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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学界陆续发表、出版了200余篇有关沈从文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新时期沈从文历史形象的构建过程，而且与新时期的文学生态形成了复杂的历史纠缠。通过对沈从文回忆录的爬梳考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沈从文回忆录发表、出版的整体情况，还原沈从文历史形象的建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沈从文形象，而且试图探讨由此反映出来的新时期文学场域的历史复杂性。

关键词：沈从文 回忆录 新时期 历史形象

1980年代，随着社会发展的转型和文艺政策的调整，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的历史地位逐渐得以回归或得以进一步确认。在此过程中，三个方面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品结集出版重新发行、学术研究重新开启以及相关回忆性文章/著作发表或出版。作品为读者提供的是作家文学成就的直观体验，研究为学界提供的是作家的历史审美价值，而回忆录则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对立体丰满的历史形象。所以，在作家历史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回忆录的价值不可忽视。但是大家似乎更为看重回忆录的史料佐证价值，而相对忽视了它们在建构作家历史形象方面的文本价值。这种现象在新时期以来与沈从文有关的回忆录研究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本文一方面梳理总结新时期沈从文回忆录的相关文献，另一方面希望在此基础上讨论有关沈从文历史形象的建构。

回忆录的发表及其作者

作家回忆录主要包括“自传性回忆录”“他传性回忆录”和作家“回忆文艺社团、文艺运动、文艺报刊或重大文学史实的文字”1。沈从文的自传性回忆录也有不少，如不同历史时期回忆介绍自己人生经历的文字《从文自传》2《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3《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4《在湖南吉首大学的讲演》5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亚蓉编著《沈从文晚年口述》收录的3篇演讲6，历次政治运动中所作的交代、检查《一个人的自白》《总结·传记部分》《总结·思想部分》《交代社会关系》《沈从文自传》《我的检查》《文学创作方面检查》《最后检查》等7，各类作品选集的题记、序言《〈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从文散文选〉题记》《〈湘西散记〉序》等，在接受各类访谈时就某一问题回忆自己的文字《社会变化太快了，我就落后了——与美国学者金介甫对话》《论公平还是读者公平——与王亚蓉在火车上的谈话》8《答瑞典友人问》9等，在给友人撰写回忆录时涉及自己的文字《记胡也频》《记丁玲》《记丁玲续集》《忆翔鹤——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们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10和怀念徐志摩的《友情》11等。从总体上看，沈从文回忆自己的文章篇目不少，但是，由于大多数文章在《沈从文全集》出版之前都没有发表，所以，本文所探讨的回忆录，主要是别人回忆沈从文的他传性回忆录。

新时期关于沈从文的回忆录最早发表在1980年。这一年，《花城》第5期发表了朱光潜、黄永玉和黄苗子的3篇文章。《新苑》《文汇月刊》《中国建设》各发表1篇。1982年和1984年《读书》杂志发表了2篇，1985年《文艺报》《文学》《诗书画》共发表3篇，1986年岳麓书社出版了诗人荒芜编辑的沈从文回忆录选集《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所以，沈从文去世之前，中国大陆发表的沈从文回忆录并不太多，也就十几篇的样子。

沈从文去世后的1988、1989年，对他的回忆出现了一个高潮，发表文章近百篇，其中不少文章是受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和凤凰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约请撰写的，或者在其他刊物发表后被收入这两家机构编辑的回忆录文集：《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12、《凤凰文史资料第二辑·怀念沈从文》（1989年12月）。应该予以交代的是，其中很多文章在收录之前都没有发表过，尤其是收入《凤凰文史资料第二辑·怀念沈从文》的文章，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极少。就这些文章发表的刊物而言，比较重要的有：《人民日报》（1篇）、《光明日报》（1篇）、《文汇报》（1篇）、《人民政协报》（1篇）、《湖南日报》（1篇）、《新观察》（1篇）、《人民文学》（1篇）、《新文学史料》（6篇）。

1990年代，有关沈从文的话题依然热度不减，回忆沈从文的文字依然不少，有近30篇。1992年是沈从文诞辰90周年，《吉首大学学报》第3—4期集中发表了6篇回忆录作为纪念。1998年是沈从文去世10周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忆沈从文》的纪念文集。除了这两次集中发表、出版之外，1990年代发表有关沈从文回忆录的主要刊物还有：《光明日报》《文汇报》《收获》《读书》《随笔》《新文学史料》。另外，1997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孙泳编的回忆录文集《沈从文印象》；李辉的《人生扫描》，黄苗子、郁风的《陌上花》，张允和的《最后的闺秀》也回忆了沈从文。

进入21世纪以后，有关沈从文的回忆录主要是几部文集，主要包括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中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2000年，未正式出版）、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3、刘红庆的《沈从文家事》（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王亚蓉编《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张新颖编《生命流转，长河不尽：沈从文纪念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1980年代，在沈从文的直系亲属中，哥哥、弟弟、妹妹均已去世，姐姐也已年迈，均无回忆录发表。长子沈龙朱2011年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所理解的沈从文》14，次子沈虎雏发表了《团聚》15和《杂忆沈从文对作品的谈论》。直到去世，张兆和都没有发表过关于沈从文的回忆录。沈家人尤其是张兆和在这一方面的保守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他们比较尊重沈从文“不要宣传自己”的主张。为人低调、不事张扬大概是沈家人的一贯原则，这一点在陈徒手、刘红庆的采访手记中都有说明。陈徒手说：“他们做事都极为低调，不张扬。”16据沈龙朱说，黄永玉曾把张兆和给《从文家书》写的后记刻成石碑放在沈从文墓地显耀的位置。张兆和知道后很不高兴，坚持要求挪到一个偏僻的位置。17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他们觉得自己不太理解沈从文。张兆和说：“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18沈虎雏说：“我不理解他。没有人完全理解他。”19沈龙朱说：“不光当时不理解，就是后来也不理解。”20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在不太理解的情况下，回忆录的撰写可能就需格外慎重。

