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的复调抒写——读丁捷的《“三”生有幸》
内容提要：丁捷的长篇报告文学《“三”生有幸》以对交控公司为代表的国企现实的真实完整再现践行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表现出卓越的新闻性和文献性，表现出思考的新高度；作品以复调叙述结构全文，是话语方式的出新，也具意义组合的新意，显示出同类题材文学纪实视角观照的新维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再现与概括叙述紧密勾连，呈现出个案与综述、具象与宏阔、灵动与雄浑相结合的文本状貌，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坐实”复调叙述，成为作品叙写新力度的显明表征。
关键词：《“三”生有幸》 报告文学 复调叙述
作为小说家的丁捷，近几年也以其《追问》式“深度现实主义”的独特魅影独步于非虚构创作领域，成绩斐然。令人欣喜的是，丁捷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三”生有幸》又表现出思考的新高度、观照的新维度和叙写的新力度，拓展了当下报告文学书写新时代中国现实、再现国企跨越式发展的全新境界。
一
中国报告文学对于国之重器的工业企业的关注和描述由来已久，也涌现出不少经典之作。《“三”生有幸》承继传统、拓展新意、凸显个性，给人以意外之喜。作品以“聪明诀”“幸福场”和“彩虹渡”等富于诗意的标题构成篇幅为十二章的三个板块，以丰富多元立体的人物个案，全景式形象展示江苏交通控股公司实施“企业有前途”“人才有舞台”和“生活有滋味”的“三个故事”工程，凸显江苏交控作为头部国企的实力和魅力，即交通强省的“顶梁柱”、国企改革的“排头兵”、产业报国的“先行军”、人才创新的“策源地”、数字经济的“新高地”和利民惠民的“先锋队”，呈现出思考的新高度。
面对这样一个以“交通”为核心元素、具有举足轻重意味、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的描述对象，作者的呈现全面深入、有条不紊、开合有度。作品对于描述对象的精准定位和精心再现，建立在广泛深入的有关江苏交控公司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譬如研读数百万字的有关材料和文献，与数百名相关人员访谈或深度交流，对江河湖海现场的无数次铭心刻骨之感受与体验等，在最大程度上，以对江苏交控公司为代表的国企现实的真实完整再现践行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其描述不可谓不真实，其意味不可谓不宏大，其意境不可谓不深远。与虚构的小说相比，作为非虚构的报告文学文体，以真实再现现实为己任和写作伦理，“我们并没有随意构造任何历史叙事的自由”。1因此，在我看来，所谓“非虚构性”，就是指文本所呈现的是经验世界中所给定的现实，是一种不以主观想象为转移的、与特定历史或现实时空所发生的事实相符合的特性。这也刚好与伊泽尔对虚构的定义相对应——“虚构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印在纸上的词语并不是用来指称某些在经验世界中给定的现实，而是用来表现没有给定的现实”。2而非虚构性所包含的田野调查性、新闻性和文献性，正是其得以成立的最为重要的元素。就田野调查性而言，丁捷的做法即与之相当契合——用一年的时间，“在滚烫的公路上眩晕，在颠簸的轮船上呕吐”，将感受与把握人、事、物等第一手材料的田野式“行走”与“密接”进行到底，并从中获取写作的灵感、理性的认知和情感的交融。这无疑是一个将外在任务式“采访”程序转换为内在感应式“问心”之旅的浸润过程，因为在丁捷看来，《“三”生有幸》“虽说是一部报告文学，但来自我写作过程中始终沉浸于感动的一种‘散文’状态。这部作品写出来后，我是那样的心潮起伏，心情久久未能平静”。3当然，在田野调查性之外，这部作品以现实性和真实性为基本内核的新闻性也是足量满格的。应该说，与一般书写历史或个人情感的非虚构作品有所不同，报告文学对于具有现实价值和关注热度的重大事件与人物的再现，是其文体的叙述伦理和优长所在。《“三”生有幸》叙写当下“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情境下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中重要国企的奋进之路，即抓住了极具话题新鲜度、敏锐度和关注度的描述对象，其建立于全景式真实还原江苏交控踔厉争先、实施蕴涵社会、物质和精神层面“三个故事”工程的独特之道，就已经具备了强烈的现实冲击力，不仅对于江苏交控系统和国有企业，也是给予全国“国之重器”以及远不限于此的各行各业，以如何纾困境、谋发展、创未来之文学妙方。而这样基于新闻性、又绝不仅仅满足于新闻性的书写，完全可以使我们洞见作家扑下身子拥抱大地的赤子深情，以及立足高远思载千里的哲人风采。
