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李建军是路遥的老乡和延安大学校友，他对路遥作品内涵和诗意的把握、阐述与揭橥，对路遥陕北高原文化地理诗学的隐喻与转换，具有其他学者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解读优势，可谓路遥期待视野中的“理想批评家”和最佳“知音”。《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从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具体的文学问题出发，根据当下的文学语境和创作现状，结合经典文本来对照和比较，在与中外文学经典及传统的对接会通中进行“视域融合”，确立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也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研究疆域。

关键词：“理想批评家” 路遥 李建军 文本细读 人文并观

对于杰出的作家及其作品而言，理想的批评家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有些作家有时可能要等上几百年，才能遇到他的理想读者。唐人选唐诗不选杜诗，杜甫暮年即慨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蒲松龄、曹雪芹等也都是百年之后声名日彰。国外亦是如此，威廉·布莱克等了一百五十年，才等到了诺斯罗普·弗莱；司汤达、梭罗、卡夫卡等，生前也均是籍籍无名。因而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南朝著名的批评家刘勰就感慨：“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1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生前身后，最幸运的莫过于遇到理想的批评家即刘勰所言的“知音”。

一、路遥神遇魂契的“理想批评家”

毋庸置疑，李建军是路遥作品承天之祜的“理想批评家”和最佳“知音”。在压山探海的路遥研究者中，目前尚没有一个研究者像李建军那样，能在宏大的视野和比较的畛域里，全面透辟地把握、阐述、揭橥路遥作品的深刻内涵和浓郁诗意，并能钩深致远，曲尽其幽，得其所哉。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认为：理想读者“是译者，能剖析文本，掀开体表，切进神髓，追随每一条血脉、每一条肌理，然后使之恢复生机，成为全新的有情生命”。2歌德认为，读者可以分为三种：一种赏而不鉴，一种鉴而不赏，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鉴中带赏，赏中带鉴。最后一种“再造了艺术作品”，可称之为创造性的批评家。就路遥研究而言，可以说李建军赋予了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所谓的“理想读者”与歌德所言的“鉴中带赏，赏中带鉴”的创造型批评家以最饱满最充实的蕴含。职是之故，李建军可谓路遥期待视野里的“理想批评家”。

之所以说是“承天之祜”，因为路遥和李建军是延安老乡，是延安大学校友——非同一般意义上的校友——路遥延安大学毕业后十年，李建军坐进了路遥当年上学的教室。这种卜数只偶的因缘与路遥独特的人格魅力及其作品的巨大感染力，使他从大学时代便对路遥首肯心折。三十多年后他依然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喜欢路遥这个充满个性魅力的人，喜欢他的蕴蓄着爱与泪的作品，喜欢他阳光一样的热情，喜欢他泥土一样的质朴，喜欢他大地一样的宽厚，喜欢他星夜一样的深沉，甚至喜欢他艾草一样的苦涩和巨石一样的凝重。他的内心始终燃烧着一团火—— 一团爱的火，一团诗的火，一团理想主义的火，一团人道主义的火。” 3他遗憾与路遥没有直接的交往——“我与路遥同在西安生活了四年，却缘悭一面，无一语交”4，他为路遥研究所倾注的大量心力以及取得的显赫成绩，很大程度上即缘于大学时代形成的这种卡里斯玛（Charisma）效应。而且，他也形成了类似路遥的人格气质，具有与路遥同样的自觉的“无榜样意识”——“懂得虚心地向前辈学习，但绝不盲从；知道崇敬自己的精神导师，但绝不膜拜”5，终而成为文学意识自觉、人格精神独立的批评大家。

