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启蒙式现实主义阵营与重塑“女性情谊”创作过程的“隐含读者”实际上有着跨时代、勾连文本深层文化语境的价值共通性。启蒙式现实主义在“新女性写作”创作过程及阅读接受中得到传承和升华，使作家在转变为叙述者的文本生成中，以女性“隐含读者”的反思视角为修辞的主观能动性和问题意识的语境建构提供一种具有平衡性、置身于局外的“她者”立场。同时，作家自身亦作为作品的“普通读者”，以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辨证智慧，对当下、在场的独特女性感官体验及背后真实的环境予以深入和放大。“新女性写作”的创作主体，一方面通过语言拉开叙述者与“普通读者”的距离，从而谋求形式的创新、为启蒙赋予祛魅男权话语的因素；一方面又拉拢叙述者与文本“隐含读者”的亲密关系，不断召唤文本中变幻莫测的女性“隐含读者”，以突围社会的“强语境”。

关键词：启蒙 现实主义 新女性写作 隐含读者

一、启蒙式现实主义在“新女性写作”阅读接受中的传承

五四运动坚定地否决了以孔子为中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批判旧礼教和旧文学，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解放运动。以1919年为始到1930年，“启蒙式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应运而生。注重批判性再现社会现实、重视社会动员的效果、体现主体干预倾向等是启蒙式现实主义文艺阵营的宗旨，代表作品如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王统照《山雨》、曹禺的话剧《雷雨》等。然而，启蒙式现实主义文艺阵营对于心性论传统的否定仍不能做到全盘皆否。需知，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儒家都认为人有认知本性的能力，即“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能仁义法正之具”。1这在叶圣陶《倪焕之》一作，主人公对其崇尚心性的同事的敬佩中显现无疑。与心性论传统进行隐性对话，某种层面来说并不会削弱启蒙式现实主义发扬壮大，相反，对心性论传统的选择性继承更能使作家在批判现实时保留民族文化心理特质，同时以传统文化特有的稳定性结构和其中不可否认的高深智慧使作家在转换为叙述者时，规避思想冲动或修辞偏激，令文本呈现出更加理性的内蕴。如果以接受美学来阐释心性论传统中人的这种“自知之明”，可以将人对自己的认识理解为个体对自我的阅读与审视，从而剖析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换言之，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创作者兼读者，人们本具有自我启蒙的能力，即便是启蒙式现实主义文艺阵营的作家也无法彻底断绝心性论传统中人对自我的首要判断与反思。对此，王一川评价：“这种现实主义思潮与心性论传统之间存在一种复调式对话关系：其显性的主调或主声道表现为对于心性论传统的毫不妥协的严厉批判，例如对于孔子之道、‘鸳蝴派’文艺和一些武侠影片加以拒斥；而其副调或辅声道表现为对其流露出隐秘的同情或缅怀，从而呈现出一种复杂性，也由此展现出心性论传统的绵延不绝的顽强生命力。”2

以鲁迅《阿Q正传》为例，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鲁迅首先以心性论传统的自我解剖法首要、深刻地审读、启蒙了自己。在创作中，鲁迅既是叙述者，又是文本的第一位“隐含读者”。鲁迅曾说自己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在于改造国民性，并明确将《阿Q正传》的广大“隐含读者”设想为了文化运动的领军者，即具有良好修养的高文化水平者；鲁迅希望通过知识分子群体为桥梁，以线带面传递启蒙火焰。诚然，在文化运动的领军者之前，在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潜意识中，一名“普通读者”的良知被置入在了所有“隐含读者”之前。张莉曾说：“我渴望成为‘普通读者’，那种不受文学偏见和定见腐蚀的读者。在我心目中，这位普通读者看重作品的文学性，也看重批评家的主体性……这位普通读者内心坦然、忠直无欺，他/她可以热烈赞美一部作品的优长，也能坦率讨论一部作品的缺憾。更重要的是，他/她深知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作，是一种文体；好的批评文字须生动细腻，须丰润丰盈，须缜密严谨，须‘以人的声音说话’，须写得美。”3鲁迅在将创作主体转换为叙述者的文本生成过程中，将“不受文学偏见和定见腐蚀”的“普通读者”身份置于召唤懂得文学批评之高文化水平者之“隐含读者”这一功利性目的之前，从而使《阿Q正传》作为一部启蒙式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同时具有了心性论审美道德规约的“初心”，进而令作品的现实批判功能在叙述者与“普通读者”的先行亲近中、在叙述者与理想型“隐含读者”的滞后对话中实现升华。

