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
内容提要：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始于批判剧作《野玫瑰》，终于批判《民族文学》杂志。对于《野玫瑰》，延安各界明确作出否定性判断，其意义主要在于以此表明其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态度。与“战国策派”作为综合性思想文化（文学）派别的性质相契合，延安各界还将这一批判由文艺延展到其他领域。他们从历史哲学、伦理思想、政治理论等层面进一步展开批判，重点揭露和抨击了“战国策派”所鼓吹的政治集权和英雄崇拜。这显现出了批判“战国策派”的整体性思路。在延安整风运动蓬勃掀起之际，延安各界之所以展开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是因为“战国策派”的相关言论迎合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需要。因此，批判“战国策派”的相关言论，同时也是在抨击国民党的专制政治，其中寄寓着延安各界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对于阶级利益的合理关切和诉求。
关键词：延安各界 “战国策派” 《野玫瑰》 批判
“战国策派”（又称“战国派”）是1940年代初期在大后方出现的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思想文化（文学）派别，代表人物主要有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人。1940年4月至1941年7月，他们在昆明创办《战国策》杂志，共出版十七期；从1941年12月3日至1942年7月，又在重庆《大公报》上主办《战国》副刊，共出版三十一期。此为“战国策派”活动的鼎盛期。《战国》副刊停办一年后，陈铨另行创办《民族文学》杂志，至1944年1月共出版五期。此为“战国策派”活动的余波。大后方思想文化界对“战国策派”相关观点的批评、批判，早在《战国策》杂志问世后不久就开始了。从时间上看，延安各界对于“战国策派”的批判要迟于大后方。它始于1942年四五月间，并主要集中于此后半年里。这已是“战国策派”活动鼎盛期从消退到结束的阶段。从内容上看，这一批判起于文艺，也终于文艺；在这过程中，它还由文艺延展到了哲学、伦理和政治等领域。迄今为止，大后方对“战国策派”的批判业已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并且产生了较多的研究成果。相较而言，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则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尚未得到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拟依据第一手材料，对延安各界批判“战国策派”的脉络与情况作出较为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对延安各界批判“战国策派”的动因作出初步的探讨；从其对“战国策派”的批判中，可以见出延安各界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对国民党专制政治的抨击、对“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的“坚持”1。
一
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是从批判陈铨所作的四幕剧《野玫瑰》开始的。该剧于1941年6月、7月在重庆《文史杂志》第6、7、8期连载；次年3月5日至20日，在重庆演出十六场，4月，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延安各界中，最早对在重庆热演的《野玫瑰》作出批判的是来自文艺界的方纪。方纪1936年入党，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9年到延安，当时任职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据其自述，他到延安后，周恩来“从重庆写信到延安，鼓励我为大后方读者多多写作”2。方纪批判《野玫瑰》的文章即是为大后方读者写作的，在性质上也是对大后方进步文艺界的呼应和声援。
1942年3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文艺版主编颜翰彤（即刘念渠）发表剧评，率先发起对《野玫瑰》的批判。文章指出《野玫瑰》“隐藏了‘战国派’思想的毒素”，认为作者对王立民“这样一个怀有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人”表现出了“同情”和“宽容”的态度。3次月，方纪在重庆《时事新报》发表文章对颜文作出呼应，称“《野玫瑰》是裹了糖衣的毒药”。该剧所裹的“糖衣”是指用了“男女关系纠缠不清的噱头”。而说它是“毒药”，则是因为作者在王立民这一形象塑造中赋予其“倔强的英雄的灵魂”。他“创造了一个有铁的意志的汉奸，同时他又使这个汉奸有感情有良心”，这表现出了对汉奸的“同情与宽恕”。这与颜文所言一脉相通。与颜文一样，方纪还特别说明了该剧作者作为“战国派的主将”的身份。4这就将对该剧的批判与对“战国策派”的批判联系了起来。4月17日，即方纪所作该文连载结束三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议决奖励学术著作多种，其中《野玫瑰》获三等奖。《野玫瑰》的获奖很快遭到了大后方进步文艺界的质疑和反对。4月24日，重庆《新蜀报》以“《野玫瑰》剧本得奖，戏剧界提抗议，陈部长已允重行考虑”为题对此作出了报道。在此背景下，方纪又撰文声援大后方进步文艺界。他指出，“剧作里的汉奸被刻画得太可敬而且可爱了，被当作一个英雄人物处理的”，因此，奖励这部“将一个汉奸刻画成一个英雄”的《野玫瑰》，“客观上便是解除民众憎恨汉奸的精神武装”。5
