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三里湾》主要根据赵树理1952年在平顺县川底村参加农业合作化的亲身经历撰写。但对读小说内外，不难发现此小说对本事材料的择取有“买椟还珠”之憾，在其背后则是作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仅得“形似”而不能兼得其“精神姿制”。这使《三里湾》难以进入1950—1970年代优秀文艺作品的行列。不过，它对于农民实利主义的精细刻画，对于乡村“皱褶”的呈现，仍给“短20世纪”中国留下一份“大历史”与“小历史”彼此博弈、相互承认的珍贵记录。

关键词：《三里湾》 赵树理 大历史 小历史

关于《三里湾》（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和赵树理，学界研究颇多，且多会涉及普遍性与特殊性、大历史（History）与小历史（histories）之关系。1不过，也历来多存分歧，“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赵树理不过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民作家，另一些评论者则可能认为，正是这种‘土’本身却是极为现代的产物”2。其间贺桂梅有与众不同的判断，如认为与《创业史》《山乡巨变》之村庄/国家“同构叙述”不同，《三里湾》中的村庄却“有相对稳定的秩序与传统”，“它以自身的传统为基点消化、包容乃至重构了现代国家的理想”，“凸显的是一种在包容内在差异性的前提下重塑现代国家的可能性”3。这些分歧带来耐人思考的问题：《三里湾》究竟如何处理“大历史”与“小历史”之关联，其成效又当如何估价？所幸，《三里湾》系据真实人事撰成，可以提供必要材料支撑。据赵树理自述：“一九五二年秋冬间，我为着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曾到山西平顺县川底村住了三个多月。”4且“《三里湾》一出版，赵树理就给郭玉恩送来八本。川底社员一看这本书，真是高兴极了。人人争着看书，个个奔走相告。这个说：‘书里的金生，就象咱村的郭玉恩。’那个说：‘把德考和连巧搞恋爱的事也写进去了’”。5当然，《三里湾》以川底村为主要原型，并不意味着小说会限于一村一庄之摹写，而必然存在必要的实录与改写。这些本事改写与艺术转换材料，可为我们考察其“大历史”与“小历史”之关联提供极佳的切口。

一、仅“得形似”的“大历史”

《三里湾》所记，虽源于1952年秋冬之际川底村具体实事，但其所欲思考者，却是“大历史”层面中国农村“往哪里去”的重大问题。当时，对于中国农村是否要走合作化道路，东北、山西等地先后发生过党内论争。尤其是发生在1951年的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争论，山西省委、华北局及刘少奇、毛泽东等都先后介入。赵树理重返川底蹲点考察（川底村是长治地委1951年在争议中试办的十个农业合作社之一），也是希望以实地经验回应相关争论。因此，蹲点期间赵树理深度参与了川底农业合作化运动：“他不仅参与办社的大事，连改革农具、修补房屋、调解家务纠纷等等他也参与，而且是认真地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吃饭时候，他常常是端着饭碗在饭场上和农民们聊天。”6当然，蹲点的结果是改变了曾有过的犹疑，并以小说回应这一运动。

赵树理支持扩大农业社，是脚踏实地了解、考察的结果。在这方面，川底村是一个生动案例。川底地处太行山区，“耕地很少，又缺水，人畜饮水问题也靠窖水解决，生产条件比较困难”7。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是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到来以后，“减租土改，贫苦农民翻身”，农业互助也从那时开始起步，“一家一户单人独马，生产上受到许多限制。1943年，郭玉恩紧随西沟李顺达，在川底村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自愿互助胜过单干，每亩地比单干打下来粮食多，川底村呼啦啦成立了十几个互助组”8。不过，解放以后，包括川底在内的山西各地互助生产增产效果明显下降。为此，长治地委提出了农业合作的设想。1951年3月27日—31日，长治专区召开“试办农业合作化会议”，郭玉恩（《三里湾》中王金生原型）参加此会，对川底村前途也充满兴奋与期待：

农民要进一步发展生产，遇到新的困难，一是深耕畜力不够，买好牲口单个农民没资金；二是增施肥料，单户农民买不起羊群（当地农民主要用羊粪做肥料）；三是互助组集体劳动，剩余劳动力个人副业生产不好调配；四是各家土地太零散，不能因地制宜；五是个体买大农具不经济；六是大的土地改造不能进行。基于这六点考虑，老互助组组长都感觉长治地委王谦书记示范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报告，讲得清楚、得劲，感觉自己要睡觉，送来一个大枕头，好得很。9