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式现实主义文艺阵营这种平衡“普通读者”与“隐含读者”以达人性真谛的心性论影踪，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对“仁”之本体化发展的趋同。作家在创作时出于仁爱和仁心，而所谓召唤“隐含读者”，即作家依据文本结构、精神内涵等元素首先将作为创作主体的“自我”予以分裂，使主体成为对象，亦即从“我”要怎么写变成“你”想如何读；作家首先召唤的“你”是转换为理想读者身份的自己，在此基础上，随着行文进展，“你”慢慢、悄悄转化为更多的“你们”，“隐含读者”也就成为了更具现实价值、更大范围的现实读者群，从而使作品焕发出真正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形式力量。

相反，“新女性写作”从启蒙式现实主义文艺阵营继承到的，却是拉开叙述者与“普通读者”的距离，从而谋求形式的创新、为启蒙女性的主体意识赋予“陌生化”的刺激因素；同时，由于创作主体多为女性，叙述对象亦为女性，创作主体在转换为叙述者时，常因同为女性而跳过对“普通读者”的反思。女性的“普通读者”意识通常混有较多的男权话语，但“隐含读者”群体则不同，具有明确的性别特指性和一定的私密性。“新女性写作”有意拉近女性叙述者与女性“隐含读者”的亲密关系，不断召唤“隐含读者”以检视叙述者的叙述立场，继而突破男权文化之“强语境”4。2020年第2期，《十月》杂志推出了“新女性写作专辑”，主持人张莉意图“将女性还原为复杂社会关系中的‘结点’使得理想中的‘新女性写作’打开了文学通往整体性的大门”。5这一“结点”于女作家而言，体现在她们对必要女性意识的自我反省，对“母职神话”的招架以及曝光“阴性之痛”，还原“性政治”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历史隐喻等。“新女性写作”文艺阵营召唤“隐含读者”之模式同以往女性文学不同之处在于，注重以女性为复杂社会关系的“结点”——亦即同步召唤女性作为某一社会关系或问题现象的出发点与终点，其强大的凝结力。张莉设问：“以‘女性情谊’为视点，重新思考中国女性生活和生存，将会为当代女性写作带来怎样的可能？”6拥有“女性情谊”的“隐含读者”群体所生发的凝结力以向心模式反之推动叙述者审视自身的创作动机，使传统女性文学作品中作家召唤“普通读者”时藏匿的男权话语自然消解。“新女性写作”创作主体以宣告主权般的私密性，公然拉近叙述者与“隐含读者”的心灵距离；继承启蒙式现实主义以“仁”为本、心性论传统与批判现实复调结合的自我诊断模式；且于文本中蓄意留下向内召唤“你们”之“隐含读者”群体的痕迹。比如，作家在向内召唤想象中的女性“隐含读者”时，常以叙述者对所刻画的女性形象之“体恤”这一共情式修辞手法，保留召唤结构的形态，以至通过人物形象修辞，形成叙述者与“隐含读者”互相启蒙的显性对话，以此减弱故事情节因虚构对现实所造成的冲击，实现叙述者与“隐含读者”之高度联结，直观、在场性地于文本中体现出“新女性写作”的“新”意义和重塑“女性情谊”之“重新”所在。