作为路遥作品的“理想批评家”，李建军对路遥文学地理诗学的隐喻和转换，具有其他学者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解读优势。法国学者米歇尔·柯罗认为，“诗学有它的地理逻辑”，“词语在述说大地的经验，既拥有地质地貌的意义，同时有具备拓扑学意义”6，其当然也有伦理维度的意义。尽管之前的研究者也关注路遥的家庭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其他背景性的文化地理因素，注意到陕北文化和陕北人的文化性格、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状况、路遥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等外在因素对路遥创作的影响，但绝大多数是一掠而过或者浅尝辄止，这些文化地理诗学经过怎样的内在转化，成为路遥性格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化地理如何“诗化”为“虚构地理”（或文学地理），如何客观化、对象化于路遥笔下的环境和人物，阐发得都不甚理想。李建军不仅关注路遥小说的文化地理，而且细致入微地“破译”了陕北的文化地理如何进入路遥的文学叙事并成为有机的生命体，全面更新了我们理解路遥的“认知视野”。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陕北贫瘠的自然环境和闭塞的文化环境，决定了路遥坚韧耐劳、刚劲豪迈的性格，但其在路遥的作品中，不过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或者外在性的点缀，并未成为其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内容。李建军认为：路遥固然是纯粹意义上的陕北人，有着典型的陕北“受苦人”的意识，但更为重要的是，路遥通过自己的主体意识和自我突破，冲破了外在环境的限制和约束，完成了自己独立人格的塑造。同时，他“靠着自觉的自反批评意识，靠着强大的自反批评能力”，“超越了外部的文学环境的干扰，摆脱了‘双浪主义’模式（道德浪漫主义和美学浪漫主义)的束缚，也摆脱了‘现代主义’风潮的裹挟。他从一个被动的随顺型作家，成长为主动的创造型作家。”路遥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集中表现在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守上。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各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昙花一现。路遥不跟风，不从俗，“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和对苦难的敏感，坚持用真诚和真实的方式为普通读者写作”，坚持自己个性鲜明的“人生现实主义”。在中国作协1985年于河北深县召开的农村题材作品创作会上，路遥非常坚定地阐述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7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与自信，表现出陕北文化地理经由个人主体选择的“反向塑造”。这就打破了以往路遥及其他作家研究中的“文化决定论”，不但合理解释了路遥的人生与文学选择，同时也启示我们：环境固然可以正向塑造作家的人文性格，也可能反向塑造作家主体精神。

陕北高原沟壑纵横、荒凉贫瘠，自然环境艰苦，陕北人勤劳质朴，隐忍顺从；另一方面，强烈的“补偿意识”孕育出陕北人浪漫热情、敢爱敢恨、富于诗意的性格特征。曲调悠扬、高亢热烈的信天游即是最典型的例子。路遥也是如此。他看到山沟里绚烂的桃花，会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的小说也是如此，陕北高原的自然风物在他的笔下不仅仅是风景修辞，更是已经内化为“生命的存在”，成为“情感地理学”8。李建军细致分析了路遥笔下关于人与风物具体的、情感的、象征的绝妙表达，如一望无尽的黄土高坡，一孔孔排列整齐的窑洞，正在下沟的羊群，大马河两岸弥漫着清淡芬芳的农作物，被夕阳余晖涂抹成橘红色的黄土黄山黄河，田有万祈雨的场景……这些不再是具体的外部景观，而是一种理解世界的融合着灵魂的情感的景观，帮助读者唤起了整个世界。正如李建军所言——“在路遥的小说里，对陕北高原风物的描写，绝不是偶尔的和点缀性的，而是屡屡出现，所在多有，体现着作者自觉的文学意识和修辞行为。在路遥的小说里，陕北大地上的风景，从壮丽的黄河到静静的大马河，从夏日的田野到冬天的雪野，都表现着丰富的情感内容和诗性内容。它是纯粹的自然物象，是表现作者和人物情感的心象，也是一种充满诗意和精神力量的象征。路遥的小说是叙写陕北人改变自己命运的伟大史诗，也是献给陕北大地上的美丽风物的赞美诗。”路遥笔下的陕北风物，不是简单的景观再现，而是路遥主体精神世界建构的映射着诗意和深情的想象性的文学世界，类似于“夏布多里昂的风景”，是戛戛独造的陕北文学地理诗学。

