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春成小说中的“黑夜意识”
内容提要：“黑夜意识”是理解陈春成小说的一条重要路径，因为它是创作主体与人物共同建构的一种意识空间。一方面它帮助人物拒斥了“白天世界”中各种不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又调和并完善了人物对于个体完整生活的追求。透过人物各不相同的艺术化行为，它向人们敞开了“诗性自由”的精神维度。此外，这种“黑夜意识”，还与小说叙事中的反讽、张力及隐喻，构成了紧密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陈春成 黑夜意识 完整生活 诗性自由 反讽
陈春成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一种非常鲜明的“黑夜意识”。这不只是说陈春成的小说中有大量黑夜式的修辞，而且牵涉创作主体及其人物独特的“内在经验世界”。这些“内在经验世界”，传递出“黑夜意识”背后许多复杂的内涵。一方面，我们可以在陈春成的小说中发现许多“爱夜的人”，他们常常自觉沉浸于“夜的经验”，拒斥“白天世界”里颇受压抑的逻辑秩序；另一方面，“黑夜意识”在强调人物个体价值的同时，也展示了人物对于个体完整生活的追求。除此之外，人物还会跟随“黑夜意识”的召唤，充满激情地追求诗意化的世界，即通过他们在“黑夜世界”中的艺术化行为，传达出一种“诗性自由”。
一、“黑夜意识”对于白天世界的拒斥
细读陈春成的小说，我们可以在其叙事肌理中，发现许多黑夜式的修辞。这些修辞，并非是作家从故事逻辑的外部强行置入，而是萌蘖于人物主体的精神内层，并在其叙事中明确体现为一种“黑夜意识”。进一步说，陈春成笔下的人物在“白天世界”常常经受着生命的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了某种拒斥行为。而“黑夜意识”恰好提供了他们拒斥“白天世界”的意识空间。譬如，《夜晚的潜水艇》就是一把打开陈春成“黑夜意识”的钥匙。小说中的陈透纳作为自述者（回忆者），当他面对不同类型的回忆时，其叙事言语及语调是存在差异的。当他的叙述涉及黑夜中的想象生活时，叙事语调总是弥漫着自得，叙事言语中透露着欢快与轻盈。但当他叙述“白天世界”中的某些生活时，其叙事语调通常会转向一种自责，叙事言语中沉淀着某种复杂的沉重感。这种沉重感，从故事中看，主要源于“白天世界”赋予了个体沉重的道德责任，当人物无力承担甚至试图逃避时，常常会遭到他人归罪，甚至自我归罪。就像陈透纳在与父母对话后透露的焦虑，即使在多年后想起，仍会让他心头蒙上灰暗。但正是这些过度的压力和焦虑，使得陈透纳的“黑夜意识”在不自觉的反抗中愈渐鲜明。借此，“白天世界”中的沉重感被卸下了，人物先前经受的“他人—自我”归罪也被拒斥在黑夜之外，一切安宁得如夜晚降临的模样。
如果说在《夜晚的潜水艇》里，人物的“黑夜意识”对于“白天世界”的拒斥，是通过一种少年心绪的形式呈现出来，那么在《雪山大士》中的人物拒斥行为，就以一种更成熟化的、“惨痛中的佛性彻悟”的形式呈现出来。《雪山大士》中的球员D，在“白天世界”中始终无法对自己的足球艺术进行深入思考，因为所有的足球技巧（在比赛中都谈不上足球艺术），包括他自己，都被当作球队取胜的工具。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他为球场内的激烈竞争和球场外的过度宣泄而患上伤病。正是“白天世界”所带来的这些痛苦，使他感知到黑夜所提供的“意识空间”，进而以一种灵魂震颤的形式，拒斥了“白天世界”所形成的焦虑感。由此，他也获得了生命主体意义上的清醒。
