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欣喜与警觉——读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
内容提要：《在旷野里》是柳青1953年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未写完。此作是1952年柳青回到陕西，参与了一段实际工作以后有感而发写的。该作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一些严肃的问题。经历了多年战争的共产党干部（包括解放区和原国统区）走向全国，全面接管各级政权后面临的新形势和面对的新问题，特别是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和诸种矛盾。作者通过一个县委书记，塑造了他心目中党的领导应有的处世态度、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同时非常敏锐也很尖锐地塑造了一个县长的形象，这个人物贪图享乐，对群众的态度有违共产党初衷，思想浮夸，工作不切实际，对手中权力认识有谬。柳青以他文学家的敏感和思想家的敏锐，通过《在旷野里》，写出了他对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欣喜与警觉。
关键词：柳青 《在旷野里》 新中国 作风
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1的时代背景是1951年。此时，国内战争已结束两年，旧政权已被推翻，新政权建立不久，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特别是社会制度变革、文化思想革新的大时代，从老区和新区各个方面涌现出来并被提拔上来的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这些干部的出身和经历不同，文化水平和思想认识差异也很大，他们如何带领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处理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包括在和平时期如何生活，这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新的也是严肃的问题。小说在首页单独引用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段话：“……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段话，也鲜明地表达了柳青创作这部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和主题。
小说一开始，借主人公朱明山乘火车赴任途中的所见所闻，以欢快的笔调表现了新中国刚刚成立那种朝气蓬勃的景象——车厢里这块那块都是关于爱国主义的谈论。人们谈论着土地改革以后的新气象，谈论着镇压反革命给人们的痛快，谈论着爱国公约像春天的风一样传遍了每一个城市和乡村，谈论着抗美援朝武器捐献的踊跃，谈论着缴纳公粮的迅速和整齐……
《在旷野里》也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一些严肃的问题。此作是1952年柳青回到陕西，作了一段整党工作的调查研究，又到长安县委担任县委副书记，参与了一段实际工作以后有感而发写的。据柳青大女儿刘可风回忆：“1952年父亲从北京初回陕西，就对当时的整党工作做了社会调查，而书中所写的治虫工作，他闲谈时提到过，我估计这里有他的亲身经历。特别是书中说县委朱书记在一项工作的初期要往先进的地方跑，及时总结经验和规律，然后就多往后进的地方跑，以便帮助后进，指导和改进全局工作。他说这是他的工作经验。”2这说明，这部作品熔铸着柳青一些真实的生活体验和工作经验。此作中，柳青概括和揭示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经历了多年战争的共产党干部（包括解放区和原国统区）走向全国，全面接管各级政权后面临的新形势和面对的新问题，特别是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和诸种矛盾，如解放区（陕北延安老区）干部和新区（陕西关中原国民党统治区）干部的矛盾；解放区干部走上新岗位到了新区以后生活上与工作上的一些困境与心理状态；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矛盾；干部之间的思想分歧与作风矛盾等。作者通过一个县委书记，塑造了他心目中党的领导应有的处世态度、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难能可贵的是，柳青非常敏锐也很尖锐地塑造了一个县长的形象，这个人物贪图享乐，对手中权力认识有谬，小说中还用简练的笔墨勾画出权力部门个别干部权力嚣张的现象，借以告诫全党。
