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偶尔，会觉得惭愧。很多时候，逛岳麓书院，只为养眼。仿佛就为了看一眼这亭台楼阁、飞檐翘角、花草树木，让浑沌的身心，感受一下这里古朴、苍翠、清冷的氛围，那就已经很满足了。

至于那些来来往往的古人，大多数时候，不想跟他们有任何关连。连庭院里触目可及的文字，也不想深究，甚至都不愿意浏览。只有心血来潮时，才会想清晰定位这位庭院的历史维度，清楚认知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思想交锋。

不说别的，若能厘清儒家思想在这里的发展脉络，或仅仅只是弄清朱熹的理学与王阳明的心学在书院的曲直兴衰，都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至少，以后带朋友来玩，也不至于嘴拙词穷，肚子里掏不出一点干货，就跟个白丁似的。

然而，每次也只会想一下而已。待出了院门，下得山来，从河西回到河东，头脑中纷繁的意念，很快就把这份心思给掩埋了。过不几天，甚至都忘了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在激流飞瀑的时光中，要把头脑中乍现的念头变为现实，实在太难了。

这回，得了一个写作任务，心里暗暗发下宏愿，一定好好充电，恶补古代人文哲学知识，把庭院诸贤的思想脉络搞清楚明白。哑巴吃饺子，不但自己心中有数，还得写出来，让读者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

一

朱熹是宋代人，王阳明是明代人，两人相隔将近三百年。王阳明拜谒岳麓书院时，朱熹早被推上了神坛，不但是书院的传奇人物，也是华夏儒生的精神导师，其地位仅次于孔孟。

年轻的王阳明被贬贵州，路过长沙，凌晨渡江上岳麓山，不仅是为寻幽访古，瞻仰前贤，更重要的是，他想走出自己内心的精神困境。他在林子里徘徊了许久，然后登上岳麓山顶，远眺星沙风物，怅然长叹，恨自己不与朱熹、张栻两贤同一个时代，以致满脑子疑惑，得不到解答。“我来实仰止，匪独事盘游”，“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

在写给岳麓山的两首诗中，只有缅怀与景仰之情。更多的情绪，则被他深深地闷在了心里。其实在这个时候，这个“叛逆”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怀疑精神导师朱熹了，对他“格物致知”的方法望而生畏。历史上著名的“阳明格竹”事件就发生在他来岳麓山之前。只是很多年之后，他才敢在《传习录》中坦陈心迹。

一个词，就这么隔着岁月的风烟，在这个幽静的庭院，让两位先贤来了一次不动声色的思想交锋。

《传习录》是一本问答式哲学著作，跟《论语》有些相似。是王阳明的弟子把王阳明平时的答疑解惑，收集整理成书的。那时王阳明已攒足了声名与威望，书中语气未免有些老气横秋。

他说：“大家都说格物应该按照朱夫子说的那样做，可世上真正有几个人那样做了呢？我倒是尝试过。当年，曾与一个钱姓朋友感叹做圣贤好难，一个人要格尽天下万物，哪有这么多精力啊？于是，我便指着亭前的竹子，要朋友先格一下看，看究竟能格出个什么名堂来。

“朋友每天望着竹子，冥思苦想，殚精竭虑。三天后，他劳思成疾，终于坚持不下去了。我以为是他精力不济的原因，于是我便亲自上阵。可无论我如何绞尽脑汁，从早想到晚，都没能从竹子身上想出个啥道理来。七天后，我同样一病不起。病愈起来，两人相视苦笑，摇头叹息：我等凡夫俗子是做不来圣贤的，也没有朱夫子那么大的精神力去格尽万物。

“等我后来去了蛮夷之地，在贵州龙场安静待了三年，才想明白其中关窍：原来天下没有哪样东西值得剖析，我们要格的，其实只是自己的内心。大家坚定信念，把格物的功夫，全用在自己身心上，那每个人就算成不了圣贤，也可以抵达圣人境界，成为一个大写的有担当的人。”