在沈从文的旁系亲属中，撰写回忆录较多的要数黄永玉和张允和。张允和写了两篇关于沈从文的回忆录，《三姐夫沈二哥》和《沈二哥在美国东部的琐琐》。由于生活环境的原因，她的文笔依然是去国前的调子，活泼灵动却也流露着一股贵族气息，与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风颇为不同。黄永玉关于沈从文的回忆录有4篇：《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这一些忧郁的碎屑》《表叔沈从文的诗和书法》《平常的沈从文》。黄永玉的回忆录文学色彩很浓，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也可能因此而使得他的回忆录在真实性问题上受到一些质疑。比如他对沈云麓的回忆。在《这一些忧郁的碎屑》中，沈云麓简直就是一个相貌丑陋、既穷且迂的破落户形象。但在周少连的回忆中，沈云麓却是当地“较有名望的闻人”，“解放后受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21。同为沈从文凤凰老乡的刘祖春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刘的文章还透露说，“云麓大哥的工资是全县工作人员中最高的，1963年后工资为一百零五元，活到近八十岁才去世”22。张兆和五弟张寰和回忆说沈云麓在沅陵的一个住处别墅：“这是一幢横卧山腰，精致典雅的意大利式小楼，楼上有一排宽敞的走廊，面临汤汤沅水和重重远山。”23虽然也有几个亲友回忆说沈云麓性格比较古怪，这可能让他在家乡的形象多少有些受损，但也绝不至于像黄永玉回忆的那样“穷的可以”，从而成为沈从文“捏着”的“三个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黄永玉之所以这样描述，可能不是记忆出错，而是因为他想突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沈从文的苦难遭遇，一个是沈从文面对苦难时的坚忍精神。“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都不哼一声。”24在评价黄永玉对沈从文的回忆时，李辉说“不少人写过沈从文，但写得最好的是黄永玉”25。李辉这里所说的“最好”，恐怕不是说最大程度地呈现了沈从文生活中的“真实”，而是最大可能地描画了沈从文的精神风貌。

沈从文有很多文艺界的朋友，但是新时期以来撰写回忆文章的并不太多。从现有史料看，大概只有巴金、施蛰存、朱光潜、梁实秋、卞之琳、蹇先艾等人撰写过关于沈从文的回忆录。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有的已经去世，如周作人、徐志摩、朱自清、林徽因、梁思成、杨振声、陈翔鹤等；有的移居海外，如陈西滢、凌淑华等；有的是因为友谊破裂，如丁玲、萧乾；既没有去国，也没有过节，1980年代依然健在的，如金克木、罗念生、赵家璧、金岳霖等，他们之所以没有撰写回忆录可能是出于对历史的忌惮。26因身体衰老或历史原因而导致的故人去世，因天崩地解海天两隔而导致的音讯断绝，因时代变化而产生的友谊崩裂以及由一世沉浮而塑造出来的敏感与脆弱，让半个世纪之前的文学界朋友星云四散，不能不让人生发出命运与历史的喟叹。

给沈从文撰写回忆录的主要还是他的晚辈。其中有他在西南联大或回到北大后教过的学生，如汪曾祺、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杨苡、金隄、吴小如、邓云乡等。这些学生中文系的不多，他们或者听过沈从文的课，有些可能连课也没有听过。在回忆录中他们之所以称沈从文为老师，主要是他们年轻时出于对文学的爱好，经常与沈从文聊文学，或者在写作上长期得到沈从文的培养和指导。由于大多身处海外，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们对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往往提得很高。这一方面大概是对沈从文长期以来受到压制和冷落表示不满，另一方面，他们的评价大概多少也受到了夏志清、马悦然、司马长风等人的影响。有一些晚辈，虽不是沈从文的学生，但是因为投稿的原因也曾经受到过他的扶持，如季羡林、王西彦、严文井、邵燕祥、田涛、柯原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曾长期主持《大公报》《益世报》文艺副刊。通过这两个报纸他曾经扶植过不少年轻作家，在历史条件允许以后，这些作家纷纷撰写回忆录怀念沈从文对他们的帮助。还有一些青年作家，如黄苗子、林斤澜、萧离、荒芜、黄裳、彭荆风、古华、蔡测海、徐盈、彭子冈、徐城北等，他们在新时期也撰写了不少回忆沈从文的文章。他们与沈从文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师生情义或文学道路上的扶持与帮助，不如说是思想上的志同道合或情感上的理解与同情。这里面有几个作者值得关注。萧离生于1910年，只比沈从文小了8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沈从文的同代人。两人过从甚密，友情深厚。1985年5月，“土家族名记者、老作家萧离先生，直接上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先生健康、工作及生活情况”27。在沈从文的所有回忆录作者中，萧离的回忆录应该是最多的，多达5篇。荒芜编辑了第一部沈从文回忆录文集。古华和蔡测海都是湖南人，比沈从文小很多，其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对他们，沈从文给予过肯定，也提出过批评，但这种批评反而更加促进了他们与沈从文的亲近关系。时代环境发生变化以后，沈从文逐渐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海内外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沈从文的专家学者。沈从文在世的时候，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与之有过学术交往。这些经历后来往往成为他们回忆沈从文的主要内容。这里面主要有凌宇、金介甫、李辉、刘一友、向成国、龙海清等。在沈从文回忆录的作者中，还有几位是他晚年研究文物时的助手、学生，如王㐨、王亚蓉、黄能馥、武敏等。他们主要是沈从文在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的助手，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过程中，他们不同程度地从沈从文那里得到了很多文物方面的指导。

矛盾的性格及其命运

在涉及沈从文性格的回忆录中，前期主要强调了他性格中恬淡、平和的一面。很多回忆录都反复描述了他的微笑、他的低声细语，甚至他的与世无争、低调忍耐。1950年代初期是沈从文最为困难的时候，“在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28。“在十年劫难中，尽管住处房子挤得难以容身了，他还满不在乎；大量藏书当废纸处理了，他无所顾惜；家被前后抄了八次，他置之度外”29。但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人们开始强调他性格中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平和恬淡之外，也有“不安分”或者“强悍”的一面。李辉就认为，沈从文“性格中有温和的一面，也有湘西人的强悍的一面”30。“不平和，或者说不安分”，是沈从文“性格中重要的一面”31。与沈从文有着“五十九年历史交情”32的刘祖春也说，沈从文性格中有水的一面，“待人总是一脸微笑，说话声音不大，平易近人”；同时也有山的一面，他“从凤凰和湘西的高山崇岭学到了坚硬、肃穆的力量，就是沉默。沉默是超越一切的一种伟大力量”33。