经由《“三”生有幸》这种描述的非虚构性，江苏交控公司的活力现状和辉煌未来，各尽所能、各显神通的人才构筑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的“幸福交控”理念等得以全方位多层次呈现和演绎。作品通过江苏交控这一个案的描述，不啻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理念，即以文学纪实的方式重塑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的发展理念和品牌价值，助推交通强省、交通强国战略，记录坚守并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奋力创建世界一流国企的行业精英之信心与雄心。而更为深远的意涵也许在于，作品力求通过一个独具特色的国企之“行业叙事”，寓意中国文学的新时代责任，那就是讲实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讲活中国故事，而 “《“三”生有幸》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生动样本，是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一次鲜活的文学表达。……正是有无数个像江苏交控一样的国有企业，以社会经济的一隅方寸，融入发展的脉动和国家的航向，才有了中国式现代化生生不息的力量。那蕴含其中的深情故事，如一幅幅动人心弦的美丽画卷，诉说着一个个新时代的绚丽华章”4。在此，“讲实”“讲好”和“讲活”以江苏交控为个案代表的国之重器的中国故事，实际也就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践行与落实了文学纪实的文献性要求，即保证其具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价值，因为“历史毕竟是一种不言的过去的存在，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历史尽管是叙事的结果，尽管会留下许多的断裂和空隙，但历史作为一种‘缺席的本原’是不可能一笔勾销的，‘在’的历史文本是以‘不在’的无言的历史为依据的”。5因此，文学纪实所记录和描述的现实，也将变成文献——历史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上讲，《“三”生有幸》已深具这一潜质。
二
作为一部长达近四十万言的国企发展文学纪实，《“三”生有幸》的叙述方式和叙述结构有其鲜明特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以复调叙述结构全文，是话语方式的出新，也具意义组合的新意，显示出同类题材文学纪实视角观照的新维度。
在作品中，复调叙述主要表现为双线并置，即从第一章至第十二章，以第三人称方式叙述人物、事件或现象，此为一条线索叙述；每一章的最后一节（第八章除外）为“手记”，即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作者的现场采访实录，包括与被采访者的对话、简要补叙其他人物等内容，以及情感抒发等非叙事性话语，此形成另一条线索叙述。两条线索形成“双线并置”的复调效应，贯穿于全书始终，构成某种“对话性”。此复调叙述的双方看似各自相对独立，其实是互为映照、互为补充、互为因果，形成全书首尾紧密呼应、节奏起伏匀称之功效。此犹如巴赫金在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复调小说的首创者时所言：作品“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6
在《“三”生有幸》里，这种复调叙述不仅体现为作为被再现对象的几十个人物的言谈举止所形成的某种“众语喧哗”——从多角度、多层面再现生活于重点国企空间之下人的年龄、职业、性格、情感的丰富性——由此构成群像色彩斑斓的和声，也同时表现在身入其间的作者自述或与被访者之间的对话，作为非虚构的主人公——被访者，其“对自己、对世界的议论，同一般的作者议论，具有同样的分量和价值。……它似乎与作者议论平起平坐，并以特别的方式同作者议论结合起来，同其他主人公同样具有十足价值的声音结合起来。”7作为凸显作家主体性和现场感的“手记”与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相结合，形成全书完整之“三个故事”的海量引发“报告”，以此架构起对人物形象和事件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观照与再现的宏大结构，进而深掘出作品包孕感极强的主题意蕴，并且“从生活与人心的细部出发，在无边的现实中打捞有滋有味的细节，精心构筑一个文学性很强的叙事基点，从而一下子让作品的气质与芸芸‘报告式’的报告文学作品区分开来”8。作品每一章的最后一节均为“手记”，每一篇“手记”并非有关采访的流水账式记录，而是精心设计的话语，也就是说，由“手记之一”至“手记之十一”，作者都凸显出一个“故事里的”关键词，譬如，“故事里的诗”“故事里的灯”“故事里的威武情”“故事里的足音”“故事里的好人生”和“故事里的妙知音”等。这不仅是对每章主旨或描述重点的形象化归结，更多的则是以非叙事性话语进行抒发、评论或哲思。