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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知识分子在思想界的诸多革新使他们日益清晰地感受到个人在现实社会面临的切身问题。女作家白薇于1920年代创作的“姐妹花”系列作品摆脱了古代“双姝”叙事中姐妹间的内卷和汰弱留强的传统观念，通过双线并进式结构由“类我者”产生的认同机制与极致压抑的三角结构凸显了道德、制度、身份危机下阻碍性别主体生成的隐形权力，揭示个体社会化的起点与现代性思潮影响下女性的分众化形象。在“姐妹花”系列叙事中，白薇从家庭、文化、社会伦理关系的革新再现现代主体确立的过程，由此形成了一套依托形象系列叙事的话语符号与价值逻辑。

关键词：白薇 “姐妹花”叙事 双重想象 三角范式 革命隐喻

伴随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女作家白薇在追求自我解放与独立的道路上，除了面对思想断裂期的精神困境，在现实中也遭遇了数次情感上的切肤之痛。白薇1920年代的创作常常设计一对并蒂而生的姐妹同处于一段紧张的三角关系内，从有限空间中展开对女性主体的分众化实践，通过戏剧化的想象与文学隐喻演绎现代文明催生下时代女性的真实诉求，并试图打破话语霸权与性别拘制，寻找到一条通向自我的可行性路径而做出一系列文学形象图谱。《苏斐》《琳丽》《炸弹与征鸟》展现出白薇对“后五四”时期有关自由婚恋、伦理道德、身份价值、革命选择等社会热点问题的积极回应，她将自我在现实中遭遇的解而未放的困境，通过姐妹花的象征符号展开对女性未来发展路径的规划，借助层级嵌套的人际关联由微观面剖析极致纯净的亲密关系下隐含的权利矛盾，以系列主题形式形成对现代主体成长的持续性关注与反思性重构。

一、现代性建构下的两幅面孔

白薇的初创期极喜爱在剪辑、拼贴自我经历的基础上塑造一对并蒂而生的姐妹花，以双线并进式结构探索女性主体的成长差异。姐妹花身份意在突出“我”与“类我者”的亲密关联，提供了审视女性主体意识生成的新视角，呈现出“后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对性别属性的隐性要求，女性建构自我的复杂历程及其社会化过程。并蒂而生的姐妹间存在一种奇妙的通感，既源自同根而发、枝蔓缠绕带来的影子式的亲密观照；也有于背身而长、临水照花式的自恋性妄想。这种关联为个体提供了快速反馈自我言行的一面镜子，不同于面临他人时提高警惕的心理与言语上的伪饰，“类我者”降低了个体对外采取的保护机制，姐妹两人切近的交流易于激发自我潜在的性格底色，刺激真实的主体构成。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H·米德曾说过，自我可以分解为相互联系、作用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I），包含个人对事物的反应和行为；另一方面是代表他人对其社会评价、期待的客我（Me），是自我意识的社会关系性的重要体现。姐妹花的特殊性在于影响自我生成的最重要的他者，与“我”有着相同的成长背景，彼此融为阴阳互抱之势，建立在血脉亲情上的关系构成自我形塑最重要的参照物。“人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认同于某个形象而产生自我的。决定人的主体性的不是什么动力、禀赋或者倾向，而是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1主体在外界压力与欲望投射的刺激下滋生出强烈的侵凌性冲动，激发了客我（Me）的新生；此外，他者的干预造成主我（I）的部分缺失，弱化了个体自我形构的力量。一体两面的形象设计表现出思想解放时期女性主体建构中自我的沉沦与超越，双生缠绕的关系提供了近距离观察女性心理波动的视角，真实的镜像反射展现出女性独立自主的过程中面临的多重问题。