但对长治地委的设想华北局并不认可，刘少奇还因此批评山西省省委。不过长治地委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将“合作社经济”列为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形态之一为据，仍坚持选定十个条件较好的村试办合作社。赵树理1952年秋天到达川底时，川底村农业合作社已试办一年有余。此前，《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曾亲自到川底采访，并撰成长文《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连载于《人民日报》，华北人民出版社也在1953年出版了赵宪斌撰写的调查报告《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社的经验》。从这些材料看，川底办社一年多，在农副业生产方面都有明显成效。该社1951年4月初办时只有十八户，但到该年年底：

社外的群众亲眼看见社员们比自己多收了粮食，增加了收入，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怀疑、顾虑、不相信都打消了。一九五二年开春时，社里刚露出要吸收新社员的口气，马上就有五十多户报了名。一九五二年秋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量，每亩土地又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二十六斤粮食，全社合买了300多只羊，修了一条旱水渠，修成了十四亩滩地，盖了十四间新房。到这时候要求入社的人更多了，就是原来说农业生产合作社里“非打架不行”的郭来贵也提出入社的要求。10

实际上，正因为川底村等初级社成功试点，才最终使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下定决心说服刘少奇等党内不同意见者，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川底这样的小小村庄，可说是中国当代农村巨大政治经济变迁的历史起点。

《三里湾》之所记述者，正是在此小村庄发生的“大历史”。就从本事到故事的转换而言，《三里湾》实录色彩极重。对勘小说内外，不难发现赵树理以令人惊讶的准确、求实态度，将川底农业社扩社、开渠等重要工作都记入了小说。譬如，农业社带头人王金生的记着“高、大、好、剥、拆、公、畜、欠、配、合”等令人费解之字的“奇怪的笔记”，是对郭玉恩的实录。更多实录的，则是事关田亩、产量、用工等的精心计算，如小说中“牛官”马如龙对县里何科长介绍说：“种这一类山沟地，平均每年误二十二个工，种一亩河滩地，只误十二个工，将来开了水渠，全村都再入了社，用很少数的人管理果树，剩下来的人工一齐加到上下滩的两千多亩地上，增的产量要比种这一百二十亩地的产量多得多。”这些数字，都是赵树理在川底社反复考量的对象。就此而言，《三里湾》几乎带有“工作札记”风格。

既有如此结实的原型基础，兼之有意添加的男女纠葛，是否意味着《三里湾》以村庄书写“中国”的写作诉求可以充分实现呢？其实未必。这就涉及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之“形”/“神”问题。说到底，精确再现某一村庄合作增产的过程，其实更近于范长江、赵宪斌的调查报告，多少拘囿于“形”的层面，但社会主义文艺还须得其“精神”。宋徽宗《宣和画谱》卷六载：“郭子仪婿赵纵尝令韩干写照，众谓逼真，及令昉画，又复过之。一日子仪俱列二画于壁，俟其女归宁，询所画谓谁？女曰：‘赵郎也。’问干所写，曰：‘此得形似。’问昉所画，曰：‘此兼得精神姿制尔。’于是优劣显然。”11在某种意义上，《三里湾》之于社会主义也是“形似”为主，而未能兼得其“精神姿制”。那么，何为其“精神”？1956年陈伯达对中共中央何以要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解释可见一二：

农民分了土地，但他们继续是分散的，只要这样的状态存在下去，也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基础，新的剥削阶级——富农就会象过去封建地主的宰割他们一样，一个一个地来吞并他们，土地必将重新集中在剥削者的手中。要避免这样的命运，那就要农民不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是应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再继续革命下去；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把自己束缚在细碎的小块土地上，而是应该在和工人阶级形成巩固的联合的条件下，进行农民本身的联合，把土地的经营有计划地统一起来。12

的确，“一个一个地”被“吞并”的悲剧，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大面积地发生，但士大夫习以为常，少有兴趣记述，何以共产党人就不能接受呢？1950—1970年代诸多小说触及此层。在《不能走那条路》中，小农户张栓因为倒腾生意欠账，无奈打算卖地，刚刚“翻身”的宋老定有意买进，但他当干部的儿子东山劝张栓不要卖地，并表示“决不能看着叫你弃业变产，大人孩子流落街头。我预备把俺这互助组的人召集起来说说，大家集合一下帮助你一把”13，且最终说服父亲放弃买地并借钱给张栓。这就涉及中国革命的本质诉求：革命不仅是以新政权取代旧政权，更重要的是与下层民众高度共情，倾力为民众争取生存与权利，希望“全中国的庄稼人们，都不受可怜”14，是“一场寻求根本改变社会结构与人类生活大多数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革命”。15在其深处，即切·格瓦拉所说的：“让我冒着让人嘲笑的危险说出来吧，引导真正的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16