同样，《竹峰寺》中所涉及的老屋、蛱蝶碑、竹峰寺，包括旅行者本身，都要面对“白天世界”中的各种发展带来的威胁，而旅行者在黑夜中藏钥匙的行为，以及巧遇失落的蛱蝶碑的事件，其实都隐约透露着人物的“黑夜意识”对于发展过快的外部世界的拒斥。《传彩笔》中的叶书华，要面对体制化生活中的烦恼，但他却通过一种“黑夜意识”下的写作行为（这在作品中表现为诸多梦境），抗拒了体制内生活的烦恼。《〈红楼梦〉弥撒》中的《红楼梦》以及陈玄石，都曾被当作统治阶级权力的工具，或被监禁、利用，但当陈玄石在黑夜中回忆《红楼梦》的时候，“白天世界”中的暴力性因素，都被拒斥在其意识空间之外……由此可见，在“夜的经验”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他们对于“白天世界”的拒斥。但我们要追问的是，他们所拒斥的“白天世界”究竟是什么？只有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算深入了解陈春成小说中“黑夜意识”的内涵。
在陈春成的小说中，人物所拒斥的“白天世界”，在不同的作品中有着不同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但就它们施加给人物的效应而言，都存在某种负面的同一性，这就是陈春成笔下人物身上的病态。譬如，陈透纳的妄想症，旅行者的焦虑，叶书华的孤僻，古廖夫的失忆，球员D的伤病，陈玄石的疯癫……可以说，这些人物的病态，完全是被理性主义规训的后果，是白天世界中僵化的理性主义带给人身心的钳制。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理性有两种层面。一种是人文理性，旨在创造和确立人类精神价值；另一种是工具理性，计算、规范，以度量、厘定世界。”1但在现代社会中，后者往往会对前者形成挤压，导致原本多维度的立体之人，或被当作经济价值计算，或被外在的体制和欲望所牵引，走入另一种深渊，抑或是专制权力对人的身心进行不合时宜的规训，等等。因此，理性主义将这些反抗规训的人，视为一种异在，甚至是一种病态。但不可忽视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理性主义本身也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病态。事实上，陈春成小说中的“黑夜意识”，就是要透过“爱夜的人”的“夜的经验”，去发现“白天世界”中理性主义带给人身心的钳制作用，从而通过拒斥来还原现实世界本身的丰饶，寻觅个体生命在现实生活中应有的完整性。
二、“黑夜意识”对于个体完整生活的追求
陈春成小说中的“黑夜意识”对于“白天世界—理性主义”的拒斥，其实还牵涉另一个问题，即作家及其人物对于个体完整生活的追求。它体现了作家笔下的“黑夜意识”，不仅仅是一种对于“白天世界”的解构性存在，而且也带有强烈的建构意识。这种建构意识，隐含了作家对于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理想追求。
就人物的内在经验而言，陈春成小说中的人物常常带有体制内生存的印记。像《裁云记》中的裁云者，任职于修剪站，日常工作一方面是维护云朵修剪站的运行，另一方面还要听从上级的指令，对云彩进行过度管理，这使他不得不忍受着某种美学厌烦。但这并不意味裁云者缺乏个人生活，因为修剪站的工作本身容许裁云者拥有额外的空闲时间。事实也是如此。裁云者由此而获得了充沛的“黑夜意识”，并从容地实践着内心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黑夜意识”自由切换的生存策略，让裁云者可以从容地调和白天与黑夜在人的生存结构中的关系——他不仅拥有老师留给他的几千册藏书，还可以在黄昏去拜访老师生前的好友，并从这些好友身上，体会到一种彰显个体自由的洞穴式生活的好处。于是，白天对于工作的承担，夜晚对于个体自由的追索，这两种生活形式的互为表里，构成了裁云者对于完整生活的追求。
《传彩笔》中的叶书华，其身份是体制内的作家，但他却拥有对于文学的虔诚。在梦中得到“传彩笔”后，他对于体制内身份的焦虑愈加明显。但在黑夜中得到的“传彩笔”促动了他“自由意志”的觉醒，使其勇于做出抉择。这个抉择是他主动转向一个人际关系更为简单的闲职，以此来获取更多用来写作的自由空间。这透露出叶书华用来调和完整生活的策略行为，也表明他对“白天世界”仍有一定责任意识。由此可见，叶书华的体制内生活，和其属于黑夜的个人化写作生活，就其完整生活而言，也是互为表里的。