这便是大贤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认知。这种啼笑皆非的认知，让现代人觉得匪夷所思。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所谓的“阳明格竹”，听起来更像一个童话，或者说是一个寓言。

在唯物主义世界观里，只要是中学生，对“格物致知”的认识，就不会有太大的歧义：格，分辨、剖析、研究；物，物体、事件、事物；致，发现、抵达、得到；知，知识、原理、道理。格物致知就是客观剖析、研究事物的方方面面，我们就能得到关于这个事物的准确知识和原理。

在现代社会，这个词具有相当的普适性，是探寻学问与真理的不二法门。它就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一目了然的道理，根本用不着再去质疑和探究。

作为现代人，我完全无法理解，当年王阳明遇到的精神困境究竟从何而来？他怎么会对这样简单明了的道理产生怀疑？而他“格竹”的方式，更像一次无厘头的搞笑事件，仿佛一幕疯癫的荒诞剧。以这样的方式来否定“格物致知”的正确性和可能性，让后人会以为古人的智商，还不如现代幼儿园的孩子。

王阳明先不确立格竹的目的，比如说，为什么竹子的韧性这么强？竹子与树木有什么区别？竹子空心的原因是什么？竹子为何是横生根系？竹子的耐旱耐涝性怎么样？如何才能让竹林长出更多更肥的竹笋？等等。

也不寻找格竹的方法，比如说，翻阅所有与竹子有关的文章；砍下竹子，研究它的纹理结构；刨出竹子，查看它的根系布置；多处移栽竹子，分别记录它的耐旱、耐涝、喜肥、喜光性；请教农人如何栽种竹子，才能提高它的成活率；等等。

他啥也不做，只拿把椅子，正面对竹，像看美人一般，直勾勾盯着，然后就想从中获得一个道理。让人忍不住感觉荒诞不经。

二

王阳明这么理直气壮，显然是觉得揪住了朱熹的漏洞。

那么，朱熹是怎么看待格物致知的呢？

《朱子语类》说，上至宇宙本源，下至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可以找到各自的道理。一本书不读，你就不知道这本书的道理；一件事物不研究，就不知道这件事物的成因；一样东西不剖析，就不知道这样东西的原理。而一件事物不可能囊括所有道理，一个道理也不可能概括所有事物。“一物格而万理通”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学子们当持之以恒，今日研究一物，明日剖析一物，当懂得的道理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你就会融汇贯通，豁然开朗，整个宇宙在你心中就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这时通天彻地的你，就近乎圣贤。

朱熹的这番话，即便放在现代，也没有多大的问题。我们不认为朱熹的方法论错了。做学问嘛，就得从小事入手，一项一项地来，循序渐进，坚持不懈，臻于化境。

然而，世间万物，皆有各自的道理。能触类旁通的，往往是同类事物，或者说同一学科。鲸与鹏、物理与政治、自然学与社会学，想要混为一谈，融汇贯通，那几乎不太可能。

朱熹的问题就在这里：一是他倡导的研究对象，范围过于庞大；二是他从未提出格物的方法，他本人也没有亲自下场格物的典型案例；三是他格物致知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圣贤。而圣贤，在人们心里，不一定是学问大家，而更接近于道德楷模。

那么，当一个人格物获得足够多的知识后，如何顺理成章地成为圣贤，朱熹至死都没讲清楚，这正是王阳明最大的困惑之处，所以他武断认为，要想成为圣贤，求诸各自内心即可，根本不需要去格身外之物。

而朱熹无法讲清楚的问题，对现代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以袁隆平为例，他一生研究水稻，虽不能格尽天下万物，但单水稻一项，举世恐怕再没有比他更有学问的了。而学问做到深处，能转化为巨大物质利益。袁氏一学，可活人几亿。

袁氏在格物一途，心智坚定，目标恒一，敢于失败，愈挫愈勇，永不放弃。他整整一生都沉浸在水稻世界里，再无其他杂念，心灵纯粹，不染纤尘。他不但翻倍粮产，还著作等身，即便逝世了，后来者仍能从他的学术中寻找灵感、规避歧路，继续造福人类。