可以说，对下层民众“伟大的爱”与仁者的悲悯，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底色。这些，甚至是农民都能意识到的内容。譬如，在平顺出现过数位与郭玉恩一样的合作化领头人，如李顺达、申纪兰等。事隔多年，当地农民仍评价李顺达说：

他这个人就是爱穷人，谁家穷，就帮谁。他本人也穷，他就是出了个主意，出了个头，威信就威信在这里。就是穷也不怕，就是让你（生）活开，该给你找个轻生活（活计），能做甚做上个甚。建设这个新农村，盖排房，有劳力的，你能搬砖搬砖，能扛个大梁扛个大梁，能扛个小梁就扛个小梁。扛大梁记上个十分，分一块也好，分五毛钱也好，你都能挣上。17

其实，正因为内秉“伟大的爱”，深“爱穷人”，这些普通农民才得以走上乡村政治舞台，带领乡邻一起改变命运。郭玉恩则另具谦让、笃厚之性格特点。据其长子郭永福回忆：“（他）不爱出风头，有什么事情老是往后躲。每年产量啊，老是和西沟老李谦让”，“他就是不争名夺利”18。可以说，新中国初期农村基层干部，并不都是赵炳或赵多多，其间确实多有“革命好人”：“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好人’，是因为他不仅善待那些具有特殊义务关系的‘分内之人’，而且还善待那些不具有任何特殊义务关系的‘分外之人’”，“‘好人’的精义不在于‘老吾老’‘幼吾幼’，而在于‘及人之老’‘及人之幼’，其间的‘推己及人’这个过程正是‘好人’之所以成为‘好人’的关键。”19郭玉恩、李顺达其实皆为“革命好人”。“革命好人”表现于文艺中即为“不抛弃、不放弃”之同情伦理的践行者。

但遗憾的是，《三里湾》似乎沉湎于操办农业社的琐碎事务之中，连有深度的思想动员都不存在，更不曾涉及“伟大的爱”及其同情伦理。因此，小说中人物也很少出现基于“再思考”而获得的思想“成长”。这是因为川底办社本身不曾有过思想动员吗？其实不然，赵树理本人即做过此项工作。譬如，小说中“糊涂涂”“常有理”不愿调换“刀把地”以便农业社开渠，是为川底村实事：

赵树理知道这件事后，就同干部一起去作动员。去了几次都动员不通，社干部已经失去了信心，他却说：“无论如何也得动员通。”他在志考家里，碰到什么干什么，志考娘开始不理他。后来看到他天天这样殷勤地帮助自己干家务活，态度逐渐变温和了。只是老赵一提换地修渠的事，她就不吭声了。后来，老赵由开渠增产说到个人同集体的关系，由集体化的发展说到社会主义的前途，由社会主义的好处说到旧社会的坏处，上午讲了下午再讲，今天讲了明天还讲，志考娘提出什么问题，老赵就解答什么问题，经过好几天苦口婆心的动员，终究把志考娘说通了。20

不过，如此精彩的本事竟被赵树理舍弃——小说中“刀把地”的解决源于在外工作的马有福主动献地导致其父母“没了办法”，而非像现实中那样被“说通”。这样的本事择取，几乎可说是“买椟还珠”。如此处理，也使小说中农业社的做法显得“不大正派”。这也导致《三里湾》不能深入社会主义“精神”的表达，因此其合作化叙述之于“总体性历史”的映射就比较表象，仅“得形似”。这注定了《三里湾》难以进入1950—1970年代文学最优秀作品的行列。

二、作为乡村“褶皱”的“小历史”

