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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是李建军出版于2022年11月的新作。该书继承了《重估俄苏文学》扎实的材料功底和卓然的审美趣味，也蕴含着自《小说修辞研究》以来的深厚的理论功底与严谨的论述规范。李建军在叙述中建构了恢弘而精巧的参照系，通过与世界文学的比照、精神谱系的梳理以及地理环境要素的发掘，还原出了一个鲜活生动的路遥形象，也对路遥的作品做出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

关键词：李建军 路遥 现实主义 陕北

新世纪以来，路遥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的研究热点，论文数据从2002年的600余篇激增到2023年的3500多篇。关于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似乎已经到了题无剩义的程度。然而，李建军的《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却依然让人眼前一亮：原来路遥研究，还有这么多新鲜的角度，还有这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

一个作家写什么和如何写，总是会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他在阅读中接受的前人写作经验的启迪；一个是人生经验，尤其是童年经历对作家性格、人格的塑造；一个是时代氛围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李建军注意到了诸多因素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于是便提出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并观法”：“要将作家与作品、作家与时代、作家与环境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1他强调在研究作家作品时要有整体意识，要深入探究作家的精神谱系和文化环境。

这样，在分析和评价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就要有建构参照系统的意识。只有参照系统建构起来了，对作品的判断才能准确，对作家的认识才能清晰，对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才能有更深入到位的理解。李建军对路遥的准确把握，正是他有自觉的“参照系统”意识。他认为，“没有对外部环境的充分了解，没有对某一作品与其他作家和艺术家的文学关系的充分了解，我们就无法深刻地理解他，也无法深刻地评价他的作品。”2因此，他将路遥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框架里，考察了路遥的阅读史，揭示了他的作品的风格样貌，分析了他的文学谱系，最终将路遥定位于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同时，李建军和路遥同出于陕北，通过对家乡地域文化的感性体验和理性探索，他也确立了陕北地缘文化与路遥创作之间的联系模式。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陕北地理文化构成了定位路遥的横纵坐标，而李建军对世界文学、理论、文化的广博视野，则构成了研究的系统性支撑。通过广泛的对比分析，他带给我们一个真实、立体、细致的路遥形象。

一、恢廓的世界文学视野

李建军学贯中西，视野开阔。在进行人物形象、叙述模式、风格技巧、伦理道德的对比分析的时候，他常常引经据典，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自如涉猎，信手拈来。他对世界文学文化的认识和把握，早在其博士论文《小说修辞研究》中就有淋漓尽致的呈现。田泥教授盛赞它“不仅系统地探讨了小说修辞的重要问题，而且，也联系20世纪世界和中国的小说写作经验，分析了如何在修辞上达到完美境界的可能和方法”3。在《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中，他的这种写作风格，更臻成熟。

在分析人物的时候，李建军用世界现实主义杰作中的人物，来类比路遥小说中的人物。他说，“渴望另一种生活的高加林”，像叶普盖尼·奥涅金和马丁·伊登一样真实，同时，他又不像“于连·索黑尔那样野心勃勃，戾气十足，不像巴扎罗夫那样鲁莽灭裂，鄙视父辈，也不像格里高利·毕巧林那样半死不活，谁也不爱”。而“探索生活的孙少平”，则是“像列文一样认真而严肃，甚至像冉·阿让一样善良和高尚”。对于次要人物，他也有着深度的理解和阐述，在他看来，“卑微而出充满焦虑和幻想的郝红梅，像哈代笔下的苔丝一样无辜，也像她一样单纯……不像蓓基·夏泼那样自私无耻，也不像贝姨那样冷酷和无情”。田晓霞则是像“《前夜》中的叶琳娜一样热情而富有献身精神，像《艾凡赫》中的犹太姑娘蕊贝卡一样勇敢和爽脱”4。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这些皇皇巨著中人物的性格特质和行事风格。李建军在展开比较研究的时候，涉及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意大利、保加利亚等多个国家的文学作品，而其中以俄罗斯为最多。若是阅读量较小的读者，读到这里必定是不知所云，但如果是对世界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烂熟于心的读者，读至此处定能会心一笑。于寻常处见功力，于细微处见真章，在这样小段的类比中，真正见到了李建军惊人的阅读量和对人物精神气质的精确把握。在比较阅读中，路遥笔下的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动人起来。