“理想的读者，无不是联想型读者，所读之书，仿佛一概出自同一位亘古长青、笔力遒健的多产作家。”9作为“理想批评家”，李建军对路遥的文学阅读极为熟悉。这种熟悉，不是熟悉路遥的阅读书单，而是熟悉每部作品的内容，能细致地阐发路遥的文学阅读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带给路遥深刻影响的“柔性”作品《白轮船》，还是塑造了路遥及其笔下人物性格的“刚性”作品《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热爱生命》，李建军都剥茧抽丝地论证了其与路遥作品的关联。如《牛虻》影响了路遥对人物的“微观描写”，“牛虻的脸上有一道可怕的疤痕，路遥让孙少平也因为工伤，脸上留下‘一道永远不能消失的疤痕’。”更重要的是，牛虻影响了孙少平“极端化的意志品质”，孙少平几乎也与牛虻一样，“用夸张的方式放大自己的苦难”，表现出“对命运的近乎傲慢的蔑视”；但两人又有着迥然不同的方面，牛虻极端冷峻和严厉，“仅仅使人产生骇然和震惊”，孙少平“所表现出来的痛苦和坚韧，却有一种让人心酸的、几欲下泪的感觉”。这些细致的比较爬梳，让我们透彻地了解了路遥的艺术渊源和叙事路径，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了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

作为“理想批评家”，李建军打破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封闭研究模式，阐发了陕北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正向与反向塑造的路遥独特的陕北文学地理诗学，并综合路遥的文学阅读，建构了“一个能充分反映他的生活环境、人生经验和创作经验的认知框架”，发现了路遥及其作品背后潜在的“冰山”，让我们走进了一个立体的、复杂的、大写的路遥。

二、会通中外的“视域融合”

李建军是文学批评领域内会通中外的“碧海掣鲸手”。其在横跨中西、通达古今的开阔视域里，检视中国文学创作及研究的现状与弊病，理论诠释方面有被视为经典、可作教材的《小说修辞研究》《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等，实践诠释方面有皇皇大观的《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重估俄苏文学》等以及这本新出的《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他从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具体的文学问题出发，根据当前的文学语境和创作现状，结合经典文本来对照和比较，在与中外文学经典及传统的对接会通中进行“视域融合”，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研究疆域。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永远是陌生性与熟悉性的综合、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他者与自我的综合。”他认为，诠释学的一般特征即是：“必须把一些远离我们的东西拉近，克服疏远性，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造一座桥梁。”而“文本的意义既不可局限于原作者的意图或文本的原意，同时，文本也非一完全开放的系统任由理解者或解释者按其所需进行诠释，也就是说，理解者或解释者并非仅从自身的视域出发去理解文本的意义而置文本自己的视域于不顾，反之，理解者或解释者也不只是为了复制与再现文本的原意而将自己的前见和视域舍弃”。这种“既包含理解者或解释者的前见和视域又与文本自身的视域相融合的理解方式”，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10。在李建军这里，“前见和视域”是传统经典，是作家置身的历史脉络和文学谱系。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看到他的研究，是“陌生性与熟悉性的综合、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他者与自我的综合”，多有发明和新见。

李建军研究路遥的“视域融合”，首先表现在对路遥作品的整体性把握上。如关于高加林与孙少平，一般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这两个人物的差异，李建军的分析让人豁然开朗——“高加林的痛苦，主要是由身份焦虑造成的；而孙少平的痛苦，则是更复杂的痛苦，主要是由更深刻的精神焦虑造成的。高加林也有梦，但他的梦是现实主义的，是实现看得见的愿望——成为城里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孙少平的梦，却要远大得多——他不仅要进入城市，而且要有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一种有文化的生活，一种切切实实由自己流血流汗创造出来的生活。对一个农村青年来讲，这是一个渺远的梦，是即便付出巨大的努力，也未必能实现的梦。”这种整体性的比较，让我们理解了人物形象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此外，如郝红梅与刘巧珍及田润叶的比较，田福军与《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马延雄、《人生》中马占胜、《平凡的世界》中的乔伯年的比较，无不以精微的剖析洞察人物的心理世界和性格命运，同时也显示出路遥人物塑造的多样性和出类拔萃的艺术功力。