就算按古代儒家的标准，立功立言立德，袁氏也是大满贯得主。他若不是圣贤，那谁又称得上圣贤呢？袁氏去世，满长沙都是送葬人，试问举世有几人能获得这份因果？

然而，袁氏少年时不一定有成为圣贤（道德模范）的梦想，他甚至也没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襟怀。“禾下乘凉梦”的主要成分是科技探索，人文关怀则是附加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份自然而纯粹的兴趣，锤炼他一生的品格，力助他成就了不世之功。他的学术专著里，也许无一字言仁爱，但字字背面都弥漫着“仁爱”的芬芳。

袁隆平完美地诠释了一个一生醉心于格物的人，最后是如何成为圣贤的。在格物的艰难过程中，袁氏将自己的品性打磨得熠熠生辉。在格物带来的巨大利益前，袁氏让利于民的行为，又使他成为道德的典范。以致后来人们都搞不清楚，自己对袁氏的爱戴，是敬佩于他为世界带来的巨大财富，还是陶醉于他本身的人格道德魅力？袁隆平简直就是朱熹“格物致知”系列理论最典型的例子。

在朱熹之前，有一个人近似袁隆平，那就是《梦溪笔谈》作者沈括，可惜朱熹和古代儒生对他都没有足够的重视，不去梳理研究他格物的路径与方法，反倒大肆挖掘他在苏轼“乌台诗案”所留下的负面形象。沈括是不是一个小人，这篇文章不作探讨。即便是，也只说明他在官场倾轧中迷失了本性，而不能说明他在格物的过程中，把品德给修炼没了。

纵观沈括的一生，很显然，他是没有遇到鼓励科研的制度、重视科学的环境和崇拜学者的氛围，以致失去了像袁隆平一样成为圣贤的可能。他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爱好者，考什么进士，做什么官呀？可是反过来说，若不是考了进士做了官，他也许连现有的科技成就也无法获得。

总之，错失了沈括这样一个范例，朱熹“格物致知”的理论更是含糊不清了：稀里糊涂地格着物，突然之间就成了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辨证关系，在古代儒贤的头脑里，似乎从来就没有思考过，甚至都没出现过。正因为朱熹讲不清唯物主义方法论，以致到了王阳明那里，就成了唯心主义方法论了。因果颠倒，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古代儒生发现不了“格物成圣”的转换与演变的奥秘呢？这得要归咎于儒学的本源。

三

格物致知这一词，源自《大学》，《大学》剥离于《礼记》。儒家“格物致知”的最终目标，不是要将人类送入一个物质丰富的世界，而是要将人类带进一个道德圆满的社会。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片面追求精明文明，而忽略了物质文明。这才是朱王挣扎在“格物致知”的泥潭里出不来的根本原因。

《大学》里有一段话，对我们理解古儒的“格物致知”学说很重要：“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段话明显表示，格物致知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人类谋福利，而是利用格物知识“明明德于天下”，将好的道德秩序推行于四海八荒。而获取知识的最初目的，竟只是为了“诚意正心”。

诚意在这里是指意念通达。正心则是指心灵纯正，无杂质，也无挂碍。知识为什么能起到这个作用？是因为这些知识都是你亲自实践研究得来的，或是经过深思熟虑认定的。而不是屈于权威，口是心非，人云亦云。

通过“格物”，你认清了这个世界，然后心口合一，是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意念才能通达，心灵才会明净。之后以诚修身，才会成为一个正人君子。再之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逻辑当然没错。可如果知识仅仅是为了拿来“诚意正心”，而不用作功利转换，那便是本未倒置、大材小用了。但这正是儒学症结之所在。重义轻利是儒家的核心观念，两千年儒学，就没有重视过科技之功。儒家眼中的立功，仅仅是指协助君王治理国家或抗击侵略。陪祀文庙的历代圣贤，都是管理型人才，没有科学家。“致君尧舜上”是为了“再使风俗淳”，“平天下”的目标是“大同社会”，而不是富裕社会。