譬如，“故事里的足音”写到作者自己到各种现场采访兼体验生活——“我已经无力去描绘这一系列体验的‘残酷’。……我不过是偶尔体验生活，走马观花地在交通上‘逛’了几遭。而我要采写的这些对象，这些在交通一线的‘路哥路姐’们，需要把整个人生交付在这些地方。我想，没有双腿蹚过热浪的骨气，没有目光越过彩虹的豪气，没有心向着大海的勇气，他们仅仅以血肉之躯是不可能支撑得住这样的繁重而沉闷的人生的。”9这是一种带有诗意的阐释，也是带着哲思的由衷感怀。在此，作者对所写对象“骨气”“豪气”和“勇气”的形象化评价，实际上也是对江苏交控企业和人之精气神的高度概括与褒扬。作品中的“故事里的文心”对于江苏交控文化艺术活动则又是一种“有感而发”，作者将这样的活动视为“能够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可以成为一种大范围共享的精神能量”“吹开了人性的美好一面，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表现力”“推高了企业发展的段位”等，在我看来，这不啻是富于哲理的提升。
也正是通过这种复调叙述，作者在文本里建立起了一个非虚构的话语场域，将作家与读者基于真实性的信任感凸显出来，以避免“虚构”的信任危机。可以说，在非虚构的作品里，不论作者有意还是无意，“虚构”即“无中生有”都是应当竭力避免的，因为“虚构的一大危险，就是作家和读者双方都会失去信任感。……如果阅读一篇非虚构作品，大多数读者确实在较大程度上期待，作者最起码会努力忠实于可以认识的事实。如果你违背了这种期待，那就创造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期待”。10值得庆幸的是，《“三”生有幸》以其基于被访者真实身世、性格、行为的非虚构描述，以及渗入其间、无处不在的作者“我”的叙说和对谈，凸显了读者对于江苏交控的人物与事件的真实性期待，也就因此强化了作为非虚构作品艺术地观照现实、把握现实、阐释现实的定力与魅力。
三
“坐实”复调叙述，需要人物形象的有力支撑，这也是《“三”生有幸》叙写新力度的显明表征。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再现与概括叙述紧密勾连，呈现出个案与综述、具象与宏阔、灵动与雄浑相结合的文本状貌。
有别于一些“新闻报道式”报告文学的见事不见人，即满足于说事而疏于写人的文学性弱化或缺失，《“三”生有幸》对于众多人物群像的艺术再现无疑是生动而成功的。这种成功一方面或许要归因于作为小说家的丁捷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专精，这当然不是指作者以虚构“造人”，而是指其善于运用除虚构以外表现人物的一切手段和方法，譬如说以丰富的细节、场面描写，对话及行动描写，戏剧冲突再现等，作品里勇斗持刀歹徒的餐厅女领班陈传香、“倔强之花”韩静、“匠心独具”的刘成帅、“风电小哥”杨清清、“金牌店长”张雪花、“音乐才女”张文婷等形象皆是如此。另一方面，这种成功还表现在人物个性的鲜明、命运的独特及其在职业操守、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广泛代表性。作品第一章讲述花季失肢的余丽琴和中年丧夫的郑兆芳，扼住命运咽喉、历经人生风雨、迎来事业彩虹的故事，以两位“早就‘相识’、一直‘相知’、最终‘相合’的‘黄金搭档’”在人生路上遭遇的生命与家庭之“不幸”，最终成就事业之“有幸”的奇特经历作为全书的开篇，其用意正是在于对书名“‘三’生有幸”内涵及其文中所涉人物的定调与引领，因为“这里面有两人之间、有两人与更多人之间、有两人与集体与社会与家庭之间惊人相似的‘纠葛’，有命运逻辑上的‘交叉’关系——平凡人创造不平凡的奇迹，人生中的‘幸’与‘不幸’、因‘不幸’而‘有幸’，在她们身上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11除此之外，令人记忆深刻的还有作为大学生党员的钱燕、胡海平和周洁，因为“心中有灯，脚下有光”，在收费、清障或养护等不同岗位上建功立业，成长为全国劳模或“三八红旗手”；援藏干部康峰成功实践多个人生“第一次”，退役军人周金文、潘继军、王湖焊、许粲睿以“威武之情”谱写“老兵新歌”；博士后马辉、桥梁专家吉林、“海归”施杨、正高级工程师祝争艳引领创新“万年青”；“最美路姐”刘保玮、夏海燕、刘娟、聂德兰、刘芳和包海娜尽显温馨、灵性、精心、蕙质、励学和上进之美；帮扶与志愿服务的张言丰、袁春烨奉献一片“心香”；多才多艺的李嘉永、钱钧推高企业发展“段位”；“妙知音”柳林与齐秀跟企业“一起长大”等。应该说，这些独具个性与魅力的人物群像所具有的真实感人的特质，归因于作者对数百万字文献材料的阅读、对数百名江苏交控人的接触、对五十多位“路姐”和“路哥”的深度访谈，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以有利于作品的有效、有益、有力传达而进行的对于各式材料的精挑细选。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人物呈现的非虚构创作原则的准确把握。此诚如特雷西·基德尔、理查德·托德所言：“要在实际的而不是合成的个体中，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事件内，清晰地表达潜伏在事实深处的戏剧性，当然还有真相。”12以“实际”“真实”的、而不是“合成”“虚构”的原则再现人物，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伦理，擅长小说创作的丁捷显然能够在两种人物表现原则方面具备清醒的文体意识，泾渭分明又游刃有余、底线固守又起舞灵动，显示出驾驭非虚构与虚构人物塑造法则的高超智慧。
