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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长篇纪实文学《国医》记叙了杏林名医陈万举的传奇一生。陈万举是清末名医巢渭芳的再传弟子、针灸大师承淡安的门生，一生屡遭世变，历经艰难坎坷，幸得诸多医学名家大家为师，故而走出了一条师承有序、学有渊源的纯正之路。他一生坐堂行医，以医典医方立根基，以传古自创为路径，遂成一代名医。《国医》既是一部陈万举从医生涯的史传，还是一部反思中医近百年兴衰史的力作。期待中医重新出发，实现中医药的全面复兴，正是《国医》深意存焉。

关键词： 春桃 《国医》 陈万举 中医药 传统文化

春桃新作《国医》1，我有幸于印前拜读。《国医》是长篇纪实文学，主角乃杏林名医陈万举。我对陈万举的精湛医术、传奇人生的了解，不是始于《国医》，而是来自陈桂棣先前的“口头文学”。陈万举、陈桂棣、春桃，三人之关系，陈桂棣和春桃是夫妻——不仅是夫妻，还是文学搭档，陈万举呢？陈桂棣的父亲、春桃的公公。

多年前多次听陈桂棣讲述他父亲行医治病的轶闻趣事，这些故事一经小说家陈桂棣传神般的演绎，风趣、精彩、传奇，生动地描绘出另一个“神医喜来乐”。这么精彩的故事，这么传奇的人生，又是这么熟悉的至亲，干吗不写呢？陈桂棣不置可否，欲言又止，其内情隐语，朋友们大致能猜出一二，于是有人建议：“这样的故事，老陈写不合适，他是长子，却没子承父业，采访写作都会有障碍。”春桃写最合适，“你既是作家，又有医学基础，老爷子又信任你，写这种题材，岂不得天独厚。”2此建议正合春桃之心意，陈桂棣也从旁鼓励。春桃心存此意久矣，一经说破，便心系一念了。老爷子得知春桃要采访他，写传记，便一口回绝。春桃耐心，化采访于无迹之中，整天跟随老爷子看病当助手，讨得老爷子的喜欢，终于不再对她心存戒备。春桃常常趁他高兴放松警惕之时，诱导他讲述自己的人生，并悄悄录下一百多个小时的“口述史”。老爷子去世后，春桃南下北上，尽可能地去接触口述故事中的当事人与患者，以丰富口述史的内容，从起意到采访再到写成《国医》，历时八年。

一

颇有传奇色彩的陈万举（1918—2013），一生屡遭世变，历经艰难坎坷，对于入杏林为医的他来说，可谓生不逢时。他一意学医，万难不改初心，竟然连走好运，好运破了时代的厄运，遂成为一代名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又是一个幸运的人。

说他生不逢时，是因为他生逢民初的易代之际。此时，激进的文化思潮狂飙突进，其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目的是用西方现代的新思想、新文化来批判并否定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以西方现代文化改造并最终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医，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封建糟粕而遭受灭顶之灾。好在易代之际，来势汹涌的激进的文化思潮立足未稳，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产生影响，还没有渗透到全民的意识中，西医首先在中国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登陆，远未占领中国密如蛛网的乡镇和广袤的民间。中医土生土长，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百姓息息相依几千年，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难分难解了。诚如孙郁所言：“近代以来的革命，在动的一面甚多，忘记了文化中静谧一面的益处。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在于超时空的安静。古老的遗存定格在生命的深处，外面的风雨如何猛烈，均不能撼摇其根本。”3这就为陈万举们虽然生不逢时，却又能应运而生提供了生存空间。

说他是幸运之人，是因为在学医行医的生涯中，他总是连走好运。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篇首引作家柳青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几步走好了，直接影响到人的一生。幸运的是，人生紧要处的几步，陈万举都命走好运，幸遇多位中医名家大师，为他提供了拜师学艺的机会，就连幼时入读启蒙私塾，也成为他日后学医的入门功夫。

幸运之一：母亲嫁二姐收厚礼，意在让陈万举念书。从9—17岁，陈万举念了八年私塾。私塾是中国私学之一种，别小瞧这八年私塾，它为陈万举扎下了良好的文言文基础。中国古代的医典药志，均由深奥的文言文写成，读懂医书药志，方能进入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的堂奥，也就是说，文言文是学习中医的入门功夫，陈万举以此实现了与中医的无缝对接。再则，私塾启蒙教育，一般由《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进入四书、五经、诗赋，而四书、五经、诗赋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中国文化的道德、伦理、思想、观念、哲学、历史均蕴含其中，而中医的主要观念和思维方式也源于此。他的第二个入门师父宋立人曾告诫他，要真的学好中医，非得经过一个漫长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过程，才可能进入中医的大门。国医与国学相通，中国的医学乃至精至微之道，中医的经典学说皆为艰深的文言文，只有谙熟古典文学的人，方可尽得其妙，“秀才学医，犹如老鹰抓小鸡”。陈万举于无意中获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于中医的要义，似天意之所为。