为什么要强调沈从文性格中的这种矛盾呢？我们认为，这种矛盾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他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可以从这种看似矛盾的性格中找到解释。平和冲淡让他疏于交游，陷于寂寞；“不安分”的性格又让他无法长期忍受寂寞。喜欢写信、喜欢与青年作家交往甚至卷入各种论争都可以视为他摆脱这种寂寞的努力。“抗战前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过批评海派的文章，引起强烈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对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议论出现。他可能感到一点寂寞，偶尔也发发牢骚。”341949年后，社会形势让他不得不长时间地陷入更加深重的寂寞。由于这种寂寞主要不是由个人性格导致的，一时之间他也就很难摆脱。“北平解放前后当地报纸上刊载了一些批评他的署名文章，有的还是在香港报上发表过的，十分尖锐。他在围城里，已感到很孤寂，对形势和政策也不理解，只希望有一两个文艺界熟人见见他，同他谈谈。他当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进水里，多么需要人来拉他一把。”35然而即便如此他也并非没有做过努力。这一时期，他频繁地给张兆和、沈云麓甚至龙朱虎雏兄弟写信，36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自愿给人做说明员，都可以视为他努力的一部分。甚至，一旦条件稍有可能，他还试图重返文坛，只不过由于“信”的要求与“思”的坚持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冲突他才不得不选择放弃。37

直到晚年，这种矛盾依然纠缠着他。一方面，几十年的历史教训让他不得不继续低调行事，反复告诫自己“血气既衰，戒之在得”，阻止各种宣传自己的活动。“我今年已七十过七，适宜牢牢记住孔子说的‘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言，和老子‘为而不有’的训戒，今后在什么新的运动中，得免意外灾星，即是大大幸运”38。“至于年来国内外的‘沈从文热’，可绝不宜信以为真，‘虚名过实’，不祥之至。从个人言，只希望极力把自己缩小一些，到无力再小地步，免得损害别的作家的尊严，近于‘绊脚石’而发生意外灾殃”39。但另一方面，为摆脱人生寂寞，即便中风之后家门上贴有“谢绝来访”的条幅，他依然对各种访客来者不拒，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1986年以后，他身体愈来愈差，我去他们家，见到门上贴有字条，大意是他宜多静养盼访问者谅解。后来他对我说：‘门口禁条对你例外，我很喜欢和你谈’。其实也并不是仅仅对我例外。……曾经有过不少的登门求教的人仍去敲门，舅妈和表弟开门解说，但他却在房里叫喊起来，‘行，行，我能见，我能见。’弄得舅妈与表弟们十分尴尬。”40从沈从文盼望接见来客那急切的声音中，我们似乎更能理解他心中的寂寞。1982年5月他曾经在火车上与王亚蓉有过一番谈话。在谈话中，他不仅对丁玲评价十分刻薄——可能说刻薄都是轻的，还无端涉及他人，比如茅盾、王瑶，甚至国家领导人。41由这次谈话，我们仿佛可以想见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文学论争时那种“不安分”的情形。

在关心培养青年作家方面，沈从文得到了很多人的尊敬和怀念。在相关回忆录中，称赞他这方面成绩的不仅有他当年的学生，而且有他同辈的朋友。他西南联大时的学生袁可嘉评价说：“可以不夸张地说，沈老通过刊物和个人交往栽培了40年代开拓文学新风的一批作家。”42他一生的好友巴金对他的这项工作也很是嘉许：“他对年轻人、对朋友，都乐于帮忙。他自己掏钱给卞之琳出版诗集，萧乾也是他帮忙走上文坛的。他为许多青年作家改稿子，介绍刊物。”43

沈从文为什么如此喜欢与青年学生交往呢？不可否认，作为老师的责任心、推动文学发展的事业心以及他热心助人的性格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这是他摆脱寂寞的一种努力呢？据他西南联大时的学生易梦虹回忆说：“沈先生书生气较重，平素很少交游，淡泊处世，不慕虚荣，不知世间上最讲‘关系学’，或者也知道，却不以为然。再加上他自己没有煊赫的学历，因而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里的处境，听说多少有些尴尬。”44在这种环境下，沈从文的寂寞是难免的，不甘于寂寞的沈从文与青年学生加强联系大概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们的这种分析也可以在沈从文回忆录的作者那里得到印证。在给沈从文撰写回忆录的晚辈中，他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占了很大一部分。这或许也可以说，他与青年学生接触最多的时期是他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八年，而这八年大概也是他相对比较寂寞的一个时期。45

据凌宇考证，沈从文参与的论争主要有：京派海派论争，禁书政策论争，“差不多”问题论争，作家从政与反对作家从政论争，自由主义文艺观和战争观论争，民族自杀悲剧论争。46这些论争不仅在当时给沈从文带来很多争议，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加剧了他的糟糕处境，47甚至在1980年代依然是比较敏感与棘手的问题。所以，出于意识形态、人事纠葛乃至为尊者讳等因素的考虑，包括沈从文本人在内，关于他的回忆录要么尽量回避这些论争，要么否认问题的存在。48

沈从文生前曾反复强调他不是“京派”“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现在人们把我拉作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这是没有资格的。我当时只是投稿，有个名字。”49“有很多人讲我是现代评论派，或者新月派，都是不太知道实际情况。我这几个关系都是读书的……我哪里够‘派’啦，不够派。”50如果我们忽略了沈从文性格中“不安分”的一面，很可能会对沈从文不愿意也很少介入各种文学论争的回忆信以为真。而实际上，沈从文不仅参与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系列文学论争，甚至还是一些论争的发起者。施蛰存回忆说，“1933年，他忽然发表了一篇《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分为‘海派’和‘京派’，赞扬京派而菲薄海派。他自居于京派之列。这篇文章，暴露了他思想认识上的倾向性”，“从文在文章和书信中，有过一些讥讽左翼作家的话。话都说得很委婉，但显然暴露了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不满”51。王西彦的回忆与施蛰存大体相似：“‘京派’和‘海派’之争原是由从文先生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题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起的，他颂扬了‘京派’文人‘五四’以来诚朴治学的好风尚，批评了‘海派’文人为攫取名利而迎合小市民趣味、粗制滥造的现象。”52“在‘京派’和‘海派’以后，在关于‘私骂’（从文先生以‘炯之’的笔名所写《谈谈上海的刊物》一文中指摘彼此互骂现象）问题和关于‘差不多’（从文先生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和《再谈差不多》两文中指摘青年作家的作品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和‘随风气压力自己总忽左忽右’）问题上，都招致了鲁迅的批评和左翼文艺运动方面的不满。再加上他的经历和交往，就不免给人一种与左翼文艺运动相对立的印象。”53