在大后方掀起的批判《野玫瑰》的浪潮中，延安文艺界的方纪在很短的时间里两度为文，对之作出了呼应和声援。虽然方纪此举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但这也足以说明大后方开展的对《野玫瑰》以至“战国策派”的批判已引起延安各界的关注。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稍后以刊发消息、发表评论和署名文章等方式，显示了延安各界批判和否定《野玫瑰》和“战国策派”的立场和态度。5月14日，《解放日报》以《新蜀报》的相关报道为蓝本，刊载了重庆戏剧界同人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抗议《野玫瑰》获奖的消息。消息特别转述了函中内容，谓该剧“在写作技巧方面，既未臻成熟之境，而在思想内容方面，尤多曲解人生哲理，有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之嫌，如此包含毒素之作品，则不仅对于当前学术思想无功勋，且与抗战建国宣传政策相违，危害非浅”6。在有关《野玫瑰》和“战国策派”问题上，这是《解放日报》最早发表的一篇消息，也是延安主流意识形态在延安当地的第一次发声。它对事件来龙去脉的报道虽然显得相对中性、客观，但也隐含了该报的立场和态度。
近一个半月后，《解放日报》于6月28日就《野玫瑰》问题再次发表消息，除对重庆戏剧界同人抗议其获奖之事作出简述外，重点报道了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等招待戏剧界同人茶会上国民党当局要人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不顾剧界同人严重抗议而“仍持原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潘公展更是认为，“《野玫瑰》不惟不应禁演，反应提倡，倒是《屈原》剧本‘成问题’，这时候不应该‘鼓吹爆炸’”。这则消息的主体，源于《时事新报》对该茶会情况的报道。7与《解放日报》5月14日所刊消息一样，这也间接地显现出了该报的立场和态度。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立场和态度在这则消息的开头和结尾部分还得到了直接的表露。消息开头即坐实了《野玫瑰》的性质是“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如上所引，“有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之嫌”，本是该报5月14日消息中所引重庆戏剧界同人信函中语。但是，到这则消息中，作出这一判断的主体却是《解放日报》而不再是重庆戏剧界同人，而且原先的“有……之嫌”到这里则转而成了确凿不移的断语。消息结尾云“《野玫瑰》现在后方仍到处上演”8，也意在强调该剧应该停止上演，而不应继续播撒流毒。
在重庆剧坛，在《野玫瑰》公演后不久，大后方进步文艺界推出了郭沫若编创的历史剧《屈原》。该剧自4月3日由中华剧艺社首演后，在重庆引起巨大反响。自此，在重庆舞台上，就形成了《屈原》与《野玫瑰》对峙之势。国民党要人潘公展对《屈原》的打压、对《野玫瑰》的吹捧，即是在此情况下发生的。延安文艺界同人洞观这一形势，在批判《野玫瑰》时或将之与《屈原》相比，或在评论《屈原》时而捎及之。7月5日，江布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其题目即为“《屈原》和《野玫瑰》”。文中对《野玫瑰》的评价，主要依据的是《解放日报》6月28日的消息。他指出，《野玫瑰》是“一个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有毒素的作品”，《屈原》则是“一支新的正气歌”，表现出了屈原“矢志为国家为民族的气节”。因此，潘公展肯定《野玫瑰》、指认《屈原》剧本“成问题”，便“是大人先生们胸怀底自白，是他们行动的一个绝妙注解”。这就进而将对《野玫瑰》的评价与对肯定《野玫瑰》者的抨击结合了起来，揭露了以潘公展为代表的权贵们丧失气节、为汉奸开脱的“奸邪险恶”的本质。9六天以后，金灿然也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以杂文笔调批判了潘公展所谓《屈原》“成问题”的厥词。在《屈原》一剧中，张仪称赞南后“你真是精明呀！尤其是封住了疯子们（指屈原、婵娟等——引者）的嘴，那是最好的办法”；楚王也应和说：“是的啦，封锁住他们的嘴，免得搅乱人心。”作者由此对白引申开去，写道：“‘疯子们’的嘴（笔）被勒住或将被勒住以后，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之《野玫瑰》盛开起来，并且获得了奖金。”10这就在批判潘公展的谬论时顺手给了《野玫瑰》一枪，说明《野玫瑰》在性质上是与“满纸充溢着正气”的、歌颂“抗秦派”的《屈原》完全对立的。