除此之外，《雪山大士》中的球队编制中的球员D，能够在黑夜中静下来独立思考，通过“自由意志”来选择一种修行启悟式的策略生活，但叙事者也没有提及他完全放弃了“白天世界”的事业和责任；《竹峰寺》中的旅行者，选择策略性地逃避，进入竹峰寺所提供的梦态世界，在体会“藏的哲学”后，也选择了回归现实生活；《李茵的湖》中的“我”，在替女友李茵找寻着保存美好记忆的秘境的同时，也在承担着世俗世界中的工作；《夜晚的潜水艇》中的陈透纳，在担负起家庭人生之责的同时，之后也通过努力成为了印象派画家……这些人物虽然迷恋于“黑夜世界”中所拥有的“自由意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对“白天世界”中诸如道德、事业、责任等合理要求进行推脱。他们对于完整生活的态度，就像《裁云记》中老先生说的一句话：“有的人注定会掉进某件事情里去，绕也绕不开。有的人就不会，一辈子活在洞穴和陷阱之外，一样活得好好的。通常会更好。”2这句话明确地表达了这些人物的生活态度，在执着于个体生存意义的同时，也对生活在均质化世界（白天世界）的人们保持着尊重。而且这不只是他们对于他人的看法，同时也隐含了自己的生活态度，即他们反对的只是理性主义对于人的束缚，却并非是反对理性本身。
综上所述，如果说陈春成小说中呈现的“白天世界”，是一种理性的伦理学，关注的是“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3，那么在这种视域下，其人物的确对“白天世界”中的基本道德观念做到了承担。但他们同时又通过自身的“黑夜意识”体会到，“白天世界”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忽视了个人的感性存在，以及人的生命价值的依据。
面对着这种问题，人物借助“黑夜意识”对之进行了生存论意义上的调和与完善，这也是“黑夜意识”带给人物的一种特殊的德性。“黑夜意识”所承载的是一种个人自由主义的叙事伦理，它关注的是“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4。这便是陈春成的“黑夜意识”所关注的叙事伦理。具体地说，在陈春成小说的叙事中，一方面表现为“黑夜意识”使人物更关注个体化的生命感觉；另一方面表现为通过黑夜中的策略生活，人物能够从“白天世界”的扰攘中，寻出一处静谧，使自我的内心在不同类型的生活世界中保持平衡。这是陈春成小说中所营造的一种特殊的救赎方式，也折射了作家对于个体完整生活的理想追求。
三、“黑夜意识”彰显的诗性自由
陈春成小说中的“黑夜意识”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白天世界—理性主义”的拒斥，以及对于个体完整生活的追求，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传达创作主体内心深处所推崇的“诗性自由”。这种“诗性自由”，是陈春成小说叙事的重要内在动力，并以两种主要方式呈现出来：一种是借助具有艺术化人格的人物，来传达“诗性自由”，即陈春成通过“黑夜意识”提供给人物各种自由想象的空间，让他们躲避白天世界对于人生的煎逼，进而传递出梦之国里才有的“诗性自由”；另一种就是具有艺术家身份的人物，艺术对于他们而言，不只是生活爱好，还是一种不可缺失的身份属性，一种人生价值的终极依据。因此他们常常会走向一种艺术形式的极限，并在极限所带来的灵魂震颤中，主动选择自我的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品主体性的缺失，反而因为艺术家的自我牺牲，更加凸显了艺术作为一种“诗性自由”的在场。
在第一种“诗性自由”中，陈春成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有着对于某些艺术形式的爱好，这些爱好常常内化为他们的艺术人格，以应对白天世界中无法回避的各种苦恼：《尺波》中的铸剑师，选择在梦中获得铸剑的“机悟”；《夜晚的潜水艇》里的陈透纳，在夜色的掩藏下驾驶着潜水艇，不仅体验了属于自己的“诗性自由”，而且找到了与逝去的爷爷之间的亲情联络；《竹峰寺》中的旅行者，在黄昏中钻进瓮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这意味着旅行者以一种痛快淋漓的方式宣泄了外在的现实压力，选择了一种朝向“诗性自由”的生存方式。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作为具备艺术家人格的人物主体表现出的“诗性自由”。