关于沈从文参与这些论争的评价，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稍早一些的回忆录一般站在沈从文的立场上，替他开解辩护。马蹄声在解释沈从文所谓的“民族自杀悲剧论”时认为，“沈从文的本意则是真诚希望广大人民不再受战争的折磨和对和平安宁的呼唤”，而后来逐渐升级的政治误解则将沈从文批评成了“‘罪不容诛’的‘反革命’”。54在梳理完沈从文参与的文学论争之后，凌宇分析说，“这些论争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沈从文的观点没有得到全面的理解，而是断章取义，主观加以延伸，随意转移话题；二是政治上的批评不断升级，从京派景观到反对抗战、反对作家从政到等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甘当亡国奴。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作为反动派活着，是地主阶级弄臣的桃红色作家。解放前正是从这个角度进行批评的。”55另一些回忆录总体上也对沈从文持肯定态度，认为，“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56，“跟反动文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说他是一个反动派”57。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作家来说，无论他所属的派别也好，他所发表的议论也好，毕竟比不上他的作品更重要。因此，对一个作家的评判，首先应该看看他在写作实践上的表现”58。但是，在整体上的肯定之后，就沈从文参与的一些文学论争，他们也提出了批评意见。巴金认为，“京派、海派的提法是他的偏见，他不太了解情况”59。施蛰存说他“是思想上的不革命”，“受了胡适改良主义的影响”；同时指出，“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40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60。作为晚辈，王西彦对沈从文参与这些文学论争也颇不认同。“我还觉得，当时他的种种意见，多系从个人对文学艺术的特性的认识出发，却未能从政治斗争的形势和要求上着眼，未免有些迂泥。”61

李辉在解释沈从文的复杂性格时认为，“他似乎仍然保持着湘西人的倔劲，自由地随意地挥洒着他的思想，对所有他所不习惯的文坛现象发表议论，并不顾及其准确性和可能招致的结果。在他的眼中，没有尊贵之分，没有壁垒之分，他只是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即他的文学观来议论文坛……在文学之外，他对许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时常随意地发表见解，不管其是否正确”62。其实，这已经不只是性格的问题了。除了性格上的“不安分”“倔强”之外，沈从文之所以不顾利害和是否准确而发起或参与一些文学论争，恰恰反映了一个具有深切责任感和赤诚之心的作家、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勇气和担当。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论争会给他带来什么，但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时势的观察和一个作家对文学发展的忧虑，他“深忧痛感郁结于心，迫不得已，不吐不快，乃至一说再说”63。如果说在沈从文留给我们的遗产中什么东西最值得珍视，除了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之外，他的这种饱含着中国传统文人和五四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的。

转行的原因及其评价

1949年以后，沈从文从文学创作转向了古代服饰研究。在以后的40年中，他几乎没有再从事文学创作。面对这一重大转折，几乎每一个为沈从文撰写回忆录的人都尝试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评价。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回忆者的理解和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产生的原因与其说是个体之间理解的差异，倒不如说是时代环境的变化给这种理解与表达提供了不同的契机。

在回忆者的叙述中，沈从文对文物产生兴趣的时间几乎与他开始文学创作一样早，而且他对文物的收藏与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只不过，在1949年之前，文物之于他主要是一种业余的兴趣与爱好，他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文学创作上，文学创作的光芒遮掩了他在文物方面的才情。1949年以后，对于古代服饰的研究则成了他安身立命的唯一职业。关于转行，在早期的回忆录中，主要强调他对文物的兴趣由来已久，却基本上不解释他放弃文学创作的原因。对沈从文的转行，张允和似乎颇有些庆幸的味道，“他说他不想再写小说，实际上他那有功夫去写！有人说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64金介甫不仅认同沈从文由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的“兴趣说”解释，而且还天真地拿他的这种转行与鲁迅、闻一多、陈梦家等人作比较。“沈从文早在解放前就为一生致力于中国艺术史和文物史的研究有了基础”65，“有趣的是，沈从文从创作转到现在的领域，令人想起类似的转变，如闻一多和陈梦家（两位都是他的密友），而鲁迅在日本初期的翻译西方小说及文学评论得不到读者以后，也曾在北京绍兴会馆搞过古代拓碑”66。如果说张允和的解释是出于对亲人的爱护和她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自觉，那么，金介甫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就不仅让人看到了文化隔阂给学术研究带来的障碍，而且还能感觉到金介甫身上那种多少有些学究气的天真与可爱。

当社会环境变得稍微宽松了一些之后，大家开始把沈从文转行的原因归结为外在形势的要求。一个是相关的批判使他心有余悸，担心文学创作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67再一个是文学创作的要求发生了变化，这种要求与自己之前的创作经验有较大的冲突，自己无法适应。“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68在这两个原因之间，前者似乎更多一些政治上的批判与倾诉，后者则主要是文学创作规律的分析，同时也有对一代作家文学命运的慨叹。

即便是批判与倾诉，早期与后期也并不一样。从最初的“如所周知”到后来的“历史的误解”“北京大学批判”直到最后极“左”势力的“压迫”“鼠目寸光之辈”的“嫉妒”和“压抑”，批判的指向越来越明朗、具体，批判的锋芒也越来越尖锐、锋利。沈从文一生的挚友萧离在解释他转行的原因时说，“解放初期，如所周知，主客观条件都使得这位老作家不得不来一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巨大转向，不言而喻，这样的‘转向’当然是经历过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的。从从文先生的某些自白里，看得出来其中包含的有少一半的谦虚和多一半的难言之隐，这里就不多去说它了”69。写于1980年的这篇回忆录在解释其中的原因时依然相当隐晦。比较而言，后来的解释要直接得多。《羊城晚报》的解释是，“四十年代末期，北京大学批判了他，……为此，他烧过自己的书，也寻过短见。直到五十年代初，他被安排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他的生活才有转机，决意挖掘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70。香港的《文汇报》认为，“是极‘左’的势力加予他的压迫，剥夺了他文学创作的权利”71。其实，就外在批判带来的心理阴影而言，上面的解释很难说有多么准确，也谈不上全面。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沈从文直言，“说良心话，没有强迫我不写”72。就社会形势来说，导致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的因素大概有如下几点：一直没有停止的批判的声音，批判者在文学界所处的高位，沈从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左翼文学产生的冲突以及由这些因素导致的沈从文内心的恐惧。

与历史环境的影响相比，创作习惯的不适应似乎是沈从文以及他同时代作家放弃文学创作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沈从文很早就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上文引用的他关于“思”与“信”的思考就是他在1948年12月7日写给文学青年吉六的一封信中的预言。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事实来看，我们不能不佩服沈从文的预见性。在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沈从文小说选集》的《题记》中，沈从文又一次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当更大的社会变动来临，全国人民解放时，我这个和现社会要求脱了节的工作，自然难以为继，这分未竟全功的工作必然停顿下来了。”73当自己以往的创作方法与当下的文学要求不相符合的时候，要么改变自己，要么放弃写作。从沈从文这一代作家在1949年以后的创作情况来看，改变的努力不是没有，但似乎收效甚微，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觉地放弃了继续创作。