除却人物分析，在论及陕北地理文化时，李建军也同样挥洒自如，洞察到了陕北人的“拉丁性格”。他认为，在陕北人身上，可以“看见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域性格：一个是日耳曼人的性格，一个是拉丁人的性格。前面一个，陕北人拿它来严肃地对付生活；后面那一个，陕北人拿它来热情地创造艺术”5。这样，日耳曼人的严谨认真和拉丁人的浪漫自若，陕北人对待艰苦生活的严肃谨慎和他们对待艺术的坦率热切，皆集于一身。李建军特别注意到了陕北人与其他地方人的不同：“每一个特殊地理板块的人，或多或少，或强或弱，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性格。”6陕北人对苦难的忍耐力，对自由的热望，对爱情的执着，摆脱外在束缚的勇气，都凝聚在了“拉丁性格”这个词汇里。在李建军笔下，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碰撞交融，营造出了一种相似而又各异的美感。

在《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一书中，李建军专辟一节来做比较文学的分析，其间涉及路遥与雨果、米勒、托尔斯泰、苏俄文学、柳青以及史铁生的比较研究。在叙述雨果与路遥时，他给雨果和路遥的创作下了不同的定义，即雨果是“开来”型作家，要构建新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法，而路遥是“继往”型作家，要从既有的伟大文学经验里寻找启示和支持。同时，也着重强调了雨果和路遥的相同之处，那就是接受爱和人道主义精神。李建军擅长于伦理批评，在他看来，“任何一部有力量的作品，通常都内蕴着巨大的道德力量和伦理精神”7。路遥和雨果在创作中对爱与人道主义的弘扬，集中体现在《悲惨世界》和《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的塑造上，他们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类和世界的爱，都寄托在两个闪光的人物身上”8。在路遥与米勒的对比中，李建军重点强调了二人对乡村的热情和向往，对自己故乡的依恋与同情。他们都是朴素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他们“创作的内容和力量，来自于大地和生活，来自于自己的切实观察和深刻体验”9。同样，在李建军看来，只有贴近土地、贴近大众、贴近平凡的普通人的艺术，才是真正有力的、恒久的。

在论述路遥与托尔斯泰的文学关系的时候，李建军首先从伦理叙事的角度，肯定了托尔斯泰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即作者的态度和精神气质，决定着作品的感染力和价值。路遥和托尔斯泰一样，也重视在小说中显示自己的存在和态度，“在路遥的几乎所有成熟的小说中，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对生活的理解，全都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融入了小说的事象体系里”10。从个人精神气质上看，路遥和托尔斯泰都是具有“崇高道义感”的杰出作家11。他们在写作中，把“自己的情感、思想和人格整个地投入到自己的作品中”12。他们之所以是伟大的作家，之所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并不是因为高超的写作技巧或形式上的首创之功，而是他们在作品中倾注的情感，他们对良善的执着追求。这样的审美观念，李建军在《重估苏俄文学》中就已经反复提到，他认为，文学如果想显得伟大，就不能“放弃它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因为，只有执着地追求‘善’，文学才能使自己在更高的意义上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和永恒的价值”13。

李建军在论文中多次强调，作为当代文学的评论家和学者，阅读的面和量一定要超越你所研究的作家，这样在品评作家作品时，才能游刃有余，对作家的精神谱系和文化背景才能一目了然，而不至于左支右绌，捉襟见肘。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之所以能够精准把握路遥，能够看清这个伟大作家身上的优势和不足，一个重要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自己有恢廓的世界文学视野。