与此同时，陈春成的小说中还有一些特殊人物，他们本身就具备了艺术家的身份。因此他们的言行中所传达的“诗性自由”，则承载了艺术家“把自己也燃烧在里面”的艺术行为过程，以及艺术作为另一种主体的自我言说。如《音乐家》中的古廖夫，作为被时代意志压制的艺术家，担负着在“音乐已逝”的世界里发出“椋鸟之鸣”的使命。于是，在幻觉中，故友穆辛的到来，让古廖夫敞开了自身的艺术使命：“让我们来准备演奏会吧。”5这句饱含勇气与诗性的言语，沉淀了两位音乐家心灵深处多少复杂的情绪——青年时期的追求，时代意志的压制，夜色中灵魂的反抗与自审，“说与不说”的抉择……都集中表现为艺术家对于“诗性自由”的渴求。它刺破了时代意志所营造的“铁幕”，使他们的音乐演奏一度具有了黑夜中的狂想曲的气势。这是古廖夫通过对音乐艺术的极限体验所传达出来的“诗性自由”。不止于此，古廖夫在遭到追捕之后（情节中的警察追捕，其实也内化为古廖夫向“诗性自由”挺进的过程），选择“自我消失”的行为，则是宣告了艺术本体（音乐）的“诗性自由”。艺术家为艺术奉献了一切，这意味着时代意志钳制下音乐的消失吗？不是的，此前古廖夫与其老师的对话，已透露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这只椋鸟就死了吗？古廖夫问。不是死，是进入音乐的世界了，那是比尘世更接近上帝的地方。”6也就是说，艺术家（椋鸟）的肉身陨灭，才宣告了艺术本体的真正在场。这是人类及其艺术在某种终极境遇下，才能体验到的、不受任何时代意志束缚的“诗性自由”。
如果说《音乐家》中的古廖夫，通过自我的牺牲，以音乐本体的在场的形式，传达出了一种属于艺术的“诗性自由”。那么在《〈红楼梦〉弥撒》中，这种艺术本体就换了一种表现形式。在《〈红楼梦〉弥撒》中，《红楼梦》是作为陈玄石的记忆存在的，这种记忆在陈玄石的前后活动中，变换了两种形式，即“意愿性记忆”和“非意愿性记忆”，而后者则传达了真正作为艺术本体的“诗性自由”。作为“意愿性记忆”的存在内容，是理智下呈现的生命记忆。就像白天世界里，陈玄石在面临着监禁和拷问，只能通过理性回想起对《红楼梦》的扁平化阐释。但当陈玄石受到红学会众人的启示后，却通过黑夜中的回忆，还原出了另一种关于《红楼梦》的记忆。可以说，正是这种“非意愿记忆”，让他真正拥有了文学、自由与自我。正如普鲁斯特所言：“过去是在某个理智所不能企及的地方，并且是丝毫不差地在一些物体（或在这些物体引起的感觉中）中显现出来的……而我们能否在有生之年遇上他全仗一种机会。”7红学会成员在失去生命前，仍旧背诵《红楼梦》的行为，证明他们是一群愿意为了追求“艺术本体—诗性自由”（即《红楼梦》）而献出生命的人。这让陈玄石领会了《红楼梦》对于人生的某种终极价值。这也说明，对红学会众人而言，他们感受到的不是死亡降临的恐惧，而是一种实现艺术追求的“诗性自由”。这才是真正属于艺术家的追求：“艺术家活着就是为了追求艺术的最佳境界，而追求艺术的最佳境界的代价却是生命本身。”8自此之后，陈玄石通过其艺术行为（即身体性的死亡），来宣告“艺术本体”的在场和不受束缚。这是真正的“诗性自由”：“他告诉我，盛宴必散，《红楼梦》从一切的内部奔涌而来，也终将散入万物。”9
除了《音乐家》和《〈红楼梦〉弥撒》，我们还可以在《酿酒师》中发现类似的艺术家形象。《酿酒师》中的陈春缪，也是“酿酒”艺术家，而他的酿酒之艺也是由梦中而得，“他想起梦中自己是个童子，跟随师父去黄河的源头取水”。同样，陈春缪的酒也不仅仅是白天世界的饮品，而是作为一种“所酿的诗”，洋溢着“诗性自由”。后来，陈春缪因为对“酿酒”技艺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又受到皇帝（白天世界）的阻挠，只好选择喝下了自己的酒而消失了，但酒所意涵的“诗性自由”，却脱离酿酒师而继续存在。
四、“黑夜意识”中的张力、反讽及隐喻
如果从叙事策略及其形式上进一步探讨，我们会发现，陈春成小说中的“黑夜意识”，与其作品内部的张力、反讽及隐喻，同样构成了紧密的联系。