“十七年”时期，沈从文也曾有过继续创作的可能，而且也做出过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要求的努力。“他内心深处觉得离开文学很可惜，总梦想在文学上健步如飞。50年代末就曾思考是否归队，一些好心人也劝他应该拿起笔。……他对外不说，但在暗暗使劲，看看自己能否找回重新创作的能力。这是他长期摆脱不掉的念头，时常勾起联想，内心矛盾反复出现。”741957年3月他曾给中国作协递交过一份《创作计划》，没有完成；1958年，他在十三陵水库写了一篇报道型散文《管木料厂的几个青年》，却被评论为“一个工地的通讯员写这类文章比他还顺溜”75。1961年，中国作协给了他到青岛、井冈山休假、体验生活的时间，但是，以张兆和堂兄一家三代闹革命为素材的长篇小说还是没能创作出来。

就沈从文转行这一历史事件，回忆录的作者们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部分人从爱护沈从文的立场出发，认为沈从文当年的转行是明智之举。张兆和在1990年12月7日回忆此事时说，“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76。他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马逢华也认为，“将近40年前，他坚守自己的原则，作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决定了自己后半生的命运，也维持了自己做人的尊严”77。从前面的论述来看，所谓“坚守原则”“维持尊严”的说法显然是拔高了，在很大程度上沈从文不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创作习惯，按照新的创作原则进行创作，而是多年的创作习惯难以改变，多次尝试也并不成功。他的后辈同乡刘一友假设说，“我想，真在文坛，1955年就难于过关，1957年更难漏网，1966年命运不会比老舍这位‘人民艺术家’更强。什么《长河》，早就是‘短活’了”78。但是转行毕竟不是苟活，如果要肯定转行的意义，则必须强调沈从文在文物研究方面的价值。他的挚友萧离认为，“放弃文学创作，对个人兴趣而言，也许是损失。但因此而有机会在中国古代文物的整理方面，为祖国填补了一个难得有人过问的空白点，这未尝不是塞翁失马——对祖国却是有益的事”。而后，他就此事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如果第一本大书和第二本大书对从文先生来说，一个是鱼、一个是熊掌的话，他却采取了兼而得之的态度。只是有时这个是‘正业’，那个是‘副业’。如今是‘东隅’未失，‘桑榆’已收，我们该向老人庆贺的。”79

但是，也有不少人从他的文学创作实绩出发，对他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被迫停止文学创作表达了深沉的悲叹。“1949年以后，沈从文先生能够专门从事古文物的研究，可以说在30年代就打下了基础，但我不相信他当时已经立意以后要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命运逼迫他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离开文学创作，只差完全放下笔杆，总令人感到可悲。”80“在阅读这类文章时，我总觉得对作为一个作家的从文先生来说，他的放下写小说的笔去改行探究古文物，把自己晚年的生命消耗在故宫的文物库里，实在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81卞之琳先生从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不同特点出发，认为并不能因为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就可以弥补他停止文学创作的遗憾。他引用伽利略的话说，“没有一部科学著作只有一个人能写”，即使他不写，迟早也会有人写。但是，“文学作品总特别具有个人特色，不是另一个作家可以代写，从文没有能再写出文学作品，总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虽然写出来也不见得不待以时日，就立即得到大家一致肯定的评价）”82。

虽然在回忆起这件至关重要的人生转折时，沈从文往往会给人以庆幸之感，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在创作逐渐进入佳境的时候突然因为外在的力量被迫放弃文学创作，他不可能没有深深的遗憾。王西彦回忆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到社科院宿舍去看望他时，他从书橱里取出有几位美国学者研究他作品的书刊给我看，叹息着说自己恐将再也不能写小说了，表情充满凄凉”83。所以，在人生的晚年，当沈从文回忆起40年前的这一重大转折时，他的内心应该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他庆幸当年的“明智”选择，使自己的后半生得以平安度过；另一方面，当国内外逐渐兴起“沈从文热”，尤其是传言他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不可能不对自己当年被迫放弃创作充满遗憾。

文学史地位及其争议

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渐宽松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沈从文逐渐从文学史的背面走向了文学史的前台。人们对他的作品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之后，这个在中国文坛消失了30余年的优秀作家逐渐受到人们的认可和肯定。虽然文学史上批判的声音还没有去除，但是他的作品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出版发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肯定他的文学史价值。一时之间，不仅出现了“沈从文热”的文学现象，而且出现了呼吁重新评定其文学史地位的声音。

由于文学史书写的相对滞后性，在1980年代前期的文学史著作中，沈从文依然处于被批判者的地位。“1976年‘文革’结束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沈老的一篇文章就是以‘反面教材’的面貌，附录在郭沫若的谩骂之后，来做批判材料的。这种情形要到80年代中期左右才开始改变。198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田仲济等编写），对沈从文小说形式和语言方面的探索，都相当肯定，但还是要批判说：‘对黑暗现实正视不够，也未在艺术概括上下功夫。’不过，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两大册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反而开倒车，基本上沿袭‘文革’前的官方评价，以鲁迅、巴金和老舍等作为发展主线，而忽略沈从文。杨义在1986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没有提到沈老。”84但是，反思的萌芽已经产生。“虽然‘文革’刚刚结束，思想禁锢仍然极严，即便‘平反’‘翻案’，优先权也属于丁玲、周扬、冯雪峰一类作家，一时还轮不到沈从文头上，但在我辈身上，已开始了对文学史上已成定论的反思。”85

在1980年代，这种反思并非一两个学者的行为，而是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兴起的一种学术思潮，也就是说，“沈从文热”的兴起是与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紧密相关的。86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在1980年所经历的“沈从文热”。“我的第一篇论文写成不久，得知消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辑即来索稿；出版界也开始了沈从文著作的出版热。先是湘潭大学来人找我，要与我合作选编两册以湘西为题材的沈从文作品集；接着是花城出版社，提出印行《沈从文文集》，沈先生推荐我与邵华强承担这份选编工作；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选编三本沈从文作品集；又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约我编选一套五卷本的《沈从文选集》。”87在1980年代，沈从文的作品还陆续被选入其他一些作品选中。“第二个十年（1927—1937）《新文学大系》由巴金同志作序的小说集，已于1984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选了从文的短篇《丈夫》和《贵生》。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选了从文的《萧萧》《丈夫》《顾问官》。《中国现代散文选》也选了他的《西山的月》等8篇散文。1986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严家炎编的《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把从文列入京派，选了他的《柏子》等6个短篇和中篇《边城》（存目）。”88在这种背景下，沈从文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一时之间不胫而走，甚至连一些沈从文研究专家也推波助澜。“1982年，一个国际汉学家委员会提名沈从文为诺贝文学奖候选人。……他最终未能获奖，但很显然，他的候选人身份一直是被认真考虑着的。”89“据小道传说，瑞典曾提名授给沈先生诺贝尔文学奖，但在中国文联（或是作协）的讨论中被丁玲极力否决了云云。”90“近几年，有人似乎预感了什么，早在报刊角落里撰文，说人家鲁迅就看不起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又转载洋人的牢骚，说诺贝尔文学奖是有政治偏见的等等，我想，沈老失去这个机会也好，落得耳根清净。”91

