式试刊两期，并将在2024年继续整理并展示当下中国的诗歌风景。

新的版式和平台，彰显出诗歌辨识并顺应时代变化的新方式、新动能。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诗歌体验过热度、遇到过争议，但始终都在打破圈子壁垒、走向更广大公众的道路上探索前行。诗歌（以及更广义的文学）拥抱并融入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生态与传播格局，无疑是大势所趋。在此过程中，一个我在去年诗歌综述中便重点提及、而今年依然值得强调的话题，便是与公共话语场真正建立对话关系的意识与能力。抛开那些价值不大的自我标榜、相互谩骂、人身攻击、臆想发泄不提，我们确实也该尽快学会适应、并且辩证地倾听接纳来自公共舆论场的声音。例如，大众对于诗歌的想法、诉求，甚至一些误解，是不是敞开了对话空间？而来自民间的许多提醒和监督（例如对某些诗歌抄袭案例的举证），也显然具有其积极意义。我想，诗本身是纯度极高的事物，但这种纯度，并不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中诸多声音、诸多张力关系的屏蔽、拒绝；恰恰相反，真正强大的纯度，往往是来自于对一切声音、一切表情、一切善意或敌意的强有力的包纳与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