其次，李建军将路遥置于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在恢宏的视野中考察其艺术的独特性及文学贡献。《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亭，我们一般都将其视为次要人物，忽视了其重要的结构功能和思想价值。在李建军看来，“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次要人物”，其“隐含着路遥深深的忧思——对改革开放的艰难性和曲折性的忧思，对抵触改革开放甚至反对改革开放的惰性力量的顽固性和破坏性的忧思”。这无疑契合了路遥设置这一人物的良苦用心。随之，李建军在中国小说人物的谱系里寻找孙玉亭的先祖，发现他“是现代乡村社会的应伯爵”，“是阿Q和华威先生的精神之子”，是“《创业史》中孙水嘴（孙志明）和杨油嘴（杨加喜）的‘同类项’”。孙玉亭又与他们不同，“他不像应伯爵那样无耻和邪恶，也没有阿Q身上的流民习气和华威先生身上的凛凛威势”，也不“像孙水嘴一样叫人恶心”。从人物塑造方法上，李建军也指出了他们的区别：“阿Q是深刻的观念产物，华威先生是反讽性想象的产物”，孙水嘴和杨油嘴是苍白的片面观念产物，“而孙玉亭则是路遥对中国当代农村现实生活观察和思考的结果”。这种历时性的“视域融合”，不仅阐发了孙玉亭形象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总结了现代文学塑造同类形象的差异，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

在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与时代关系方面，李建军指出了路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拓和贡献——《人生》《平凡的世界》突破了《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停留在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表层化的局部冲突上”的设计，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个人与社会和时代的深层化的整体性冲突上”，从而更具现实深度和历史深度。《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为新时期的优秀长篇，依然没有跳出此前主宰文坛的极端化叙事，存在着将人物简单化的倾向，“常常将复杂的生活矛盾，归结到几个坏人身上”，——如《芙蓉镇》中的王秋赦、李国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郑百如、郑百香。实际上，“人物的生活状况，他们的困境和焦虑，并不是由身边的几个坏人造成的，而是由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和根本性的生活结构所决定的”。因而，路遥的叙事意识和叙事方式，就比这两部作品更为深刻，也更为成熟一些。这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卓见，揭示出了路遥无可替代的文学史地位。

在对世界文学的“视域融合”上，李建军可谓一时无两。他“能够从一般的‘表象事实’的描述深入到‘文学事实’内具的各种‘本相’的探讨和表达”，“能够更加接近文学关系的事实真相并呈现文学关系的内具生命力的场面”。11如他解读路遥的短篇《月夜静悄悄》，将其与保加利亚19世纪著名作家埃林·彼林的短篇《列波》放在一起论述。他认为《列波》情节发展的动力，来自人物的内在感情，因而合情合理，具有令人震撼的悲剧性；而《月夜静悄悄》的人物则性格模糊，“缺乏清晰的逻辑线索和充分的说服力”，“没有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也不懂得分析人物的心理”。这既让我们明白了《月夜静悄悄》失败之处，也让我们了解了路遥早期创作的简单幼稚以及与文学经典之间的距离。

对于路遥成熟期的作品，李建军融合激活路遥经验和灵感的经典名著，在细致的文本解读的基础之上，阐发了经典名著对路遥小说叙事的巨大影响。他发现，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写作，受到了同一时期阅读的雨果《九三年》的深刻影响。《在苦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危困叙事”，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中的“危困叙事”，具有复杂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从写作技巧和叙事方法来看，雨果的经验让路遥认识到了强烈的对照修辞的价值，认识到了崇高的史诗风格的力量，并启发他以一种热情而亲切的介入性方式展开叙事；也体现在对人与生活、爱与同情、革命与人道主义等问题的态度和观念上——雨果的伟大作品点燃了路遥的理想主义激情，深化了他对革命与人道主义的理解，培养了他对底层人和不幸者的同情心。而雨果与路遥在性格、境遇和生活上的相似或差异，也为在他们之间展开‘平行比较’提供了阐释空间。”通过以上比较，李建军给我们清晰地呈现了路遥的艺术来路以及他如何将雨果经验融汇成自己深刻叙事内容和巨大精神力量的过程，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路遥及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