在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学术背景下，学术界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史地位的倡议与尝试开始出现。早在1982年，汪曾祺就认为，“沈先生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个不老的抒情诗人，一个顽强的不知疲倦的语言文字的工艺大师”92。沈从文去世不久，汪曾祺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重提沈从文文学史地位问题。“沈先生已经去世，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对他的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文章在驳斥了社会上流行的几种对沈从文的误解——“不革命”“没有表现劳动人民”“美化了旧社会的农村，冲淡了尖锐的阶级矛盾”——之后，提出了对沈从文的一个历史定位：“假如用一句话对沈先生加以概括，我以为他是一个极其真诚的爱国主义作家。”93也是在这一年，同样作为沈从文西南联大时的学生的袁可嘉给出了他对沈从文文学史价值的更为全面的理解。“我个人认为，沈先生作为当时北方国统区文学界的一面旗帜，抵制了泛滥一时的庸俗社会学的创作和批评思潮，以及标语口号式的概念化倾向，坚持了文学表现丰富人性、表现美的道路，栽培了一批诗人、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有的（如九叶派中的西南联大诗人）当时已在开拓新风中崭露头角，后经40年的掩埋，在80年代才重以出土文物问世。这一段的文学史显然有待重写。”94还是在这一年，沈从文移居美国的学生马逢华甚至略显极端地说，“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个比较使人关心的问题，是沈先生在国内的历史定位”，“如果国内坚持不肯承认文学本身的价值，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沈从文的历史地位，最后将在海外写成，在海外决定。”95这种略显极端化的表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拔高了海外学术研究的作用，而且还可能给反对者提供“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的口实，但是，它也的确真诚有力地表达了重评沈从文历史地位的强烈呼声。

面对社会上热闹非凡的“沈从文热”和重评的呼声，有着30余年历史教训的沈从文却显得要清醒得多。还是在那封写给韩宗树的回信中，沈从文就此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所有作品，既已毁尽，那还别有办法，把业已毁去的材料重新研究、重作鉴定？更何况照多年来习惯，作家多已排班定位，中国只有一个鲁迅算得是代表中国新文学最高成就，算是世界的第一流人物。其次，则郭沫若、沈雁冰、老舍、巴金、冰心、曹禺……此外还有万千少壮新起第一流新作家，在党的培养下进行写作，各自已取得历史上无以伦比的不同成就，十分现实。那还有我插足余地？”96在这段满含牢骚的回信中，沈从文预感到了历史重评的困难。

现实也的确像他预感的那样，困难重重。“大多数情形是，一些对卅年代争论难免还心存芥蒂的老一辈人还是批评沈。”97“有名家在报上发表文章，对国内兴起的‘沈从文热’冷嘲热讽，还毫无根据地指责国内的沈从文研究者是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接着是丁玲在《诗刊》《文艺报》上著文，指沈从文是‘市侩’‘胆小鬼’，说沈从文在《记丁玲》一书中，歪曲了胡也频与丁玲当年参加革命的动机。”98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沈从文及其研究者遭遇了历史上的又一次寒潮。“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82年夏天正是在批电影《苦恋》、批文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中，亦有人趁机指责‘国内外现在的一股“沈从文热”是要否定左翼文艺运动的功绩’。”991983年，朱光潜因为给沈从文的一个作品选写了一篇序言，不承想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有几个系被确定为重点。又有列为重点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朱光潜先生写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100“在当时，某些颇有地位者，在一次会议上，振振有辞地历数沈从文‘罪状’，并且照例不加证明。……曾听古华当面谈起《芙蓉镇》评奖事：一位举足轻重的评委，在评委会上谈她对《芙蓉镇》的看法：‘还不是沈从文那一套！’……仿佛沈从文是罪恶之源。别人的创作，别人的研究，只要沾上‘沈从文’三个字，便立即成了一种罪过。”101

对沈从文文学史地位的这种争议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之后。不少回忆录都对沈从文去世后的新闻报道和追悼会情形表示不解，提出质疑。巴金回忆说，“一连几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我很想知道一点从文最后的情况。可是日报上我找不到这个敬爱的名字。后来才读到新华社郭玲春同志简短的报导。……可是连这短短的报道多数报刊也没有采用”。在解释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时，巴金推测，“可能因为领导不曾表态，人们不知道用什么规格发表讣告、刊载消息”102。对此，王西彦也提供了相似的回忆，“从文先生是今年5月10日晚与世长辞的，但到6天后才由上海一家晚报刊登了一则从港、台报纸上转载的简讯，这不能不说是对死者出奇的冷漠”103。如果说新闻报道表现出来的是“出奇的冷漠”，那么追悼会的场景大概就可以说是“尴尬的冷清”了。“沈从文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是我这些年参加过的同类活动中最简单不过的。没有要员，文艺官员也少见，都是他的学生和亲友。”104代表巴金参加追悼会的李小林说，“她从未参加过这样感动人的告别仪式。她说没有达官贵人，告别的只是些亲朋好友”105。“小林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规格的告别仪式，她只感觉到庄严和真诚。”106

区别对待的情况还延续到《沈从文全集》的整理与出版。“一九八一年《鲁迅全集》出版，一九八二年《郭沫若全集》开始面世，一九八四年《茅盾全集》开始出版，一九八六年《巴金全集》开始出版。这些‘文学大师’的全集，都由官方组成阵容庞大的编辑委员会。比如为了出版《郭沫若全集》，就由周扬领衔，由三十四位委员组成了身份不一般的‘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尽管这些委员可能不直接参与编辑工作，但是，他们的身份表明了《郭沫若全集》的国家意志。”107虽然在1980年代出现了“沈从文热”，甚至传闻他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沈从文始终未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2002年，32卷的《沈从文全集》才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108而且，《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没有一位位高权重的权威人物，他们是沈从文的家人——张兆和、沈虎雏，学生——汪曾祺，助手——王㐨、王亚蓉，研究专家——凌宇、刘一友、向成国、王继志、谢中一。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文学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客观公正的评价。