综上，从1942年4月至7月，延安各界（包括文艺界、思想文化界等）集中批判了陈铨创作的《野玫瑰》。这是延安各界批判“战国策派”的开始。在这一批判中形成的结论，似也成了延安各界的共识。如何其芳在1946年10月所作的一篇文章中还称《野玫瑰》是“宣传法西斯思想汉奸思想”的11。在集中批判《野玫瑰》两年多后，延安各界对于“战国策派”的批判最终又在批判陈铨主编的、以提倡“民族文学运动”为宗旨的《民族文学》杂志中结束。1944年8月8日，在《民族文学》终刊半年多后，《解放日报》第四版“文化、生活”栏发表未署名文章，重点批判的是1943年9月陈铨在该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的《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中的观点。虽然如此，文章起首对《民族文学》的性质和倾向仍然作出了整体性的概括，称它“是一个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刊物。它或者公然歪曲与侮蔑进步的历史事实，或者谈批评、谈创作、谈恋爱、谈人生，而在那里面掺进法西斯主义的毒药”，结尾处又严正指出：“在大后方严密的书报杂志检查法网之下，这种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刊物，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向出版界放毒，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家里岂不是怪事。”12文中没有对《民族文学》所刊发的文章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但却以其“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这一定性判断明确表达了延安主流意识形态批判和否定《民族文学》的态度。
二
延安各界批判“战国策派”，其起点是文艺、终点也是文艺。在对“战国策派”文艺的批判中，除方纪外，延安各界基本上是一种定性判断，而没有作出充分的论述和深入的剖析。在“战国策派”批判中，真正显示出延安各界理论深度的是其从历史哲学、伦理思想、政治理论层面展开的批判和剖析。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以《野玫瑰》为代表的“战国策派”文艺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当时，大后方的批判者也敏锐地发现了“战国策派”文艺思想与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关系，指出：“《战国》上的文艺思想也正是这一系列的法西斯思想中的一部分。”13众所周知，陈铨是深受尼采超人哲学影响的。《野玫瑰》在塑造女主人公夏艳华时就流露出了这种影响的痕迹。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夏艳华的“才力超人一等”，她“似乎不是血做的，肉做的，也只有尼采式的超人才做得到”14。因此，从这一角度说，延安各界从思想层面展开对“战国策派”的批判，即是对批判“战国策派”文艺的延展、补充和深化。
在倡导民族意识时，“战国策派”曾大力鼓吹政治集权和英雄崇拜。在林同济看来，“个性潮流，根据个人才性的尊严与活力而主张自由平等，是一种离心运动”；“国力潮流，注意统一与集权，是一种向心运动”15。谷春帆也认为，现代“世界再分割的战争，是强与强的战争”；在“这样白热残暴的战争”中，“双方均不得不竭尽国家全付精力。因此国家主义全能主义更要抬头”16。这也就是说，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实行集权的政治制度是必然的。陈铨在发起“民族文学运动”时也从反面论述了集权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集权，就会导致“全国民众意见纷歧，没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人物，中心的政治力量，来推动一切，团结一切”；认为“这是文学的末路，也是民族的末路”17。他们还突出“中心的人物”之重要性，大力鼓吹英雄崇拜，认为“养成英雄崇拜的风气”是“中国目前最切急的问题”18。
对于“战国策派”所鼓吹的政治集权和英雄崇拜的批判，延安思想文化界是从剖析其以唯心史观为基础和特征的历史哲学入手的。陈铨推崇19世纪后期出现的“把人类意志作为历史演进的中心”的“意志哲学”19，声称“意志是人类一切行为的中心”，鼓吹“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认为“生存意志是推动人类行为最伟大的力量”，而只有“权力意志”得到伸张，才能成为“优秀的人物”20。对于陈铨的这一“意志哲学”，批判者予以了尖锐的批驳，指出这是一种“反动的唯心史观”。在对陈铨所鼓吹的“意志”的批判中，李心清选择“权力意志”为靶的，并对之作出了这样的引申：“对内要独裁政治，对外要侵略战争，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是‘最优秀的人物’，法西斯发动世界侵略战争是‘人类生活最新的时候’，因为这些都是‘权力意志’‘伸张’或‘充分发挥’的所在。”21在这样的引申中，陈铨“意志哲学”的荒谬性便暴露无遗了。
在对“战国策派”历史哲学的批判中，除了揭露其“意志哲学”外，批判者还将矛头指向了其所鼓吹的英雄史观。“战国策派”的英雄史观是建立在“意志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如陈铨主张，“人类历史演进的中心”是“少数人的意志”而不是“多数人的意志”，这里的“少数人”即是英雄，“多数人”则是群众；而“英雄就是群众的领袖，就是社会上的先知先觉，出类拔萃的天才”，“本来应当受人崇拜”。22对此，李心清以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为武器予以了反击，指出：英雄“是从群众中产生的，是群众所创造出来的”；而“倘若在民族解放战争的今天宣扬法西斯主义，宣扬专制主义，那就是违反中国人民的要求，为中国人民所唾弃，就不是中国人民所公认的爱戴的英雄，而是自吹自擂的‘英雄’”。23两年多后，《解放日报》还发表文章，驳斥了陈铨的“英雄与历史是分不开的，历史进展的迅速，就看英雄识见的高下”24的观点，指出他所谓的“英雄”（或曰“强者”“权威者”）实际上“就是独夫，就是压迫者”25。这就进而深刻地揭露了“英雄崇拜”中所含有的专制毒素。
