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路径里的凡人史诗与诗性正义 ——论张学东《西北往事三部曲》
内容提要：张学东的《西北往事三部曲》有着鲜明的地方路径意识，但作者并不执着于对“地方性”的风情摹写，而是借由他笔下西北大地上城与乡30年间的颠簸往事与人心变动来重返逝去的历史，并由此点亮了普遍意义上人与时代共有的精神图景。作者对长时段社会生活的书写并没有沉入宏大叙事的窠臼，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的心灵被细腻地呈现在作者绵密的故事营构之中。诸多平凡人物与作者一道完成着艰难的精神跋涉，在叩问历史生活的同时，作者试图借由笔下的人物来召唤带有普遍性意味的诗性正义，沉重历史的现实还原与轻逸灵动的诗意书写也使得作者笔下的西北往事具有了史与诗共同奏鸣的史诗意味。
关键词：张学东 《西北往事三部曲》 地方路径 普遍图景 史诗 诗性正义
张学东坦言《西北往事三部曲》是他陆续写于2000年至2019年间的小说，作者缘何用20年的时间执着于重返逐渐模糊的历史现场，并重新打量与反思1950年代—1980年代的西北往事？可能不仅是为了将历史的脉动痕迹进行风格化的呈现，也有着其内在性的精神思索，那就是对历史与情感关系的辩证把握，对时代变迁中人的情感结构与心灵秩序的重新建构，对西北大地的精神叩问与人的存在性的反思。西北及其往事的意义是多维度的，正如王德威所说：“‘西北’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积累，也是一种文化的‘感觉结构’。”1小说中对人性之光亮与黑暗的深度刻画，对人物不同命运的共情式处理，对不可抗拒之力量的深切反思，都让我们在历史的褶皱处反观人类自身的存在。《西北往事三部曲》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构成了一种诗性的、召唤性的价值，召唤的是人的正义、善良、勇敢以及真诚等诸多品质，这种召唤性的精神资源从过去而来，只不过作者将精神母体置放在了西北，但精神指向却是穿透历史的、普遍性的、温情的、充满爱与希望的现在与未来。
一、从地方路径到普遍图景的精神跋涉
文学的地方路径与普遍图景之间有着互相影响、互相成就的重要关系，文学史上出色的小说家们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文学地标，这些文学地标有着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双重维度，同时在美学视野上也超越了狭隘的地方中心主义，即从地方路径出发，以特殊性来建构出普遍性的价值，这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很大一部分优秀作品的重要衡量标准。尽管近年来地方路径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学术实践中主要是为了开辟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如李怡教授将地方路径的理论应用于对现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除北京、上海之外其他重要“地方”如成都等文学空间的重新发现，即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在成都发现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代中国文学”2。但若将地方路径的理论视野放置在对当代文学的认知与研究中，亦会有重要的学术收获。地方路径的提出超越了往昔地方性、地域性的提法，更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自觉创新意识，也是一个有待建构的、敞开的意义阐释系统。对于当代文学来说，地方路径既是研究者观照研究对象的一种学术理论，也是文学创作者建构精神原乡，重铸民族灵魂之根脉的重要方法。《西北往事三部曲》在小说结构上分为卷一、卷二、卷三，三个部分在表面上看各自独立，分属于不同的时间与故事，但通过整体性的阅读后可以发现三卷之间有着很强的连续性，这体现在叙事时间的序列感、较为一致的内在精神视野以及总体艺术风格的统一这三个方面，作者书写的是属于西北的往事，又何尝不是在书写属于中国的往事，文学西北的历史往事最终指向的也是文学中国的复杂故事。一方面，作者将精神母体置放在了西北大地上的城与乡之间，从文学地理的意义上来看，西北往事里的风景与西北人那朴素而又深情的心灵气质在厚重的历史背景下显得独具特色，这是当代文学在地方路径上的重要收获，也是作家具有强烈个人艺术风格的鲜明表征。另一方面，在对人性的深度刻画、对时代精神变迁的冷静观察、对人与土地关系的辩证思考以及对人的美好品质的细致呈现上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已经具有了普遍性的思想与美学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笔下所体现出的对于我们民族历史的反思精神，他在后记中写道：“历史不仅属于过去，它更应该属于现在和未来。作为小说家，我之所以不断地翻动历史搅扰记忆，为的是灾难和浩劫不被轻易忘却，为的是陈年的伤口不再化脓流血。”3从这也不难看出作者的写作是秉持着一种作为小说家的可贵的文化道义而展开的。