二、叙述者与女性“隐含读者”通过修辞进行共情

作家对自我的同情或救赎、对自尊的珍视和对自爱的守护使得“新女性写作”作家阵营展现出了普遍的即时反思，是作家在转换为叙述者，继而变为首要“隐含读者”身份时的期待视野及回到创作主体后的即时反思。其中，叙述者不断将创作主体的“小我”扩充为具有“女性情谊”之凝结力的“大我”是“新女性写作”文本中常见的话语漫议方法。叙述者与“隐含读者”的亲密关系经由修辞，平衡着创作主体与现实中特指女性群体的共情方式，突显“女性情谊”以“仁”为本、以体恤共情为主体的启蒙意识。这也是为什么透过《六路西施的女儿》（笛安）、《拉黑》（黄佟佟）、《鼻子的风水》（万宁）、《秘密窃贼》（曹译）等作品，张莉说道：“这里所写下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来自女性的声音，而那里所出现的女性人物，无论是母亲还是姐妹，她们都是作为主体出现的人，而不是沉默讷言的被启蒙者。看到她们，认出她们，写下她们，写下她们之间复杂的关系，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质。”7《六路西施的女儿》一作，成年后的女儿通过一个特殊的时刻重新认识并理解了曾经对自己实施精神绑架的母亲；《香水城》书写女性之间互相凝望又各行其路的真实友谊；《鼻子的风水》里被原生家庭遗弃的妹妹所遭遇的苦难通过姐姐的洞察得以沉冤；《秘密窃贼》以童年视角为笔法讲述女性同伴之间的亲密与隔膜。张莉指出，这些作品并不只是在传统男女关系的框架里去解读女性的关系，而是“在这些作品里，女性的世界里固然有男性、有家庭、有孩子，但也有友谊、有社会生活；在这里，有儿女情长，也有山高水阔、世态炎凉”8。

以笛安《六路西施的女儿》为例。小说描述“我”与母亲的关系：因为从小母亲便聒噪地嫌弃“我”的脑子里全是浆糊，“我”因此在心中咒骂母亲为“傻×”，“我”为自己与母亲的关系甚至下了一个无情而绝望的定义：“孙橘南只能被一个傻×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这的确不是孙橘南的错，可是她没的选。”9“我”以不堪入耳的辱骂词汇形容母亲，在每一个“傻×”语词出现之前，“我”都省略了当面谴责母亲“你是一个傻×”的在场语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单的破折号：例如，文本中这样写道：“‘孙橘南，你的脑子里全是浆糊。’——傻×。”“……你总不至于就像你爸爸一样只能考上对面那个农学院吧？——傻×。对面那个农学院录取分数很高的。”10文本中写道，因为“我”不敢将这种辱骂真正说出来，而是只敢在心里想。因此，破折号的转折作用隐去了“我”当面辱骂母亲“你是个傻×”的可能，并以这个标点符号干脆、直接的定义性和其同省略号省去一定语境的相似意义，将作为女儿的“我”之自我主体同作为母亲的“你”之自我主体进行了强制融合；即笛安用破折号令小说中的母亲无法自辩，剥夺了母亲这一形象的自我主体，代之“我”以“傻×”母亲的“浆糊”女儿之身份，将“我”的主体性和母亲的主体性以一种“强语境”进行彻底的双重否定，从而强行批判具有“述情障碍”的母亲——笛安的启蒙式现实主义正在此生发而出，以污秽形容词作为感官刺激，达到动员效果，启蒙现实中受到此问题煎熬的其他“女儿们”之“隐含读者”群体，呼吁“女儿们”反抗有情感障碍的母亲。但是，由于血缘伦理道德之约束，即便是具有先锋倾向的笛安，亦不能作“大逆不道”之文，于是，笛安将辱骂性语词作为文本中“我”的心理陈述，置入无意识层面，并随意识流不自觉流动而去，这种对母亲的强烈不满意念快速产生又迅速消逝，没有影响母女二人在文本中的实际关系，也没有真正产生破坏母女情谊的作用力。相反，破折号带来的强制定义效果使得“我”在隐匿当面谴责母亲的对峙性时，即隐匿“你是个傻×”的“你”之在场时，“我”的软弱态度和自愧立场自证了这种违德意念的不成立。