那么所谓的大同社会，儒家的顶层设计究竟是怎样的呢？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大同社会”的确是一个道德和谐社会，而不是一个物质丰富社会。跟我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有较大区别。共产主义社会首先要求物质极大地丰富，能满足人们“按需分配”的愿景。而大同社会的物质要求，仅仅是够用就行，或者说，底层的人们饿不死就好。个人可以不浪费财富，但绝不以追求财富为人生目标。大同社会关注的是个人的品质修养、人与人的友好关系、社会的和谐状态。

正因为这样，才有《论语》中孔子的片面认知与教学偏重：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很可能是一个袁隆平式的学者，无奈被孔子彻底否定了。孔子对农事的轻蔑，其实就是对自然科技的否定，这种贵族式偏见导致儒家的“格物致知”注定只能流于表象，而无法获得真正的知识，甚至无法厘清获取知识的途径，也就是方法论。

《礼记》中所描叙“大同社会”的美好，当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仅有这些，并不能将一个完美社会支撑起来。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 才能相辅相成，理想成真。

在孔子的思维和语境下，或许他并没有错。他布局的是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对标的是帝王的思想和胸襟。儒学存在的意义本来也是辅助君主“内圣外王”，施“明德于天下”。道德的倡导，最主要的是限制没有约束的皇权所产生的膨胀欲望和疯狂行径。围绕在帝王周围的国之干臣，当然也是儒家道德的重点针对目标。刑不上大夫，他们的权力也大得可怕，只能用自身的道德修为来加以限制。

可是孔子没有想到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儒生都能抵达权力顶峰，都有接触帝王的机会。上层儒士能协助帝王一起修礼修义修信，从而达到德化四方的效果。但下层儒士通过格物来锤炼品性，也并非小人行径。正因为儒学的治国理念过于空泛、过于模糊、过于扁平，缺乏层级和纵深，缺乏方法和路径，缺乏步骤和细节，就像一个人只有主动脉和主静脉，而没有毛细血管。单凭“仁义礼智信”，要运转一个庞大的帝国，这何其难哉。

近乎童话般的顶层设计，因为缺乏具体操作的步骤，以致广大的下层儒士像一群无头苍蝇，稀里糊涂，莫衷一是。王阳明的“格竹”就是例证。当他要认真格竹时，竟只有“逼视”一途。这样即便能侥幸格出一些道理来，也无非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缘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种拟人或比德式知识。

而儒家及朱熹所要求的“穷尽物理”，或许正是类似于这种道德感悟吧？正因为这样，王阳明才觉得求知于外物，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不如求知于内心，只要心存“敬”“爱”，那么“知”瞬间便来，根本用不着像朱熹提倡的那样，穷其一生，格尽万物。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格来格去，只怕一事无成，最后倒在格物的途中。

在这里，王阳明甚至把“知”替换成了“良知”，并反过来呼吁人们“致知格物”，而不是“格物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嗬，简直是乾坤大挪移，并且颠倒了因果始终。这样用良知“培育”出来的万物天理，全成了伦理道德的意象。以菊花为例，大抵会呈现诸如此类的审美旨趣：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便无花”；“茧菊初爆淋漓意，幻作千拳裂乾坤”；“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这些诗句的确写出了菊花的某些特征，但这些是属于菊花的自然本理吗？显然不是。菊花本无意，所有的意思，全来自诗人内心。人们无法根据这些义理，更好地培植菊花，却可以根据这些感悟，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品质修养和报国情怀。

在现代人看来，王阳明的这套理论，简直要走火入魔了，但对关在山中庭院修身而不得其法的儒生们来说，却像一双拨云见日的巨手，一把砸开镣铐的巨斧，一堆驱逐阴霾的篝火，精气神一下子就提振起来了。抛开朱熹那种苦不堪言、望不到尽头的修身法，来拥抱王阳明“立地成圣”的理论，一身顿时松快了许多，好比酷暑里嘬了一根冰激凌。