柳青以他文学家的敏感和思想家的敏锐，通过《在旷野里》，写出了他对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欣喜与警觉。
一
《在旷野里》主要通过县委书记朱明山和县长梁斌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他们之间的无形冲突，特别是他们思想认识、工作作风以及领导方法的不同，表现从战火中过来或从地下工作出来的新老干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社会和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之后，一些领导干部思想观念和生活作风发生的变化，他们的成长或蜕变。小说以对比手法写了工农干部出身的县委书记朱明山与知识分子出身的县长梁斌不同的工作态度和作风，肯定了朱明山深入农村基层，调查研究，听取专家和农民的意见，切合实际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婉转地讽刺和批评了梁斌浮在面上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同时也对梁斌等干部贪图享受、权力私用等生活方式进行了揭示和比较尖锐的批评。
小说的主要情节，写新任命的县委书记朱明山到陕西关中一个县里上任伊始，刚刚接触了县、区个别干部，大概了解了一些干部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突然接报渭河两岸的产棉区普遍发现了严重的棉蚜虫害，如不及时治理，棉田收成将大受影响甚至无收，农民将被迫铲除棉花临时改种晚收包谷，而这样的结果损失将很大。作为县委书记的朱明山和作为县长的梁斌，在研究了面临的问题之后，立即决定组织治虫工作队，召开工作动员会之后，两人分头带领一些县区干部到产棉区组织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治杀棉蚜虫。而在治虫工作的展开过程中，朱明山和梁斌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工作思路和作风。
当时的农村和农民，限于文化和教育，还普遍缺乏科学的治虫意识和办法，很多人或者失望甚至绝望，或者抱有“天虫天灭”的侥幸思想，有的村子还抬着万人伞祭虫王爷，有的农民则想着棉花不成了改种晚包谷。面对这种可以说是相当落后的现实状况，如何把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带动群众赶快行动起来科学有效地治虫，朱明山的认识很明确，就是采用榜样示范，先派工作组下田亲自灭虫，取得成效同时也试验出治虫好方法后，群众看到效果，不用开会讲说和动员，他们自然都会效仿，因为杀虫治棉不仅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攸关，更是农民自身的当务之急。这种带头示范的思路和方法，使治虫工作在短短几天就取得了很大进展。
朱明山是小说中一号主要人物，他的身份是县委书记，是陕北老区部队出身的干部。小说在开头第一节中，以叙述的方式介绍了朱明山的简历：此前他在西北大区的一个部里当了一个时期的科长，更早一些，他在陕北当区长和区委书记，后来在军队里当连指导员和营教导员，因为患了严重的肠胃病，他被西进部队甩下来，“跌”进医院去。“1949年10月1日的礼炮轰得他在医院里蹲不住，他再三地要求工作。可是正碰上大行政区机构成立，他被安置到办公室里去了。还说他是一个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干部。他坐在科长办公桌后面审阅、批核卷宗的时候，甚至于嫉妒那些随军撒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同志和后来到了朝鲜的战友们。他曾经报名到朝鲜去，做他解放战争后期所做的后勤工作；可是他得不到允许。他也曾经要求学习过，可是只有那些根本拿不起工作或把工作做坏了的人才容易得到学习的机会，而他得到的回答总是‘在工作中学习’。”
从这个叙述中可以看出，朱明山虽是一个工农干部，但爱读书，读书并思考，工作、思考并读书，“是一个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干部”，并且，他能自觉地意识到，新中国成立，更需要在“工作中学习”，同时在学习中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