从文学西北到文学中国的精神跋涉，既体现在整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在空间与时间上发生了过程性的位移与变迁，也取决于作者本人对写作对象“西北往事”的总体性反思与全面介入，《西北往事三部曲》的创作是作者扎根西北的精神成果，也构成了当代文学中西北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空间特殊性与时间普遍性的辩证把握是地方路径能够很好地通达普遍图景所必备的知识结构与美学逻辑。通过对整部作品的完整阅读与把握后，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与他笔下的西北大地以及诸多人物形象命运与共的紧密关系，在西北往事的故事化编织过程中，一部西北风格显著的民族心灵史便也由此诞生了，而写作主体对其中的创伤与反思都注入了强烈的历史意识，在“怎么写”与“写什么”共同成为困扰当下文学创作者的重要问题之时，张学东的写作则逐渐打消了这种疑虑。作者在20年间扎根西北，一次次重返与建构精神的故乡，在对“西北往事”的重新发现中点燃了中国小说那清新自然又古朴热诚的怀旧气质，可以说，张学东与诸多优秀的当代作家一道，共同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灵捕手，打捞历史深处的光明与黑暗物质，用诗意的笔触来反思历史，也可谓是西北大地上的历史启示录。
《西北往事三部曲》的叙事时间开始于1950年代末，终结于1980年代，之所以选择用地方路径来读解这部小说，重点在于故事所发生的空间具有着西北文化地理上的特殊性，地方路径里所折射出的文化传统与伦理精神都深深地影响着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生成与故事发展的情理逻辑，而之所以说这部小说是从地方路径到普遍图景的精神跋涉，是因为在普遍性的时间维度上小说中所发生的事件与行动都符合彼时时代风潮的风格与特色，作者穿行于历史与现实的光亮与灰暗之间，用略显悲情的笔触打捞出那些真诚与善良兼备的主人公来，读来令人慨叹与惋惜。当然作者也并没有粗暴地遮蔽历史，而是试图在拨开历史的迷雾中一步步塑造出那些“恶”的化身，小说中的善与恶当然并不总是简单对立的，它们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极具艺术与思想的张力。
学者王德威在他的两篇文章《现代历史 西北文学》《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中对西北与东北的历史与文学、文化进行了具有现代性视野的重新发现，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同时这两篇文章也是对现当代文学如何经由地方路径从而通达普遍图景这一学术议题的一次较好的学术实践。他在文章中写道：“所谓故事，当然不只是虚构的起承转合，而更关乎一个社会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象共同体。”4可以说这一对故事的认知是具有现代性视野的，这为我们读解张学东的《西北往事三部曲》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与空间，小说中对逝去年代中时代精神与人心变动的美学处理都可看作是作家运用小说来建构出一种文学与历史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则在接受美学的意义上被阅读主体们的一次次感知与体验而不断地激活，于是在小说中我们借由作者的讲述可以整体性地感知到我们的民族在艰难跋涉道路上生成的民族心史，这是整部小说值得肯定的重要部分。整个西北故事的编织不仅带我们回到了戈壁与绿洲并存的西北大地，也带我们重返了从1950年末开启的当代中国30年所经历的历史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中，文学与历史互相促成，完成了并不和平的和解。