话剧《苏斐》中姐妹二人在病房的对话从品评男子各美其美的外表到主动承认自己的倾慕心理，从探讨女性身上的沉重压力到认定女子应具备独立的人格，得出“有觉悟的女子，对于婚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能不努力革命”2的结论。彼此在交流中获取行为认同，由对方的回应确认自我破格举动的正确性。她们以同盟的形式形成了一套关于生命价值与情感诉求的认同机制。全剧仅有一幕出现姐妹两人的直接对话，交流的中止并不意味着关联的断裂。姐妹二人作为家族这一代仅有的继任者，强烈的依存关系增强了彼此承担家族重任的底气，缺少男性竞争者的生存空间也降低了她们被家族成员挤兑的危机。这一增一减为她们的性格底色奠定了自由的韵味，文本在自我、家庭、社会的层级关系中呈现出女性主体建构面临的“他性”因素，开启对女性自主意识和身份价值的初步探索。

诗剧《琳丽》中姐妹间的价值观差异较大，璃丽不赞同琳丽唯爱至上的态度，对她“在男子身上去找美”不以为然，信誓旦旦地要“为中国男女两性的争斗开大纪元计”3，决心将“最高的情调，发挥在我的艺术上”，却在恋爱后沉醉其中，曾经独立自信的璃丽变得患得患失。显然，琳丽罗曼蒂克的爱情信仰潜在地影响了她的观念，姐姐的离开更激发了孤身一人的璃丽思想上的蜕变，促使主体根性显现，表现出真实的自我诉求。伴生关系下的个人行动将给他者带来强烈影响，一旦打破两者间的平衡有可能引发失控行为导致悲剧发生。多情的诗人琴澜面对归来的恋人琳丽生出诸多情愫，恰恰此时琴澜得知璃丽怀孕，一个新的三角关系的形成拆解了“一男两女”原有的情感关联，间接造成琳丽生命的终结。剧本结局呈现出女性不切实际的情绪化反抗与软弱的意志，她“在性别关系中的处于第二性的旧角色并没有改变”4，仍依赖男性他者的肯定确立自我的价值。

小说《炸弹与征鸟》中余玥、余彬既是独立生长的个体不断汲取成长要素构建理想自我，也以“类我者”的身份影响主体形构。余玥在父亲的逼迫下出嫁，婚后忍受着婆婆、丈夫的毒打，余彬的鼓励给予她逃离魔窟的勇气。余玥经历九死一生后重获自由，为自己起名为“征鸟”，预示她将理想自我投入革命队伍的决心。在姐妹俩的亲密关系中，自我的成长与发展在“看与被看”的镜像呈示中发生位移，这种变化由隐藏在镜像认同下的侵凌行为引发，它产生于本我的异化结构，最强烈的冲突往往发生在亲密关系间。同根而生的姐妹生活中有诸多关联，个人滋生的强烈欲求难免侵犯并蒂而生的“类我者”。余玥、余彬得知爱上的男子是同一个人时，妹妹对姐姐的诉苦带着怨恨与掠夺的意味。实质上，侵略行为既是个体宣泄内心痛苦的渠道，也是认识自我、趋向欲望的一种方式。在她们主动把握生命航线的征程中，集体话语对女性的身份规训使她们无知觉地成为革命队伍的点缀物。

在破旧立新的时代，觉醒者背负着家族的责任与道德的压力。当改变生命的机会出现时，强烈的促动心理下个人奋力地突围，表现出现代观念建构下女性的两幅面孔——“圣女”与“巫女”。以亚斐、璃丽、余玥为代表的“圣女”表现出纯净、善良、温柔的一面。在权威者的凝视下，她能够从想象性认同中汲取生长资源，她带着社会的企望将细碎的规约投射在亟待弥补的灵魂中，由客我引发的观念上的误认影响了主体的生成。她对主流话语或男权话语的信赖与包容亲手造就了屈从的客我，继而向不自知的“伪自我”发展。欲望与需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突出了人与匮乏的关系，在语言作用下形成了一种自我发展机制。个体的欲望表达不断受到某一时代公序良俗的影响，这种不易察觉且辐射深广的秩序促使个性消退、共性增强，助推了个体强烈的情感依赖，使她愈发倾向于“一代人”“同路人”的行为模式。亚斐口口声声追求自由爱情却要替代出走的姐姐完成婚约，成为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璃丽与琴澜相爱后逐渐迷失自我，她的怀孕增添了“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在道德评价体系内对自由、洒脱的挤兑。余玥处处躲避情感陷阱以免迷失自我，却在革命信仰与浪漫爱情的双重刺激下接受献身敌人获取情报的任务。遭遇心神危机的“圣女”也曾有离轨的举动，究其原因，她们缺乏对生活的主导权和存在感。原生家庭中父母掌握着经济权和话语权，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她终究因性别被视作外人，似乎只有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才能重获新生，没承想跳板的另一端也不如所愿，情爱关系中爱与恨的交织令她不堪重负，往往选择用极端的方式以自苦对抗压力。