这正是宋明理学难以调和的分歧。一边是朱熹他们的性理之学（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在漫长的格物道路上，狠斗私字一闪念；一边是王阳明他们的心性之学（心学），“吾心即宇宙”，“吾心即天理”，只要心存良知，转瞬便成大道。

四

在南宗禅兴起之前，佛教各门各派，姹紫嫣红，繁花乱眼。南宗禅一出，其他宗派望风披靡，纷纷退出历史舞台。究其原因，是南宗禅“见性成佛”的观点深得信徒们的喜爱，造成了信仰上的虹吸效应。

神秀与慧能之争，直接影响了朱熹与王阳明之争。一个是“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另一个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前一种学说需要勤修苦练，后一种学说能一步跨越。而朱熹的“格尽万物”观念，近似神秀的“时时勤拂拭”，王阳明的良知学，则类似于慧能的“见性成佛”。信徒将如何选择，自是不言而喻。所以慧能胜了神秀，王阳明胜了朱熹。

同处一个时代，在慧能的光芒下，神秀黯然失色。但朱熹好就好在比王阳明早生了二百多年，待他坐稳了儒家的第三把交椅后，王阳明才姗姗来迟。这时无论王阳明吸纳了多少信徒，也只能坐第四把交椅了。

既然良知天成，儒生们只须遵循内心的良知，大胆去社会实践就可以了。而每按良知完成一件事，心地之光明就会多一分，良知之体量就会大一分，良心之质地就会纯一分。最后成为一个无可挑剔的道德完人。而只要自己知道自己已抵圣人境界，别人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正如王阳明临终前所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朱熹的“格尽万物”与王阳明的良知学，都错了。但良知学破除了心灵禁锢，缩短了书斋时间，让儒生们能信心百倍、豪情满怀地参与到更多社会事物中去。因此更符合人性，更顺应时代，也拥有更广泛的市场占有率。

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朱熹主张先知后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没有错。现在的孩子们先读十几年书，毕业后再参加工作，不就是先知后行吗？长大后，工作中出现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就是知行合一吗？

然而这两种观点，放在朱王各自设定的背景下，又都是错误的。

朱熹把格物看作是单纯地获取知识，并且还不是那种经世致用的知识，而是提高自己品格修养的知识。格物的过程既繁琐，又漫长。要想抵达天理，就要控制欲望，穷尽一生，一点一点去修正心灵。到达一定思想境界后，再去参与社会事物的管理，这才是“行”。

朱熹不知道的是，其实格物的过程就是“行”的一部分，必须要进行社会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知”，像王阳明格竹那样去格万物，只有死路一条。正因为朱熹没有指明格物的具体方式，才会出现王氏格竹法。王阳明格竹不是为了自暴蠢行，而是为了讽刺朱熹。

朱熹的“格物致知”加“先知后行”观，把宋儒们弄得苦不堪言，拘谨了一生，却毫无经世能力与手段。强蒙一来，长沙这边的儒生一腔孤愤，却束手无策，末了只能自挂麓山林木，以示不共戴天。

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死节者众多，能有效抵抗的，几乎为零。“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一句是说治世能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句是说铮铮气节。文天祥的这四句诗，几乎把南宋末年的宋儒概括殆尽。崖山蹈海的文臣们，则是最为悲壮的证明。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现代人以为就是知行并举的意思。其实不是。知行并举，是指学习与实践一路缠绕，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蛋又孵鸡，鸡又生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则是指，行就是知，知就是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知，知只是内心的良知。带着良知上路，去处理纷繁复杂的世事，此生就会圆满。

王阳明从小才华横溢，智商极高，记忆力超群，又博览群书，还精通剑术箭术，简直能文能武。对他来说，学问就像天生的，在书斋多待一年少待一年，没什么区别。他行万里路摄取知识的速度，完全不比坐在书斋里读万卷书的腐儒们差。

