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年味
冬雨从开着的窗口斜飞进来，打在脸上凉沁沁的，像一枚枚银针钻进肌肤。我立在窗前已有一些时间，身体跟这座城市一样潮湿。腊月将尽的日子，老家石头房子上的雪应该积得很厚了。暮年的母亲是不是还能拿得起扫把清扫那些积雪呢？我有些出神地望着老家的方向。
我其实没有方向感，分不清东西南北，而成都又大得如此辽阔。这份辽阔曾经是我可望不可即的，而今，在这座大城市的边缘，我拥有了一间小小的房子。以前觉得在成都有了安身之地，在成都就有了家。久了才发现，在这里，我只是一个过客。甚至，过客都算不上。之所以与这座城市不亲近，因为我候鸟一样在大山和城市之间往返。这么多年，我对孩子的爱从未进步，依然在他的衣食住行上逗留，而无法抵达他的精神所需。又或者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精神需求是什么，只能以投喂的方式去掩饰。孩子离我越来越远，甚至都不太喜欢我从母亲那里继承过来的几道土菜，我的内心开始荒芜，我想起了母亲，母亲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孤独而荒芜呢？母亲应该不会的，她有那么多儿女，她的儿女们是那么热爱她所做的所有食物。她们会狼吞虎咽地干掉她做出的一切食物。是的，狼吞虎咽这个词适合我们这一代，这习惯的养成与我们曾经食不果腹的童年有关。
天气像个睡不醒的孩子，整天迷迷糊糊，成都人说雾重的天气叫雾霾天。有雾霾的日子白天和晚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大白天在家里也要开灯。我的眼睛越来越近视，蔬果都要拿在眼前才能分出品质的好坏。天气稍微好一点，小区外公园里的长凳上便坐满了老人，大冷天玩纸牌。无一例外地苍白，无一例外地衰老。起风时，会将一些草叶或落叶卷到他们身上，但一点都不影响他们的兴致，与其说是兴致，倒不如说是他们转移注意力的利器，偶尔较劲，才能证明他们依旧很有活力。打不动纸牌的老人坐在木椅子上，头缩进衣领，头上的帽子像是搁在衣服架子上，眼神空洞而迷茫。我知道，他们都老了，老得不知所措。想想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变成其中一员，我的心就无比地荒芜。一些年轻人跑过，热汗涔涔，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嫌弃。
年关将近，小区里人越来越少。素日里的热闹和拥挤渐渐被冷清替代，街市上虽然早早地挂起了红灯笼，却失去了人流的加持，显得格外落寞。沱江河倒是越来越清亮，到夜晚，我甚至能听见它的涛声。去早市之前都会沿河散步，红色的绿道上许多人跑步，我会被他们的活力和青春感染，再回到菜市场时，我基本能恢复我对蔬菜的敏锐，差不多能很好地区分蔬菜的品质。大部分时候，我从附近农民手中买菜，他们卖的蔬菜量小、便宜又新鲜，蔬菜上的泥土使人安心。当然，那些摆放规整、归类整齐的果蔬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它们光鲜亮丽，如同上了妆的女人。可是我很少去买它们，有食物洁癖的我内心深藏一份对不确定性的不安。我对蔬菜的鉴别来自我长年的农村生活，差不多能够通过蔬菜的颜色来确定蔬菜的品质。可是近年来，城市里的许多蔬菜令我越来越分不出真假，它们的颜色、品相比地里那些没有打农药的更加鲜嫩，更加惹主妇们喜爱。尽管配上五百度的近视镜，我依然无法分辨真伪。
每每这样的时刻，故乡，总是猝不及防地闯入我心里。
故乡是川西北高原上的一个小县城，那里的天空总是蓝得毫无遮掩，连云朵都只是偶尔凑凑热闹，阳光干净赤诚。仅一条南北贯穿的公路像一把钝剑穿过群山的心脏，成了老家的两只鼻孔，呼吸着仅有的可能。山环着山，像一只巨手紧紧地攥着小小的县城，云朵和飞鸟在山围成的天空上自由飞翔。七万多人口散落在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像星宿之于宇宙，空旷而寂然。
乾隆年间，故乡经历了两回惊心动魄的战争。乾隆皇帝在八十二岁高龄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亲笔撰写《十全记》记述他一生的十全武功：“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十全记》中提到的“扫金川为二”中的金川即我的故乡，“二”则是指1747年至1749年的平定金川之役和1771年至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之战。两回平定之役后乾隆皇帝将大量屯兵安插在藏民聚居处杂居。金川头一回有了汉族、回族、羌族等民族。几代人过后，各民族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生活方式等方面基本达到一致。因而金川也成为藏族地区最早实现民族融合的县城之一。