曾几何时，“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对峙亦属于明面上的对抗，双方对主导话语权之争夺互不相让，已将“你”作为了显见的指责对象，最终，“新青年派”暨启蒙式现实主义文艺阵营赢得了主导权。时过境迁，笛安作为“新女性”，虽未获得“新青年派”的压倒性力量；其笔下的“我”还具有心性论传统中潜在的中庸意识；同时，“我”的“母亲”虽然具有“学衡派”所尊重的心性论传统的某些特征：如“母亲”对自身欲望有着清楚的认知等，但“母亲”并不能诠释“学衡派”以中庸之道为重的思想，中庸之道对女性的束缚正是母亲竭力抵抗而不得之处，因而“母亲”总是看不惯“我”；如此，“我”与母亲在“强语境”的主体性联合中、在血缘伦理无法割舍的整体性共情中，实现了彼此启蒙。这种启蒙指向母女情谊的内部，是母女二人相互成为对方“隐含读者”以发掘彼此身上不为人知的深层意识，方能达成的。重新从破裂回归到联结，这正是重塑“女性情谊”的“重新”在创作中的体现。

诚然，在《六路西施的女儿》中，“我”与作者笛安不可全然视为同一个人，“我”作为叙述者，如果要得到更多“隐含读者”的认可，创作主体须为“我”赋予一定分量的、除了作家本人意识以外，真正属于孙橘南自身启蒙意识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独立、区别于孙橘南对母亲的强势入侵，具有完全属于孙橘南个体自我，的甚至连笛安都无法理解的一种隐秘，而这才是孙橘南获得个体生命价值的意义并成为真正复杂社会关系之“结点”的所在——孙橘南的全部生活目的不能仅在于抵抗和逃离母亲，她还需要启蒙自我的主体意识，以此为出发点寻找真我，为“受害者”身份画上终点。文本中与“母亲”敌对的“我”和寻找和解的“我”哪个才是真正的孙橘南；是否存在隐藏在文本深处的第三个孙橘南，即神秘的“她者”？这需要叙述者以“隐含读者”的立场直接向孙橘南发问，如“你是怎样统一不同人格的？哪种生命属性才是真实的你？”孙橘南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应便是该人物形象生发自身心性的过程，而一旦人物形象具有了自己的心性，则会反过来制约叙述者和创作主体，二者形成抗衡。传统儒家心论一定程度上轻视了个体性超越，这也正是启蒙式现实主义对此进行严厉批判之处。在《六路西施的女儿》中，孙橘南对叙述者和创作主体进行抗衡的结果是在文本语言意境的暗流中承认母亲性善、忏悔自我性恶；母女情谊以温润省略号告一段落，允许读者在省略号的留白中展开想象，而非过往破折号不给读者想象人物或根据自己的期待视野步入文本的机会；孙橘南以其独立于创作主体的形象主体性完成了生命意识的超越——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个人物形象也启蒙了作为首要“隐含读者”的作家笛安，亦以解读作家的“隐含读者”身份向笛安发问：“你在看到我，认出我，写下我之前，是否先看到了你自己，认出了你自己的真实本性？”

在“看到她们，认出她们，写下她们”之前，作家其实还做了一些更深层面的准备工作，即真实、纯粹、深入的自我启蒙。创作主体在写别人的故事之前，如果不先进行自我启蒙以确定写作意图和评估文本价值；如果作家自己仍处于混沌、麻痹等状态，无法自我觉醒，从而进一步类比他人，便很难从社会现象深入到现实本质。在笛安与孙橘南互相窥探、互为读者、不断理解彼此时，正如万宁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所表示的：“一般的故事，我们会听到脚步声，而我希望我小说里的故事存有心跳声。”11文本的文学性便因人物形象基于创作主体与脱离创作主体限制后悄然生发的心性而碰撞出了深刻的生命意义。通过作者和笔下人物互指的“你”进行对话时所产生的共情性价值能够使两个皆具有“心跳声”的“你”在启蒙精神不断向文本深处开掘的过程中联结为情感共同体，使“新女性写作”大跨步迈入文学的整体性。