另一些不被主流话语认可的“巫女”表现出疯狂、欲望、威胁的一面，她们带着解构传统性别伦理与社会角色的意图对权利秩序发起挑战，以自毁的方式表达权利诉求和平等意愿。苏斐拒绝做父亲承诺的兑现物，遭遇家庭变故后她选择以修心的方式探索人生的意义。她对杀父仇人陈特的谅解与突如其来的爱表现出个人从“小我”到“大我”的超脱境界，虽然被读者诟病不合逻辑，却也体现出作者对性别思考所能穷尽的思想深度。琳丽极致的浪漫主义展现出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叛逆精神，但是她对权力话语的否定通过梦的形式曲折婉转地传递出女性精神世界的丰满，也映照出她在现实中的绵软无力。余彬进入革命队伍后很快被角色化、边缘化，她将失望与无奈掩盖在疯狂的享乐举动下，成为了交际场上最亮眼的明星，仅凭自我欲望行事的作风为解构权力中心神话付出了污名化的代价。“巫女”用恶的举动对抗现实的不平等，表现出挑战主流价值观念与建构性别属性的自觉意识，但是贫、病、疯、死的结局征示了“低容错率”时期文化先行者的边缘人生。

白薇的姐妹花系列叙事表现出启蒙主体“为人”“为女”的自觉，反映出知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重启生命秩序的强烈诉求，她们基于自我需求对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进行的反叛，昭示了一种新的伦理关系与社会秩序的萌芽。由于承袭了数千年的封建习俗和精神压迫造成了女性自我在本质上的缺失，个体必要从他者那里不断确认自我。“一旦我对某一外在形象产生认同，我就可以做我以前所不能做的事情”，因为“看起来很完整的形象能让我用新的方式控制自己的身体”5。由“类我者”产生的认同机制既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也是女性形象分众化的开端。一方面，作者通过并蒂而生的亲缘关系发掘女性自主意识与自我塑造的系列问题，呈现出社会期待与自我定位之间的隔膜，开展对性别权利的想象性认同。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复制、想象与重塑将同时代女性的困惑投射到两个具象的姐妹身上，以超现实的反抗心理拓展女性生命的可能性。秩序以规范、稳定为基础保障，伴随着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性观念的深入推进，分众化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拖延了滚滚浪潮的发展速度，所以在权力分配初始阶段秩序便与教育、道德、伦理合谋将形象标准化，再通过舆论传播与文本塑造的时代典范巩固主流权威的需求。白薇包容、多元的审美观打破了文坛对女性模式化、类型化的形象界定，“圣女”“巫女”代表了“后五四”时代龋龋独行找寻自我价值的女性影像。她并未承袭古代文学“双姝”叙事着重描写姐妹间的尖锐矛盾，摆脱了内卷和汰弱留强的传统观念，而聚焦于女性主体性建构的过程，找寻现代性进程中困扰主体意识生成的因素，从而为摆脱异化与束缚，形成富有权威力量和身份价值的女性主体开启带有实践性质的成长预设。

二、三角范式隐含的权力关系

现实中，白薇几乎被恋人杨骚左右了命运，数次卷入三角关系。她不想放弃也无法释怀，试图在想象空间复盘亲密关系下隐含的侵凌行为，揭示女性主体在建构自我中面临的道德危机、秩序危机与身份危机，并以一体两面的形式探索女性成长的可行性路径。在20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中爱情被视作人类解放的标签之一，成为“青年男女冲破封建文化传统禁锢的战斗武器，他们将爱情视为一种信仰并以此来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爱情成为至真至诚的赞美对象，爱情自由被抒写为一代青年的事业与使命，成为青年必须为之献身的一种高尚信仰”6。这场轰轰烈烈地的思想界革命借由现代理性规划自由的蓝图，觉醒的女性“希望通过爱情得到那种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对独立的个人价值的肯定和褒扬”，“她们的爱情观建立在提高自身价值的渴望以及强烈的感情梦想之上”7。爱情也成为白薇找寻自我价值的凭借，她选用婚恋关系串连现实生活、文学想象与话语权力，依靠社会潮流的热度冲破封建秩序的束缚以实现自我满足与价值升级的双赢。