在把握这部小说所指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特殊历史情境与普遍时代精神里“地方”概念的重新关注，整部小说在经历了艰难的精神跋涉后，我们逐渐发现作为“地方”的家庭与作为普遍图景的社会、集体产生了复杂的甚至是暧昧的精神联系，如小说卷二中的家庭与村庄之间的张力关系更是将乡土文明在现代性冲击时的权力结构展露了出来，而超稳定的乡村伦理与乡村秩序又不断抚平伤痕并维系人、家庭以及集体之间的良性关系。尽管作者那强烈的抒情气质与对人生世相的悲情观照往往引导人去充满疼惜与爱意地理解故事，但小说对逝去年代里人与时代的精神关系的崩溃与重建的书写都有着极具理性的反思意识，这是张学东美学世界中所呈现出的独特的柔软与坚硬。在西北写作的作家有很多，但不少作家太注重对地方性的刻画与描摹，这往往使其走向了狭隘的地方中心主义与保守主义，从而使得所创作的作品不能具有美学上的超越性与思想上的启示性，这是需要在西北大地上进行书写的作家们进行反思的。地方路径并不是终极目标，借由文学西北从而到达文学中国，使得中国故事的讲述充满更多的可能性，这才是文学创作的应有之义。张学东的《西北往事三部曲》是超越了地方路径的写作，在思想沉淀与艺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贡献，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他“在习惯于深耕西北黄土层而相对艺术翱翔之力不够的西北作家群中，显得格外突出”5，总体来看，张学东的小说是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
二、凡人史诗：在沉重与轻逸之间
如果从作家身份上的代际意义出发，张学东处于当代“70后”小说创作的美学共同体中，在创作主体的艺术独创性之外，他也有着和同代人共享的历史经验与美学图景，这表现在对当代历史与现实经验的主动关注上。在长时段的大历史进程中，30年的时间流动与社会变迁可能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但将笔触聚焦于个人生活时又会发现那看似短暂的时空流转实则对于凡俗人生产生了变革性甚至颠覆性的实际效果，所以“70后”作家不再像前代作家们着迷于对宏大历史的艺术建构或者解构，而是真正试图将目光聚焦于被历史所遮蔽的普通个体的心灵轨迹，对看似刚刚发生不久却实则早已面目模糊的当代经验进行再次的“经验”与想象，以虚构作为方法，用文学真实来叩问既定的历史言说，这是他们这一代作家在创作时体现出的值得注意的艺术倾向。
在他们笔下特别是在其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往往较少书写宏大历史，而是更侧重生活史、成长史与心灵史的书写，更关注那些被遮蔽在宏大叙事背后的‘人’，一个个‘人’的历史共同构成了大的时代史”6。在这一代作家的笔下，普通个体在经受历史流动与时代风潮的影响后往往都能获得一种精神的变格，张学东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道路便是如此。在整部小说中，各部分的主人公形象都可谓是在无比悲情的遭遇中成长起来的，如卷一中的少年刘火与少女谢亚军更是经受了常人所不能经受的苦难，最后终于破茧成蝶，完成了精神上的升华，而另一位主人公白小兰则不幸殒命，没能走到故事的最后。作者在卷一中对少年心灵的共情式书写是整部小说中较为明亮的部分，当少年的美好与纯粹与略显残酷的现实经验遭遇时，一种有趣的张力便产生了。刘火与谢亚军相遇后，少年彼此间那似有若无的爱意便在懵懵懂懂中诞生了，与此同时伴随他们的还有两只家犬“大黄蜂”与“坦克”之间的故事，动物的灵性与少年的美好情愫汇合在一起，便将小说的氛围感烘托到了极致，读来令人感动。从这部小说来看，张学东是善于书写少年形象的，从卷一中的刘火、谢亚军到卷二中的红亮再到卷三中的“我”，都显露出他对成长主题的持续性关注，以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美好青春与残酷经验来折射出成人世界的复杂性甚至荒诞性，使得整部小说显现出更为强烈的反思意识。
《西北往事三部曲》也让我们体会到作者对于凡俗人生中的个体所怀有的悲悯情怀，他对其笔下人物的共情与理解，都使得诸多人物形象以鲜活的、真切的面貌示人。整部小说丝毫不回避对苦难的书写，当然作者并没有使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陷于苦难而不能自拔，而是努力用带有情感的细腻笔触与理性的反思精神去建构出30年的时间经验所生成的“感性的生活内在性”，正如卢卡奇对史诗与小说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小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对这个时代来说，生活的外延整体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了，感性的生活内在性已经变成了难题，但这个时代仍有对总体的信念。”7整部小说的三个部分都涉及对主人公所遭遇苦难生活的书写，卷一与卷二中的苦难源于大的历史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卷二中直面社会运动所造成的人性之恶的极端外露，都使得整部小说有了更多史的意味，借由作者的美学呈现，文学文本也在逐渐更新的阅读群体中起到了历史教育的作用，这是这部小说的又一重要贡献。卷二里的羊角村所经历的集体秩序与人性的崩塌在今天看来都令人心存恐惧，野心家与无知的人们共同造成了集体困境的产生，而普通的个体在循环往复的生死中备受煎熬，作者在呈现这些惨痛的村庄经验时，也对所谓的野心家进行了反思，无论是近处的虎大、三炮，还是远处的朱队长等人，他们几乎都有着同样的结局与命运，这种相似性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那些历史上一时间掌握了权力并释放出人性之恶的人，最终都是没有好下场的，也呈现出传统中国的因果报应式的朴素价值观，而这样一部凡人史诗中历史的惨痛经验与深刻教训其实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读来不免感觉沉重，令人心有戚戚，当然这部小说还有它轻逸的一面。