所以他才会说，参与社会事物，只要携带良知就可以了。就像六祖慧能所说的，只要心无挂碍，便能坐地成佛。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王阳明一生讲学、剿匪、平叛、镇乱，无不功成。对别人而言千难万难的“立德、立功、立言”，在他这里完全不是个事儿。遗憾的是，他把这份功德归于良知，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真才实学在其中的作用，把将他视作偶像的儒生们给骗惨了。

王阳明显然高估了儒生们的智慧，他的粉丝不但没有借良知化贤成圣，反而像一群无头苍

蝇那样行事无章。大明王朝就是被这班以良知正义自居、每天为各自利益吵闹不休的儒臣们给葬送了。

王阳明说心存敬爱，便生良知。可是，人们为什么要心存敬爱呢？为什么要有良知呢？王阳明没有解决好这个终极问题，又把古儒用“格物致知”来“诚意正心”的重要步骤给省略了，使得明代儒生睁眼说瞎话的本领一路看涨。朝堂里每天都有儒臣们表演的“忠良秀”与“道义秀”，行的却是党同伐异、架空皇权、瓜分资源之实，就算是声名稍好的东林党人，也概莫能外。等到崇祯皇帝自挂煤山时，身边孤零零的一个人都没有。绝大多数“忠良”早树倒猴狲散，忙着改换门庭去了。这是王阳明绝对没想到的。

就是说，宋末的时候，长沙城的儒臣们与岳麓书院的儒生们汇合在一起，还能悲壮地讨论死节的法子。等到明末，王阳明的徒子徒孙却在满人打来之前，早早就把一座偌大的山中庭院给抛弃了，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去了。也许对他们来说，“良禽择木而栖”就是他们心中的良知。那些在万历朝为了所谓的“心中道义”，前赴后继争着要被杖毙的儒臣，这时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这是钻了良知学的空子呢。

几百年来，儒生们一群群来，又一群群去，他们的言行举措，甚至内心纠葛，岳麓山清风峡的古树们，看得一清二楚。只不过，无法告诉后世的你我罢了。

五

义利相悖的观念，给儒学留下了巨大的理论漏洞，是儒门任何天才都无法填补的。现代人都知道，对个体来说，道德是一种约束，一种禁锢，人们面对它，绝不会甘之如饴，内心通达、好德胜过好色的人，凤毛麟角。而社会之所以要提倡道德，是因为道德能保证集体利益，或者说，道德的施行，能让人类集体利益最大化；道德的提倡，可以让人们减少磨擦，降低消耗，互利互惠，彼此成就。

说穿了，对整个社会来说，道德更是手段，而不能定作众生的目标。儒家却不这么认为，儒家把道德当作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终极目标来追求，并认为它是人性中本有的东西。

而实际上道德是群居生活妥协的产物，道德就是委屈求全，以道德来换取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道德虽如镣铐，却是文明的润滑油，能让人们更好地生存，让文明的巨轮以更快的速度驶向美好未来。甚至在别的群居动物中，一样存在让人类感动的道德。因为懵懂，或许更为纯粹。

所以，对于献身于人类解放（发展）事业的小部分人来说，将品德塑造当作终生目标去追求，并无不妥。因为群居生活需要这样的道德标杆去引导示范人们。我们今天提倡的精神文明，就包涵了道德文明，一个社会的道德含量越高，这个社会的发展潜力就会越强。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怎么狠抓道德的落实，都不为过。让更多的人自发将道德视作人生目标，将道德视作心灵不可或缺的养料，沉迷于道德所带来的社会满足感和舒适感，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对已经实现财富自由的人来说，声名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好的声名能满足马斯洛理论七大需求中的三大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隐蔽动力源。

宋明理学的内圣之学就是无限超越道德，进入人生最高境界，成圣、成仁、成大人，将有限生命扩充至无限圆满。说白了，就是内心成就感满满。这种成就感当然是精神上的满足，值得大书特书，但这样的人毕竟少之又少，它不能作为生而为人的标尺。

可惜的是，儒家尽管对人们的道德有着严苛的要求，但并未理解其真正的社会意义。所以，对绝大部分儒生来说，道德的尽头，不是成圣成贤，而是坠入虚无。何况儒学看重家族繁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一来，对财富的追求，反倒没有尽头了。

