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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短篇小说主流依然是现实主义创作。创作主体对身边现实的投注热情不断高涨，精神视野不断拓展。短篇小说在有限篇幅之内实现了信息量的扩容，这归功于文体的弹性空间与艺术张力重获重视。中篇小说致力于文体潜能的开采，在真相的逼近中突显人性追问的气度。部分新锐作家致力于艺术探索，不少作品令人眼前一亮，充实了中短篇小说创作队伍。

2023年短篇小说信息密度在诗学探索中实现增量。创作主体对生活的多维观察，对题材的多元开掘，对修辞的灵活调度，使文本具有辽阔的可阐释空间。

徐则臣《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和朱文颖《唯精神论者》均以写作者为叙述者，以作家的口吻讲故事，不乏“元小说”的味道。这样的叙事并非单纯追求形式感，而是在人性的洞悉中实现意义的扩张。前者故事发生在美国，主人公老冯是著名高校的康德研究专家，但妻儿却因其不回国而与之疏离。他并非不知人间冷暖，而是活在烟火味中，能做出诱人的冯式红烧肉和酱牛舌，为小松鼠精心准备“美食”。孤寂中的乡愁，婚姻里的困顿，都可以作为主题阐释的意义单元。而作者以女大学生的陷害收笔，这对主人公无疑是致命一击，全然超出了他的哲学逻辑，也超乎了读者的想象。而悲剧书写则基于深层的父爱所造成的幻觉，入情入理又令人深思。后者是关于“写作”的写作。小说以碎片化的人物对话推进叙事，探讨艺术和哲学问题。瓦格纳前往寒带，是一个绝对理想化的“唯精神论者”。而小瓦格纳则是执著于世俗的主体。作者以先锋艺术家杜尚的语录暗示小瓦格纳对“唯精神论者”的质疑。朱文颖对两种人格类型的诠释，是其文学创作的现身说法，也是对文学的先锋性及其本质的深层探索。

情感书写是2023年女作家的审美兴奋点。王芸的叙事总能让你感受到善意的力量。《礼物》就是关于善意的书写。这种书写容易滑入概念化的轨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写作路向。然而王芸迎难而上，通过人物关系的复杂化处理，让小说意义空间变得驳杂起来。女主人公从小因失去亲人而在孤儿院长大，幸运的是收获了一份独特的温暖。多年后她发现恩人因为援藏留下了不可逆的病症，失去了记忆。女主人公为了报答恩人，入住养老院，以朗诵诗歌的方式去唤醒老人的记忆。作者从心理学出发，把一个自小缺少亲情滋润的女性对爱与被爱的渴望写得自然妥帖。小说通过女主人公与老人家属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把恩情的报答写得委婉曲折，终究以善意的抵达激荡人心。

同样是写情感的抵达，黄咏梅《昙花现》没有直接描写人物情感，而是以年轻一代的“我”去追踪讲述林姨一段错过的爱情，毋宁说是一种想象中的浪漫与抵达。从代际视角进入人物内心，错过的爱情就被分解为永不相交的两条直线，构成了两代人之间的时间差，并产生互动与对话的美学效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林姨不忘托人将自己离开人世的消息告诉曾经的恋人。最终“我”托关系找到这位神秘恋人，借助保姆的微信视频看到的却是一个失去记忆的老人。一份特殊的情感信号终于抵达对方，但浪漫的诗意却又在瞬间遭遇瓦解，一段隐秘的情感随着时间的迁移最终消隐无踪，不免令人唏嘘。

少一《月光紧追不舍》敏锐觉察到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的新动向。小说通过“玉米案”和“萝卜案”的调查深入农民心理，呈现出新时代新风尚。少一能敏感地觉察到现实中的公安干警与人们想象中威风凛凛的形象之间的差异。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进，我国治安状况发生很大改观，偷盗现象日渐淡出大众视野。自然，警察的角色定位也非同以往了。尤其在广大农村，警察办案所面对的就是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甚至是“无事”之事。泥瓦匠的“作案”动机让读者看到，作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一种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农业合作社在广大农村普遍推行的广阔前景，以及农民共同致富征途中的激情和干劲。

方格子《麻雀的名字》以精神障碍者视角触摸家族的精神纹理，以细腻笔触表达自己对慈悲、粗暴、卑微的全新理解。陈然《楼上》聚焦楼上楼下邻里之间的日常纠纷，透过主观意识流变和逻辑推理分析，呈现了人的意识活动的戏剧性。斯继东《兜搭》以牌局与情局交织并进，以阿俊的旁观者视角勾勒一个有洁癖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女性形象。朱山坡《日出日落》以小男孩视角去观察村中异类，展现了失意者以诗意抵抗世俗的坚韧。了一容《圈马谷》把草原少年的野性和热力融入边地风情画，张扬了生命的血色与强悍的意志。

2023年中篇小说关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深入乡村社会内部肌理，对阻碍时代潮流的落后意识给予批判。创作主体精神视野有所拓展，聚焦新都市人群，探索城乡文化视域下的生存困境及其可能性，显示了人性追问的气度。