二、精神谱系的诠释视角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谱系，就像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精神谱系意味着选择，意味着对文学的态度、趣味、方法和价值观的选择。它既显示着美学精神，也显示着伦理精神。世界上存在精神谱系复杂的作家，但不存在完全没有精神谱系的作家。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来路和精神源头。李建军将路遥归入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谱系。这既符合路遥的基本文学观念，也符合他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形。

在文学理念上，李建军常常热情地赞颂现实主义文学，而对20世纪世界现代主义思潮及中国八十年代的“伪现代主义”文学多有贬斥。这样的思考早在《小说修辞研究》一书中就有展示。他注意到了作者的主体作用，以及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他强调作者在创作中要积极承担在塑造人物、推进情节中的超视、超知的权力，通过和谐有序的修辞手段，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控制读者的反应，清除读者阅读中的障碍，以达到“使读者心甘情愿地认同和接受自己所叙写和表现的一切，实现作者与读者精神交流上的契合与共鸣”14的目的。因此，在李建军看来，技巧永远是服务于内容或意义的。

李建军赞扬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因为在这里“人的精神世界是浑圆而健全的，即便叙述毁灭性的人生悲剧，它也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感和美学上的崇高感”15。他认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具备的是“稳定的信仰基础，热烈的宗教激情，深刻的苦难意识，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充满诗意和温情的叙述方式，尖锐而又宽容的反讽姿态，强调细节描写的客观性和整体上的真实效果”16。而现代主义文学，在李建军看来，本身只是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的产物。现代主义作家罔顾传统小说修辞技巧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中是否有效，徒然地追求全新的技巧手段，否定已经形成的所有小说技巧，最后“不仅没有能成功地使小说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的伟大媒介，反而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疏离乃至对抗的异化的关系形态”17。在众生喧哗的1980年代，路遥依旧选择坚持现实主义道路，这也是李建军对他高度评价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坚守，无疑是路遥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也是他的文学意识高度成熟的表现”18。

路遥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并非因为因循守旧，或对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力有未逮。李建军直接引用了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的一段话，彰显了路遥的卓识远见，他“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以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尺度和坐标，审视我们的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并得出了一个清醒而深刻的结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不能令人满意，从现实的角度看，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同样令人失望”19。在此基础上，路遥对现实主义的深耕开掘，就有了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依据。同样，在路遥的自述中，也可以窥见他的世界性的文学眼光。20世纪50年代末，全民性的苏俄文学阅读运动，给予了路遥接触苏俄文学作品的机会。后来，路遥在大学期间广泛涉猎国内外文学巨著，包括莎士比亚、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等。而俄罗斯文学，则始终常伴路遥左右。深入矿区写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将《托尔斯泰文学书简》携带在身边，阅读这部大部头著作，也成为了他在艰辛创作中的安慰和鼓励。李建军认为，路遥“普遍地同情所有人的情感态度，他的探索道德问题和意义世界的热情，他的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理想主义精神，他的体现着力量和勇气的崇高感和英雄主义气质，都与19世纪世界文学和艺术的影响分不开”20。因此，李建军将路遥定位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之子，是贴切而恰当的。正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宏阔的人生思索、高尚的道德情操、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作者介入的坚持、对小说修辞效果的认可、对读者的尊重和积极引导，塑造了路遥的精神气质与创作观念，而路遥的作品，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读者。

对路遥来讲，形成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也非一蹴而就。在开始写作之时，路遥接受的是一种教条的文学模式规范，这种文学模式，在李建军看来，“没有真实的生活内容，也没有丰富的人性内容，甚至缺乏最起码的美感和诗意”，其特点在于“内容上的虚假和空洞，形式上的夸张和粗糙”21。路遥早期的创作，深受其害，使得他的短篇小说“常常借助高调的想象来叙写生活，字里行间冲荡着一种高亢而虚蹈的激情”22。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路遥通过艰难的自我启蒙和自我培养，吸收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精华，进入了创作的自觉期。李建军看到了路遥“普遍地同情所有人的情感态度，探索道德问题和意义世界的热情，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理想主义精神，体现着力量和勇气的崇高感和英雄主义气质”23，在路遥的笔下，人，尤其是平凡的个体，回到了中心。对人的尊重和体谅，普遍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是路遥文学创作的基石：“对读者的尊重，对生活的热情，使他选择了一种亲切的叙事态度和介入性很强的叙事方式。”24路遥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成功地将自己的创作，纳入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谱系。他赢得了创作上的巨大成功，也赢得了读者的尊重和喜爱。