所以如此，恐怕在于赵树理究竟只是“讲故事的人”，对1950—1970年代文学承担的主体型构与文化再造的内在使命，仍缺乏深入体察。按例，形象与故事“充当了意识形态的角色，它们把历史的与人为的事实说成是自然的”21，事涉农业合作的小说，多以“外来者”为中介将社会主义总体性传递给积极分子，进而改造普通农民，并使之自然汇入合作社所代表的“我们”，得以进入社会主义“大历史”，而“‘中国’的本质”也得以“从‘我们’阶级中生长起来”，“在这个叙事基础上，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孕育生成”22。然而在《三里湾》中，“大历史”并未真正锲入村人灵魂世界，何科长等“外来者”也只是具体事务办理人，并非历史理性的体现者与引领者。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并未完整承担组织小说叙述的重责。那么，这是否进一步意味着有另外某种机制在小说中发生结构作用？答案比较确定。其实，《三里湾》不仅“书里的人物都是村上的，都起的外号”23，而且用以组织全篇的也是赵树理所熟谙的“村子”逻辑。

那么，是何种村庄逻辑呢？在华北农村，实则有多重逻辑交织并存于民众生活世界，如利益层面的权力与经济，如文化层面的宗族、乡里、江湖、宗教等。自《三里湾》叙事组织判断，经济是其本事重构“第一逻辑”。这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视野下的改造逻辑自不必论，其实也有别于后世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确，赵树理热爱乡村文化，但饱经忧患的他并不一厢情愿地将某种文化信念（如儒家“仁义”）设置成农民决定性的行为逻辑。他深知农民之疾苦，以农民之关心为关心。现山西文联还存有一个赵树理留下的笔记本，上面记录多事，皆与经济、数字有关，随录一则：

小麦、玉米间作两耧与两行（即两耧小麦中间种两行玉米），穗头（指小麦）每亩15,070株，286斤；玉米行距2尺株距1尺，每亩1905株，每株3两计，可得571.5斤。麦卖后播红皮豆（可得）100斤，共975.7斤，总（产）413831斤。老水地小麦1000亩，亩产500斤，两耧套一行玉米，株距1.2尺，共426斤（1040株）；麦收豆（得）100斤，共1116斤（亩），总116000斤。24

如此繁细数字，多数学者、作家不但不会去记，甚至连阅读耐心也没有。那为何赵树理记了很多呢？原因无他，即因这些数字并非枯燥之物，其背后勾连着一户一户农民的收成，勾连着其具体利益、生存和情感。对于依赖土地谋食的农民而言，经济问题的重要，远超过各种主流/民间观念与信仰。或者说，视经济为“第一逻辑”的实利主义构成了农民伦理观念、生存信仰的源起与归宿。此乃从“小历史”理解社会主义的特殊角度。作为党的干部，赵树理当然理解社会主义改造愿景，但作为小说家面对一个个具体农民时，他则如憨厚老农一般完全回归到了村庄旧有逻辑与农民自身生存情理。

由此，注重于经济的实利主义构成了《三里湾》几乎所有农民行动的依据。“实利”一词，明确见于赵树理后来的短篇小说《实干家潘永福》：“其实经营生产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实’利。潘永福同志所着手经营过的与生产有关的事，没有一个关节不是从‘实’利出发的，而且凡与‘实’利略有抵触，绝不会被他纵容过去。”重利、务实，是乡土人生的必然之理，尤其“落后”者，更奉经济考量为“第一逻辑”。《三里湾》中范登高、马多寿很具代表性，两人在川底村皆有直接原型：

范登高的影子是郭过成。旧社会他是川底村最穷的人，房无1间地无1垅，十冬腊月蹲庙会。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川底村数谁穷，数着庙疙瘩老过成。”八路军来了，1944年他当上了村长，直到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他仍任村长。翻身后，川底村群众说他是“3头”：他分的牲口，在全村是“头”；分的房子在全村占“头”；分的地在全村拔“头”。革命到头，不干工作，一心只奔自己发家致富，真够得上“翻得高”了。25

显然，革命干部范登高/郭过成究其实质乃为乡村中国的实利主义者，在其价值世界里，社会主义叙述基本未发生影响。此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初年的农村相当普遍：“当时农村中‘一碗水’思想，‘发家到顶’的思想，早上一顿‘金皇后’，中午一顿‘一六九’，夜晚一个‘热炕头’，还要抱个‘剪发头’的思想，‘四大自由’的思想，‘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具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愿意单干，愿意买胶轮大车跑‘运输’，愿意‘搞副业生产’。”26甚至，其中还出现了轰动全国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李四喜是湖南一个贫苦长工，解放“翻身”后才有机会娶妻生子，土改期间还担任青年团支部书记，但土改结束后不愿再参加党团工作。领导干部劝他，他急得哭了，他说：“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干革命干什么？”27显然，在现实的李四喜、郭过成等农民思想中，革命之“公”只是完成他们“以‘己’作中心的”“自我主义”28的手段，其自身不具有目的价值。