为了如陈铨所说“养成英雄崇拜的风气”，林同济也曾撰文弘扬“大夫士精神”、提倡忠、敬、勇、死的刚道人格26，对此，叶蠖生从伦理思想层面予以了揭露，指出林同济强调“忠”“义”是“另有政治上的用意”的。这种传统的封建道德鼓吹“忠于一人”，在当时是“适合于法西斯说教，忠于领袖，迷信领袖，领袖是高不可及神人等等的理论的”。因此，林同济搬出这种已经腐朽的封建道德，是“违反民主利益、抗战利益”的。他正面指出，“在今天，我们也并不反对提倡忠孝的美德，但所要的是忠于民族利益”，而不是“忠于服从个人”。27叶蠖生通过对林同济所提倡的“大夫士精神”的具体剖析，从伦理思想这样一个特定角度也否定了“战国策派”鼓吹的“英雄崇拜”。
在对“战国策派”的历史哲学和伦理思想作出剖析和批判后，批判者进而从政治理论层面揭露了“战国策派”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在他们看来，“战国策派”所持的是以“‘少数人’的‘权力意志’为‘人类历史演进的中心’的唯心史观”，这种唯心史观一旦运用到政治上，就会导致“歌颂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法西斯主义”。由于中国当时被侵略的特殊国情，批判者们自然更着意于揭露其“歌颂对内独裁”的一面。在他们看来，国家民族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而不能将之绝对化、神秘化，因此，“战国策派”的“不加任何解释的国家民族之神圣观念，是没有道理的，是反动的”28。一方面，“战国策派”所兜售的“国家民族之神圣观念”是抽象的、不科学的，有人会利用这种观念以售其奸，以遂其私。“战国策派”所标榜的民族主义是经不起分析的，它戴着“假民族的面具”而实含“危害民族的毒素”，本身即是“一种用民族的招牌来欺骗人民，牺牲人民，只为少数社会寄生者，民族的害虫谋利的法西斯的虚伪民族思想”29；不但如此，这种思想还为别有用心的“少数人”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工具，使之“在那里利用国家、民族名义，政令、法令的招牌，企图独裁，企图排除异己（如《战国》的许多作者所馨香祷祝的），以遂其‘少数人’之私”。另一方面，“战国策派”从这种“国家民族之神圣观念”出发，必然会鼓吹施行独裁的政治制度，而独裁政治则是“反对民主主义，反对个性，反对自由平等，要求集权，要求经济干涉，要求思想统制”。30毫无疑问，这正是一种法西斯主张。陈铨在《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一文中肯定中世纪时罗马教皇承袭了罗马人的“集体主义”，认为18世纪以后的天赋人权与民治主义都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而五四运动也犯了“要求个人解放”的错误。对此，《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陈铨在“公开主张恢复中古时代的专制主义，反对实行民主”31。
三
延安各界对于“战国策派”文艺及其历史哲学、伦理思想、政治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1942年4月至10月。当时，延安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统一全党思想的整风运动，旨在统一文艺界认识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也是在此期间召开的。在这样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为什么延安各界特别是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会如此关注在大后方活动的、且其活动已到消退期的“战国策派”并对之集中展开批判？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动因的。如前所述，延安各界对于“战国策派”的批判始于对《野玫瑰》的批判，它们主要根据大后方进步文艺界的评价，对《野玫瑰》作出了“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这一定性判断。但是，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一定性判断与作品本身是有一定出入的。大后方进步文艺界作出该剧“有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之嫌”的判断，源于该剧对汉奸王立民的塑造。有别于以往此类形象塑造中的概念化、脸谱化处理，陈铨在刻画王立民形象时赋予了其较多的个性化特征。例如，那时出现的大量的“汉奸戏、间谍戏”中，“十个里面有九个是把汉奸写得太脓包”，而剧中的王立民却不同。他“是一个有才智的人，而且他有他的人生观。他要的是政权”。又如，剧中这个对国家民族无情无义之人，却把女儿曼丽视为自己“惟一的安慰惟一的光明”加以关爱，表现出了很深的舐犊之情。这打破了“汉奸应永远是曹操式的人物”的写作模式，避免了“那种击鼓骂曹式的肤浅的发泄”32，从而使王立民这一形象显得相当复杂、立体。剧中刻画王立民的核心情节是他从“所抱的极端个人主义”这种“错误的思想”33出发，为了满足自己“争取支配的权力”之私欲而不顾民族大义，出任伪北平政委会主席。对他的这种思想和行为，该剧始终是持鲜明的批判和否定态度的。正因如此，即使是较早发起对《野玫瑰》批判的颜翰彤，也承认该剧“在大体上，不妨说是一个反汉奸的剧本”34。