心性论传统书写痕迹在《六路西施的女儿》一作炼字的修辞手法中可以明显找到：“我”在上小学前，有一天将新鞋底踩了许多泥巴，晚上母亲让“我”自己学着刷鞋，看到“我”笨拙的样子，“一抹微笑挂在她唇边”。而脏鞋子则是事先被母亲“摆在水磨石的池子边上”，鞋刷子则是在“我”困意十足地被母亲“拎”到水池边后，“丢”进我面前的水盆里的。作者将写作这段趣事的笔锋重点放在了“我”对母亲看到“我”的狼狈相后的常规想象，即“我知道我此刻的狼狈相就像她平时说的小疯子”12。实则却故意留有痕迹地隐去了母亲为了教育“我”所做的准备工作：将女儿的脏鞋“摆”在水池边并事先准备好鞋刷，再去将困顿的女儿叫起，把刷子“丢”到洗鞋盆中以惊醒平日里凡事反应慢、脑子里“一团浆糊”的女儿。笛安描写母亲丢刷子时虽没使用拟声词，但“隐含读者”却可以马上想象出刷子进入水盆瞬间那“咚”的一声响，以及声响背后不擅言辞、对女儿成长似乎冷眼旁观，甚至爱说风凉话，实则却对教育女儿十分关心的母亲。母亲将慈爱的一面藏在心中，只透过作者几句白描展现出来，而几句白描还是“我”站在母亲的角度所想象的——这就需要创作主体摒弃成人笛安的全部存在视角——比如，“我的辫子已经打散了”13等；再以孩童视角观察和读取母亲的部分心理信息，如“她耐心地看着……一抹微笑挂在她唇边……她的呼吸声如此从容自在”。14叙述者与“隐含读者”的亲密关系经由孩童视角的修辞，平衡了创作主体与现实中处于矛盾性母女关系之“隐含读者”群体的共情方式，突显了“女性情谊”中天然纯真、以“仁”为本、以互相体恤为主体的启蒙意识。

一个简单的刷鞋场景使得文本中的母女互为彼此的读者、互相解读彼此心性中儒家所言之善恶皆不能准确定义的、人心的不可靠性。笛安将对笔下母女的“恤情”置入了文本的隐性意蕴层和深层的修辞形态中，并抑制了文本中母女形象对笛安这一创作主体的反问，这种不给经由“隐含读者”检验后的人物形象以反问创作主体的机会、隔绝创作主体同时作为一名“普通读者”被男权话语所桎梏的可能性的语言修辞，使“女性情谊”生发出了向女性之“仁”之“爱”的核心进行汇聚的阴性源流。

万宁向家族内部召唤“隐含读者”以平衡文本内涵的修辞手法与笛安不同。《六路西施的女儿》的文本逻辑内涵是从“大我”到“小我”的间歇性回溯，并在小我中联结女性情谊，实现共情；万宁则与笛安相反，在《鼻子的风水》中，由于“我”并非主角，妹妹丛简才是，“我”只是一种讲述妹妹故事的视角，本身就是家族的读者，因此作家没有刻意从叙述者“我”的身上剥离创作主体的存在感，也未赋予“我”绝对的叙述自由，“我”信奉宿命论，这甚至是万宁对“我”进行的生命意识的钳制，也正是因为这种钳制，使得“我”在读取妹妹丛简或母亲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第二人称“你”之沟通方式，原因在于“我”的生命力量即个体启蒙意识不强，导致“我”无法以更高的文化视野审视家族女性，因而“我”无法成为完全置身事外的“普通读者”。如此，与笛安作品在叙述者与“隐含读者”之中自如切换不同，万宁将叙述者“我”完全置入“隐含读者”之中，不再切换回叙述者，而以公然确定的家族“隐含读者”身份读取母亲、妹妹身上“我”还不知道的信息，这样的修辞是一种直接的对峙，也是叙述者与“隐含读者”高度融合的“小我”对家族的主体性之“大我”的体察，这一试探性过程作为联结“小我”与“大我”的结点，使“女性情谊”于叙述者与“隐含读者”的深度共情、完整合一中生发独具阴性魅力的修辞语境。