正因为道德的终极追求最后只会坠入无法自圆其说的虚无境地，古代儒生们才会纷纷扭曲心灵，在黑暗处将社会公权转换为私人利益，以致封建时代纯粹的道德完人，无比珍稀。处处讲究“仁义”的儒门，反而充塞着各种追名逐利的伪君子。

就是说，由于意义不明，标准太高，动力不足，很多人在半途改弦易张了。甚至连儒门四圣之一的朱熹，仍有无法涂抹的污点，从历史的幽深处传下来。比如他为栽赃打压对手，对官妓严蕊滥施酷刑的那段公案，就让人触目惊心。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只要严蕊的这首《卜算子》还有人记得，无论朱熹多么光芒四射，总有一小团阴影牢牢地沾在了他脚下。

因为无法解答道德为什么能成为个人与社会的终极目标，宋明理学便把儒教的至高神——昊天上帝给搬出来了，认为道德是上天创造的，是天理，个人必须严格遵循，才能天人感应，最终从凡夫俗子成就一代圣贤。朱熹甚至认为，天、帝、道、理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遵循理义道德，便是不忤逆天帝。道德成了一个神学名词，借天地神灵将人们绑架在道德的车辕上。

然而，道德是利益分配的产物，“让利”是衡量道德的标准之一，道德如果不体现在利益分配上，真伪善恶就很难分辨。就是说，形而上的道德，无法作为形而下的处事标准和手段，两千年朝堂的嘴炮对攻，最终都没解决国计民生所需要的恰当利益分配，从而调动人们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反倒是让文臣武将借道德之名完成了财富瓜分与土地兼并，以致每个王朝都很难长治久安。

道德既无法处理家国大事，又无法保证遵守道德之人的利益，那么即便它是上天神物，也难以在人间大行其道。

六

神秘的古代书院，其教学科目其实非常简单，主要就是政治学，而且是政治学里的思想品德学。再要细分，就只是思想品德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偏偏因源头出了问题，错把手段当目标，以致怎么解读，都难以自圆其说。学派林立的书院，争来论去，无非是以错应错，以错攻错罢了，并且仅仅限于纸上谈兵，对现实社会和世俗人心，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大道至简，道德对普通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无形的制度约束，为生存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保驾护航。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遵守它，有糖吃；不遵守，吃棒子，简单粗暴。在封建社会，法律触须的可及范围，非常有限。无数族长们手中的“鞭子”更像是社会和谐的定海神针。而这根鞭子的道德含量，要远胜于法纪含量。或许你只是夜里在寡妇门前唱了一首情歌，被寡妇告到族长那里去了，你接受的道德惩罚，要远比法纪制裁严重得多。法纪根本不会管这事，而道德不但能让你皮开肉绽，还会让你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邻里乡亲指指点点、侧目而视的尴尬境地之中。“菩萨畏因，凡人畏果”，对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遵守道德不是因为心灵的需求，而是害怕世俗的惩罚，所以，儒家其实根本用不着将道德弄得玄乎其玄，神乎其神，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今天，我重返岳麓书院，徘徊于斑驳的亭台楼阁间，想着古代书生们在这里的求学生活，免不了要唏嘘感慨一番。对他们来说，这激情燃烧的岁月，庄严又神圣，每天忙碌而充实的课业，就是在为实现儒家理想打基础、开思路、强能力、谋手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一直在心中熠熠发光，哪怕在睡梦中也不曾熄灭。

然而现代人却看得很清楚，他们反复研习的，无非是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完人，以及如何做一个道德完人。偏偏这两个问题，儒门顶层都没有看透。而这点学问，对整个人类文明而言，连九牛一毛都不算。换句话说，尽管书院儒生把最美的青春都献给了虚无的道德玄学，但当危难来临时，他们身上所呈现出的道德成分并不会比蒙昧的农工商阶层更多。