当剧中王立民以“假如国家压迫个人的自由，个人为甚么不背叛国家”的说辞为自己落水当汉奸辩护时，曼丽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不应该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讲，应当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讲。因为民族没有自由个人就没有自由。”作者以此对王立民混合了权力意志的“极端个人主义”作出了批判。在其临死之前，他的对手夏艳华更是当面向他宣布：“你最厉害的对手，就是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民族意识。”总之，在王立民形象的塑造上，《野玫瑰》以鲜明的民族意识对其“背叛国家”的行径作出了鞭挞，并深挖了其“背叛国家”的根因即在其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追求权力意志的“极端个人主义”。因此，在意识倾向上，说剧作“同情”王立民及其“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倔强的英雄的灵魂”，并进而认为剧作“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是缺乏足够的文本依据的。
自然，延安各界认同大后方进步文艺界对《野玫瑰》的评价、并对《野玫瑰》作出这样的定性判断，不是就事论事的结果。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部剧作与“战国策派”有着密切关联。对于这二者的关联，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的阳翰笙后来也强调过。他说，“分析《野玫瑰》要联系‘战国派’”35。这也就是说，在方法上，对于《野玫瑰》的评价，不能单就剧作论剧作，而要联系“战国策派”其他所有的言说。正是在这里，延安各界表现出了将“战国策派”言论视为一个整体予以全面审视、批判的思路。事实上，较早批判《野玫瑰》的来自大后方的颜翰彤和来自延安的方纪即均有意突出了这二者之间的关联。由于这部剧作的作者是“战国策派”的主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作为“战国策派”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符号，便成了人们批判“战国策派”的一个靶的和引子。延安各界对《野玫瑰》的否定也主要是在这一意义上作出的。因此，可以说，他们对《野玫瑰》作出这种否定性判断，其意义主要不在如何具体评价《野玫瑰》上，而在借此表明他们对“战国策派”的整体性批判态度上。他们批判“战国策派”真正的重点是其历史哲学、伦理思想和政治理论。在这种批判中，寄寓着延安各界在民族革命斗争中对阶级利益的合理关切和诉求。
如前所述，在“战国策派”思想体系中，受到延安各界猛烈抨击的是他们所鼓吹的政治集权和英雄崇拜。这两点之所以成为延安各界批判的焦点，背后具有复杂的阶级政治的背景。“战国策派”以民族主义为标榜，倡导“尚力政治”，宣称“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36其主将之一陈铨发起民族文学运动，也是为了“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希冀借此运动使国家“在现今战国时代达到光荣生存的目的”。37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时，“战国策派”自称“非红非白，非左非右”，超越阶级和党派而将“民族”置于首位，希望将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其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取得胜利”而得以“光荣生存”。应该说，这种将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的价值取向在当时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全面抗战背景下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一切爱国者的共识。例如，早在1938年11月，毛泽东就强调了“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38。即使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从四年来的抗战实际出发也仍然肯定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意义的伟大”39。但是，“战国策派”从大体正确的前提出发却导致了对于政治集权和英雄崇拜的大力鼓吹。而这正迎合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需要，客观上起到了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张目的作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族的抗战。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对内不断强化其专制统治。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统一革命理论肃清政治斗争之意识案》，提出“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40。