首先是“张力叙事”。在陈春成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其叙事内部诸种能动的二元对立所产生的张力，包括理性与非理性、白天与黑夜……但我们认为，这基本可以概括为人物内在经验世界中理性与非理性两种思维方式所构成的张力。进一步说，人物的理性和非理性，分别指向了人物在“白天世界”和“黑夜世界”中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尺度。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一类型的“张力叙事”。《夜晚的潜水艇》中的陈透纳，曾写下“我的火焰，在十六岁那年就熄灭了，我余生成就的所谓事业，不过是火焰熄灭后生起的几缕青烟罢了”10；《传彩笔》中的叶书华，在写作中透露出“这几年里，一个我在纸上勇猛精进，另一个我在现实中却耐着诸般苦恼”11；《〈红楼梦〉弥撒》中的陈玄石，说他一生只记得两个故事，分别是“我的一生和一本小说。前一个乏善可陈，被岁月磨损，已经漫漶不清了；后一个无与伦比，在暗中不停生长，但还未完成……”12。由此可见，“黑夜意识”强化了陈春成笔下人物的非理性意识，使之与“白天世界”中的人物在理性意识下钳制的世俗生活形成对抗。这些张力的显现，为陈春成的人物提供了呈现困境的可能，驱使他们不得不进行人生价值的选择。正是有了这么多痛苦中的选择，才成就了陈春成作品的深度模式。
其次是陈春成作品中的“反讽叙事”。陈春成作品的“反讽叙事”与小说中的“黑夜意识”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源于作者本身具有的“反讽意识”，正如赵毅衡先生指出：“反讽是思想复杂性的标志，是对任何简单化的嘲弄。”从这一点上看，作家及其人物的“黑夜意识”，显然表明了相较于白天，黑夜是深沉而复杂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作者描绘的“白天世界”中，人物的生命活动基本都可以被简化，人也由此变得无比简单。这种简化对于人物的风险在于，在“白天世界”里，人的自然属性和梦想活动基本受到辖制，只需要听从外在体制的指令（例如皇帝让铸剑师“铸剑”，权力机制要陈玄石背诵《红楼梦》），或者听从某一群体本身长期既有的惰性思维（例如陈透纳放弃幻想，回归现实），人被异化为非人的存在。而在“黑夜世界”里，人拥有了想象、超凡的记忆能力，以及生活世界中那些无比真切又暧昧的情感体验（如《李茵的湖》中李茵和男友在耽园中的恋爱记忆），人成了具有复杂意识的人。可以说，“黑夜意识”让陈春成的小说的叙事脱离了单一视镜，使其人物、场景、记忆、想象的书写都具有一种既透明又暧昧的复杂性。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注意到，“黑夜意识”让陈春成的小说语言具备了“浪漫反讽”的性质。这源于在黑夜中，小说人物被激起的超验性渴念。更具体地说，“人的这种渴念已不再是一种有限的力量，因为宇宙的生成的无限之力已在它身上萌发，并急切地要返回自身，其结果是要求通过消灭有限的经验性的东西的自律性来造成一种更高的统一。这种富有创造性的消灭就是浪漫的反讽的本质”13。于是，这种渴念常常在其小说中呈现为这样的语言，它们意味着人物感应到“内宇宙”的召唤，进而渴念离弃自己旧有的、被限定的生存形式，从而过渡到另一种自由的、指向无限的生存形式中去。诸如“我熔铸月光，裁剪浮云，掣长鲸于碧海，我统治天上的星星……”14；“我可以花上一百年在远古的深海潜行，一百年去追踪建文帝，再花几个世纪去死磕永动机，剩下的时间我将在洞穴间从容游荡”15；“所有云烟，所有锦缎与烛光，所有离别……这些事物都将隐藏于我体内某个神秘的角落，并在我无声的吟诵中逐一闪烁”16。这些具备“浪漫反讽”性质的语言，在陈春成的作品中，大量存在且极具辨识度。更深入地说，它们是陈春成的人物与世界发生关系的语言中介。凭借它们，陈春成的人物与世界发生关系时，将不再感到任何有限事物的束缚。因为“浪漫反讽”已经摧毁了“白天世界”给予人的魔咒，使他们以一种更为浪漫化的方式去感受世界。