以此种乡村“小历史”自身的内生性逻辑作为小说叙述机制，直接导致《三里湾》的本事重构迥异于其他1950—1970年代的文学文本。从《暴风骤雨》到《创业史》，从《上海的早晨》到《霓虹灯下的哨兵》，此时代文学总希望将客观实存之“事实”改造为黑格尔—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即认为“现实并不仅是一直接存在着的东西”而且是“作为本质性的存在”29，将“现实”理解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如果这种统一不存在，那种东西就不是现实的，即使它达到实存也好”。30当然，与黑格尔将“本质”定位为“绝对精神”不同，马克思对“本质与实存的统一”的阐释主要落实在人的社会实践。就1950—1970年代社会实践而言，其“现实”必然包含新政权对于“中国道路”的设计理念。由于事实与蓝图之间不可避免的裂缝和距离，《创业史》等的本事重构就包含大量删改、虚构甚至逆写，但《三里湾》的故事与本事就颇为贴合。这表现在，无论小说中还是现实中，农民们都长于“算账”。在涉及“己”（含家庭）之利益时，都计算周密，并以经济收益作为自己行动的首要准则。

譬如，范登高、马多寿等不愿入社，皆因经济收益不如预期。比较起来，《生死疲劳》中蓝脸不入社无关经济而主要是要坚持自己个人意志（“天下的乌鸦都是黑的，为什么不能有只白的呢？”31），显然不及《三里湾》能精准把握农民生存中的实利主义。范登高不入社，是因有大牲口可以贩卖货物，“糊涂涂”不愿入社更来自精细“算帐”：不入社“估计可以收到一百零八石粮；要是入了社，连土地带劳力可以分到八十八石粮，单干要比入社多二十石，再刨除七石粮的零工工资，也还多十三石。单干比加入互助组一年要多收粮食十三石。”而从史料看，这类“算帐”导致在当时富农或富裕中农组织“假互助组”，如“陕西省兴平县文安区十乡南佐村一个互助组内，有二户贫农，一户富农，共有土地九十亩，富农有土地七十亩，只有一个劳动力，解放前雇两个长工，参加‘互助组’后就不雇工了。土地由两户贫农耕种。该县四乡东马村有地主自己找了两户贫农，一户中农组成‘互助组’，自任‘组长’”。32可见，在小说内外，不愿互助合作者都与精细准确的经济计算有关。

甚至，农民最终入社也无关社会主义理念，而仍是实利主义的结果。其间，“算帐”最精细的仍为马多寿家。由于农业社对马家暗中分化运作，陈菊英、马有翼先后“革命”，要带走属于自己的土地入社，马多寿的“帐”不能不重算：“要是入社的话，自己的养老地连有余的一份地，一共二十九亩，平均按两石产量计算，土地分红可得二十二石四斗；他和有余算一个半劳力，做三百个工，可得四十五石，共可得六十七石四斗。要是不入社的话，一共也不过收上五十八石粮，比入社要少得九石四斗；要是因为入社的关系能叫有翼不坚持分家，收入的粮食就更多了。马多寿说：‘要光荣就更光荣些！入社！’”这些描写，有些系实写，有些则有所嫁接与改动，但可说高度贴合长治地区事实。长治十村试办合作社一年，经济成效明显：“从每人平均收入与互助组、单干户对比看：社员每人平均收入折款三十八万零一百八十元，互助组每人平均收入三十二万零四百三十元，单干户每人平均收入三十万零五千元，社员每人收入超过互助组五万九千七百五十元，超过单干户七万五千一百八十元。”33正因如此，《三里湾》所叙“新中农”纷纷入社在当地即多为事实：

（他们）在秋收以前，一直是带着不同程度的试探、观望态度，动摇不定，见到胜利情绪就高，看见困难（如苗不齐、发生棉蚜等）就悲观，甚至有少数人盘算秋后要退社。川底王二金入社后就有了出社思想，加紧闹自留地，不愿到社里做工。全社合喂一群羊，他不愿入。但秋收分配后，经过总结各社开了庆祝会，现在十个社没有一户要求出社，王二金做了思想检讨，把羊也入进来了。东坡社有一老汉，准备一辈子在社里，想等不能劳动时或死后请社里照应。34