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政府相关机构于1939年3月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鼓吹“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次月，国民党中央又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现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为了维护政治上的独裁，国民党还强化了文化统制政策，先后宣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审查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此后，国民党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更不顾民族大义先后于1939年底至1940年初、1941年1月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充分暴露了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目。
“战国策派”从成立到其活动鼎盛期，正是统一战线内部国共矛盾激化之时。对于国民党的专制政治，中国共产党以“民主”为旗帜作出了坚决的斗争。在“战国策派”成立前两个月，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毛泽东将“抗日”和“民主”称作“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民主”则是“中国缺少的东西”；而如果“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他强调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而国民党借宪政之名欺骗人民，“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41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42在此背景下，“战国策派”大力鼓吹政治集权，事实上迎合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需要，为其专制独裁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他们所提倡的英雄崇拜，在当时的情况下，又内含了崇拜“领袖”之义。如雷海宗就说，抗战以来，“我们已有了全民族所绝对拥护的领袖”43。这与国民党提出的“一个领袖”也是一致的。显然，提倡这样的英雄崇拜，其结果又进而强化了其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因此，为了声讨国民党的专制政治，就必须批判“战国策派”为这种专制政治提供合法性的言论；而批判“战国策派”的这些言论，实际上同时也是在抨击国民党的专制政治。这是延安各界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之时关注并批判在大后方活动的“战国策派”的重要原因。
结 语
综上所述，在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中，文艺是贯穿始终的一个部分。对陈铨的剧作《野玫瑰》及其所编的《民族文学》杂志的批判，构成了其起点和终点。对《野玫瑰》，延安各界明确作出否定性判断，其意义主要在于以此表明其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态度。与“战国策派”作为综合性思想文化（文学）派别的性质相契合，延安各界还将这一批判由文艺延展到其他领域。他们以《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从历史哲学、伦理思想、政治理论等层面进一步展开对“战国策派”的批判，以深入的分析重点揭露和抨击了“战国策派”所鼓吹的政治集权和英雄崇拜。这显现出了批判“战国策派”的整体性思路。在延安整风运动蓬勃掀起之际，延安各界之所以高度关注“战国策派”的活动，并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展开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是因为“战国策派”的相关言论迎合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需要。因此，批判“战国策派”的相关言论，同时也是在抨击国民党的专制政治。其中寄寓着延安各界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对阶级利益的合理关切和诉求，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44。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阶级利益的持守，其目的最终也是为了巩固统一战线、实现抗日救国的民族利益；用《中共中央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中的话说，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45。这是因为只有“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必然牺牲统一战线”，46也必然牺牲民族利益。