道德对农工商阶层来说，只是一种社会约束，在道德的范畴内，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已是他们的潜意识行为。何况生存艰难，专心致志、精益求精去干好一件工作，可能比在书院研究人生观与价值观，更能锤炼人格品质，就像科学家袁隆平一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然后君子”。

历史已经证明，农工商的品格并不比儒士差，他们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创新科技、制定行规，推动文明缓缓向前发展，他们跟古代优秀的儒士一样，都是民族脊梁。如果仅仅只从古代书院去挖掘湖湘文明或华夏文明的精神源头，那是完全不够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还得从更广阔的民间去发掘。

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真正利国利民的科学巨著，若是朱王等先贤能将此类著作引作治世经典，哪怕是当作“格物致知”的路径与案例来看，华夏文明的发展，也会少走很多弯路。可惜的是，沈括并没有真正引起朱王的重视。朱熹读过《梦溪笔谈》，但也只是引用沈括所提事例，作为自己观点的旁证。

据史载，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打算派沈括总领潭州政务，但被一个侍御史谏阻，诏命随后被撤回去了。现在想来，若沈括真到了长沙，岳麓书院在他的引领下，必定会有另一番治学气氛吧？

难以置信的是，在宋代那种崇尚空谈的佛儒氛围下，正儿八经进士出身的沈括，好像没受到丝毫影响。他一生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水利、军事、医学、经济、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并取得过不俗的成绩。因为具有科学判研头脑，遇到问题都能实事求是去剖析，往往能切中肯綮，一举成功，这是其他儒官完全无法比拟的。这使得他的仕途也颇为顺畅，巅峰时刻做到了帝国财政部最高长官——三司使。

可惜的是，沈括当红时，没有向皇帝建议成立一套对各类科学发明进行有效保护、奖掖和引导的管理机制，使得科学在古代永远都处在萌芽状态，更多能工巧匠的智慧并没有转化为社会文明巨大的推动力，王朝也因此没法进入加速度发展的历史轨道，要不然，其综合国力只会让西方望尘莫及，哪还会让蒙昧的蒙人满人长驱直入，跃武扬威？更莫说后来西方列强的各种侵辱与欺凌了。

2023年夏天，因为相关的写作任务，我多次流连于岳麓山下，来来往往，从身边擦肩而过的行人，都有一张青春的面孔，生动而充满朝气，我知道他们是湖大的学生。望着他们个性张扬的装扮，我内心涌出无限的艳羡来。

湖大号称千年学府，自认为是岳麓书院的延续。可事实上，书院相对于湖大现在的体量而言，只能用沧海一粟来形容了。作为一所现代综合型大学，湖大的办学模式与内容，教育意义与目标，与古代书院已迥然不同。相当于另起炉灶，或者说，改弦易辙，互相之间并不存在多少继承关系。

跟旧时的儒生相比，现代学子要幸福多了，有无数学科专业可供选择，他们只要遵循内心的召唤就好，在努力提升才学与能力的同时，也打磨自己的人格品性。德育课仍然有，但不再是形而上的玄学，而是与时事政治、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紧紧捆绑在一起，当责任感与使命感被唤醒后，道德自然会在年轻的心灵中增加比重。

漫长的封建时代，书院孤灯独明，启迪了无数智者先贤，是古代文化的重要高地，这个没错。但在全球知识爆炸的今天，书院精神早已退隐成了历史深处的一粒萤光。任何夸大其学术内涵与象征意义的言行，对现代文明的发展来说，都有固步自封、作茧自缚的危险。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这个时代需求借鉴的历史经验，已经非常少了。我们更多要考虑的是，在风起云涌、猝不及防的新生事物中，尽早对未来进行布局。

拜谒岳麓书院，谈论里面的人与事，心态尽量平和一些，不要没来由地瞎激动。崇高、伟大、神圣等诸如此类的字眼，能够少用，就尽量少用。清醒而理性地面对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这才是今天我们所应该抱持的态度。

【谢宗玉，作家，现居长沙。主要著作有《独自远行》《末日解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