白薇笔下“一男两女”的三角范式不同于传统民间故事以姐妹竞凌为主线的讲述方式，她以女性之思度量主体与他者的势位关系，体恤生而为女的不易，刻意回避同性间的内卷，突出姐妹情谊以及女性在最基本的情感驱动下的感性与智性。她在自由式爱情中投射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悟以及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设想，揭示出复杂的张力空间下缠绕在女性身上的难题，呈现出她们飞蛾扑火的勇气与战损式的美学价值。比如《琳丽》中姐姐归来后发现妹妹与琴澜有了爱情的结晶，三人的情感纠缠与伤害最终以琳丽疯疯癫癫地死去，琴澜被大猩猩撕碎而终结。结尾处却点明这一切不过是琳丽的一个梦。她不忍女性献祭式地自损，于是将幻象作为自我形构与外界侵凌的缓冲带，以南柯一梦的方式掩盖内心无法释怀的情感焦虑。

系列主题中的姐妹形象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动，由为爱而生、因爱而死的漂零者变为回避爱情、言志革命的孤勇者。其实，回避实属无奈之举，当革命激情再次照亮女性前路时，混杂着兴奋与刺激的情绪又一次令她们画地为牢成为时代的齿轮。表面上看，爱情从生命的必需品降至附属品，其实亲密关系下他者话语对主体的影响依旧巨大，特别是他者有意通过话语询唤改变个人的行为、意志。言语中既带有赞赏意味的激励性举措，也包含评判意味的消耗性干预。罗曼蒂克的氛围烘托下菲勒斯中心制约个体发展的方式更加隐蔽。西方现代性观念的简单移植造成了一代人思想上的断裂，混杂的各种思潮难以为个体提供恰如其分的养料。话语权威更是掩盖掉女性的真实，以神圣的信仰软化个体意志使其成为稳固权力秩序的一员。面对非常时期的多重困境，作者在极致的三角结构下再现现代主体确立自我的难点，由微观入手展现道德、制度、身份约束下阻碍性别主体生成的因素以及权力秩序对人的隐性制约。

首先，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下，冲破封建家庭的藩篱成为青年自我救赎的首要目标，但是，她们在现实中的反叛举动往往连带着侵犯了他人的自由乃至生命。觉醒者在道德伦理与现代思潮的碰撞下面临着悖论式的困境。《苏斐》中专制的父亲决定了苏斐的婚事，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她却被要求做个传统式的贤妻良母。对苏斐来说，陈特象征着封建等级秩序的守卫者，虎视眈眈地掠夺资源以维护男性权威；华宁代表了现代自由模式下的追求者，虽有才气却因过大的贫富差距迟迟不敢争取，软弱的个性使他不胜托付。孤身抗争的苏斐拒绝了陈特的求爱，指出他的卑劣无耻。陈特依赖这段婚姻继任大家族的钱与权，宿主的反目令他惊慌不已，决定用暴力铲除所有威胁。客观地说，苏斐的拒婚与刚直的态度导致父亲、华宁被陈特毒害。苏斐得知亲人惨死后离家出走，却造成无辜的妹妹卷入感情“债务”替她嫁给陈特，又间接导致妹妹的恋人康奇被害。陈特借由姻亲的权势一跃成为封建大家长，征示了封建文化借尸还魂的强盛生命力。苏斐逃脱了被物化的命运却连带数人丧生，困于修心的苏斐从未考虑过妹妹因她而起的悲惨境遇，甚至亚斐死后很久她都不知此变故，家破人亡的痛苦更多的表现为苏斐对仇人的恨，而非对生者的怜惜。她在修行中的悟道代表了启蒙时期现代思潮影响下青年人精神上的高蹈，但是为维护个体的自由而改变他人的命运甚至导致他者的死亡显然有违常理，白薇对这一代人面临的公众道德审判与自我心灵谴责做出关于价值理性方面的提示。