虽然大后方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是在延安之前展开的，且其中许多批判文章还发表在中共在大后方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上，但是，由于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特殊地位，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便具有了更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研究”（项目编号：18AZW01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38 44 46 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538、539、539页。
2 方纪：《方纪（自传）》，《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第1辑），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5页。
3 34 颜翰彤：《读〈野玫瑰〉》，《新华日报》1942年3月25日。
4 方纪：《糖衣毒药——〈野玫瑰〉观后》，《时事新报》1942年4月8、11、14日。
5 方纪：《一点异议》，《时事新报》1942年5月3日。
6 《剧界人士认为〈野玫瑰〉含有毒素函请教部撤销嘉奖案》，《解放日报》1942年5月14日。
7 《“戏剧界茶会”速写》，《时事新报》1942年5月20日。
8 《〈野玫瑰〉一剧仍在后方上演》，《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
9 江布：《〈屈原〉和〈野玫瑰〉》，《解放日报》1942年7月5日。
10 金灿然：《“屈原”为什么“成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7月11日。
11 何其芳：《文艺的堕落——未完成的论文〈人生观与艺术观〉之一节》，《何其芳全集》（第2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页。
12 《〈民族文学〉与法西斯谬论》，《解放日报》1944年8月8日。
13 欧阳凡海：《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群众》第7卷第7期，1942年4月。
14 32 西滢：《〈野玫瑰〉》，《文史杂志》第2卷第3期，1942年4月。
15 林同济：《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历史观》，《大公报·战国》副刊第1期，1941年12月3日。
16 谷春帆：《广“战国”义》，《大公报·战国》副刊第18期，1942年4月1日。
17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大公报·战国》副刊第24期，1942年5月13日。
18 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
19 22 陈铨：《再论英雄崇拜》，《大公报·战国》副刊第21期，1942年4月22日。
20 陈铨：《指环与正义》，《大公报·战国》副刊第3期，1941年12月17日。
21 23 28 30 李心清：《〈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
24 陈铨：《少壮的阶段》，《民族文学》第1卷第2期，1943年8月。
25 《〈民族文学〉与法西斯谬论》，《解放日报》1944年8月8日。
26 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大公报·战国》副刊第17期，1942年3月25日。
27 叶蠖生：《提倡“大夫士精神”的真义何在》，《解放日报》1942年10月5日。
29 31 《〈民族文学〉与法西斯谬论》，《解放日报》1944年8月8日。
33 林少夫：《〈野玫瑰〉自辩》，《新蜀报》1942年7月2日。
35 申列荣、石曼编：《戏剧的力量———重庆抗战戏剧评论选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9页。
36《本刊启事（代发刊词）》，《战国策》第2期，1940年4月。
37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的意义》，《大公报·战国》副刊第25期，1942年5月20日。
39 周恩来：《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新华日报》1941年6月15日、22日。
40 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8页。
4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732页。
42 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5页。
43 雷海宗：《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20页。
45 《中共中央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解放》第131、132期合刊，1941年7月。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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