卷三中的苦难意识更多地内化在了主人公的成长史中，家庭的变故与成长过程中的孤独与迷茫成为了“我”久久不能走出的现实困境。故事刚开始，作者就借着少年形象“我”的口吻宣告了一段历史的悄然结束，这段历史属于卷一与卷二，但也在历史遗留的角度上潜藏在卷三新的故事所展开的底部，故事中的家庭变故其实也可以归因于此。小说的感伤气质是贯穿始终的，无论是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伤痛经验还是历史流动过程对人的心灵的冲击，都有着一种鲜明的感伤风格，张学东的写作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小说家独特的问题意识与责任意识，作者在死亡意象中揭示真挚的感情，如卷三中对“我”与“大头”友谊的细腻呈现，读来令人感动并且有着治愈人心的效果。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极为敏感与孤独的人，可以让我心软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少女罗杨，另一个就是少年“大头”了，尽管他只有三五岁的智力，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他和我建立最深厚的友谊，“我”和“大头”经常在人烟稀少的厂区边缘的一根水泥管子里，亲如兄弟，即便不说话都能一起坐很长时间，小说中写道：“在那种像洞子一样的冰冷的空间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最原始的地方，回到了祖先那里，彼此可以促膝长谈，亲密无间，世界在两个尚未成年的男孩面前突然封闭起来并且变得单纯而友善。”8与整部小说中的苦难相伴随的便是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美好而真挚的感情了，这是之所以认为小说《西北往事三部曲》还具有“轻逸”风格的原因所在，卷一中刘火与谢亚军之间的少年爱情以及二人与两只家犬之间相互依存的美好感情，卷二中牛香与秀明之间的同情与理解，卷三中“我”与“大头”、罗杨以及姐姐之间的感情等都是整部小说在沉重底色之外的轻逸部分，这种轻逸与故事中险象丛生的酷烈现实产生了别有意味的张力，这也是这部凡人史诗的独特风格。与卷一与卷二不同的是卷三中“我”的出现，这意味着故事中久违的“个人”出现了，在残忍酷烈与无限温柔之间，小说的悲情与温情互相交织，在历史与时代的纵深之处，作者将宛若浮世绘般的故事流转与人心变动之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共同表达了出来，史诗般的篇幅在引发人们对生活意义的叩问之时，也寄寓着人类对爱的永恒追求以及作者对艺术形象所包含的伟大的心灵的呼唤，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的那样：“愿意以‘良善、真诚、坚强、隐忍’等品质来塑造少年的情感和心灵。”9作者从时间与空间维度出发的写作将人的主体性建构了出来，也将历史的迷雾缓缓拨开，使得暗藏在时代背面的些许真相在小说美学的意义上显露了出来，同时这部小说也在提示我们，普通个体那凡俗人生的精神内里也有着其别样的波澜壮阔，这是阅读张学东的这部小说所带给我们的新的启示。
三、诗性正义：情感与历史的美学辩证法
《西北往事三部曲》在对历史风云变幻过程的整体性把握中很好地将时代精神的特质与艺术呈现中的形象气质进行了结合，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情感与历史之间辩证关系的美学建构。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有着鲜明且丰富的精神底色与美学气质，当小说中的村庄、小城以及普通个体在历史与现实的迷雾中找不到方向而苦苦挣扎时，一种诗性的正义总会显现出来，或是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真挚情感带来的救赎，或是对特殊时期人性之善与恶的多维度呈现，都将人的情感结构与时代的精神秩序融合在了一起，并试图将整个故事带向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尽管主人公们都已伤痕累累，但历史经验与现实教训的沉淀或许会使得新的情感主体走向新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对文学及其诗性正义不得不持有的信心。