朱明山很有头脑，他工作深入实际，领导有方。1951年的农村，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没有实行合作化，土地由农民自已耕种。朱明山第一次带领县区干部到棉田里治棉蚜虫，看到问题，“回到区上，他把所有留在区上的工作队干部和当地干部召集起来，提出要把县上原先布置的步骤变更一下：两天到三天里头不开群众大会，白天太阳红的时候集中力量，由区乡以上的干部亲自动手，在愿意首先治虫的村干部和群众的棉地里打喷雾器。开始多打药剂，第二天就多打烟叶水，第三天见效的话就全部打烟叶水。每天晚上在群众里活动，只许宣传大家到早上治过虫的棉地里去参观，等到大多数群众转变了态度再说。不许干涉群众的迷信活动。”
在群众不理解科学、没有见过农药效用的情况下，朱明山主张用事实教育群众。同时，朱明山尊重科学，也依靠专家，相信群众从善如流，工作不急不躁，其领导工作很有章法。
朱明山显然是柳青着力塑造并大力肯定的一个正面人物，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甚至有典型意义的领导干部。朱明山虽是工农出身，“只有三冬冬学的学习底子”，但肯学习，爱读书，加上工作中的积累，他在当乡文书、中学毕业的未婚妻高生兰的帮助下，“居然读完了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高生兰把他引进了新的世界，开始了一种不知足的探索，后来他连续读了那个时期风行全陕甘宁边区的《日日夜夜》和《恐惧与无畏》”。他既有做区乡基层工作的历练，又有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的战争磨炼，热爱学习，勤于思考，作风扎实，工作务实，能不断进取，既有全局观念又有时代意识。《在旷野里》虽然并未写完，朱明山形象全貌还有待于进一步展示，但现在的文字，已经以精彩的细节和扎实的描写，浓墨重彩地塑造出了朱明山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而且光彩照人的县委书记人物形象。
在小说中，梁斌作为第二个重要人物，小说对他也作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他是县长，当地干部。小说中写道：朱明山在地委会已经知道，“梁斌是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派到一个共产党员当指挥官的原是杨虎城将军部下的国民党军队里工作；后来那个军队里一部分起义进了解放区，另一部分被打散了，梁斌潜逃回家里。家乡初解放的混乱中，他组织起游击队，直到地方武装归军区调走的时候，他留到地方工作”。从这个人的经历来看，他当然是革命的，但并不是十分单纯。梁斌工作上既勤奋又很努力，但也许是习惯了战争中那种战斗的工作作风，他现在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显得有些简单化甚至粗暴。在治虫工作中，他在渭河南岸指导工作，与朱明山采取的榜样带头的工作方法相反，梁斌采取的办法主要是开动员会，而且是用几天时间召开大会和长会，并在会上不断强调毛泽东主席的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结果农民没有得到教育，工作也没有展开，最后是朱明山到南岸检查工作，采取纠正和补救措施。
小说中这样描写梁斌的工作方式和态度：
朱明山和赵振国同干部们一起过了渭河的第二天上午，梁斌骑着马，通信员骑着自行车，到了渭河南岸的河口区。……两个区的群众都赶河口区上所在的湄镇的集场，梁斌就到这里来指挥这两个区的治虫工作。他到的时候，两个区的区乡干部和工作组干部已经按他的指示集中起来，等待他两个来钟头了。
“同志们，”梁斌拳术家一般粗壮的身体站在摆着纸烟和茶水的桌子后面，对坐在渭水河边树林子里的草地上的百大几十个干部讲话。他的神气和口气都像是大区的或中央的某一个首长下了乡：“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为啥要说是严重的问题哩？因为我们不能用不久以前对付地主和反革命的办法，解决农民落后的、保守的和迷信的思想问题。我们坚决采取说服的办法，反对强迫的办法。毛主席说这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
梁斌就这样做了两个多钟头的报告。
“问题很明白！”梁斌好像两条粗腿负担不起他身子的全部重量，两手托着桌边，上身探出桌面来，用他的宏亮的大嗓音说：“我们要领导农民开很多会，特别是讨论会。为啥哩？因为不开讨论会，农民怎个想自己教育自己呢？这和我们搞土改领导农民开诉苦会是一样的哩！同志们，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在这里，小说通过简洁的叙述和传神的形象描写，把梁斌这种干部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和做人态度写得入木三分，刻画得惟妙惟肖。