其次，在社会秩序方面，白薇塑造的姐妹花刻意彰显自我个性，试图用行动消解按照男性逻各斯改造女性的单向度压抑。《琳丽》刻意模糊时代背景，减少家庭、经济、政治因素对主体行动的影响，借感情的排他性和私利性解构层叠嵌套的权力关系对人的束缚，并以一体两面的方式探索女性破除秩序危机，寻找自我归属的路径。剧本开场琳丽大段的抒情对白如滔滔流水般涌出，本应由两人共筑的亲密空间被她无尽的、不甚理智的叙述阻塞了沟通。如时神所说，琳丽“那种异端的恋爱，是启示绝灭的罪魁”8。她以魂消血化式的精神维持内心的高洁，却没有意识到“唯自由论”得以生成的前提，就连死神也被她过于炽热的爱火灼伤，其言语和行动印证了话语主体的不可靠。琴澜以自由主义为旗帜，以情感为诱饵寻找灵感缪斯，缺乏责任感的他处处留情，改变了姐妹二人的命运，造成他人精神上无法弥补的创伤。琴澜不同于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男性启蒙者的睿智与伟岸，表现出自私、冷酷、不可靠的一面，这种不稳定的主体叙述意识也是剧本有意突出的重点，表现出由观念驱使自我进化的理想追寻者献祭式的问询。

诗剧在三角关系的显性结构中内嵌了一个建构个人主体性的核心，表层结构呈现出情感纠葛下姐妹花的一逝一伤，实则从自我镜像与婚恋结构中突出主我与客我的关联，表现出影响主体性生成的隐性结构对现实人生的伤害。姐妹二人得益于现代性思潮拓展了的个体生存空间，但启蒙理性推进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接受程度，造成真与善、理性与道德、文化精英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也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更新权力配给。作者在尝试解构性别权力的势位关系中发觉自我建构的真相，每个人都是现代性压抑下的一份子，剧本恐怖而悲惨的结局警醒读者反思权力秩序对人的戕害。结尾处的梦醒使叙述结构猛然断裂，将致命的矛盾化为乌有。

最后，现代文化观念为女性的身份共同体想象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尺。革命集体为女性主体的超越性进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但是她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边缘化的危机。《炸弹与征鸟》以北伐战争为背景，余玥、余彬两姐妹从传统闺秀到出走者再到革命者的角色转变表现出主体根性的强化过程，而三角范式下的竞凌行动也在帮助个体稳固自我，摆脱权力运作的痕迹。恋爱与革命作为主人公实现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的重要途径，也成为引发主体行动滞重、自我确立困难的诱因。他者认同作为革命主体行动的重要依凭，个人需要根据集体的指示删削自我成为符合革命标准的一员。不论社交场上游刃有余的余彬，还是抵抗外界侵扰以保持自我独立的余玥都需要从他者认同中获取成长要素，凭借集体的力量取得身份认同。余玥进入革命队伍后“觉悟了自己原是一个极平凡极平凡的小民，她自己有多大的力也不过是团体中底一个小小分子，断不能自命征鸟的作那英雄思想的妄想”⑨。她意识到原先自己的幼稚，只考虑个人前途没有意识到国家遭受的苦难。但很快她发现为国、为党、为民不过革命者的说辞，党内部的乌合之众打着革命旗号谋取私利，在这场战争游戏中做着升官、发财、抱美人的美梦。当兵临城下时政府竟先行撤离，余玥对革命队伍的无德、无能感到失望，她继续待在党部以不惧死亡的态度表明坚韧的革命心志。早已被革命权威边缘化的女性比虚张声势的革命者更具担当，颠覆了传统文学中女性落后、从属的性别属性。当马腾传来新情报时，余玥不屑于“革命的内容，在获得政治的手腕”，认为“革命是要群众的自觉，群众自己起来的革命”10。马腾先情后理的表述看似引导着余玥接受革命者必要经受组织考验的程序，实则代替革命权威在话语询唤中指示个人接受指派，以凸显革命事业崇高性、重要性的方式使个人的献身变得有意义。余玥听从了马腾的指示，决定“为我们底目的，为我们底前途”11到G部长帷幕中打探情报。在理想、情感、道德的并轨中，伟大的使命将个体推向革命舞台做一枚小小的齿轮，这是对先前主体建构自我的肯定，但也是个性消弭的开端。而余玥被集体正名的背后隐藏了革命者以信仰和爱为名的权力压抑，渴望掌握命运主动权的两姐妹在权与情的置换中沦为革命队伍的工具。