幸运之二：十七岁那年，陈万举拜朱复初为师学医。照行规，学徒头两年师父一般不传授手艺，徒弟只能当伙计做杂事。每天，他忙完店里的活，还要做师父家的活，为此，他感到很憋屈，心生芥蒂，抱怨师父不向他传艺。他是个有心人，师父给人看病，他在一旁侧耳细听，留心师父开的药方。发现师父每天将开的药方收进抽屉，并不上锁，于是趁夜里师父一家人睡熟之后，就把白天的处方找出来抄写一遍。抽屉里还放着师父传下来的一册单方和验方，他也一并抄写下来。后来才知道，这是心地善良的师父有意为之，“万举啊，啥都别说了！当年你在我家里做学徒，夜里背着我偷抄方子，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哈，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如果不想传给你，这本验方我能放在外面？抽屉能不上锁？”有了这本验方，陈万举就可以坐堂行医，应付一般的常见病了。待到他自己开起了诊所，他猛然醒悟，发现跟朱复初学医的那两年，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实用的知识，一旦回过味来，顿时对师父产生了感激之情。

幸运之三：二姐夫徐长荣关心陈万举的学医，为他引荐了针灸师杨林，杨林的老师是中国针灸复兴的奠基者，一代宗师承淡安，在他的帮助下，1935年秋，陈万举瞒着师父朱复初，私下参加了承淡安创办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并在“针灸函授学校”学习两年。针灸一技，于陈万举是如虎添翼，他功力倍增，在往后的几十年的行医治病过程中，针灸成为他的独门绝技，由此获得“万病一针”“华佗再世”的美誉。

幸运之四：抗战爆发，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朱复初躲回老家避难。正当母亲为陈万举学医因师父离去而半途而废的事焦急时，仿佛天意神助，“朱复初跑了，却又打天上掉下个宋立人”。宋立人可了不得，他是蚌埠医林的头面人物、市中医公会会长，他的两位师父，第一位是“孟河巢渭芳”，第二位是“山阳赵小楼”，两位大师都是清代至民国初期最杰出的中医学家，故而有“南数孟河，北数山阳”之誉。宋立人不仅师承孟河和山阳，通晓巢渭芳和赵小楼两位大师之所长，又精通叶天士和吴鞠通两位大师的医著理论，成为温病学的传人。还是徐长荣，得知宋立人逃难于此地，他将他全家请到自己家里安住，奉为上宾。徐长荣此举专为内弟陈万举，宋立人知其所求，尤其是得知陈万举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医学素养时，他慨然答应收陈万举为徒。宋立人治病既严谨又灵活，既能积累经验又能将经验上升到理论分析的层面，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用日常现象诠释深奥生僻的中医理论，更难得的是，他将自己所学所知的全部医理医术毫不保留地传授给陈万举，由此将陈万举引领到中医的更高境界。行医之初，由于他能够从朱复初和宋立人两位师父那里学来的医术，以及从针灸大师承淡安创办的“针灸函授学校”学来的针灸术，还有自己从前人医著中学来的医术，一并灵活地运用到每一个病人的治疗中，因此，对淮河一带的常见病、多发病基本上能够手到病除，尤其是他将几个罕见的危重病人成功治愈，一时声名鹊起，名震一方。

幸运之五：1959年，安徽省卫生厅推荐陈万举去上海中医学院，参加卫生部在那里举办的“中医内科专修班”学习。授课老师全来自上海中医学院，有院长程门雪、副院长林其英、杜大公、唐志炯和七位优秀教师。院长程门雪和专修班班主任黄文东是中医泰斗丁甘仁的弟子，而丁甘仁和巢渭芳又是孟河医派四大家之一的马培元的直接传人。陈万举惊喜兴奋，他想不到这次来上海学习，竟然做了程门雪和黄文东的学生，同时还成了孟河医派著名医家们的门生。除此，这次学习还为陈万举带来两大好处。一是开拓了他的视野，促使他由医而学，实践与理论并举。传统中医从业者普遍存在重经验轻理论、善医不善学、善术不善著的缺陷，这之后，陈万举开始总结自己的从医经验，把治愈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攻克疑难杂症的方法写成医案，于1979年完成厚达两块砖的《陈万举中医医案》；又于晚年实现了由“下医治已病”向“上医治未病”的飞跃，著《养生解病歌》和《陈万举益寿健身法》。二是1983年评职称，尽管他行医四十多年，救治了成千上万的病人，由于没有学历，被告知不能参评。不承想，1959年他在上海中医学院内科专修班学习四个月的结业证书，让他顺利地评上主治医生职称，两年后又评上副主任医师。他不无嘲讽地感叹：“我行医四十多年，还不如去上海学习四个月的那张纸管用！”此话一半是自嘲，一半是庆幸。