三、“恋地情结”与“人文并观”

人是环境的产物，文学也是环境的产物。离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们既无法认识一个作家的个性，也无法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自然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正如李建军所言：“人们对路遥的家庭环境和时代环境，已经多有了解，但对他寓身其中的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似乎不甚了然。事实上，陕北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对路遥的影响，同样深刻和巨大。”25

在讨论路遥与陕北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时候，李建军建构了一个陕北地域文化—陕北人性格—路遥—路遥作品的完整链式结构。在这个结构里，他探求了陕北文化对陕北人性格的塑造，梳理了路遥个性中对陕北人性格的继承，又考察了路遥性格对其叙事风格和人物塑造的影响。将陕北地域文化的谱系研究得如此系统和深入的，李建军无疑是第一人，由此可看见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陕北文化的深度理解。

依据李建军提出的“人文并观”原则，研究者一定要注意到环境和时代对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作者、作品都不是独立存在于世界上，因此要摒弃作品客观主义与读者中心主义的观念。李建军认为，“文学创造力从来就不是某种单一的力量，而是一种由普遍人性、特殊个性以及具体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合力。其中，自然环境的潜移默化之力甚巨，未可视为寻常而轻忽之26”。在这里，他着重强调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力。自然环境虽然是客观物，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群体长久居住在某种特定的地域环境中，其观念与思想、人生态度与生命哲学，必然受到客观环境的支配，最终与所在地的自然生态融为一个理念整体。就如居住在温带季风气候及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庄子才能发出“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这样的慨叹，若是陕北人效仿这种做法，最后只能饿困而死了。

在李建军看来，“路遥算得上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陕北作家。他的写作固然是一个时代性现象，但首先是一个地域文化现象”27。他使用了段义孚的概念“恋地情结”来总结路遥的心理特征，恋地情结（topohilia）是段义孚杜撰的语汇，目的是“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28，在段义孚看来，“对环境的熟悉，若没有产生厌恶，那就会产生喜爱之情”29。李建军看到了路遥心理上与陕北始终保持着的亲密关系，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见陕北人的面影，可以听见陕北民歌忧伤而昂亢的调子，可以感受到陕北文化的韵致和魅力”30。陕北的土地与风物将路遥塑造为了一个特征明显的陕北人，而在更抽象的意义上说，甚至于“他的小说写作显示着极为明显的高原文化气质”31。

理解陕北人和陕北文化的一个关键词，无疑就是“苦难”。李建军分析了陕北的地况和气候，展示出了陕北的自然条件样貌。陕北地貌十分复杂，“有山，有沟，有塬，有川，还有毛乌素沙漠。塬高，沟深，川窄，山陡，沙漠浩瀚”32。道路险阻难行，交通实为不便。路途的艰险，已严重制约了陕北的发展，而陕北的土质，栗钙土—黑垆土适耕性又较低，阻碍了生产水平的提高。陕北的气候，往往“缺乏稳固性，容易失去平衡。冰雹、暴雨和暴风雪等极端天气，极为常见，而洪灾和旱灾，每每交相侵袭”33。陕北完全是靠天吃饭的地方，直到近世，陕北的大饥荒仍时有发生。从人文状况来讲，陕北处于边境地带，在两千多年里经历了无数的战争摧残。李建军对此不无感慨：“彼时的陕北边民，寄身于烽火台下，偷生于兵罅之间，处境极为悲惨，惶惶不可终日。”34长久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之苦，塑造了陕北人“麻木和隐忍”的性格特质，因此，“他们的生活哲学本质上就是苦难哲学”35。李建军列举了十余个在陕北形容人生磨难和精神痛苦的词，来表明陕北人对苦难的沉浸式理解。虽然饱经生活的磨砺，但是陕北人对人生痛苦并不漠然，“就像他们对爱情是敏感的一样，他们对人生苦难，同样是敏感的”36。而由于他们自己是受苦人，所以，“对别人的痛苦和不幸，也就特别敏感，在帮助不幸者的时候，显得尤其善良和慷慨”37。由此，陕北人如黄土一般的坚硬粗犷又敏感细腻的个性，也就赫然在目，被清晰地勾勒出来了。