各民族大杂居的最初，藏历年和汉族的农历新年依旧保持着各自的特色。因藏历同汉历一样也把元月定为孟春，把元月一日定为新年之始，所以藏历年与汉族的农历新年在时间上大致相同，有时相差七八天，大多不超过一个月。农历十二月是季节上的闲月，地里没有多少需要急种的庄稼，牧区也用不着转场。所以不管是藏族还是汉族，每年一进入农历十二月，家家户户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藏寨的男子们，骑上马到“圣山”去砍来大捆大捆的柏树枝，放在太阳底下暴晒，让其成为过年时“煨桑”的主要原材料。女人们则早早地在家挑选青稞或者小麦酿造青稞酒和杂酒。中旬过后，女人们便开始炸各种面食，油亮金黄的油馃子，又酥又软的麻花儿，它们和码成小山一样的饮料、水果以及其他干果并排在描龙画凤的长长的藏桌上成为穷年和丰年的标志。到了二十九号晚饭前，各家各户的男主人郑重地在石头房子的房顶和四周的墙角插上簇新的经幡，风从山谷中刮过来，经幡猎猎作响。房梁和厨房的墙面也是要收拾一番的，男人们用白粉在墙上画上吉祥图案，用干面粉撒上“八吉祥微”，看着装扮一新的房子，老人们总是往地上洒水，希望灰尘不要过早地将它们染黑。到了藏历年的除夕，桌上又多出热气腾腾的手抓肉，大盘大盘的血肠，大铁锅里咕嘟咕嘟的是用面疙瘩、羊肉、人参果煮成得极为黏稠的“古突”。女主人用精巧的木碗给每位家人盛上一碗，要是有人恰好吃到面疙瘩里包的辣椒或硬币，则会被大家嘲笑或祝福一番，年夜饭又多出一些乐趣。
大年初一是一个虔诚朝拜的日子，家中的主事将一年中头回割下的青稞打成的粮食、母牛头道奶打出的酥油等供品供于神龛之上，祈祷新的一年人寿粮丰。女人们则天不亮就去河里背回“吉祥水”，然后唤醒全家人，按辈排位坐定，长辈端来五谷斗，斗内装着酥油拌过的糌粑、炒麦子、人参果等食品，每人先抓几粒，向天抛去，表示祭神，然后依次抓一点送进嘴里。长辈按次序祝“扎西德勒”，后辈回贺“扎西德勒彭松措”。
无论是藏历年还是农历年，大年初二一定是一个热闹的日子，与家人团了两天年的男男女女都迫不及待想出去走走。于是男女老少都穿上节日的盛装，亲友之间相互登门拜年祝贺，互赠哈达。拜年时，男主人双手捧着供过神佛的“切玛”向客人祝福，客人用手捏取“切玛”里的一点糌粑、青稞向天空抛撒，然后在嘴里尝一点。女主人提着披挂哈达的铜壶，频频向客人敬酒。节日期间，到处都在祝福，到处都在敬酒，到处都在歌舞狂欢，不管是否相熟，好客的藏族人一定会热情地邀请你喝上一杯或跳上一曲。篝火彻夜不熄，锅庄舞、弦子舞也彻夜不停，喝开心了的男人们还会在宽阔的草地上角力、投掷。
母亲是藏族和汉族联姻后的第三代后人，她和老家大部分人一样，有着汉族名字，只在身份证族别一栏保持着“藏族”的身份识别，但其实她已经不会写藏文，连藏语也说不完整。母亲做事的时候喜欢小声哼歌，尤其喜欢小声哼唱“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在一两百年的文化相融中，身份证上“藏族”的母亲，一年里便有了藏汉杂糅的习俗。
母亲的年，从农历腊月初八煮腊八粥开始，“腊八粥”从汉族的风俗里因袭而来，类似于藏族人的“古突”，只是把藏历年团年才吃的“古突”提前到了腊月初八。煮腊八粥的习俗在老家很普遍，几乎每家都要煮腊八粥。煮腊八粥讲究一个杂字，杂，是腊八粥的灵魂。
每年腊月初八的凌晨四五点，母亲都会早早起床，将事先泡发好的难以煮熟的豆子、糯米、麦子清洗好倒入锅中，又将花生、核桃、红枣捣碎放入锅里，再从熏得漆黑的肉干上取下腊肉和小肠，各切上满满一碗倒入锅中，一大锅颜色鲜艳的食材在清亮亮的水花里层次分明。等锅里的温度渐渐升起来，那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粮食啊肉末啊就渐渐融在一起了。这个时间点上，但凡稍微讲究一点的主妇都在干同样一件事情，那就是让腊八粥的香味、年的气息包围整个村庄。
冬天的太阳也是凉的，照在冻了一夜的大地上，地上就起一层雾气。山野上到处都是脱掉了叶子的梨树，光秃秃的枝丫裸在冷风里，完全没有春花秋果的丰富。待母亲把水缸里的水挑满，我们每人手上便得到一牙锅盔、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我们端着碗坐在向阳的地方喝粥，有时也与邻居家的小孩比比谁的碗里更丰富。
小年的时候，家家户户按习俗扫阳尘。母亲大清早就在后院砍一些青翠的竹枝回来，扎成竹扫把，往头上包一张颜色鲜艳的洗脸帕，开始扫阳尘。悬在梁上的蜘蛛网、藏在窗台后的老鼠屎、落在白炽灯上的灰尘纷纷从翠绿的竹叶间掉落下来。母亲说这扫的不只是积尘，更是一年里所有的不顺当，所以一定得仔细清除，来年，就一切都好了。扫完阳尘就要送灶神，送灶神的仪式通常是在晚间举行，那时整个家里都收拾得亮堂堂了，母亲准备好香蜡纸钱请灶神“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
（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