小说同时写了梁斌不作调查研究、不听取一线工作人员建议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他并不很懂农业，也不懂生产规律，指挥决断简单粗暴。一天晚上梁斌到县农场视察，这个农场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是“王家花园”，谈到关于砍伐二十亩由于管理不善而结得很少的“渭津”苹果的时候，小说写：“梁斌把洋火盒往洋灰桌上一掼，怒眼盯着场长说：‘春上看见结的少，就应该伐了种包谷……’”场长红着脸说治完棉蚜虫就伐，一个年老的管果树的顾工凑上前来，求情似的说：“梁县长，成物不可毁坏。今年没结好，是去年的作务不到。你等明年看。明年再结不好，你办我的罪。”梁斌问顾工：“你说人民现在主要吃啥过日子？你说：粮食还是苹果？”问得老顾工张口结舌没有话说。梁斌带着可以使人感觉到的讥讽笑着，进一步对那已经很难堪的老汉说：“我们人民政府和国民党官僚完全不同，这块地皮到我们手里，它就既不是花园，也不是果园，我们要在这块地上办农场，让它为人民服务！”
梁斌在现场既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也不听取老果农的意见，而是用命令方式让砍掉多年的成林果树，工作方法既简单粗暴，也不讲究科学的农业与果林业布局，这就是比较典型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对原国民党官僚“王家花园”的接收使用，特别是对“百十亩地”中“大部分是果树”的接管与如何使用，既反映政府领导的历史与文化的认识水平，也反映领导的政策水平与实际管理水平。小说中写，年轻的农场场长明知道专署农场处对这种大片砍伐果林早有批评，“有人把这种行为比喻成拆了从敌人接收来的楼房另盖瓦房；有人说这实际上是把接收来的财产当成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挥霍；有人甚至提到原则的高度说大批的砍伐既成林木是犯法的”，但他被县长早训斥怕了，几度拐弯抹角言不由衷还是没敢明白地把自己的不同意见表达出来。读到小说这样的艺术描写，可以明显感到作者的批评锋芒。
对于梁斌的工作作风，县委组织部部长冯光祥对朱明山说：“对梁斌县长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他还坚持他的意见。干部消极抵抗他，他还发脾气。”冯光祥还与县委宣传部部长吴生亮议论梁斌讲话喜欢引用领袖语录：“老边区以前有一句流行话，说毛主席的话都是真经；可是真经也要看怎么个和尚念哩。歪嘴和尚能把真经念坏。”小说通过不同干部对梁斌的看法和议论，多角度塑造梁斌这个人物，同时也表现出作品对这个人物的看法和评价。
小说也写了工农出身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新中国建设初期，他们在工作中各自的局限和一些问题。柳青善于通过一些生活细节和人物之间并不明显的矛盾和冲突来表现这些问题。小说写，赵振国虽然是县委副书记，但他是农民出身，为人老实正派，工作踏实肯干，能吃苦，也有实践经验，但没有文化，没有理论修养更没有理论高度，嘴笨言拙，所以在一些场合比如在会上讲话发言，他就只能徒叹奈何。小说中有一段是专门写他的：
当了一个领导者，赵振国负的责任越大，他就越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缺点，好像残废人一做活就感觉到手不应心一样。他这个缺点在他到了新区以后，被领导者从多数是农民出身变成了暂时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身，更是常常使他为难。……家了解他，反而感到一种不拘形式的亲切。可是遇到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发生争论的时候，他心里是那么着急。别人一套一套花言巧语明明是不切实际的，只是他除了从十几年积累起来的经验里寻找以外，几乎再没有什么有力的根据涌到他头脑里来，使他能像一个有修养的领导者那样，用不着脸红脖子涨就可以把别人说服。
与赵振国这种农民出身的干部不同，与梁斌异曲同工的是张志谦这样的干部。张志谦作为另一个治虫工作组的组长，他在高台区的干部会上，也居然“作了将近三个钟头的动员报告”。小说写，“工作组长张志谦一手拿着揭开的笔记本，一手不时地拢着他鬓角里固执地不肯就范的头发，根据朱明山和梁斌的讲话，加上他自己看样子很得意的发挥，虽然赵振国事先也叮咛过张志谦讲话扼要些，可是那个住过几天西北农学院的大学生好像决心要露一手”，“张志谦并不怎么强调拿事实来对群众进行科学教育，而大谈其棉花对于国家工业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以及农民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等等”。张志谦在治虫工作最紧要的开始阶段，不从实际出发，也不讲实际工作，所作近三个小时的动员报告多是发挥性发言，这就是典型的夸夸其谈，不切实际也不着边际。