古文物研究及其困难

沈从文在文物研究方面的回忆录，按说不属于文学史考察的范畴，但是，1949年以后，沈从文的主要工作就是文物研究。所以，出于完整考察沈从文历史形象的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方面的回忆录做一个简要的讨论。通过研读我们发现，这一方面的回忆录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条件的艰苦、周总理的嘱托与郭沫若写序。

1957年，在呈报给中国作协的《创作计划》中，沈从文反映了自己的工作条件。“照目前情况说，‘研究’条件也十分差，哪像个研究办法，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统）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109很多回忆录在描述他此时的工作状态时，都着意强调了工作条件的艰苦和他在逆境中的坦然，甚至超然。据王亚蓉回忆，沈从文研究文物的困难主要在于：工作环境狭小，研究材料缺乏，没有工作助手。110在所有的困难中，住房条件差是一个突出的问题。1947年沈从文回到北大，住中老胡同32号，有七间住房，比较宽裕。1951年，沈从文到四川内江参加土改，张兆和在交道口租了三间住房。195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分了三间北房。在这三间房里，最多的时候曾经住过老少三代七口人。“文革”期间，因为家人分散各地，三间住房被收走两间，沈从文收藏的文物无处存放，只能送人甚至变卖废品。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沈从文蜷居在剩下的那间宿舍中，张兆和则被安置在离东堂子胡同二里路远的一间宿舍里。“文革”结束以后，经过长期争取，沈从文甚至不惜调离已经工作了将近30年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家人的居住条件才逐渐得到改善，但此时他已经很难真正有效地开展他的文物研究工作了。

在回忆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缘起时，很多回忆录都说沈从文是受周总理嘱托。“一九六四年沈先生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开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编写工作。”111有的还描述了具体的细节：“周总理出访发现外国有历代服饰陈列，而中国没有，问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谁在研究古代服饰？齐答沈从文，‘总理当即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沈先生，给他配七八位研究人员当助手，给他充分的工作条件，编出一部中国历代服饰的书来。’”112其实细细想来，这样的说法很难经得起推敲。按照政府的一般工作程序，周总理应该不会这样安排工作。这些回忆录之所以这样叙述，有可能是作者掌握的信息不够准确，也有可能是他们在感情倾向上更愿意认为沈从文的工作受到了更高层次的重视。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序言的回忆上。这部著作的序言是由郭沫若撰写的。以沈从文与郭沫若的历史纠葛来看，我们实在难以理解沈从文的著作怎么可能会让郭沫若写序！关于这一难以理解的问题，不少回忆录也有各自的说法。“据说周总理得知这件事情后，非常关心特别指示此书一定要出版，还请郭沫若写一篇序。”113“沈先生讲，在书未成稿之前，有次宴会沈先生与郭沫若先生邻座，谈到这本书，郭老主动说：‘我给你写个序言吧！’并很快就送过来了，序言成于书稿之前，郭老未看过书稿。许多人不明就里，总是问为什么序言和内容不符，这就是原因。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114根据第一种说法，序言似乎是周总理请郭沫若写的。如果说周总理特意安排沈从文撰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大符合政府的工作程序，那么，周总理特意邀请郭沫若给沈从文的这部著作写序就更加难以理解了。第二种说法其实更像是坊间的附会演绎，难以相信。

关于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缘起和郭沫若撰写序言的原因，中国历史博物馆李之檀的回忆相对要全面客观得多。根据他的回忆，沈从文早在1961年“就曾写信给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及历史博物馆领导，呼吁编写《中国古代服饰》，请求领导给予支持”。1963年，齐燕铭在文化部党组会议上正式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并责成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编辑工作”。“历史博物馆决定由副馆长陈乔主持这项工作，由馆长业务秘书陈鹏程和陈列部主任王镜如拟定工作计划，由沈从文先生主编，由陈列部美术组陈大章、李之檀、范曾、边宝华负责形象材料的临摹绘图工作，由陈列部副主任耿宗仁、美术组组长章毅然协助工作。”1964年“六月二十四日郭沫若为此书题字” 。在工作人员大多下乡参加“四清”工作的时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编辑工作实际上停顿了下来”。此后是沈从文凭着个人的力量坚持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九八一年九月，被延搁了十七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以沈从文编著的名义，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正式出版，终于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嘱托。”115

按照这个回忆，沈从文之前就有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想法，但是领导不支持，迟迟没有实现。1964年周总理因出访发现了该项工作的意义，把任务交给了文化部，文化部又责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完成。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领导班子，配备了工作人员，沈从文是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主编。后来因为社会运动，集体工作被迫停止，沈从文以个人的力量继续坚持，最终在中国社会科院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样的回忆才符合政府工作的一般程序，也才更加真实可信。根据这一回忆，郭沫若为这部著作撰写序言也就相对容易理解，因为在1964年，这部著作还不能算作沈从文个人的，郭沫若也就不是为沈从文的著作写序。这种理解在《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还在编撰工作结束之前，有关领导就请康生题了书名，请郭沫若作序。郭沫若写了两百多个字，文末注明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五日。”116

那么，到1981年香港出版这部著作时，沈从文为什么还要带上这篇既“文不对题”自己心里又未必舒服的序言呢？对此，刘祖春的回忆相对比较可信。他说“是出自出版社的请求，沈从文根本没有这个意思”117。从一个商业社会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机构来讲，出版社坚持选用郭沫若的这篇序言其实也容易理解。首先，郭沫若在海内外的华人社会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次，沈从文与郭沫若之间还曾经有过一段富有谈资的历史纠葛；第三，这篇序言的背后还包含着这部著作为期17年的编著过程。有这么多充足的理由，任哪一个高明的出版商也不会放弃这么一篇富有历史内涵的序言。

[本文为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YJC751052）、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研究”（项目编号：22BZW159）信阳师范大学“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徐洪军：《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研究的意义、现状与可能》，《天府新论》2018年第4期。

2 初版于1934年，《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至1981年第1期连载，1981年又作为“新文学史料丛书”的一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 作于1959年12月，收入岳麓书社1992年版《沈从文别集·阿黑小史》。

4 以上两篇是沈从文198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圣若望大学演讲的文字版。

5 演讲作于1982年5月27日，发表于《吉首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原题为《沈从文先生在吉首大学的讲话》，收入岳麓书社1992年版《沈从文别集》时改为现名。