二

旧时医家，无论是坐堂问诊，还是行走民间乡野，若没有一些称奇叫绝而口口相传的医术传奇故事，是一大遗憾。因为，有者，则被誉为名医神医，无者，则默默无闻。善于人物刻画的春桃深悟其中奥妙，在如何写好写活陈万举人物形象的设计上，她动用了两套笔法。一是用传记文学长于叙事的笔法，勘探发掘史实，叙写陈万举一生行迹中的一些最重要的时刻，以此连缀成“史”，此为《国医》的结构主干。二是用小说善于典型化刻画的笔法，抒写陈万举高超的医术故事，将其点缀于主干之中。因有此，《国医》全篇皆活，人物顿时通灵传神，一个严谨朴实、耿介直率的现实人物一变而成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陈万举医道纯正，学有师承，幸得那么多医学名家大家为师，故而走出了一条师承有序、学有渊源的路子。以医典医方立根基，以传古自创为路径，既不拒古，也不泥古，讲求自创自得。他学医有灵性，一方面“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一方面在领会前人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创造出许多新的疗法、新的理论，信手拈来就有：飞车治疗“挟肠疝”；开创用针灸结合师父宋立人的医方治愈霍乱的先例；用针灸治疗聋哑病；用余八送给他专治破伤风的祖传秘方治愈生命垂危的病人；发明“飞针治牙疼法”“疼痛搬家法”；治愈“真头痛”“黑变病”、女儿等人的癌症和许多妇女的不孕症等疑难杂症。不妨从中挑出几例以见一斑。

例一：陈万举十九岁那年，也就是跟宋立人学医的第一年，一天，集恶霸、地痞、流氓于一身的集霸余八突发“挟肠疝”，一节肠子掉进阴囊里，阴囊鼓出来一个乒乓球大的包块。余八痛得大汗淋漓以至昏死过去，一时三刻会要了他的命。陈万举被逼前来诊治，他哪里见过这么严重的挟肠疝，更不知道怎样施术治疗。突然，他灵光一闪，急中生智，将余八抬上牛车，让他躺在牛车上，然后叫余八的儿子小四赶着牛车飞奔起来，在剧烈的颠簸中，昏死过去的余八先是被颠醒了，接着掉入阴囊里的那节肠子神奇地被颠回到肚子里。真是闻所未闻的奇闻，师父宋立人听了之后，笑得前仰后合，直夸“这办法好，这办法好！”忍不住赞叹：“你的这个奇特的法子是怎么想出来的呀？”“你天生就是块当医生的材料啊！”但挟肠疝难以根治，果然，几年后余八的挟肠疝复发，症状与上次一样，这次，陈万举用“三角灸”彻底治愈了余八的挟肠疝。

例二：陈万举二十岁出道开诊所之初，一个名叫陈实的年轻人三天前突然头痛欲裂，乡间郎中和巫婆束手无策，抬来时已昏迷不醒。经过一番望闻问切，他确认病人患的是“真头痛”，因风寒水湿汇聚于脑部所致，陈万举不觉暗暗叫苦。《黄帝内经》上说：风邪为百病之首。脑为至要首府，外邪不可侵犯，“此病临危殆，亦非汤剂所能及”，故古人认为患“真头痛”必死。他灵悟《黄帝内经》的医理：中医治病的根本原则在于调整阴阳，泻其有余，补其不足，只有恢复了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才会除去其病。现在只有设法攻其内脏的阴寒老巢，以期直通清灵之府，引头痛的阴寒之气下行外出，头痛自然就会消失。问题是，如何才能以阳气攻其内脏的阴寒老巢呢？他大胆设想，是否可以用一种大热大辛的药物，通过尿道由膀胱入肾，攻其被称之为“阴中太阴”的肾部，然后让阳气由肾进入脑髓，引头部寒湿之气下降。他决定斗胆一试。他取新鲜生姜汁让小陈的生殖器自吸，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疗法竟然十分成功。一种连华佗都没有办法根治的病，却让出道不久的陈万举攻克了，确实神奇传奇。