李建军熟悉世界名著，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有强大的联想能力、类比能力以及超级纯熟的文本解析能力。无论任何文学问题，他都能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去分析衡定，创造发明。这恰如爱默生所言：“必须是一个创造者，才会读得精辟。”12他分析《平凡的世界》，从文学叙事的原型模式和人类经验的共同性着眼，以“苦难”和“逃离”为关键词，精彩地考察了其与《出埃及记》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论述路遥苦难童年对其性格及写作的影响，他信手拈来狄更斯的儿童叙事和雨果的童年叙事予以比较，让我们更为深切地了解了路遥儿童时代的痛苦经历对其对后来写作的影响。类似的例子，在《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中随处可见。这极大地拓宽了路遥研究的视野，也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视域。

不仅如此，在“视域融合”的比较中，李建军“从心所欲不逾矩”，还对一些世界性的“文学难题”进行了精辟的解析。这种拔丁抽楔举重若轻的大手笔，表现出超拔群类的丰赡学养和目光如炬的判断力。在论述孙少平的矿井生活时，李建军联系到描写矿工生活的自然主义名著——左拉的《萌芽》，并指出了两部作品的根本性差异——“路遥一方面在细致地描写孙少平和其他煤矿工人的痛苦和悲惨处境，描写他们的死亡和牺牲，但是，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像左拉那样，在描写矿工生活的长篇小说《萌芽》中，表现出尖锐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而是，将叙事的焦点转向人物的意识世界，进而赞美他的超人的意志和承受力”，“赋予了自己的劳动叙事和苦难叙事以浪漫主义的性质”，具有“极端性的宗教意味”。顺带，他以掣鲸之笔，卸掉了《萌芽》自然主义杰作的帽子，举重若轻地剖析了左拉在写作观念的紊乱——“左拉的自然主义写作，从观念上看，是科学主义的；从情感上看，是浪漫主义的；从方法上看，是教条主义的。他是自然主义化的浪漫主义作家，或者，准确地说，是集两种矛盾因素于一身的作家：既是教条主义的自然主义作家，又是僵硬的浪漫主义作家。”通过明察秋毫的辨析，李建军不仅刷新了我们对《萌芽》的认识，也让我们体会到了路遥的高卓之处。

三、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

在《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第一章的第六节，李建军开宗明义，亮出了自己研究路遥的方法——“细读、比较与人文并观”。乍看上去，似乎是陈词旧调，了无新义，实际上却是痛对时弊，其来有自。

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不光是硕博士生不读作品或很少细读作品，专家学者也是如此。他们缺乏对文学作品的认真细读，缺乏对文学基本的感悟与理解，问题和观点都不是在阅读作品中发现的，而是从各种理论中借鉴或者套用而来，不是为了解决文学研究、文学创作的现实问题，而是为了构建一种理论话语体系。理论本身成了目的，抽象理念取代了审美分析，现当代文学研究越来越成为自我封闭的、学科内部循环的自产自销。

由于没有微观研究，对文本的具体的审美的分析自然无从谈起。究其根由，是研究者“不动心”——不用内在的深层的审美去感受文学、发现文学、想象文学；全部用理念——外在的表皮的来源于各种社会学科的教条，刻板、没有活气的理念去“抽象”文学。这等于取消了文学研究区别于其他社会学科研究的根本特质。这种极坏的学术风气，学界中人有目皆睹。