不过，这些变化终究还是“算账”的结果，其间农民并未像蛤蟆滩、芳草地农民一样经“改造”而被国家意识形态召唤为新的历史主体。他们尽管参加了农业社，但多数依然生活在古老村庄逻辑之中。这就与社会主义“大历史”有明显疏离， “赵树理方向”的丧失即受累于此。然而从“地方”角度看，《三里湾》又何尝不是长久湮没无闻的乡村历史忠实、深刻的记录呢？事实上，在“大历史”叙述不及之处，以“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35等为内容的“小历史”，恰恰构成了另一重社会的与生命的现场见证。而这类乡村“褶皱”的存在，是赵树理小说能够经受不同新潮理论“洗刷”的根本保证。

三、叙述的难题：“大历史”与“小历史”

然而，“大历史”与“小历史”在《三里湾》中并非完全脱节。恰恰相反，赵树理一直希望通过作品介入现实、建构未来。恰如卡瓦拉罗所言：“审美经常利用个人兴趣来培养情感和趣味上的共通感，从而可以在实际上已被竞争和自利所分裂的社会中形成一种凝聚力”36，《三里湾》亦循此例。小说中曾出现三幅画：“现在的三里湾”“明年的三里湾”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昭示的不仅是社会主义乡村近似于国营农场的物质前景，也暗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关系的建立。这就涉及《三里湾》的革命书写。实则从小说拟定的“有翼革命”“天成革命”两节标题来看，赵也有意以叙事实践介入乡村革命。当然，此处“革命”非指政治革命，而是涉及面更广的社会革命。恩格斯曾明确强调：“光是实行政治变革是不够的，……只有经过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才能建立符合他们抽象原则的社会制度”37，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也认为：“从摧毁旧的农村与城市阶级结构来看，中国革命无疑是一场‘社会’革命”38，应该说，此种社会革命诉求一直是赵树理小说的内驱力。《三里湾》亦然。

不过，尽管《三里湾》深入了乡村社会的“褶皱”及其情理逻辑，并不表明赵认为旧有生产关系与伦理观念该永世长存。当然，他未必希望“小历史”沦为“大历史”的欲望投射，但他更希望这“小历史”能因应时代，赢得革命“新生”。据知情人透露，小说中金生、玉生兄弟其实都“有平顺县川底村劳动模范郭玉恩的影子”39。而选择郭玉恩为两位“新人”共同原型，不仅因为两人旧曾相识，更因为郭代表着社会主义农村的未来。因此，尽管《三里湾》完全承认农民实利主义而无法抓住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但小说仍通过“对所接触的生活材料”予以“反复的消化”40而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这造成了《三里湾》叙述的难题，这表现在它需要处理“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多重纠葛，斟酌考量其间的冲突、妥协与互动。后者涉及三个层面。

（一）农民个人伦理变迁。在传统乡村社会，个人多依宗法伦理秩序并从中获取生存意义，但革命为部分农民打开更大劳动与政治舞台、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伦理重塑。在小说中，尤为突出的是马家三儿媳陈菊英。菊英长期受制于婆媳关系，吃苦受累，但最终在村调解委员会帮助下提出分家。她的变化不仅是思想变化，更重要的是土地改革提供给她独立的物质基础，而合作社及劳动又为她提供了新的价值空间。在此背后，是“‘劳动’在20 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实践中的重要意涵”，表现为劳动“是妇女解放、阶级解放或民族解放的基础，也是整场社会革命的基础”。41事实上，小说中菊英的变化还不是个案，甚至影响到了三里湾的舆论风气，如天成老汉责怪老婆“能不够”，不让小俊参加劳动，“成天把小俊窝在你的炕沿上，教她一些人人唾骂的搅家婆小本事”。可见，尽管实利主义是村庄不变的生存逻辑，但劳动也在逐渐重塑个体，将农民带往他们不大熟悉的生活场域。在此意义上，的确可以说“赵树理的作品，实则通过算账和说理的书写，参与了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夺”42。