小说中众多主人公的情感结构与心灵秩序往往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没有一个恒定的结构，这表明了整部小说是一个敞开的叙述与读解系统，也就是说要理解三卷故事的发展也不能简单地从善恶对立、因果报应的传统模式进入，而是将每个普通的个体放置在其处身的特殊环境之中去观照。作者对主人公面对亲情、友情以及爱情时的不同表现进行了共情式的处理，这使得看似独立的三个部分共享着一以贯之的情理逻辑与抒情观念。小说中有着大量的、细致的人物心理描摹，在略显悲情的故事情节中，这种细腻笔触也加深了整部小说的感伤气质。当然，诗性正义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不会一直让他的人物沉溺在悲伤之中，毕竟生命总有着触底反弹的活力与动力，那些在不同情感中反射出的人性之光总是会让人得到情感的升华、思想的启迪甚至是灵魂的净化与洗礼。学者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中写道：“小说是对平等和所有人类生命尊严这一启蒙理想的捍卫者，而不是未经反思的传统主义的捍卫者。”10作者在书写人物时，也运用了诸多意象来使形象的精神内涵与故事的思想旨趣更为丰富，如卷一中象征了忠诚与勇敢的家犬，卷二中象征了善良、和谐以及天使的神鸟“妙音鸟”，卷三中象征了生命的蝌蚪与象征着“不合时宜”之物的小号都让整个故事的想象空间和美学图景变得更为辽阔。
卷二的写作是最能凸显作者具有历史意识的自觉性与批判性的部分，特别是其中的魔幻叙事更让荒唐年代里的浮世图景与世道人心得到了丰富的展露，并且使整个叙事具有了极大的艺术飞翔空间，作者“增加了大量的鬼事、幻觉和神秘气氛，使得时间跨越了现实的樊篱，穿越了时空的隧道，沟通了阴阳两界”11，那种村庄里发生的具有奇幻色彩的故事将特殊历史时期人与现实的荒诞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寄寓其中的反思意识也彰显出一种正义性的判断。羊角村是西北大地上的一个偏远村庄，这个村庄里的人没能躲过那样一个特殊年代所发生的一系列天灾与人祸，卷二相比卷一和卷三，是塑造人物最多的一个部分，而且部分人物形象在道德上并不是棱角分明式的存在，如权倾一时的队长虎大、野心家屠户三炮等人都有着极为复杂的心路历程，他们在伤害村庄与村庄里的人时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暗含在他们身上的权力意志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异，这不仅归因于特殊年代时代风潮的影响，也是传统乡村文化塑造下的乡村政治伦理在面对现代性进程时自身弊端的显现，作者并没有进行简单化的判断，而是将人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的境况呈现出来让读者来判断。羊角村里的精神症候与人性的变异其实直接指向了那个时代的总体性景观，当羊角村的人集体性地患上了“嗜睡症”时，黑白发生了颠倒，时间也开始错乱，这一细节带有强烈的隐喻性，引人深思，众人在野心家的带领下陷入迷醉与狂欢，并一步步走向深渊，以致我们感受到一种“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12的悲剧情绪。
作者笔下的魔幻色彩从卷二也延伸到了卷三中，并且有着一种人鬼之辩的张力，卷三中的“我”在一次危及生命的大病中陷入了一种奇幻的梦境，并且在噩梦中与已经逝去的弟弟与“大头”相遇，这可以看作是主人公在试图与过去的残酷经验进行和解，也正是这种痛苦的和解过程也使得“我”迎来了新的生机，小说中写道：“我忽然感觉到生命的孱弱，我的身体中有一股很新鲜的东西在渐渐生成并不断流动，我甚至能够感受到它们在我体内流动的声音，它们代替了过去的身体中的怯弱和阴郁，同时，最大限度地给我以生的勇气，使我感受到在生命的边缘地带跋涉是多么的凶险和艰辛”13，主人公“我”经历了亲情与友情的巨大创痛后，逐渐从生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这其实是一种与命运搏斗的英雄主义，是凡俗人生所拥有的不平凡的一面，不可否认的是个人的经历也是一种历史，而在作者笔下，这种历史始终与人的情感纠缠在一起，并同构成一种辩证关系。《西北往事三部曲》的笔触穿行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让历史与情感在心灵秩序的崩塌与重建中发生对话，让整个小说的艺术张力变得更为强劲。小说中的救赎意识与反思意识在寓言色彩的伴随中引领并启发读者内心意识的觉醒与美好人性的回归，可以说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建构出了一种关于情感与历史的美学辩证法。