在作品里，除第十二章“摆渡人”一节详尽复现作者与“江苏交控”董事长蔡任杰的对话之外，作品所述的大多数人物均为该公司一线的基层员工——那些闪耀着人格光辉的普通人。而这些不同寻常的寻常人的“海量”存在，其归因或曰结果都在于“江苏交控”的巨大向心力、集聚力和感召力，作品通过各类人物的再现形象地告知读者，“江苏交控”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物质的”企业而存在，它已是“心”之所向、“理”之所选、“情”之所归，这恰如书中即将退休老专家的一席肺腑之言——“我身去处顺我心，我心归处是吾乡，哪里给了我幸福感，我的心就在哪里，这里，我一身留守的地方，也就是我要去的地方。”13在我看来，一个企业能给予其员工如此温情满满的心灵寄托，足矣！而这或许正是“三”生有幸之“大幸”——“企业有前途”“人才有舞台”和“生活有滋味”所凝聚的其实正是江苏交控给予其员工最为真实、最为现实、最为厚实的“大幸”，而江苏交控能够有此“大幸”，也完全得益于、有幸于新时代所创设的高质量发展之中华复兴伟业。
总体而言，《“三”生有幸》通过人物形象的再现，不仅活画了“江苏交控”戮力前行的强劲内生动力，也凸显出作为小说家的丁捷对于人物形象描述的精益求精、细腻入微和娴熟于心。“现代叙事非虚构作品的独到之处就是它能够用人物、动作、场景、年表和动机来代替新闻中的人物、事件、地点、时间和原因。最成功的故事能够将人物放在主导地位上，掌控整篇叙事。……人物不仅推动故事，有时候还成就故事。”14《“三”生有幸》当中这些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既是生活原型的真实写照，也是文学表达的必然结果，它为丁捷纪实系列人物画廊增添了新景观，也是当下中国产业题材报告文学人物形象的新收获。
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也不例外。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真实再现民族与国家“传奇故事”及其顶天立地、创业开新英雄的天然优势。作为聚焦新时代“国之重器”的重要之作，丁捷的《“三”生有幸》所要努力凸显的正是投身于“国之重器”建设与发展之中的“真的英雄”。如果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其对中国科学家陈景润独具“拨乱反正”意味的艺术再现轰然出世，成为新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的里程碑，那么，我也由衷地祈望，《“三”生有幸》以其独特的“幸之人”闪耀于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璀璨长河之中。
注释：
1 [美]詹明信著、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2页。
2 [德]W·伊泽尔：《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霍桂桓、李宝彦译，杨明照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3 9 11 13 丁捷：《“三”生有幸》，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86、226—227、24、364页。
4 8 吴义勤：《序：问心至美》，详见《“三”生有幸》，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5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6 7 [苏联]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铃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10 12 [美]特雷西·基德尔、理查德·托德：《非虚构的艺术》，黄红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1、81页。
14 [美]杰克·哈特：《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叶青、曾轶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6—77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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