回应时代热点问题是文学的重要使命。石一枫《逍遥仙儿》是与当前教育和新媒体等热点问题接轨的小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此前的农村地带转眼变成市区。农村拆迁户一夜暴富，实现了“翻身”。而石一枫没有写农民如何实现“翻身”的过程，而是关注“农民”变成“市民”后种种不适应以及由此带来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世态，以京味叙事为新市民小说注入了活力。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开始深度介入人类生活。那么，文学如何处理车与人的关系，是姬中宪中篇小说《天狼星之夜》所提出的命题。作者把母子关系放到汽车之内进行拷问，把紧急中的慌张、慌张中的疼痛写到极致。重病中的儿子情绪乖张，意欲把伤痕累累的车变成钢铁义肢，然而车却总是不听母亲指挥。人类在现代文明面前的虚弱与无奈，在姬中宪的叙事中获得深度呈现。肖勤《海边的向日葵》以关注度颇高的医闹、网暴问题引人注目。主人公青玉被置于网暴受害者位置，与患抑郁症的少年商路开启彼此救赎。当然这种救赎也不落俗套，肖勤要拷问的是人的内心，是灵魂深处的不解之谜。

乡村振兴题材小说创作中，杨仕芳《狐狸在夜晚来临》紧跟时代步伐，直面当前乡村振兴大力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者把一个仿佛被写烂的乡村爱情故事进行反讽化处理，批判了某些基层干部为了开发旅游资源而不择手段的恶劣行径。同样是乡村叙事，陈集益《八颗牙齿颤动》的寓言化书写值得关注。小说中牛被阉割会有八颗牙齿颤动的生理反应，其所象征的不仅仅是阿凯个体的精神遭遇。小说以五木和阿凯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写出了个体与集体对立的全部荒诞性。

在城乡之间游走的新都市人群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东君《上海为什么没有山》通过女主人公从乡村到县城、省城、国外，最后回到上海的人生发展路线图，描画出实现人生“跨越”的生命形态及随之而来的乡愁的复杂谱系。苏曼翻山越海的迁徙中，人生不断实现涅槃腾跃，显示了向上的姿态。而苏曼、克莱姆与老苏汇集上海，心中都有一座无法抵达的精神之“山”，暗示出一种进退维谷的生存困境。与东君跨时空叙事不同，宋小词《哦，紫苏》把视点锁定在世俗中的一地鸡毛。山村凤凰男与城市小康女由于城乡出身的差异而冲突不断，演绎了一出令人揪心的悲喜剧。梅琳丈夫以为凭着才华与知识能干出一番事业，而结果却并不理想。宋小词写出了都市年轻一代的生存危机感，并对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展开了有力的追问。同样写寄生都市的乡村青年，陈仓《不穿裙子的女孩》则以传奇笔法讲述一段九曲回肠的情缘。余小卉从小穿裙子遭遇强暴，此后怯于穿裙子，甚至走向心理变态。静安寺与陈小元的重逢揭开了所有秘密，有情人终成眷属。小说呈现了一个心怀隐痛的少女如何因为爱情而苦苦寻觅，走出阴郁状态，在自我构筑的生活美学中成就灿烂的人生。

近年涌现的青年新锐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力量，在2023年中短篇创作中表现突出。他们的叙述非常克制，在不着痕迹的叙述中内蕴着强烈的情感性。

就短篇来讲，王彤羽《沉默的房子》从生者直面死者的角度聚焦疫情时代的情感故事。小城的人热衷于为死去的亲人定制模型屋，以寄托思念。叙述者是一家模型制作公司的主人，根据客户对逝者的描述建构模型。借由叙述者视野，小说以肖先生为主角展开了爱情故事的讲述。自然，作者没有正面写肖先生和那个神秘姑娘的情感故事，只是以局外人回忆的笔触勾勒冰山一角，而事实上，肖先生言说的背后是一个温婉又悲伤的爱情故事。宥予《最好的运气》的叙述同样克制，以冷静的第二人称叙述呈现了一个农村女孩的遭遇。谷穗满怀忐忑踏上了第一次出门的旅行，火车上的一切以陌生化的景观进入她的视野。尽管中途下错车，但在目的地遇上姐妹般的翟文燕，这次相遇无异于“最好的运气”。然而，温暖与欺骗结伴而行。对爱的渴望之深切，与被欺骗的猝不及防构成强烈反差，体现了一个青年作家对社会的独到观察与审视。

就中篇而言，宁经榕《暮春》以纯粹的日常化叙事探索中篇文体的可能性。小说没有刻意经营故事，而是以一个离异家庭的少年的口吻讲述家庭琐事。母亲带妹妹回家成为开启家族故事的契机。兄妹对话引出妹妹的早恋倾向，但问题被淡化处理，而离异父母再度重逢的场面也是轻描淡写的，大姑三次不幸婚姻如今却孑然一身，同样是滞重的命题被轻逸化处理。在不经意间的日常琐碎中敞亮种种异常的生命气息，应该是宁经榕所追求的美学效果。西维《城市之光》以女性视角进入城市之光所覆盖的生命暗区，透过现实中人情冷暖裂变反衬都市中两代女性的悲剧命运。都市边缘青年对待情感的轻率、顽劣心态与老妇孤苦伶仃的无助状态在小说中交相辉映，为女性主义文学提供了新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