学者谢有顺在《“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一文中认为“70后”作家“在叙事层面上有着鲜明的抒情风格，有的作家是在历史的感伤中找寻自我的位置，有的作家是在民族的记忆中观察现实，有的作家充满对小人物的同情，有的作家却以温婉而柔韧的情感线条，满带感情而朴实的语言，理性而欲言又止的人物关系结构成篇，他们甚至能在这个热衷于身体和欲望叙事的年代，凭一种简单、美好并略带古典意味的情感段落来打动读者，并由此接续上一种令人久违了的抒情传统”14。从抒情传统的角度来观照“7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上的启示，而对于张学东的这部小说来讲，抒情图景正是以当代中国30年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作者试图在历史的褶皱处重现主人公们所经受的痛苦与欢愉，但作者显然并不沉溺于此，而是借由对逝去历史以及情感主体的同情与理解来哺育当下的文化伦理，并召唤一个充满着爱与希望的未来。正是在对民族心史的故事化营构与美学转换中，我们感受到了西北土地上的人在经受历史与生活的磨难后积淀出的生命意志，而这种顽强的生命意志也正是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所不可缺少的。之所以说《西北往事三部曲》的写作是一种具备诗性正义的艺术表达，原因就在于作者在对逝去历史的观照中注入了强烈的情感意识，并将人作为历史的情感主体这一本质判断以鲜明的美学风格展现了出来，经由作者的写作，我们再一次认知到历史塑造情感，而情感决定历史这一要义，这也是这部小说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原因所在。
张学东以“西北”作为路径与方法，将西北大地上的生命经验与民族心史会通融合在了小说文本的细密编织与共情体验中，一部波澜壮阔、情动于中的西北往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小说中国的地方路径与普遍图景之间有着更多的可能性，看似平凡的世俗人生也因为历史的复杂精神面相而显现出些许史与诗奏鸣的意味。在气韵生动与感人至深中的故事以及形象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从地方路径出发建构出的凡人史诗与诗性正义正在逼近那条如雷达先生所说的作家们正“日益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不倦地、焦灼地探求着处身今日世界，如何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15，随着《西北往事三部曲》的出现，这条漫长并迷雾重重的道路好像也慢慢清晰了起来，而行走于道路上的人每每在其中显露出动人的面貌，这当然是因为他们身上所具备的一些品质，比如对古道情义的坚守，对过往历史的铭刻，对善良与坚韧的追求以及面对复杂生活与未来图景时的勇敢无畏等，这也是张学东这部小说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注释：
1 王德威：《现代历史西北文学》，《大西北文学与文化》2020年第1期。
2 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3 8 9 13 张学东：《西北往事三部曲（卷三）》，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304、166、304、234页。
4 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5 郎伟：《读〈西北往事〉兼谈张学东小说创作的意义》，《小说评论》2010年第2期。
6 张晓琴、谢腾飞：《寻求自由表达的出路——“70后”长篇小说经验略考》，《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2期。
7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9页。
10 [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11 于广清：《魅力依旧的魔幻叙事——张学东长篇小说〈妙音鸟〉读后》，《小说评论》2010年第2期。
12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91页。
14 谢有顺：《小说中的心事》，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
15 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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