如同白薇的精神导师鲁迅所说，“正无须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2，一场凤凰浴火的经历令她不断思考现代主体与性别角色之间被遮蔽的问题。她的姐妹花系列叙事留下了一份关乎多元文化冲击下多角度建构想象共同体的文化实践。文本刻意设置的三角范式成为窥视有限空间内权属关系的渠道，呈现出现代主体在伦理道德、社会秩序、集体意志下建构自我面临的困境，为进一步自我革新提供了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

三、“姐妹花”叙事中的革命隐喻

面对老迈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变革之法疗救疮痍，综合文学想象与社会实践勾画理想蓝图。妇女解放运动成为推进社会全方位变革的序曲，不仅承担了人的解放、权力重新分配等责任，还要合乎伦理道德评价体系，避免在发生之初就被迫偃旗息鼓。这场反叛与重塑的道路势必牵涉诸多利益，“但对于变革的后果，知识分子却并不负有任何责任”13。许多应时出走的青年陷落荒原后无所适从，亲身经历了数次变革的白薇有意揭开遮蔽在女性上空的阴霾，她的“姐妹花”系列叙事构成了变革时代对女性社会角色的结构性探索，通过双生姐妹、三角范式的嵌套模式将主我与客我视为映现主体的参照物，亲密关系既有助于释放真实的自我，也能在情感机制下不断刺激个体的生成，由纯净模式透视主体的生长，发觉潜在的社会因素与权力关系对自我形塑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表层的情感关联下深层的叙述动机则聚焦于家国同构的伦理化政治，社会发展对性别属性的附加要求以及变体化的男权对弱者的规训。现实中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生活压力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缺乏平等的权利保障却被要求履行相应的义务。革命伦理下的权利变体尚且无法保障自我的独立，导致了性别属性与价值观念的错位，双女主表现出破格的话语与不可控的行为。其实，另类的形象也是作者对主流话语和社会期待在文学空间的回应，当她面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断裂，角色转变与主体意志之间的冲突，表现出革新家庭、文化、社会伦理的意愿以构成新的关系系统。

知识分子意识到家庭伦理关系对现代性思想产生的负面影响，他们视封建家族结构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试图破除传统“忠孝”观念对个人的束缚，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苏斐》作为反映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问题剧，由概念到具体的形象塑造呈现了叛逆者在反抗封建家庭权威时面临的伦理之难。苏斐、亚斐发起的家庭革命试图摧毁封建专制等级秩序的生存根基。但未经世事的女儿仍渴望得到父母的理解，由长辈做主废除婚约。究其原因，世代承袭的忠孝观对这代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14。即便如鲁迅、胡适这类思想启蒙者也难断血缘之亲对自我的影响。苏斐对家庭伦理的反抗包含自诉、出走、忏悔三个方面。她控诉了父母强行干涉自己的婚姻，多次表达自己的爱情理想。她的爱慕对象气质“幽闲淡静”，“仍不外是发挥女性美”15，这位贫穷的理想主义者弱势到无法保护自己，更不用说维护两人的爱情。他们之间缺乏稳固的感情基础，隔着经济与观念上的差距是难成眷属的，家族强烈的反对激发了青年人的叛逆心理，加上陈特急于行使男性的权威，不断向苏斐强调“夫妇是人伦的起点”16，希望她能履行父辈定下的婚约。苏斐以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为利器的家庭革命撼动了陈特登上权利巅峰的美梦，她言辞坚定地批评陈特的世俗，极端的个人主义与不切实际的幻想导致她根本没有考虑过后果，造成父亲、华宁被陈特杀害。当家庭蒙难时她们却毫无回击之力，只有被动接受命运的转折。苏斐为了修复破碎的人生和断裂的信念借助宗教之光重新审视自我，意识到真正的爱并非“从小我的执着所出发的人间爱”，而是“从大我的扩张所出发的神爱”17。在陈特向苏斐忏悔后，苏斐认为他的觉醒是神光的显现，于是向他表达爱意，这种爱属于“生命的自觉，是真实的生命，是永远与神同在的”18。所谓的神爱强调修身、克己，包含了苏斐对旧我的否定，她因一己之私造成父亲、华宁、亚斐、康奇的死亡，这场叛逆的代价将她囚于情感、困于伦理中，试图借助宗教的力量做出修复家庭伦理关系的尝试。当陈特在苏斐的感化下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她心中的困扰得到了化解，没有什么比拯救一个恶魔更能凸显“善”的功德。尽管结尾表现出作者不切实际的浪漫化期许，但是她着重引导人们辩证地看待格式化的革新方式对生命与情感造成的伤害，并试图以修心、包容的修复性策略对家庭伦理革命做出适度调整。