三、“女性情谊”如何抵抗自身作为男权语境“隐含读者”的身份

启蒙式现实主义对“鸳蝴派”的否认恰因其首先作为有良心的“普通读者”，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类作品不合时宜的弊端，粉碎了“鸳蝴派”以旧思想腐化以市民阶级为代表的“隐含读者”意图；启蒙式现实主义文艺阵营以“民主”与“科学”两大启蒙武器抵制了自身成为“鸳蝴派”召唤对象的可能，坚守自身作为“普通读者”的文化立场与道德义务。除了批判“鸳蝴派”作家外，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对“学衡派”的批判也是启蒙式现实主义文艺阵营作为“普通读者”为时代发声的另一种表现：鲁迅道，“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秤星尚且未曾订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15以哲学的本体论视野回溯两派之争，“学衡派”创始人梅光迪的中庸立场虽感悟到心性论传统与“新人文主义”基本倾向的共同作用能够填补历史断层，从而使民族传统文化焕发新的力量，但将“中庸”视若本体，就当时社会各方条件综合来看，社会进步的迫切需求却是快刀斩乱麻式的改革强力，而非温和、理想式的慢进。因此，启蒙式现实主义暨“新青年派”以启蒙为本体意识，直指时代“当下性”之真，掌握了为真理发厉声的主动权，且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从而完成了一系列的成就。由此可见，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真”作为主要矛盾能够以强力主导“善”与“美”的理想缓力，即次要矛盾。“张莉在策划‘新女性写作’的文学活动中，发现了当下主流社会性别观念所存在的问题：女性解放、两性平等在社会权力层面上已相对完善，但大众的思想意识仍趋于保守，性别观念上的文化变革尚未彻底完成。”16 于是，女性与女性之间基于真实、真情的“女性情谊”便亦将锋芒指向了审美意蕴的“真”。这种“真”同启蒙式现实主义“快刀斩乱麻”式的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目的都是为了尽快启蒙蒙昧中的女性，使她们认识到，如同百年前的鸳蝴派、学衡派难以真正救人救己一样，沉溺于生活的幻想或盲目复古等，都不是女性应该写给女性的真理，不是真正的“女性情谊”。

主张“生活儒学”的学者黄玉顺指出：“在儒家哲学中，情感在两种意义上均非本体：一是在宋明理学中，本体是‘性’，而不是‘情’；二是在孔孟原始儒学中，‘情’是前存在者的存在，即是先于‘性—情’这种存在者化的东西的存在，即并不是‘本体’，而是‘本源’。我严格区分‘本体’和‘本源’：本体是形而上的‘存在者’，而本源则是前存在者的‘存在’或曰‘生活’及其情感显现。”17传统女性文学中，过度观照“生活及其情感显现”、藏匿女性之“真”的手法使得作家无意识中割裂了本源性问题中这两种本来不应被分割的理念，导致今天学界不乏认为女性“自甘”居于男权之下的说法。当女性之“真”被“生活及其情感显现”中的男权话语以“强语境”湮没，女性文学便难以真正做到“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应该把女性、女性的生活与生存放在一个广阔而多维的关系里去认识，要放在女人与大自然、女人与社会、女人与世界、女人与阶级、女人与民族国家、女人与男人以及女人与女人之间这样的复杂关系里去理解问题”。18对复杂关系的强调，实则突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统治生活中的突破力，使女性文学超越“弱语境”，以不同题材的“结点”为切入，感悟不同“结点”之“前存在者的存在”——“本源”性之“真”。结合生活儒学对心性论传统的创新，“新女性写作”已经为传统女性文学形象中那些能够合众为一的“她”进行了更具先验性的“体恤”与感悟，强调了阴性之“真”与生活本源的同源性，通过“真”这一“本源”性力量向形而下观照，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女性“结点”便能够在女性群体内部、在“结点”与“结点”的联结中；在女性与宇宙万物的共情中，形成质疑“生活及其情感显现”之话语对女性之“真”的扭曲或“失真”成分；使女性作为男权话语的“隐含读者”，在捍卫阴性之“真”的本源价值时，自觉抵抗生活中漫绕的男权社会环境。