路遥继承了陕北人的性格特质，他所尊敬的，就是那些“那些踏踏实实、任劳任怨，甚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庄稼汉；他把那些认真劳动的人，赞为好‘受苦人’”38，而路遥自己，也是一个好的“受苦人”。无论是在《平凡的世界》准备工作期间，抑或是写作的苦旅中，路遥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毅力，甚至于是置自身的健康与生命不顾的程度：“除过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向前跋涉，要想有所收获，达到目标，就应当对自己残酷一点！”39同时，路遥的小说叙事与人物塑造，也体现着陕北人特有的苦难观。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路遥作为亲历者，创作了《在困难的日子里》，创作了《平凡的世界》——在李建军看来，《平凡的世界》也是一部关于贫穷和饥饿的叙事，因为“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陕北农民生活上的困窘，已经到了接近大饥荒的边缘”40。《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孙少平，在他“即将迈向成年人行列的时候，就领悟到了人生的苦难本质”41。而他的人生选择与生命经历，也无不印证着在苦难中奋斗前行的个人成长史。

李建军将路遥定位为一个地域文化色彩浓厚的作家，一个纯粹的陕北人，认为“他的‘受苦人’意识，他对人物的仁爱态度，他对苦难的坦然受之的态度，他的极端化的劳动观念，他在写作时表现出来的超人般的坚韧，都具有明显的陕北文化特性，都与陕北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大有关系”42。这种特质表现在路遥的创作里，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个人特色。而读者对路遥的肯定与接受，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陕北的文化精神和陕北人直率独立性格的认可和接受。

结 语

路遥“实现了写作范式的转换——将缺乏主体性的‘他性的文学’，转换为具有主体性的‘我性的文学’；……将非人性甚至反人性的文学，转换为具有健全人性的文学。他的新的写作体现出这样三个原则和特征：自我经验是写作的第一源泉；爱和友善是写作的基本态度；与个人命运和遭遇密切相关的重大的社会事件或社会问题，则是写作的重要内容”43。这样的概括和阐释，无疑是切实而深刻的。同时，他也客观地分析了《人生》在悲剧意识上存在的问题，也尖锐地批评了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所表现出来的“认知偏失”和“暗面意识”。

小说是一种大众文体。一个缺乏大众读者的小说家，算不得特别成功的作家；一部缺乏大众读者的小说，则很难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就此而言，路遥无疑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则是成功的作品。无数的普通读者始终热爱路遥，而《平凡的世界》的销量，业已突破两千万册。新世纪以来，对路遥的研究，也正方兴未艾。

《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集中了李建军十几年来对路遥研究的卓著成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路遥与现实主义传统的深刻联系，看到他对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继承。我们也可以看到李建军作为路遥的“同乡”，对陕北的自然风物和地域性格的探索，以及对“路遥与陕北”这个话题的深度理解。同时，李建军对路遥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剖析，也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亮点。

总之，《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是一部兼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学术著作，是李建军对路遥的系统性和总结性的研究成果。在路遥研究史上，这部著作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注释：

1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5 16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40 41 42 李建军：《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上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71、79、10、110、114、350、360、426、443、447、467、120、121、127、64、119、116、118、119、82、80、267、12、272、90、92、103、104、115、108、105、98、105、80—81页。

3 田泥：《一把打开小说世界的钥匙——重读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13 李建军：《重估苏俄文学》（上卷），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74页。

14 17 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93页。

28 29 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6、146页。

39 路遥：《作家的劳动》，《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

43 李建军：《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下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595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