要矫正这种不良的学术风气，就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回到文学最为本质的东西上来。首先得回到文学作品，回到文本细读上来，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点。正如李建军所言：“没有认真的细读，就没有有效的批评。就此而言，任何时候，细读都是文学批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它最重要的原则。放弃细读原则的批评，就效果而言，必然是空疏而缺乏说服力的；就批评伦理而言，则是不认真和不道德的。正因为明白这些道理，所有伟大的批评家，全都是认真的读者，全都将自己的批评建立在对作品的细读上。金圣叹是这样的批评家，毛宗岗也是这样的批评家；约翰逊博士是这样的批评家，德·昆西也是这样的批评家；别林斯基是这样的批评家，纳博科夫也是这样的批评家。”文本细读是进入作品意义世界的唯一通道，这种工作的目标很清楚——揭开作品以怎样的语言、怎样的叙事、怎样的感情讲述了什么，从而展开作为一个整体的作品的微妙的复杂的统一的意义世界。扎实的文本细读是窥察作品本相、衡定作品质量的磨刀石，经不起细读的作品必然缺乏审美价值和意义蕴含。没有细读和涵泳的功夫，得出来的结论如沙上之屋，稍触即倒，极不可靠；没有文本细读基础的批评和研究，从批评伦理和学术操守上讲，不仅不可靠，而且是不认真、不负责和不道德的。

限于篇幅，这里暂举一例。如某学者在其大作中论及北村的《公民凯恩》，说“公民陈凯恩后来到了山里，寻觅逃离世俗多年的同学，这个三十几岁的人已经有了五十多岁的模样，但却是仙风道骨的气质。陈凯恩帮他剥了一下豌豆，他就领悟到了真谛，他就与神沟通在一起了。”实际上呢？原作里隐居的同学并非“仙风道骨”，而是表情“凝固”“冷淡”，陈凯恩帮剥豌豆也只是因为彼此话不投机，剥豆后同学也没领悟真谛，反而因为发现同学长期手淫的污渍而使同学形象“坍塌”，让他感到山里和城里都是噩梦。至于“与神沟通在一起了”，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缺乏认真细读的研究，简直是对原作的任意删改和粗暴奸污，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了。

文本细读通常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尤其是对于研究者而言，多次细读才有可能完全把握文本的意蕴。李建军以自己研究田福军的例子，申述了反复细读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李建军强调的细读，不是新批评所强调的琐碎的语义分析，而是以此为基础，始终贯穿着精神、道德等价值维度的考量。

“比较”是李建军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关键词。他这样阐述文学研究中比较的重要性：“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和判断。一切成熟的文学批评，本质上都是比较性的批评。只有通过可靠的比较，我们才能准确地揭示一个作家的特点，也才能准确地分析和评价他的文学成就。一个经不起比较批评分析的作家，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这里的“比较”，是在经过文本细读之后，把握了文本世界的整体性的、透视性的比较，而不是寸地尺天的简单关联和生硬比附。从方法上来讲，是比较文学常用的两种方法：既有作家作品文学关系的影响研究，如路遥与柳青、与雨果、与托尔斯泰、与苏俄文学等，也有主题、题材、文体类别、人物形象以及风格特点的平行研究，如路遥与史铁生、与米勒，《平凡的世界》与《圣经》等。在具体实践上，则是一种“视域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可以概括为三种路径：作家作品的相互比较、文学史谱系中的定位比较以及世界文学视野里的经典参照比较。

“人文并观法”是李建军的独特命名，也是他文学研究的第三个关键词。其与前两个关键词一样，彼此是一种递进关系。先有“文本细读”，才有可能“比较”，比较之后，必然会有艺术、审美、道德、精神等价值的整体判定。其所谓的“人文并观法”，“就是强调研究文学要有整体意识，要将作家与作品、作家与时代、作家与环境视为不可分离的整体。因为，只有联系时代和环境，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作家；只有联系作家，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为此，就要摆脱那些流行的观念，具体地说，摆脱作品客观主义的观念和读者中心主义的观念。那种把作品视为自足和封闭世界的观念，本质上是一种非人性的教条主义，必然导致文学研究的社会意义的削弱和人性内容的丧失；把读者当作文学阐释的绝对主体，本质上是一种任性的自我中心主义，必然导致过度阐释的泛滥，最终导致对文学交流的主体关系的破坏。李建军这里强调的“整体意识”，要求以文本为中心，以细读为基点，将文本视为符号与意义相融合的整体结构，并综合作家与作品、作家与时代、作家与环境等因素，在宏阔的文学史和世界文学的背景中，对诸种本质之间的关系、构成方式以及现象意义，予以审美性阐释和价值意义解读，进而开拓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舒展人类的心灵。