（二）“家”的有限重构。不过，个体破茧欲出并不意味着《三里湾》将如《家》《金锁记》一样弃“家”而去。赵树理来自乡土文化深处，“祖父是个读书人，从小教他读四书五经。他让赵树理信奉三合教”，“强调行善致福。赵树理有一种善恶之行的记录，做了好事就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就放黑豆”43。而且，尽管民国早期知识界有不少为“国”破“家”的意气之论，但在中国革命更强调对“家”的改造、重铸而非破坏。即使在合作化小说中也不大好说“‘家庭’已经在实质上解体”，且这种解体“让人在摆脱小家庭的规约后，重新投入一个新的庞然大物的控制中，被更加强有力的‘父权’所统摄”44，也许，宗法与革命的龃龉、冲突与协调，才更是1950—1970年代文学重述“家”的故事的深层考量。这在《三里湾》本事重构中表现明显。实则赵树理在川底蹲点时接触过传统宗法文化下和谐有序、理财有方的大家庭，如他拜访过的池底村李老四家几代人七八十口生活在一起，由大家长统一管理，家庭和睦，生产也搞得很好，但赵未将之写入小说。相反，小说中共计十四口人的马多寿家，纠纷不断，呈现出某种“解体”趋势。不过，赵树理又非极端反传统主义者，无意通过毁坏“家”而达成个人自由，从不主张“欲为政治上之公民，亦无以全家族之孝行”，“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45等极端言论。他之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能从传统的“家”中看到“人”的存在。据同在川底体验生活的作家梅娘回忆，她的房东夏景的丈夫参军七年没有音信，她劝夏景离婚另嫁，谁知赵树理非常反对：

老赵说：“你是中央来的，你的话对夏景很重要。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夏景一个人的事，像夏景这样的女娃，这一带很多；你帮助了夏景，却拆了这个家，这会引起连锁反应。我相信你已经看清了，夏景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46

赵树理在“家”的深处看到的是老人的现实生存。所以，《三里湾》尽管让不同家庭都面临危机，但从无激进的破“家”为“国”之意，而是特别强调“家”的延续。譬如，金生尽管同意妹妹玉梅结婚并从马家分家，但“他还顾虑到一个问题，就是怕伤了老一代人的心”，“孩子们一长到自己能生产的就都闹着分家，剩下不能劳动的老人谁负责呢？”对此，玉梅回答说：“有翼和我两个劳动力，完全养活他们老两口都可以。”亦因此，小说虽然写了几对年轻人离婚、分家之事，但都是以调整之后面目一新的“家”呈现出来。不过此时的“家”，既保持了传统家庭长幼亲爱之意，又打开了“私德”与“公德”的联系通道，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构提供了新的社会空间。

（三）“社”作为新共同体的出现。在《三里湾》中，虽然“算账”是农民始终坚持的生存逻辑，“家”也被小心翼翼守护着，但小说终究还是希望将这些皆收纳到“社”这一新空间之中。其考量，大略近于早期知识分子心声：“盖个人之乐，不如家族之乐；家族之乐，不如部聚之乐；部聚之乐，不如国家之乐。”47不过，在《三里湾》中这种“国家之乐”更多指向以劳动为基础的新共同体，恰如蔡翔所言：“劳动被转喻为‘劳动社会的乌托邦’。而乌托邦实现的可能性则在于‘集体劳动’所产生的一种巨大的力量的幻觉。”48“幻觉”之说乃是后见之明，但在1950年代，赵树理等的确希望在传统村社制度基础上再建新的文化共同体。故《三里湾》虽高度贴合本事，但也有“不可叙述之事”被有意舍弃。譬如，其中农民本来都精于“算账”，但似乎一准备入社就不怎么“算账”了。其实从现存材料看，川底农民入社后因为面临更复杂的人人关系、人与集体之关系，“算账”反而更为斤斤计较。其“算账”之事，密密麻麻，都记在赵宪斌的调查小册子上，其背后，是人心之斤斤计较、之寸利不让。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人，如果听其自然，就是说如果既不受教育纪律的训练，也不受责任约束，是不会去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49，可以说，这种自私在川底社农民身上一点都没有减少，相反，不少人仍然缺乏“公德”，甚至自私到了让人看不下去的程度：

社里出羊圈时，一打锣倒是到得很齐，但谁也不积极担羊粪，都是你看我，我看你，等着大家的箩头都装满了以后，再排起队来一起往地里担。特别是郭银子劳动小组，“磨洋工”的人更多。到了地里，人家休息，他们也休息。人家都动弹开了，他们还是休息。组长郭银子有时催社员们说：“动弹吧！”有些调皮的社员还说：“大家的事情马马虎虎算了，管这干啥？”50