除此之外，陈春成的“隐喻叙事”与“黑夜意识”的联系也是值得考究的。正如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所提及的，隐喻不仅是语言的事情，而且我们人类的思维很大程度上就是隐喻性的。因此，二者间的联系不仅在语言表层，更重要的是，“黑夜意识”让陈春成的艺术思维更加侧重隐喻的表意方式。细读《夜晚的潜水艇》《尺波》《李茵的湖》等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作家独特的艺术思维——他常常借重一个特殊的意象，进而通过叙事来挖掘这个意象背后对于当事人所具有的隐喻意义。譬如，在《李茵的湖》中，作家就格外注重隐喻的艺术思维，这反映在该作品的表意方式及其叙事上。“李茵的湖”这个意象，指的不仅是一处地理性的存在，还是一处因了岁月流逝，而无法抵达的地方。故此，这个意象带有强烈的隐喻性。不止如此，整个故事就在两位主人公对于一连串类似的隐喻（诸如耽园、匿园、湖泊）的寻找与抵达中展开。通过阅读，我们得知“李茵的湖”一方面隐喻了女友李茵心中那份难舍的童年记忆；另一方面，在时间的流逝里，李茵和湖虽然都在现实中离弃了“我”，但“我”在黑夜中对于往事的追忆，以及再次走入故地的行为，都隐喻了“我”心中的遗憾，和希图把握逝去时光和恋人的努力。换言之，“李茵的湖”这个特定意象，还表达了当事人那份在“白天世界”中不曾被命名的情感。正是这种侧重隐喻的艺术思维，极大地丰富了陈春成作品的情感层次。
陈春成之所以借重隐喻的艺术思维，还源于“黑夜意识”与隐喻之间所形成的关于“真实”的看法的互动。在陈春成的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二重“真实”，一重是白天统治下的表面真实，另一重是黑夜笼罩中的想象真实。通过小说人物的行动，作家更侧重于表现人物对于想象真实的推崇。更深入地说，这不只是一种对于真实的看法，而且其中还潜伏着作家的灵思。它指向了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化、审美化的人生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样看来，陈春成更像是他小说中那位背对世俗化浪潮、选择孤身走入竹峰寺的少年。
注释：
1 [美]童明：《现代性赋格：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5页。
2 15 陈春成：《裁云记》，《夜晚的潜水艇》，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77、82页。
3 4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5 6 陈春成：《音乐家》，《夜晚的潜水艇》，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01、175页。
7 [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2页。
8 曾艳兵：《饥饿艺术家与魔术师》，见《卡夫卡的眼睛》，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2页。
9 12 陈春成：《〈红楼梦〉弥撒》，《夜晚的潜水艇》，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25、99页。
10 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夜晚的潜水艇》，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7页。
11 14 16 陈春成：《传彩笔》，《夜晚的潜水艇》，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63、65、64页。
13 刘小枫：《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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