可以看出，《在旷野里》善于通过对比的手法塑造人物，如此，既写出了人物不同的性格，也间接传达出作品对人物的理性认知与感情态度。《在旷野里》，一切都是开始，一切也都刚刚开始，柳青在这部小说里，主要写了县上的主要领导和区乡一些领导，无论是老区的工农干部还是新区的知识分子干部，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环境特别是新的工作局面，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小说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描写了这些人和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的生活，给我们揭示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在旷野里”的各种景象，真实，生动，充满问题，充满矛盾，当然，也充满生机，充满希望。
二
全面接管政权以后，如何对待手中的权力，这是每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员干部面临的新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对每一个人政治品格和人格水平的考验。
小说中，县长梁斌就是一个未能正确处理领导身份与权力关系的人物。他除了工作作风浮夸，还把权力看得比工作更重，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耍官威，打官腔，重享受。小说第十五节开头这样叙述：
很多人被摆在领导地位上以后，人们可以从他们身上体会到责任心和从这种责任心产生的对事业的谨慎，对干部的关怀和对自己的严格。但是有些人被摆在领导地位上以后，人们从他们身上却只感觉到把权力误解成特权的表现——工作上的专横和生活上的优越感，以至于说话的声调和走路的步态都好像有意识地同一般人区别开来了。
梁斌从副县长变成县长不久，大家就在私下议论他变成另一个人了。
小说写梁斌对下属的态度和下属的表现：“王秘书，”梁斌带着一种权威的神气命令说：“你去看朱书记在哪个屋睡，叫把蚊香给点着。薰完以后把门给关严，不要叫人乱开。”“王秘书好像仆人一样驯顺地去了。”
在治虫工作紧张阶段，县委组织部长冯光祥给朱明山打电话反映“对梁县长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他还坚持他的意见。干部消极抵抗他，他还发脾气”。小说写朱明山叹了一口气说：“这个同志，唉……”，又“觉得在一般干部面前乱说不好，话到舌尖上又嚥了，只默然想着梁斌的神气：他给他打过几次电话，多数是跟他一块的助理政务秘书去接的，说他睡觉。要把他叫醒，又说他吩咐过不要叫他。有两次，他和朱明山在电话上说了话，他哼儿哈呀打官腔，总是避免谈实际问题”。朱明山问“梁县长到乡上和村里看过没有？”冯光祥生气地说梁斌“多少次群众运动，他到的最下边是区上！”。由于他到省里汇报了一回工作，原来由县委常书记兼任的县长一职，改由他这个原来的副职担任。小说写，“梁斌一接任正职，马上就变了另一副神气。他在党委会上开始不断地和常书记发生争执，固执地坚持意见；他在县政府里好像成了‘真理的化身’，凡是他的话一概不容争辩。他新刷了房子，换了一套新沙发，加强了他的权威的气氛。他站在正厅的屋檐底下对着宽敞的大院子，大声地喊叫着秘书或科长们‘来一下’。而科长或文书们给他送个什么公事或文件，要在他房外侦察好他不在的时候，进去摆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上拔腿就走，好像那是埋藏着什么爆炸物的危险地区。日子长了，他发现了这个秘密，咯咯地笑着，从这些下级的可笑的胆怯里感到愉快。”
小说也触及了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成立不久，一些人手中掌握了权力，自我膨胀，飞扬跋扈。作品第十六节写县委书记朱明山在乡下治虫工作中，在渭河边偶遇县公安局长郝凤歧一行人，郝凤歧蛮横霸道，目中无人，几个细节写得极为形象生动。
朱明山推着自行车艰难地在渭河宽阔的沙岸上走向河边。他向正要离岸的一只摆渡船嘶声呐喊：“老乡，等一等！老乡，等一等嘛！”
撑船的老乡停住手直起腰来，和船客们说着什么。船上只有两三个穿灰制服的和四五个穿黄军衣的人。朱明山以为船要等他了，低头更使劲推着车子在陷脚的沙窝里跑步。可是他跑到河边硬岸的时候，发现船夫重新撅起屁股撑船了。船离岸不过十多步远。
“老乡停住！不许开走！”朱明山愤怒地大声叱咤，喝住了船。