性别属性作为社会的基本伦理构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性别认知、性别秩序、等级秩序等文化伦理观。姐妹花叙事中的三角结构并不仅仅指向伦理道德，还通过社会心理、文化伦理呈现时代重负下青年男女的精神走向。《琳丽》由姐妹花之间的情感纷争展开现代观念下女性的主体实践，表现出她们建立在男性中心基础上对自我生命意义的肯定。三者之间的侵凌行为不单单表现为强势的暴力，还有思想或身体的禁锢，言语的指责、沉默等消极情绪，以及认知偏执、身份缺席等。琴澜的言语警示与离开没有唤醒琳丽，直到他与璃丽结合，琳丽的爱情独角戏难以为继，才在苦痛中选择出走拓展理想自我的边际。出走后的琳丽失去了言说权，缺席的主体被外界繁复询唤，在诸神的议论中琳丽的形象由群体展开暴力性建构，被否定的“她”无力反驳只能处于被代言的状态。他者的控制使主体建构更加困难，最终只能走向异化以丧失权力或身心断裂的方式屈就于他者。这个大写的他者代表着抽象的文化秩序，对个体而言相当于上演着一场由象征话语引导的自我适从。“自我的本质不在于其自主性和同一性，而在于其只是一种异化和挫折。”19当外力的阻滞超越她们内心的底线时，或如琳丽般决绝地以命捍卫，或如璃丽般以爱的结晶延续她未竟的事业，表明她们反对刻板观念对女性形塑的态度。诗剧结尾处在梦境中死去的琳丽紧接着在现实中醒来，空间转换终止了血腥、暴力等极端后果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究竟是琳丽的梦还是现实的征兆？白薇连通了实在界与想象界，营造了理性审视文化伦理的空间，借助姐妹花的双向实践展现现代主体在社会文化迭代中的精神负累。

其实，女性的私人化写作本身就是一股颠覆主流文化的力量，白薇将口号、概念付诸行动，把姐妹花作为表达自我情感体验与文化心理的两面。琳丽追求自我欲望的最大化，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被批判为低俗、蒙羞的举动，如今成为新青年破除传统文化束缚，树立现代品格的标志。但是，引领者的性别身份引发了社会的瞩目，她们往往被归为道德沦丧的疯女人，而白薇赋予这个形象更加复杂的面貌，她有直面欲望、享受世俗生活的一面，也有逃离庸俗、追求灵净的一面。如果读者从放纵、疯癫的行为进行伦理评判就会造成对五四精神的反驳，那么批评视角就导向了由现代理性反思人本问题，引发读者对社会文化的关照。现代观念推进了思想解放、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