说来惭愧，读《国医》，好奇心诱导着我过多地关注陈万举高超医术的神奇性，而一时忽略了高尚的医德仁心对一个医生的重要。古代杏林特别倡导“悬壶济世”和“医者仁心”的理念，要求从医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陈万举学医之前就深受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抱负的影响，立志做一个悬壶济世的良医。坐堂问诊的第一天，他就为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对生活困难的病人只收药费，不收诊金；一时连药费也拿不出来的，允许赊账；为有钱人看病或出诊，诊金自便；无论有钱还是没钱，扎针一律不收取任何费用。这条规矩，除了他成为公职人员的那些年，他一辈子都在遵循，到死也不变。鉴于此，他首先是一个道德高尚的良医，然后才是一个医术精湛的名医。

三

原以为《国医》是一部叙写陈万举从医生涯的史传，直到读完后才发现，其中还并存着一部中医近百年的演变史（简史）。如此结构，大有深意。

我们读完自然会发问：生不逢时的陈万举凭着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能够赢得百姓的信任且名闻一方，而拥有几千年丰富遗产的中医为何在近百年一落千丈，以至于衰败到消亡的边缘。毫不夸张地说，中医近百年的历史是一部痛史——一部由耻辱和衰败构成的痛史。对此，对中医充满情感的春桃情取两途：一方面怀着敬仰、钦佩和感恩之情叙写陈万举，一方面以悲哀、愤慨和痛惜之情叙写中医近百年的衰败。

凭我对春桃的了解，她叙写陈万举，其意图一准是既在此又在彼。果然，一不留神，她在《序 天意》中脱口而出：“他真实的人生，其实就是中国中医近百年来历史的缩影。”4“他”指陈万举。尽管中医近百年的痛史不能与陈万举个人的“幸运史”相提并论，但二者的存在已构成“镜像”关系，可以探询出彼此深处的信息。春桃揭示：近百年来，一种前所未有的颠覆性的力量借现代性之名扼杀着温文尔雅的中医，致使中医屡遭灭顶之灾。

这种力量前文已经指出，是易代之际文化思潮的使然。在全盘西化的时代大潮之中，推崇西医、否定中医遂成为一种时尚，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政府动用国家行政力量，极力排斥、废除中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亦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连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和梁启超、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和鲁迅等至尊者也极力要求废除中医。

对中医这种排斥否定的态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加剧，以至少于当时的卫生部主要领导决定在全国取消中医的行医资格，乃至最终取消中医。毛泽东主席知道后，立即予以制止，特别明确指出：“团结新老中西医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即便如此，中医被边缘的颓势并未改变。到1978年，中医由1958年的50多万锐减到25万，就是这25万，真正用中医疗法的医生还不到1/3，即8万人，而西医却从1930年的4000多人，迅速地发展到200多万人。曾被誉为“国医”的中华医学，其社会地位跌到了冰点，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医院，几乎成了西医的天下，而中医已经接近被消亡的边缘。

中医的一部痛史，难道陈万举就能置身于事外？春桃的人物传记说出了一半，还有一半隐在水下，作为读者的我们完全能够领会到作者的意图和叙事策略，其实，幸运与坎坷、顺其自然与无可奈何、致虚守静与苦苦挣扎一直与陈万举形影不离。可以断言，若不是中医近百年来频频遭受无情打压，或者说，中医若处于理想的发展状态，凭陈万举的学识、才情、天分和丰富的师承，他一准能成为一代非常杰出的国医大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万举的人生中还隐含着一个偌大的悲剧。至此，陈万举的人生和中医近百年的历史真的是互为镜像了。

中医还能重新出发而复兴吗？我注意到《国医》中特别提及的两个信息：一个是2003年“非典”疫情，开始不让中医参与。当这场来势凶猛的疫情在广州蔓延肆虐时，著名肺科专家钟南山见死亡率居高不下，特地请出国医大师邓铁涛。邓老率领的中医团队在这场“非典”之战中大放异彩，其治疗的成功率远在西医之上。二是2019年的“新冠”疫情，中医治疗的效果如同治疗“非典”一样神奇。这两个信息意在说明，中医药有着独特优势，急待正名复兴。同时，国家领导人对振兴中华医药也高瞻远瞩，一是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意见》，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全面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国策，中华医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遗产被纳入其中。二是2019年10月25日，全国中医药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主席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要遵循中医药发展的规律，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2023年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其核心思想是：“中医药是我国重要的卫生、经济、科技、文化和生态资源，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十四五’期间对中医药发展的支持和促进力度，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期待中医重新出发，实现中医药的全面复兴，正是《国医》深意存焉。

注释：

1 春桃：《国医》，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版，第70页。后文引本书的文字，不再一一标注。

2 4 春桃：《国医·天意》，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版，第5页。

3 孙郁：《苦路人影》，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页。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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