一个穿灰制服的人神气十足地直拗着脖子，斜眼瞟着朱明山，说：“啥老爷嘛！这么大牛屄？把船给我撑走！”他转身命令，唾沫星子溅了船夫一脸。
船上发生了争论。一个穿短裤的中年船夫走到神气十足的人面前，态度平和但却语气坚决地说：“现在是毛主席的世事，咱得要讲理。一来咱的船要开时人家就喊叫，还使劲赶了一气；二来把他留下，还得为他一个人摆一回船。……”
……
大家下了船。朱明山从神气的变化上看出那人已经感觉到他是什么人了。公安局的八辆车子被大家推上了高岸，那人和一个背盒子枪的留了下来。背枪的非得替朱明山把车子推上去不可，结果只剩他们两人在后边走上坡去。
“你是朱书记吗？”那人脸红地问。”
“对。”朱明山说。“你是郝局长吧？你在老边区住过几年？连学习三年，不算长；可总算老区来的。”……
公安局长红着脸，歪裂着嘴角，没什么话说。
分手后，小说写：
朱明山扭头瞭了一眼公安局长领先的八辆自行车的阵势，心里感到好像丢了个什么东西一样难过。
“这号领导同志不要说工作出岔子，光光把他领导的干部学坏，也是个大损失！”
事后，朱明山与组织部长冯光祥议论起这位公安局长，冯光祥讲了这位公安局长的一些情况后，朱明山惋惜地叹口气说：“这样就把他害了，发展下去很危险。”
与此作为对照的是，小说塑造的县委书记朱明山则为人低调，生活朴素，能严格要求自己，作风端正。团县委副书记李瑛在火车上偶遇朱明山，两人当时互不认识，李瑛事后对单位同志讲朱明山为人：“可朴素啦。准备从车站往城里扛行李……”朱明山在生活中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妻子的一些损公肥私行为非常不满。小说写高生兰，“她的苦难（这是十分令人同情的）一结束，新的世界使她头脑里滋生了安逸、享受和统治的欲望。高生兰在朱明山工作的部队里管图书，经常不按时上下班，有时在办公时间坐在办公桌后面打毛衣，缝补小孩的衣服，甚至按照某种新鲜图案绣花。她甚至不用手，而用下巴指使她的两个干部——一个女青年团员和一个截着老光眼镜的留用人员。”。“最使朱明山气愤的是：上半年他到部里领导的一个学校里去搞整风中的清查工作，她从机关里重领了他一个月的伙食。他奇怪一个人思想溜坡的时候，怎么完全闭着眼不顾危险呢？朱明山在‘七一’前部里整风的支部大会上，严厉地揭发了这个事实；虽然他回到家里要用比支部大会上发言更长的时间解释和鼓励她”。因此，朱明山把妻子送到西北党校学习，希望她在党校能重新认识自己并有所提高。
战争结束，进入建设时期，随着个人工作的重新安排与调整，新老干部都面临新的形势和局面，个人的生活问题包括感情与婚姻问题，也不期然浮出水面。这部小说也写到了一些人物的感情关系和纠葛，如老区干部夫妻两地生活如何处理与安排，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如何对待猝不及防同时也很正常的情感遭遇，从而使《在旷野里》这部小说具有了较为深广的生活面，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也有了精神与情感的深度。
这部小说是一部未完成稿，目前的小说通过朱明山回忆，重点写到他与妻子高生兰的关系和高生兰的一些表现。朱明山在陕北一个区里当区委书记时，高生兰从中学里毕业，来到区上当乡文书，两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朱明山在高生兰的帮助下，读了一些苏联小说，“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兴趣终于使他们谈起爱情”并结婚。小说写：“那是令人兴奋鼓舞的1945年的事了。”“1947年的战争把他们分开了。朱明山参加了八百里秦川全部解放以前的每个大战役。”而留在陕北的高生兰，带着两个孩子，在战争中被疏散回家，和她母亲一块逃难，“度过陕北饥饿的1948年”。艰难的生活把“她变成一个村妇”，“特别使朱明山惋惜的是：她和书报绝了缘，而同针线和碗盏结了缘。朱明山在西安接持了她们大小四口不几天，就发现高生兰变得那么寒酸、小气、迟钝和没有理想”。小说中的这一段回忆性叙述，虽然简略，但内容非常丰富，让人产生很多遐想，朱明山对高生兰气质和精神上的变化不满意自然有他的道理，但高生兰的这种变化让读者能够理解同时也能产生同情。小说还写到，在日常接触和工作中，二十岁上下的团县委副书记李瑛对夸夸其谈的恋爱对象张志谦渐渐没了感觉，而对三十岁上下的朱明山有了好感，朱明山在赴任途中对在列车上读书的李瑛一见面印象就很好，但他后来有意无意地在规避自己的情绪。小说还写到，也是陕北老区来的渭阳区委书记崔浩田，在与朱明山闲聊中透露，他随军南下以前退了家里给定的亲，如今在工作中暗自喜欢上了李瑛。因此，从党校学习之后出来的高生兰是什么样子又如何表现，年轻而且富有朝气的李瑛后面如何发展，朱明山、崔浩田等人后面的故事如何展开如何结局，都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这部未完成稿有其未完成的不足，但现有的内容已经构成了一个开放式的有意味的结构，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包括再创造空间。