郭玉恩后来写出《经营管理》一书估计也是被“倒逼”的结果，但《三里湾》完全舍弃了这类资料。李凯尔特的观点或可用来理解此种重构：“个别事实的单纯描述……不配称为历史概念”，“历史仅应表述‘本质性的东西’，这是能为每个人所断然承认的”51。如此处理，当然使农业社更加“平顺”地在叙事中取得合法性，但由于缺乏与人性中自私面进一步的对话、博弈与说服，小说所凸显的爱劳动、多互助、重集体的新文化认同，明显缺少坚实的“同意”基础。

以上三层，从“家”的重构到“社”的凸显，都可见出《三里湾》作为革命书写的深义。不过，由于对“社”自身本事的虚化、删除处理，《三里湾》更近于19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粗线条“速写”，尚不能说真正把握住了黑格尔—马克思意义上的改造“现实”。与此同时，由于对革命的同情伦理实践基本没有涉及，《三里湾》也未能真正把握住社会主义的灵魂，更未能将现实中“革命好人”郭玉恩转化为比较成功的艺术形象。以此而论，《三里湾》不能算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其思想穿透力与艺术吸引力皆与《创业史》存在一定距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三里湾》缺乏必要的文学史价值。小说对农民“算账”事实的大幅实录，尤其是援引农民实利主义逻辑为叙述机制，都是1950—1970年代文学中比较稀见的处理。由今观之，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断创造相似“现实”的时代，赵树理对晋东南农村“小历史”的现场记录，也可谓是“短20世纪”中国历史光影中不可缺少的一笔。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研究”（项目编号：21&ZD25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35 “小历史”/“大历史”概念与“小传统”/“大传统”有所差异，并不等同于民众历史与精英历史，“这里的所谓‘小历史’，就是那些‘局部的’历史，比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是那些‘常态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这里的所谓‘大历史’，就是那些全局性的、比如改朝换代的历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等等”。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 3 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1、129页。

4 赵树理：《一张临别的照片》，《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8页。

5 20 申双鱼：《赵树理在川底（资料）》，《晋阳学刊》1983年第6期。

6 马烽：《忆赵树理同志》，《光明日报》1978年10月15日。

7 范长江：《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页。

8 马社香：《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百年亲历者口述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9 郭玉恩儿子郭志福2008年6月14日口述，参见马社香：《农业合作社运动始末：百名亲历者口述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10 50 赵宪斌：《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社的经验》，华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29、21页。

11 张声怡、刘九洲编：《中国古代写作理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442页。

12 史敬棠等：《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陈伯达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68页。

13 李准：《不能走那条路》，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6页。

14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115页。

15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6 [阿根廷]切·格瓦拉：《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转引自刘承军：《切·格瓦拉与他的“新人”思想》，《拉丁美洲》1997年第6期。

17 刘晓丽、赵俊明2013年5月17日对张朋考的访谈，见《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料（1938—2014）·口述史卷一》，刘晓丽执行主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18 23 郭永福口述，见《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料（1938—2014）·口述史卷一》，刘晓丽主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59页。

19 王江伟：《论“好人”观念》，《伦理学研究》2021年第4期。

21 [英]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22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9页。

24 刘长安：《打开赵树理尘封四十七年的笔记本（节选）》，《赵树理在晋城》，赵魁元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页。

25 李士德编：《生活中的“三里湾”——平顺县西沟公社川底村民采访录》，《赵树理忆念录》，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26 39 40 王中青：《谈赵树理的〈三里湾〉》，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7、47—48、47—48页。

27 《介绍〈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9月26日。

28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29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4页。

30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0页。

31 莫言：《生死疲劳》，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05页。

32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一九五二年）》，《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33 34 山西省人民政府长治专署：《山西省长治专区一九五一年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绩与经验（一九五二年五月）》，《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8、89页。

36 [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37 [德]马克思、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0页。

38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强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41 42 吴晓佳：《“算账”书写：“翻身”的性别政治——从赵树理〈传家宝〉看革命的性别与阶级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43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44 林霆、侯颖：《当家庭遭遇革命——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家庭的解体及其文学表现》，《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45 家庭立宪者：《家庭革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张枬、王忍之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836—837页。

46 梅娘：《一段往事——回忆赵树理》，见《赵树理年谱》，董大中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页。

47 马相伯：《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马相伯集》，朱维铮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48 蔡翔：《〈创业史〉和“劳动”概念的变化——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三）》，《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1期。

49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5页。

51 [德]亨利希·李凯尔特：《历史上的个体》，《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等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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