社会伦理“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核心，以人的自由为目的，是关于社会自由及其实现条件的社会公正的理论”20。知识分子的变革主张从思想启蒙到社会革命，经历了由理论探索到社会实践的过程。1920年代中后期“革命”一词频繁出现在报刊杂志上，知识分子借助集体的力量消解了个人主义思潮引发的迷茫与消极情绪。个人通过加入革命摆脱封建社会制度对人的束缚，革命因众人力量的汇聚加速了现代性进程。由革命搭建起个人与集体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但是，以国家、集体之名要求个人履行义务却没有提供相应的权利。在文学文本中往往以女性自身的缺陷解释权利配给的不均等。如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茅盾“《蚀》三部曲”中的慧女士、孙舞阳表现出的享乐主义、精神空虚。她们必要在男性革命者的引导下洗净身体、翻造内心才可能被集体接纳。这种强调共性的集体话语有意模糊了公正与平等的概念。

《炸弹与征鸟》对革命队伍中女性自我合法化构建与现代社会伦理作出了思考。革命作为女性反抗封建传统压迫的利器，使性别解放与阶级解放在文学想象中形成合力，为实现民主权利进行探索。革命曾经给予身心遭受重创的余玥以希望，最终她只得孤独地面对枪林弹雨执行卧底任务。集体意志下的权利指示需要个体为了共同的事业奉献自我，军阀间的混战被冠以宏大的家国使命掩盖了个人的诉求。至于妹妹余彬则在革命者的私欲下一点点丧失自我逐步落入异化的深渊。其实，余彬的沉沦与放纵也有彰显她作为“人”的权利诉求的因素，她以叛逆的举动表示对社会公正的不满，以游戏之姿蔑视革命权威的评价标准。她尚未意识到带有毁灭性的伪镜建构出的意象对个体造成的伤害，忽略了固化模式对女性主体建构提出的不容置疑的要求，以及集体认同对个体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革命同志对余彬的态度从宠爱、追捧到诋毁、剔除，最终沦为由他人命名的“伪主体”，话语权的丧失意味着个人的叛逆举动被集体视作无效。旁观的余玥意识到罔顾革命秩序的代价是巨大的，尽管她对革命队伍中浮于虚表、脱离群众的行为十分不满，但她选择以沉默的方式对抗群体对自我意志的侵蚀。她与外界的交流不断减少，随之由内心独白取代，中断的沟通使个体陷落在一片荒原。终于，在特殊的情感促动下个人被集体委以重任的同时获得了超额的权力，但是需要以身体为代价服从革命对个人的角色安排。余玥由集体庇护为自我正名的尝试终究难以实现，不自知地带着“伪自我”的面具履行责任。清醒的先觉者从女性的生命经验出发对革命与爱情下个体的权责关系进行了叩问，“对主流意识形态有所保留的不同发声既显示出了对革命合理性的认同，又表现出对革命伦理的反抗”21。白薇从社会伦理层面的公平、正义等意向性话语找寻弱势群体的主体性确证，并触及意识形态下的一系列制度问题。

白薇的“姐妹花”系列叙事借助双面形象、三角范式、革命话语等元素，参与了现代女性主体形塑的实践。《苏斐》《琳丽》《炸弹与征鸟》三部作品形成了一个有机体，无论是揭开高悬在现代女性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是反思启蒙思潮带来的伦理之殇，抑或揭示“革命+恋爱”主题下隐含的权力关系，都显示出作者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与敏锐的时代感知力。系列主题聚焦于女性解放的核心议题，体现现代主体面临的道德、秩序与身份危机，她对家庭、文化、革命伦理观念的质疑构成了富有建设性的反思，在同时期的女作家创作中显示出特有的智性与深刻，为研究“后五四”时期的文化语境提供了另一重视角与立场。

[河南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SKJZD2020-08）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89页。

2 15 16 17 18 素如女士(白薇)：《苏斐》，《小说月报》1926年第1期。

3 8 白薇：《琳丽》，《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5、110页。

4 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5 [英]达瑞安·里德：《拉康》，黄然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6 刘中树、许祖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7 [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田常晖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9 10 11 白薇：《炸弹与征鸟》，《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2、221、223页。

12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13 [美]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

14 费孝通：《无讼》，《世纪评论》1948年第1期。

19 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20 刘真如：《社会道德的基础》，《文化建设月刊》1936第3期。

21 杨晶：《以白薇为中心的左翼女性文学再解读》，《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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