实际上，“细读、比较与人文并观”的方法，是李建军一以贯之的研究理路。在当代文学研究“内部研究”放逐——文学性研究缺失、抽象理念取代审美分析、“外部研究”在文本周围打转的风气下，其具有救偏补弊的重要功能；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而言，其则具有典范意义。就此而言，可以说其创建了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和可资借鉴的新范式。

余 论

对路遥认知中简单化和极端化的偏颇，李建军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指出。比如对亲戚关系的势利、俗气和自私，路遥在写实性文字和小说作品中多有涉及，在《平凡的世界》尤为突出——“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见鬼去吧，亲戚！”在李建军看来，“亲戚们的俗气和缺点，属于人情之常，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道德问题，也用不着用一种极端的态度来夸大之，诋斥之，诅咒之。”究其原因，“路遥对利他与利己的关系，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在小说叙事中，“以一种近乎极端的浪漫化叙事，片面地强调和赞美牺牲自我的利他主义。”关于政治与人性的复杂关系，路遥的态度和认知，无疑是狭隘和极端的。李建军以孙少平与外星人的对话为例，指出“路遥对权力和政治人物的认知，维度也显得太过单一，缺乏复杂的眼光”。不仅如此，路遥对金钱、苦难、劳动等的极端性理解，也都深刻地影响了人物塑造的深度。如孙少平将劳动理解为单一的体力劳动，“夸大劳动的作用，用一种绝对性质的表述来肯定劳动对于人的意义”，甚至“将劳动当作治愈精神创伤的良药”；认为苦难可以磨练人、塑造人，甚至美化苦难，这些都一定程度削弱了人物与作品的思想深度。李建军指出：“人应该有面对苦难的勇气，应该有承受苦难的意志品质，但是，不能以诗意而夸张的方式赞美苦难，更不能将苦难当作一种价值来追求。”路遥的认知误区和认知偏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叙事的深度和思想的深度。在对上述问题的严肃批评中，李建军将自己的才华、意志和热情融入其中，他所批评和阐释的路遥，在其批评意向的作用下，价值、意义和局限凸显了出来。批评的炬火也因之而焮天铄地。

总而言之，作为“理想批评家”，李建军通过《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一书，重构了路遥的陕北文学地理诗学，进而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会通中外的“视域融合”和纵横比较，揭示了路遥艺术人生的腾挪跌宕，创造性地解读了路遥深沉博大的精神世界和浩瀚汪洋的艺术世界，并创建了颇具李氏风格的“细读、比较与人文并观”的当代文学研究新范式。这是一种将“以作品为中心的封闭的内在模式”与“以作者及背景性因素为研究对象的开放的外在模式”结合起来的文学研究范式；它基于这样一个自觉而成熟的理念：“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开放和多元的，而内在模式与外在模式则是可以并存和互补的。人们当然应该用心解读作品，但是，也应该花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作者以及他身处其中的环境。因为，作家是一群对来自外在环境的刺激和影响极为敏感的人。他们的气质、性格和观念，都是在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显然，这是一个克服了偏见和狭隘的文学批评意识和文学研究范式。这样，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他的精审的文本细读功夫，宏观的眼力和识见，以及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所发挥出的整饬力、知解力和判断力，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注释：

1 [梁]刘勰：《文心雕龙》，郭晋稀注译，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43页。

2 9 12 [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理想的读者》，宋伟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3、184、184页。

3 袁广斌、李建军：《为中国文学扫出一条清洁而芬芳的道路》，《延安文学》2023年第3期。

4 李建军：《我对路遥的眷念与心解》，《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2期。

5 李建军：《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上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8页。本文汇总后引自本书内容不再一一加注。

6 袁莉：《法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概述（代译序）》，[法]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袁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7 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8 [法]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袁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17页。

10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11 钱林森、周宁：《中外文学交流史·总序》，《中外文学交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