翟永明的诗歌《寻找薇薇安》写道：“寻找薇薇安/不关乎一个答案/为什么？她不愿与世界分享的/除了身份、秘密、籍贯/对天才的认定与摧毁/以及绝缘社会的艺术制度/还有什么？/十五万个为什么/或者/一个不为什么。”19这一女性真正与自我实现和解的自爱情谊以“她不愿与世界分享的”态度抑制了传统女性写作中女性形象博关注、求同情的心理；抵抗了男权社会文化氛围中的女性被动角色：不是女性不被认可，而是女性不愿、不屑于主动使自己的能力得到所谓的“认可”。这样的话语令诗人翟永明坚守了女性之“真”的本源性立场。诗歌不见女性作为男权语境之“隐含读者”的自我分裂或谄媚，只有女性对“生活及其情感显现”的真实心态。寻找“薇薇安”对“寻找”这一状态的突出，使试图联结“女性情谊”的诗人自觉变为抵抗男权话语的“隐含读者”，男权话语对女性的解读和窥视成为诗人这一“隐含读者”重点驳斥的对象。“所谓‘恤问’就是怀着一种恻隐、一种不忍、一种舍不得、一种怜惜的情感去问。那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对另外一个人有这么一种‘恤’的情感？很简单：因为爱……存在就是仁爱，仁爱就是存在。没有仁爱，也就没有存在。”20诚如黄玉顺解读“存”字，指出在《说文解字》中“存”字的意思就是“恤问”之意；翟永明以“十五万个为什么”的“恤问”将诗人自身作为男权语境之“隐含读者”的身份过渡为现实女性群体的“隐含读者”，继而探讨女性存在之真，以“一个不为什么”为“恤问”的答案，回归女性的心性深处。

玉珍在组诗《灌木丛中的女孩》中写道：“在我们开始流血时一生才发动/会有人喊我们女孩，然后姑娘，女人，女士，妇女，老太太，/以及死去的这位女前辈，/或，温柔的爱人。”21为启蒙女性的主体意识，玉珍直接将创作主体视为男权语境的产物，以“会有人……”之男性视角的想象调侃女性群体；然而，就深层“隐含读者”而言，却是玉珍作为女作家对男权话语的反讽式抵抗：女性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麻木，即无论女人、妇女、女前辈还是“爱人”，女性并没有意识到如何从个体生命意识出发，以高度自我价值认同为“结点”；女性与女性之间团结仁爱的群体情谊也因女性社会身份的复杂被掩埋甚至抑制；玉珍通过诗歌展现了女性自我觉醒的迫切。女性多元的社会身份使生活变得“虚美”，甚至为“隐恶”提供了温床（沈杏培语），玉珍以启蒙式现实主义的果决批判了女性启蒙意识中的混沌及不彻底，为“新女性写作”重塑“女性情谊”抒发了一种戏谑且急迫的“隐含读者”声音。

综上，在“新女性写作”专辑作家群的文本中平行隐匿着相应的“隐含读者”群。重塑“女性情谊”从启蒙式现实主义文艺阵营继承而来的精神内涵能够经由创作主体和叙述者在修辞层面对“隐含读者”的召唤和审思，获得独立的女性共情立场，生发出女性与女性之间纯粹、真挚的凝结力，从而深刻批判现实问题，启蒙女性自我意识，叩响女性文学以其真正的主体性向文明整体性进军的大门。

注释：

1 荀子：《荀子·性恶》，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66页。

2 王一川：《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中的心性论传统》，《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

3 张莉：《我为什么想成为“普通读者”》，《收获》2022年第5期。

4 金雯：《启蒙思想的世界渊源：18世纪欧洲文学中的跨界旅行》，第22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文明互鉴的多维展开”系列讲座，2023年5月28日。

5 16 王文林：《新的召唤，在行动中创造可能——评〈十月〉“新女性写作专辑”》，《创作评谭》2022年第5期。

6 7 8 张莉：《重塑“女性情谊”，写下中国女性自己的故事（主持人语）》，《十月》2023年第2期。

9 10 12 13 14 笛安：《六路西施的女儿》，《十月》2023年第2期。

11 舒晋瑜：《万宁：希望我小说里的故事存有心跳声》，《中华读书报》2022年10月12日。

15 鲁迅：《估〈学衡〉》，《晨报副刊》1922年2月9日第3版。

17 黄玉顺：《儒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112页。

18 张莉、贺桂梅：《关于四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的对谈》，《十月·新女性写作专辑》2020年第2期。

19 翟永明：《寻找薇薇安》，《十月·新女性写作专辑》2020年第2期。

20 黄玉顺：《生活儒学的基本观念》，《四川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合集·切磋集系列》，2010年11月30辑刊。

21 玉珍：《灌木丛中的女孩》，《十月·新女性写作专辑》2020年第2期。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