6 这3篇演讲是：《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在湖南省博物馆的演讲》《自己来支配自己的命运——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有机会看到许多朋友没机会看到的东西——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

7 9 以上史料均收入《沈从文全集》（第27卷）。

8 以上两篇收入王亚蓉编著《沈从文晚年口述》。

10 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11 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12 20 18年5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该文集的纪念版，书名也发生了一点细微的变化，即《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

13 20 14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该文集的增订本。

14 后来在接受刘红庆的访谈时，沈龙朱又口述了很多关于沈家的故事。见刘红庆《沈从文家事》，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15 1988年9—11月作，2010年5月校改。

16 74 75 76 109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6、38、48、43、29页。

17 20 107 刘红庆：《沈从文家事》，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48—50、278、286页。

18 张兆和：《〈从文家书〉后记》，《生命流转，长河不尽：沈从文纪念集》，张新颖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页。

19 沈虎雏：《团聚》，《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39页。

21 周少连：《偶像、现实和“黑凤集”》，《凤凰文史资料第二辑·怀念沈从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凤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9年12月。

22 33 57 117 刘祖春：《忧伤的遐思》，《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忆沈从文》，田伏隆主编，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10、90、84、88—89页。

23 张寰和：《怀念沈二哥》，《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4期。

24 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08页。

25 李辉：《穿过洞庭，翻阅一本大书——沈从文与黄永玉的故事》，黄永玉：《沈从文与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26 魏荒弩的回忆文章《默默者存——沈从文先生和我》中有一句话，大概可以给这些知识分子的谨慎提供一个时代背景：“在‘四人帮’覆灭前后，对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乍暖还寒时候。彼此间虽已开始走动，但也有不少人还不敢出头露面。”参见《随笔》1990年第5期。

27 41 110 王亚蓉编著：《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3、222—239、247—275页。

28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花城》1980年第5期。

29 69 萧离：《沈从文先生二三事》，《文汇增刊》1980年第7期。

30 43 59 李辉：《与巴金谈沈从文》，《生命流转，长河不尽：沈从文纪念集》，张新颖，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0、17页。

31 62 李辉：《平和，或者不安分——沈从文印象素描》，《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149页。

32 陈明：《澄清几件事——关于刘祖春同志〈忧伤的遐思〉涉及丁玲的几段文字》，《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

34 35 102 105 106 巴金：《怀念从文》，《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1、23、12、12、13页。

36 从《沈从文全集》书信部分可以看得很清楚。

37 可参见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6页。

38 96 沈从文：《复韩宗树》，《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9、409页。

39 沈从文：《致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

40 田纪伦：《我眼中的舅父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4期。

42 94 袁可嘉：《四十年代末的沈从文》，《光明日报》1988年12月25日。

44 易梦虹：《怀念沈从文老师》，《散文》1988年第8期。

45 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沈从文当然更加寂寞，但此时他已没有了广泛接触青年学生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借此排遣寂寞的途径。

46 55 凌宇：《沈从文研究》，《凤凰文史资料第二辑·怀念沈从文》，凤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9年版，第203页、第203页。

47 夏衍认为，沈从文没能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主要问题是《战国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刊物宣扬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杀，这就复杂了。”参见李辉：《和老人聊天·关于周扬的漫谈》，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48 岳麓书社1986年版《我所认识的沈从文》中几乎没有一篇涉及沈从文参与的文学论争。

49 沈从文：《社会变化太快了，我就落后了——与美国学者金介甫对话》（1980年6月22—26日），《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王亚蓉编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61页。

50 沈从文：《我有机会看到许多朋友没机会看到的东西——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4月11日），《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王亚蓉编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7页。

51 56 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71、71页。

52 53 58 61 81 83 103 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关于沈从文的为人和作品》，《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110、111、111、129、129、130页。

54 马蹄声：《怀念沈从文》，《凤凰文史资料第二辑·怀念沈从文》，凤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9年版，第74页。

60 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71—72页。对于将沈从文归入“战国策派”的观点，张新颖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辨析之后指出，“事实上沈从文从未认同过‘战国策派’的时政言论，并且在杂志初期即公开批驳陈铨的《论英雄崇拜》”。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46页。

63 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49页。

64 张允和：《三姐夫沈二哥》，《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页。

65 66 97 金介甫：《访问沈从文之后的感想》，《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8、89、96页。

67 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页。

68 沈从文：《致吉六——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页。

70 林湄：《美丽总是愁人的——访著名文学家、古文物学家沈从文》，《羊城晚报》1986年2月20日。

71 曾敏之：《天末怀沈从文先生》，《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81、183页。

72 [美]韩秀：《沈从文先生印象》，《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71页。

73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页。

77 95 [美]马逢华：《敬悼沈从文教授》，《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19、227页。

78 91 刘一友：《沈从文现象》，《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20、434页。

79 萧离：《他生活、劳动在“两本大书”之间——侧写老作家、物质文化史家沈从文》，《文艺报》1985年第4期。

80 严文井：《谁也抹煞不了他的存在》，《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3页。

82 卞之琳：《还是且讲一点他》，《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页。

84 郑树森：《沈从文先生的历史位置》，《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页。

85 87 98 100 101 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沈从文与我的沈从文研究》，《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59、366、367、374、377—378页。

86 关于1980年代“沈从文热”兴起的具体情况，可参考谢尚发《80年代初的“沈从文热”》（《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4期），本文仅讨论与沈从文回忆录相关的部分。

88 蹇先艾：《回忆老友沈从文》，《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7—58页。

89 金介甫：《粲然瞬间迟迟去 一生沉浮长相忆》，《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57页。

90 周绍昌：《斯人独风流》，《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忆沈从文》，田伏隆主编，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408—409页。

92 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读书》1984年第8期。该文作于1982年11月3日。

93 汪曾祺：《一个爱国的作家——怀念沈从文老师》，《人民日报》1988年5月20日。

99 古华：《一代宗师沈从文》，《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37页。

104 吴泰昌：《紧含眼中的泪》《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95页。

108 《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全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11 王亚蓉、王㐨：《沈从文和他的服装研究》，《中国建设》1980年第11期。

112 郑笑枫：《坚实地站在中华大地上——访著名老作家沈从文》，《光明日报》1985年12月9日。

113 高华：《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先生》，《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先生》荒芜编，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39页。

114 王亚蓉：《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王亚蓉编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58页。

115 李之檀：《沈从文先生在历史博物馆》，《生命流转，长河不尽：沈从文纪念集》，张新颖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198页。

116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页。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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