三
《在旷野里》，新中国刚刚成立，开天辟地，因为一切都刚刚开始，所以，面临的新问题就多。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既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历史阶段，同时也触及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将是一个长时期既需要面对也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旷野里》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性、真实性、典型性、问题性和倾向性都在这部作品里得到体现。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作品提出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现实主义的问题性，在这部作品里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
从柳青的几部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和《创业史》来看，柳青对生活和人物的描写总体是颂扬性的，他善于描写正面的特别是具有时代英雄特征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作品中，他也写了一些所谓反面的比如富农姚士杰那样的人物，但按当时的文学观念，是因为这样的人物本身有其阶级性特征，姚士杰属于地主富农一类敌对人物，因此，姚士杰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并不显得特别。《在旷野里》，柳青既以浓墨重彩写出了朱明山这样的正面而且感人的县委书记形象，也着重写了革命出身的县长梁斌这样的有点灰色的形象，虽然这个人物在作品中并不一定是反面角色，但对这个人物的态度，作品显示出的倾向性显然是批评的。这在柳青的创作中，还是很独特的。从当代文学史考察，梁斌这样的文学形象在当代文学中还要晚几年才能出现。
因此，《在旷野里》这部柳青写于1953年（写作时间约为1953年3月初至10月7日）的作品，尘封七十年后重新刊出，显然丰富了柳青的文学世界。柳青是一位跨越现代和当代的重要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是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柳青的创作始终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是这样，他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散文随笔也都如此，是社会巨变的记录和思考，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更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面镜子。现在，从创作时间来排列，《在旷野里》位列《铜墙铁壁》之后，排在《创业史》之前。《在旷野里》的思想与艺术，更突出了柳青这位深入生活的作家的人格和思想，表明柳青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有伟大作家所具有的特有品质，他有极其敏锐的发现和思考，也有提笔写作。同时，《在旷野里》这部作品在今天发表面世，对柳青的研究及当代文学的研究，也都是极有意义的。《在旷野里》将丰富当代文学的艺术画廊，特别是丰富甚至改写十七年文学早期创作的某些艺术格局。柳青在生活和创作中长期形成的一些思想、态度和方法，他的一些创作经验和美学思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值得不断学习和深入研究。
注释：
①柳青：《在旷野里》，《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
②邢小利：《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考述》，《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
[作者单位：阮 洁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邢小利 陕西省作家协会]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